火灾催生的副本

火灾，从来都是皇宫的梦魇，也是藏书的浩劫。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与大批珍贵典籍随之北迁，收藏于紫禁城文楼。该书稿本仍存南京的文渊阁，正统十四年六月，南京故宫谨身殿被雷电击中起火，迅速蔓延，阁中藏书与《永乐大典》原稿皆付之一炬，所幸正本已转移至北京。

比较起后来的满清，明朝诸帝对皇子的教育乏善可陈。除了比较关注皇太子，其他皇子15岁“出府”（即离开紫禁城，住进自己的府第），再年长一些就要“之藩”（离开京师，到达藩国封地），读书只能是由着本人习好来了。朱棣下旨编成煌煌然11095巨册的《永乐大典》，自是欣慰欣喜，赐名题序，然后就是束之高阁，似乎没有再翻阅过。他的儿子仁宗朱高炽在位甚短，孙子宣宗朱瞻基算是有为之君，却都没见阅读该书的记载。此后诸帝中，孝宗朱祐樘应是较为重视《永乐大典》的一个，经常派人到文楼取来若干册，置诸御案上，随时翻阅。据说曾从中辑录一些稀见的禁方，赐给太医院御医或个别官员。

弘治五年五月，内阁大学士丘濬呈上新著《大学衍义补》，并写了一道长疏言事，关键词为历朝经籍的收藏和民间图书的搜访。这个一向口气很冲的大儒，对青年皇帝亦不乏指教意味，上来就说：做皇上要处理的政务再多，也只是一世一时之事，唯有经籍图书乃万年百世之事，“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基于此事的重要与急迫，丘濬建议孝宗：派员清查内府藏书，登记造册，并建立起严格的保存和借阅规则；对重要典籍如实录、宝训等，分派翰林院等官抄录副本；将藏书之所分为三处，在京师有内阁和国子监，在南京设于翰林院；如有缺少的书籍，命地方官广为访购或抄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者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一月以里送官。其有王府处启知借录，多方差人询访，设法搜采，期于尽获无遗。行仰所在有司，将各处赃罚纸札，并给官钱措办笔墨之费，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既毕，以原本归主，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进呈。

丘濬自知工程量浩大，特别标举成祖兴修《永乐大典》之例，曰：

太宗皇帝当多事时，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学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轻，伏乞睿照。

明孝宗时年23岁，谦和温煦，爱读书，对这位三朝老臣很尊敬，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没传谕抄录实录副本，也没让各省询访佚书，以不了了之。200多年后，乾隆两次发布征书之谕，其方式和细节与丘濬的建议颇为相像，只不知看过老丘的奏折没。

对《永乐大典》更为重视的，应属弘治皇帝之侄、明世宗朱厚熜。当喜爱折腾的武宗突然驾崩，膝下无子，15岁的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而他很快就陷入议礼的政治漩涡，按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等重臣的设计，小皇帝应称孝宗为皇父、张太后为皇母，而叫亲生父母为皇叔皇婶；因厚熜为独子，礼臣拟让其叔益王的次子入嗣兴藩，为新帝的父母另行选配一个儿子。阁臣与礼部大员自以为想得很周到，自以为乃“万世不易之法”，孰知少年天子天性至孝，坚拒接受，在奏议后愤然批曰：“父母可移易乎？”所谓“大议礼”就此拉开序幕，持续数年，其间礼臣联名上议，翰林科道纷纷谏诤，朱厚熜也曾向杨廷和私下求恳，甚至派近侍到礼部尚书毛澄家中送金条，皆被拒绝，终于将新帝推向极端，引发左顺门血案。出于与臣下论辩对驳的需要，世宗开始从《永乐大典》中寻找依据，大量翻检阅读前代礼典，注重有关宗法体制，尤其是帝位传承的记述，天资聪慧的他渐渐成为礼学专家，降旨编成《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也爱上了这部几乎无所不包的大书。

转眼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夏天，京畿地区一春少雨，旱情严峻，崇信道教的世宗于四月十二日亲至“雷霆洪应坛”祷雨，次日下午即雷雨大作，君臣无不喜动颜色，孰知当晚戌刻（19点-21点）紫禁城被雷电击中，引发大火。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至华盖、谨身二殿及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并午门，午门左、右廊尽毁。越日乃熄。（《明通鉴》卷六十一）

皇宫中栋宇相接，加上人心叵测，过些年就会发生大大小小的火灾。朱厚熜刚登基，清宁宫后面的小房即失火，二十六年十一月大内再次起火，但远不如这一次受灾严重。他以为是上天示儆，数日后下罪己诏，“方喜灵雨之垂，随有雷火之烈”“仰惟仁爱之昭临，皆是朕躬之咎重”，表示要深刻反省。

明世宗不喜欢殿阁逼仄的大内，长期居住水木清华的西苑，当众人忙着救火之际，他忽然想起收藏在文楼中的《永乐大典》，急令左右飞速传谕，上紧将《永乐大典》搬运到安全地点，唯恐有失，接连发出三四道严旨。

上闻变，即命左右趣登文楼，出《大典》，甲夜中谕凡三四传，是书遂得不毁。（《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

史家之笔，往往所记甚简，无法再现当时情景。大火迫近，而雨仍下个不停，人们怎样将为数众多的《永乐大典》抢运出来？临时存放在什么地方？皆不得而知。所可感受到的是明世宗之关注急切，一遍遍派人赶往现场督办，三殿中陈设的奇珍异物海了去了，而置之不顾。

这场大火也提醒世宗，以孤本存在的《永乐大典》一旦受损，将难以弥补。他希望能抄录一个副本，也曾与内阁大学士徐阶多次谈起，君臣都清楚此事工程量巨大，是以一天天拖了下来。四十年十一月，世宗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夜间起火，扑救不及，“乘舆服御及先世宝物尽毁”。皇上被迫迁入低矮潮湿的玉熙宫，惊魂稍定，再次想起重抄《永乐大典》之事。数月之后，朱厚熜搬回整修一新的永寿宫，将民怨沸腾的严嵩父子罢斥，下诏重录《永乐大典》。此乃四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世宗对内阁首辅徐阶说：“及此秋凉，可理也。”这句话可证君臣之间曾多次探讨重抄事宜，意思是：趁着这秋高气爽，开始办理吧。 永乐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