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的荣耀：共和国的功勋荣典史

2021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七一勋章是现行中国共产党内功勋荣誉制度中的最高荣誉，于2017年7月22日起正式启用。建党百年之际的这次授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颁发七一勋章，重要而特殊。

现场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他们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29位获勋者中，有一位叫李宏塔的老人。1949年出生的他与共和国同龄，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曾在民政系统工作18年，是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被授予七一勋章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李宏塔说，他将把勋章送到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以告慰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现今荣典制度体系的主干由“五章一簿”组成，“五章”是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一簿”则是指功勋簿。

这一共和国荣典制度，始于党的十八大之后。其中，共和国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首次颁发，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目前授勋9人，有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人士；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目前授勋10人，有麦贤得、景海鹏、王刚等将士；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如“人民科学家”南仁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等；友谊勋章则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2021年七一勋章的颁发，意味着中国现有最高的勋章荣典，终于悉数颁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下称“党史展览馆”）内，这些勋章被陈列在不同主题板块下，面向公众展出。

党史展览馆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9号，毗邻鸟巢，与首都中轴线遥相呼应。它的建设，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展览馆整体呈“工”字形，远看上去高大肃穆，经典的柱廊风格和中式建筑纹样相结合，于建党百年之际正式对公众开放。整个展览馆耗时1000多天建成，建筑面积有14.7万平方米之巨。馆内用3500米展线、4500件（套）文物实物，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途。

展览馆内的文物，集国内各大博物馆、纪念馆之菁华，很多文物的珍稀程度，超乎参观者想象。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的手稿陈列在展柜内，满目的修改痕迹记录着关于剩余价值的算式；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匾在此伫立，斑驳的裂纹讲述73年前的往事；还有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与他被捕后的亲笔自述，静静地摆在了他就义时的奉系军阀绞刑架旁。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神色未变，从容就死”，他就义时的这个绞刑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收藏的第一件革命文物，编号为0001。

在展览第四部分，馆内三楼一处墙上，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勋章、友谊勋章被摆在一起陈列，在灯光的照射下金光耀眼，不远处还有八一勋章和七一勋章。这些勋章均呈金色，刻有红星、红旗等共产主义元素，底纹有长江、黄河等中华意象，章体饱满而立体。

一般意义上的勋章是襟绶（佩戴在胸前），但这些勋章均为领绶（佩戴于脖子上），充满了荣典特有的仪式感。共和国勋章等国家勋章配着金色章链，链上细致地雕琢着中国结、牡丹纹等元素，做工精美。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则是织物绶带，分别运用了向日葵、橄榄枝等意象。

五大勋章外，馆内还收藏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诸多重要证章：1933年夏天中央苏区颁发的红星奖章被陈列在苏区建设板块，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类解放纪念章则被制成了一面勋章墙，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大规模授勋颁发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则与开国元勋的军服摆在一起，遥相述说着革命年代的激荡往事。

1931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发的红旗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政权后所颁发的第一枚勋章，因年代久远、颁发数量极少，现今鲜见于国内各大纪念馆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设立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最高荣誉红旗勋章，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做出突出贡献的红军指战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独立建立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三湾改编中开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称“红军”）在井冈山正式建立，在随后赣西南、闽西地区红军粉碎国民党“会剿”，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央苏区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后来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宝贵的执政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负责指挥军事斗争。在那个红军四面受敌的年代，红旗勋章主要是为了完善当时军队建制、动员将士战斗精神而设，但勋章却是由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发，代表着一个初生共和国的意志。

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红旗勋章被授予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8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革命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与朱德率红军连续三次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领导人，在反“围剿”中连立战功。1932年12月，宁都起义一周年前夕，红旗勋章还被授予给其领导者董振堂和赵博生。

不过在当时，国民党对新兴的工农政权连连“围剿”，授勋的仪式感无法完全满足，方志敏、徐向前都没有第一时间拿到勋章。因战事紧张，联络不便，远在赣东北苏区、闽浙赣苏区独自活动的方志敏时隔16个月后才收到勋章。在给他授勋的苏区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方志敏激动万分，表达了对党和中央苏区的感谢，更立下为苏维埃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地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做坚决斗争，目前我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一致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1934年10月，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军战略转移的过程中被俘，他拒绝了国民党劝降，于当年夏天牺牲。另外两名红旗勋章获得者赵博生、董振堂也分别于1933年、1937年牺牲。红旗勋章目前在国内难觅踪影。因年代久远，今日的我们只能从模糊的黑白照片中，勉强分辨出它的模样。

红旗勋章外观简洁朴素，外形是一颗五角星，中间呈圆形，像是一块硬币，勋章中心会聚了象征工、农、兵的各种元素：红旗、镰刀、锤子、麦穗，还有一支枪杆，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权，刻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中文字样。

红军时期的奖章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美术史学者刘寅凯指出，早年间中央苏区的勋章，在造物美学上有着明显的苏联印迹。1928年广州起义期间，起义军所颁发的纪念章和攻打捷胜镇胜利纪念章，都借鉴了苏联徽章和图案。1918年，苏俄曾设立过自己的红旗勋章，1924年将其设计与样式在各个共和国统一，以苏俄样式为基础，用俄文刻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然而，最早的“红旗”并非来自苏联。19世纪的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在革命中第一次打出漫天红旗，红旗从此被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旗帜。苏俄成立后，废除了沙俄治下的所有勋章，设立“革命荣誉红旗”，引领了后来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红旗潮流。1927年9月，秋收起义打出了红军史上第一面军旗，由旅法归来的团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设计。何长工在法期间学过几何，见过苏联红军的红旗样式，于是大胆借鉴，设计出首面红底、带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图案的军旗，写上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文字。后来，中革军委明文将该设计理念大致延续下来并进行了更新调整。

“解放军对于奖励证章的审美多受苏联的影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设计部艺术设计室主任夏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曾参与设计了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重要证章。夏鑫说，苏联奖章以厚重、饱满为特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大家从观念上认为，我军的证章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会根据国情对勋章进行本土化的改进与创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以农业为主，交通闭塞，因此红旗勋章在设计时没有使用苏联的橡树叶和月桂枝，而是选用了麦穗等当地农作物作为中国本土符号，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功勋荣誉类造物。

不过与苏联勋章的饱满相比，红旗勋章相对单薄扁平，刘寅凯谓之“手工感极强”。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央苏区没有现代工业，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勋奖章都是要靠造币厂制造出来，中央苏区亦不能例外。他们于1931年11月成立中央造币厂，在被封锁的困境中，用简单工具徒手雕刻模具，再用机器冲压出来，这才制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枚重要勋章。

由于军事斗争一直伴随着初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多次“围剿”与反“围剿”中，中央苏区将功勋荣誉制度进一步深化，颁发主体向军队聚焦。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设立红星奖章，共分为三等。一等红星奖章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等授予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三等授予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在发布命令时说：“在革命战争的进展当中，每一个红军军人，其阶级的政治觉悟为自己工农的解放英勇地与敌人作殊死的武装斗争，固然是其应有的职责，然而就其牺牲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看来，其有特殊功绩应给以表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两天之后，南昌起义的8月1日被追认为红军成立纪念日，也是如今“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1933年8月1日，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举行阅兵典礼，项英向有战功的红军指战员授予红星奖章。与红旗勋章一样，一等红星奖章获得者很少，最后只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被授予；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绍辉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杨得志、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在党史展览馆内的苏区建设板块，可以一览三种红星奖章的真容。按等级不同，它们的外形略有差异。一等红星奖章为金制，呈十角星芒状，似是两颗五角星叠合，通径5.4厘米；二等为银质，外形与一等奖章雷同，通径4.3厘米；三等为铜制，呈五角星状。所有奖章配有挂链，中心有红色珐琅五角星，两侧被麦穗环绕着，刻着“红星”字样。馆内的标注提醒，这些都是国家一级文物。

红星奖章的颁发依据，主要是对战功的褒奖，而并非职务高低。展览馆内的红星奖章，所有人是朱德和周恩来（一等）、彭绍辉和陈伯钧（二等）、杨得志（三等）。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指挥红一方面军，在1933年歼灭国民党军近三个师，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二人在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后捐出了这两枚奖章，如今借展于党史展览馆；彭绍辉是红五军第1师师长，在霹雳山战斗中被敌人击伤左臂后仍带伤作战，坚持指挥，最后在战事胜利后截肢；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曾奉命率团坚守阵地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队三个师轮番进攻。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进程中，红星奖章进行了二次授勋，三个等级的奖章获颁者分别是0人、8人和74人。

中央苏区大规模颁发红星奖章，仅限于1933年和1934年的两次建军节。1934年秋，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况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在艰苦的长征之中，勋章发挥着激励士气的作用，在强渡乌江的关键战役中，红星奖章被授予在该战役中表现英勇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连长毛振华。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在川西藏地的一间简陋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了徐向前，后者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良久，在此前被授予了红旗勋章。因相距甚远，红军一直为他保留勋章，直到此次长征会师，才由毛泽东把勋章授予徐向前。徐向前很是激动，这次授勋让他记忆尤深，晚年时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写道：“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那之后，由于制造机器没能随队带出，抗日战争接连又起，红旗勋章和红星奖章由此停止了颁发。

即便如此，从建立红色政权到长征，从红旗到红星，整个过程像是革命道路的一次淬炼，勋章与授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革命里程碑般的纪念作用，像是一个少年不停生长的刻度，一次次给予了新生政党关键时刻的仪式感与集体记忆。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主体性与成熟度在逐步发芽显现，并愈发强化。如果说红旗象征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传播和普及，那在此时，红星已在慢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象征，开始被频繁提及和使用。

刘寅凯指出，虽然红旗勋章和红星奖章很早就停止了颁发，但其特征对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和新中国成立后功勋荣誉表彰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之后各类勋章、奖章和纪念章的滥觞，为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刘寅凯统计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设立的主要证章（截至2020年），发现在涉及10个年份的20种重要证章中，多数都采用了红旗和红星作为意象元素，其中有8种运用了红旗元素，19种运用了红星元素（有7种为“八一”军徽）。

红军时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仅以红星命名军队最高奖章，还特办《红星报》，由邓小平主编，在困境中被广大军民称为“大无线电台”。那个时候，红军各部队、团体星散在中国南方、西部各山区，却也在各自颁发的各类大会、毕业、战斗纪念章中统一镌刻下“红星”，像是某一种集体信仰。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红星的意义——自它在中国以一种本土化的形式诞生以来，就成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体象征，它放射状的构图是代表信仰的符号，逐步烙印在了人们心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旧址上有“红星”为底的标志，这颗五角星后来印在了苏维埃共和国国旗的党徽上方，代表着中国共产党。

红星的意义与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更加凸显出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政权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完成了历史使命，红军和南方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今日的党史展览馆内，可见那时候将士们的服饰与证章：按照国民政府统一编制的要求，“红星”消失了。

正是这一改变，一些红军将士产生了抵触和不满。为了给将士们做思想工作，在115师改编大会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劝慰道：“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的方向。”——时值红军成立10周年，总政治部特意给有10年以上军龄的全体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章体同样是一颗红星的形状，刻有“1927～1937”的字样。

红星照耀，红旗飘扬。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陆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经过几大阶段艰苦作战，解放中国广大国土。此时的红旗，开始代表着人民解放，被插在了全国各地。很多地区被解放后，解放军都会给参战指战员颁发纪念章：解放东北、解放华北、解放西北、解放华中南、解放西藏等，这些纪念章均以红旗为主要符号，不少也带着红星。

1948年，在战略进攻阶段，中共中央开始征求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近一年的汇集工作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却对各个送审方案不太满意。1949年3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6月，“八一”军旗和军徽应运而生。

由革命缔造的政权总是倾向通过国家纪念的方式，来宣告新纪元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后对革命者的悼念和铭记——如果说所有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有一块共同的“勋章”，那这块“勋章”非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莫属，它是以丰碑形式呈现的国家纪念和荣典。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京闭幕。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为纪念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牺牲的烈士，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兴建一座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奠基典礼。他宣读了纪念碑碑文，挖下第一锹土，在夜色中亲自为其奠基。而在当时，纪念碑的具体名称、设计方案与开建时间都尚待确定，甚至奠基的位置都与建成后的纪念碑有所差异。

今日回望，这十足地匆忙且超乎流程，但在那个特殊的前夜，却又是合乎情理的。学者王理万指出，新政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首次开幕，正是为了显示新政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将新旧政权的连续性和区别性以最为正式的形式表述出来。

这在纪念碑上处处有体现。碑文150字由毛泽东起草，以政协的名义发表，周恩来练习40余遍题写而成。在那篇著名的碑文中，国家的定义是中国，人民的定义是“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并非特指特定人物或“国家英雄”，而是为国家牺牲的普罗大众。

纪念碑在设计过程中，曾出现过关于林则徐、洪秀全等英雄人物的个人浮雕形象的讨论，不过在最终定稿时被全部隐去；纪念碑最初的名称还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在征集社会意见时，有解放军官兵提出，纪念碑纪念的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各时期的人民英雄，必须把“首都”两字去掉。最后，纪念碑保留下“人民英雄”的名称和群像。他们并非是以首都或个人英雄形象出现，而是代表着来自中国大地的广大人民群众。

但是，中国革命激荡几十年，哪些逝者才能成为“人民英雄”？1950年颁布的《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做出了详细规定，涵盖了辛亥革命中的反清斗士、东征和北伐战争中阵亡的烈士，以及五四运动以来因参加各种革命斗争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杀害的烈士，等等。

学者洪长泰据此指出，该项规定是对纪念碑碑文的法律解释，更加详尽地阐释了关于“中国”和“人民”的意象范围。其中，把烈士的定义追溯至辛亥革命而非1921年中共建党，说明是将“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作为烈士的主要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追溯到辛亥革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为此牺牲的逝者需要纪念和荣典，生者亦然，一如周恩来在奠基典礼上的致辞：“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从解放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对功勋的嘉奖就被提上了议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专设军衔奖励部门。在当时的军委内部，对功勋授勋是与全军实行军衔制并列的重要议程，授勋的条例流程、勋章样式等细节，与编制军衔、制定军衔标志与军服样式一并列入工作计划中。1953年8月，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正式提出了实行勋章、奖章制的建议：“颁发勋章、奖章条例，以代替过去不很完善的立功条例。”毛泽东批准后，相关部门开始草拟条例，到1953年底提交全军高干会议讨论时，条例已易稿15次。

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四项有关勋章奖章的条例和决议：据宪法规定，将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分别授予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同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规定勋章每种分一、二、三级，奖章不分级，勋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授予；奖章由国务院批准，国防部长授予；各级勋章、奖章都有其明晰的授予条件，在授予的同时会颁发证书。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授勋，以共和国之名义，规格高昂隆重，与授衔同时举行。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穿着新式军衔服的军乐队奏响国歌，毛泽东将元帅军衔一一授予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紧接着，他又颁发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第一个领受勋章的同样是朱德，穿着崭新元帅服的他走到毛泽东面前，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紧接着是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将帅。

开国将帅中，有144人同时荣获了三大一级勋章，包括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他们当年在怀仁堂所穿的55式元帅服、军衔以及三大一级勋章，现今很多都在党史展览馆内展出，属一级文物。在朱德、刘伯承捐赠的军服下方，陈列着他们获得的三大一级勋章与证书：朱德编号100004，刘伯承编号100008。

对于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范围授勋，国家高度重视，勋章制作考究。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是银质镏金，分别搭配红星和八一、红星和延安、红星和天安门等元素；各级勋章重量不一，但每枚勋章都另配了略章；勋章佩戴也有严格规定，现役军人一律佩戴在55式礼服右侧，沿下翻领边缘自上而下排列，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的顺序不能颠倒。略章不能和勋章同时佩戴，穿礼服时佩戴勋章，穿常服时佩戴略章。奖章同样遵循此规定。

据统计，1955年至1957年，共和国一共授予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3349枚，各种奖章52万余枚，授勋人数共计6.1万余人。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原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哪怕后来未参加解放军，比如张治中、傅作义、马鸿宾、刘文辉等就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傅作义在北伐和抗战中战功卓著，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八项条件，带领华北25万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让古都免遭破坏。毛泽东后来对他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颁发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1955年9月的那场授勋仪式中，毛泽东兑现了承诺。

但这一次大规模的授衔授勋中，并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影。据主管授衔授勋工作的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回忆，按勋章奖章条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应该被授衔授勋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度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中。但毛泽东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此事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周恩来也早在1953年就跟毛泽东表示：“我今后主要从事政府工作，就不要军衔、勋章了。”

勋章的颁发原计划分两期进行，1955年颁给现役军人，1956年颁给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后者对勋章的渴求甚至超过了现役军人。有军区政委曾提到，转业复员军人“很关心这件事，一再嘱咐我们把他们的请求转国务院与军委”。但遗憾的是，授勋颁发工作在实施时遭遇变动，对现役军人的颁发一直持续到1957年，当年6月进行了二次授勋，而绝大多数转业军人最后没能拿到勋章。原因在于，授勋的审批和政审极其严格，而革命时期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红军时期，一些档案不明确的人员，需要当年的上下级或同级来证明，导致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进展缓慢。比如上将邓华在1955年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才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而在此后，初生的新中国亟待建设，转业复员军人数量巨大、人员变动大，加之全党开始反右运动，授勋工作很难推进下去。为此，毛泽东提出转业人员不再授勋，加之他个人带头不要勋章，于是，预留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三个一级勋章未能正式颁发，由此才有了首获勋章的第一元帅朱德编号是004号的现象。

今日人们关于开国大典的记忆，主要停留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历史性一刻。在被影像记录和艺术创作形成的集体记忆外，大典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共计600多人，除各党派团体、军队代表外，还有来自工农群众的劳动代表。

其中一人叫刘英源，他曾是哈尔滨的一名电工。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败退哈尔滨时掐断了全市电源，80万市民没了电灯，工厂全部停工。刘英源带领工友们吃住在电厂，日夜苦干，将损毁严重的发电机修好，让全市恢复了光明。后来他调至长春发电厂、抚顺发电厂，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1950年，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刘英源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那是劳动人民价值开始被看见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当对革命英雄的表彰尚在准备阶段，共和国的荣典嘉奖很快就从军事拓展到社会，二者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一并开幕，大会将各地推选的劳动模范代表464人悉数评为全国劳模，其中工业代表208人、农业198人、部队58人，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先进典型，如刘英源、马六孩、李凤莲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参加了国庆大典，出席了毛泽东、苏联大使罗申及其他机关主办的招待宴会，还分头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闭幕会上，劳动代表与战斗英雄代表们联名发表《告全国军队与劳动人民书》等通电。这次大会明确，要将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树立英雄劳模与先进典型，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有的一种荣誉表彰和社会动员制度，这是共产党的属性决定的。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依靠外部支援，国民党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止了援助，致使边区政府举步维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说。

严峻的生存威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同时借鉴苏维埃时期的动员经验与苏联表彰模式，在边区发起了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吴满有等典型人物。吴满有是逃荒到延安的文盲农民，他勤劳肯干，善于琢磨，种地能收获超他人三倍的谷物，在缴纳公粮后还有很多盈余，还大购公债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因而被记者发现。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引发边区轰动，朱德高度称赞“吴满有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吴满有随后被命名为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吴满有一夜间成了边区名人，诗人艾青为他写诗，边区还为他创作了电影和木刻画，甚至有火柴、香烟也以其名字命名。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让他在吴满有家常住，学习种地，指定吴满有担任他的“农业大学”老师。农业上的“吴满有运动”与工业上开展的“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了当时延安精神的象征。

毛泽东是树立英模与先进典型的积极倡导者。从延安时期开始，他多次接见英雄劳模，为他们题词，还参加劳模表彰大会并发表讲话，号召所有人向劳模看齐。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劳模的三大作用：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1950年那场全国劳模大会上，毛泽东在贺词中进一步了明确了劳模的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那次表彰后，全国人民很快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国家的政治动员与民众饱满的社会情绪交融衔接，引发出积极的化学反应与社会效应。百废待兴中，朝鲜战火等国内外的紧迫形势激发了大众热情，到1956年4月，在历经6年的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后，表彰全国劳模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京召开，这次大会授予全国先进集体853个、先进工作者4703人，比1950年翻了10倍，范围也从工农兵拓展到以工业战线为主。之后，全国涌现出了掏粪工人时传祥、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王崇伦、纺织能手郝建秀以及后来荣获共和国勋章的申纪兰（时任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等先进典型。

1956年那次会议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广大职工纷纷投入到生产竞赛中，大批生产先进分子被授予光荣称号。仅在1956年，在全国先进生产运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逐级进行劳模评选表彰活动，辽宁、北京等八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重工业、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孟泰、马恒昌、王进喜、张秉贵等，都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他们在被评为劳模后，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更大的能量，其工作方法与精神，带动了更多人的生产热情与效率。比如纺织女工郝建秀工作中独创了细纱工作法，连续7个月细纱皮辊花率平均仅0.25%的新纪录，远超当时全国最好的纺织厂1.5%左右的细纱皮辊花率，这一工作法后来被称为“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纺织业中进行了推广，并成为培训细纱挡车工的基本教材，使全国每年增产近5万件纱。

从那个年代的各类奖章与勋章中，也可看到国人如火如荼的劳动生产，有劳动光荣纪念章（1956年颁发）、学雷锋纪念章、先进工作者纪念章、英模纪念章等等。从国家到地方、从全军到各军区，各类证章层出不穷，映射着初生共和国的新貌。

任何新生事物的生长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共和国是，其国家荣典和表彰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类功勋与英模表彰无法进行，军队在1955年一度审议通过的“国旗勋章”“荣誉勋章”等没能实施，全国性劳模评选活动也停滞17年。直到70年代后期，劳模大会重开，军队设立第一代统一的立功奖励证章。

1977年至1979年，全国连续5次召开劳模表彰大会，大范围展开劳模表彰，也重新确立了英模标准，凸显出国家想要再启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决心，英模再次成了一种急迫需要。五次大会表彰对象多点开花，在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外，科教文卫、农业财贸也出现了一大批英模。

知识分子的价值被前所未有地认可，这是顺应时代浪潮的动员激励之策。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5000多名代表参加了开幕会，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等悉数出席，见证了邓小平做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在党史展览馆内，有两处特别的荣誉记录了这一转变：陈景润在大会上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奖状，有题词“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钱学森在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与其他22名专家一同荣获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改革开放大旗下，国家对劳动的嘉奖、对知识的尊重，在共和国主动迈向现代化、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爆发出惊人能量，中国迎来了高速发展的巨变时期。不过，沉寂之后的突然加速，道路往往不总是坦途。国家荣典与表彰在这一段重启的征程中，并非没有遇到过问题和挑战。

从1983年起，全国再次掀起“学雷锋”高潮，随后又陆续推出朱伯儒、张华、赖宁等新一批英模。当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邓小平、叶剑英等八位中央领导“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题词，后者迅速成为全国学习对象。这一时期，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军队离休人员功勋荣誉章授勋仪式（颁发了一、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胜利功勋荣誉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分别在1987、1988、1989年连续召开，将一些机制固定下来：表彰人数固定在3000人左右，每五年表彰一次，逢“五”逢“十”举行，表彰对象范围扩展，只表彰个人不表彰集体等。

进入90年代后，各种荣誉表彰在发展中兴起。尤其是在2000年后，各种临时性、局部性的表彰蜂拥而出，导致了荣誉表彰“过杂、过多、过乱、过滥”，很多荣誉奖项混乱、代表性差、影响力弱，侵蚀了荣誉的庄严与权威性。

于是，在中纪委牵头下，国家各部门对各类表彰评比活动进行了清查。2006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共清查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经相关小组研究决定，最后保留下4218个项目，其余全部撤销，总撤销率为97.16%。有关部门还规定，今后的评比活动中，未经允许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

共和国已然走到了要建立国家荣典制度的重要路口。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说：“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

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2001年加入WTO前后进一步加快了现代化进程。高速发展中，社会思潮活络，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和改善。当夯实了物质基底后，国人的精神需求也变得强烈而多元。这时候，需要一种国家层面的荣典与仪式，来表彰和纪念那些为共和国和共产党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铭记其贡献，也激励和教育大众。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提案建议制定《国家荣典法》，确立国家荣誉制度，引起广泛注意。“提议制定荣典法，是希望国家能够正式建立起严肃的精神激励系统，让它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物质激励系统并驾齐驱，使社会更加平稳地前行。”韩方明撰文写道，要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启动对荣誉的渴望，“通过严肃的国家荣典法，让精英人士能够以民族的责任为担当。”同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人事部（2008年撤并为人社部）在当年末称，将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预计这一体系将在几年内完成。

在政治学视野上，国家荣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完善的国家荣典制度，代表着国家意志和认同的统一，具有强大的国民激励作用与悠久的历史传承，如英国的爵位与嘉德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等。张树华说，国家荣典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传承，促进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良性流动，其象征着“政治正当性、正统性、稳定性，能够有效形成全体人民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群体自豪感、民族自信心”。

建立国家荣典，有其宪法基础和依据。1949年《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了军事和文教领域的奖励制度，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赋予全国人大“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权力。现行的1982年宪法中，再次将国家荣誉制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前者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事实上，为了进一步落实1982年宪法规定，早在1986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原法制局等多部门就开始起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不过后来却搁置下来。而当人事部2007年表态后，国家荣誉制度的法律文件在几年内也迟迟未出台。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陈国刚撰文回忆，主要原因是大家在是否追授的问题上有争议。1993年10月，经前期起草工作，相关部门制定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1993年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是否对已故人员追授的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对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追授勋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共和国创建的历史较长，追授人选很多，情况复杂，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大，而历史人物的功绩已由或应由历史来评价。“由于在这一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本法一审后，没有再次提请审议。”陈国刚回忆。

但是，中国此后的发展进程显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已成为一种急切的新需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2013年下半年，法工委重启起草工作，会同多部门召开多次座谈会，研究论证立法方向，终于在多轮商议和起草中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再次形成《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5年草案）。陈国刚透露，为了妥善解决追授问题，这次草案分了两个层次处理：法律实施前的已故人士，从法律溯及力等因素考虑，可不再追授；施行后去世的人士，如果生前符合本法规定授予条件的，应当对其进行追授，“这也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做法”。

2015年8月，草案提请审议。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高票通过了这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自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制定这部法律，到此次表决通过，前后历时30年。这部“三十年磨一剑”的法律，成了中国“1+1+3”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1+1+3”即国家荣典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制定一个指导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共产党内、国家、军队三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这部法律出台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其工作下，国家荣典逐步走上了正轨。

如今，共和国的功勋荣誉体系分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军队三大部分，一同组成了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共和国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陈国刚透露，1993年草案起草过程中，曾提出过“国旗勋章”“建设勋章”等国家勋章的名称备选，最终定为“共和国勋章”，分一、二级。2015年草案则大致沿用了1993年草案的设置，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一词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已深入人心”；二是授予共和国勋章，有利于增强全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三是该勋章内涵上较为包容，能涵盖为国家建立卓越功勋的各类杰出人士。

国家荣典的仪式感与庄重性，首先体现在勋章等实物上。五大勋章设计精美，工艺精湛，各有讲究。共和国勋章等国家勋章配有章链，制作精美，有一种庄重大气之感；七一勋章则相对朴素。由清华大学牵头的联合设计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设计共和国勋章时，他们将花丝镶嵌、珐琅彩、花镀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用在其中，章体上运用了国徽、红星、黄河、长江、牡丹等经典中国元素，还有象征56个民族的56颗乳钉。七一勋章则选择使用织物绶带，主要是为了体现共产党人的淳朴品格和无私精神。与早年间略显扁平的勋章不同，现今的五大勋章也更加厚重、饱满，章体由多个层次组合而成。“比如共和国勋章的章体，其实是由四层结构嵌套在一起，而非把图案镶在表面，这样能保证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代表56个民族的56颗细小的乳钉，就不会发生脱落的现象。”一位设计团队成员说。

2017年起，以这些勋章为代表的国家荣典一步步落地，每次授勋仪式都在共和国的重大纪念年份举办。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八一勋章首次颁发，被授予麦贤得等10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8位杰出人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们分别是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2020年9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钟南山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没能亲自见证这些时刻——他于2019年1月16日在获勋前辞世，按照法律中的相关条例，成了被追授的第一人。授勋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作为获勋者代表发言，他戴着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说：“我和我的同志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2021年建党百年前夕颁布的七一勋章，填补上了共和国荣誉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获得者代表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她在授勋仪式上说，戴着这枚沉甸甸的勋章，她受到莫大鼓舞，“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这些都是属于共和国的荣典，象征着一个国家和政党在走向成熟。它以国家荣典和仪式，给予其社会和人民以最大的尊重与勉励——“五章一簿”之外，这些年共和国历经的里程碑事件都有相应纪念，它们安静地陈列在党史展览馆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与先进个人奖章等等。

终于，那些年共和国曾走过的路、跨过的山、付出的血与泪，如今多化作了勋章，在人们脑海中被恒久铭记。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军事证章话史》，姜廷玉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1955～1966》，徐平著，金城出版社，2005年；《中央苏区时期功勋荣誉表彰类造物溯源——以“红旗勋章”“红星奖章”为例》，刘寅凯撰，《江西理工大学学报》第42卷第3期；《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王理万撰，《现代法学》2015年第4期；《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冯仕政撰，《学海》2003年第3期；《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诞生记》，陈国刚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故事”征文，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