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文学与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的最初经验中，很少有读者不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或者《象棋的故事》所打动：莫名的情感激流，伴随着绝望、自毁和骄傲的爱；或者在被抽空一切的囚禁中，清晰地看到墙上雨衣滴下的水滴，抓到一本棋谱进行唯一智力活动的自救与永久的损伤。这当然关乎一种叙述风格，就像茨威格在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谈起成功奥秘时不无自矜的叙述：“最终我才相信，那是由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又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部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繁琐、空乏铺张、朦胧晦涩、含混不清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使我反感。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满足。”

如果单从读者接受度而言，茨威格几乎是他那个时代，尤其是在“一战”后第一个十年最为成功的作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回忆：“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在我家善意地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命名为《世界的建筑师》系列传记的第一卷《三大师》为他赢来最初的声誉；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达到过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达到的成功，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描写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人物关键时刻抉择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为所有学校的读本。

为何在那时，茨威格的写作如此受到欢迎？谈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跳回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曾经发生在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9年，著名翻译家、学者张玉书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翻译出版了茨威格的四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珍藏》和《家庭女教师》；两年后的1981年是茨威格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带来第一场“茨威格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北京大学德语系副教授胡蔚告诉我，她的老师张玉书这一辈人，上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读德语时，得益于茨威格与苏联关系不错。“他们在读书时，除了歌德、席勒、海涅，几乎人人都会读茨威格，所以一旦进入相对自由开放的80年代，很快就译出一批茨威格的书。”茨威格在那个时代所以受到中国读者拥抱，在胡蔚看来是因为“他其实是启蒙的一座桥梁。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一方面是文学上情感的启蒙，一方面是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启蒙，因为茨威格反对权威，提倡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一下子就抓住了很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心”。

那么在“一战”后的欧洲呢？战争带来的混乱与恐慌，显然让许多欧洲人意识到，他们自文艺复兴以来绵延不绝并在战前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受到威胁。整个青年时代成长于那种浓郁人文氛围的茨威格，依然敏感而强韧地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着对于自由心灵的追求，在风格之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强烈共情。理解茨威格，需要回到战前的欧洲，回到茨威格的昨日世界，探寻他理解、认识世界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对世纪末的维也纳格外关注。谙熟欧陆思想的哲学家陈嘉映告诉我，那是他最为心仪的独一无二的时代：人文主义开出真正的花朵，各个领域大师辈出，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文学艺术尊重仰慕的智识结构。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所属的犹太精英阶层在艺术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德国文学史家海因茨·史腊斐在《德意志文学简史》中对此有过分析：“到了19世纪末，启蒙后的犹太人重新赋予世俗化的德意志文化以神圣意义，他们对于这一新文化的信仰有着教徒般的虔诚。较之于他们的基督教邻人，犹太人的文化信仰更为严肃和持久，因为他们是否能够融入德国社会，取决于启蒙后的德国古典主义价值观能否持续下去，也就是说文化归属决定了他们的市民身份；而对于基督徒出身的德国人而言，无论他们是从属于官方教会还是自由教派，文化不过只是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维也纳，正如茨威格自己所说：“不热爱文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同样，不会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审美意识，也不是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对文化信仰的追求，还有对当时刻板枯燥学校教育的反驳，茨威格和他的同学们醉心于文学创作活动。在咖啡馆、教室内，那种带着攀比心的阅读与创作，使茨威格在整个成长期养成文学青年的鲜明特性：以浪漫的文学眼光来看待世界，他自己就说过：“美洲对他来说就是惠特曼。”

这种相信文学力量的观念，本就流淌在德语文学传统之中。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教授张意便将它追溯到歌德。1828年，歌德在晚年完成一部时间跨度近30年的中篇小说《Novelle》时，许多人都在猜测小说简单故事背后的深意。“1992年我在美国读博士的课堂上，大家一起讨论这部小说，我根本没看懂，但教授的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这是歌德对诗歌的颂歌，到晚年他仍觉得解决一切暴政最高的境界还是诗歌。”

茨威格进入柏林的大学之后，开始在欧洲和世界进行更为自由的漫游，他的世界虽然扩大了，但以文学为方法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不同之处，文学从纸面上的作品延伸为活生生的作家，他带着发现意味写道：“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的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可以说，茨威格这种高度内倾、精神性，或者说以文学思想领悟世界的方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反映在写作中，便是他对人的心灵与意志的不懈探寻。本来，茨威格理解的人文主义，就是他在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中所描述的，“还是伊拉斯谟的理解人、善待人、相信人，对人的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信仰，是他的根本信念”。

1910年，茨威格发表中篇小说集《最初的经历》。集子中的四篇小说《家庭女教师》《燃烧的秘密》《夏日小故事》和《夜色朦胧》，奠定了他作为小说家最初的声誉。

就像小说集的名字，这些作品多描写茨威格少年时代在维也纳所观察到的成年人在爱情婚姻上的虚伪，还有整个社会的性压抑心理，不过这些描写多是透过儿童的眼光展开：天真无邪的小姐妹在目睹家庭女教师受到诱骗被抛弃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小男孩在度假时发现大朋友为了追求母亲而接近自己的受骗感与挫败；不谙世事的少年陷入神秘恋情时的迷惑。这些故事的背景，都能在《昨日的世界》对维也纳社会的描述中找到线索。

茨威格对当时处于性压抑下的社会道德观念有细致描绘：男人穿着让人一动也不能动的高硬领、黑色燕尾服，戴着烟囱一样的大礼帽；女人则穿着用鲸须骨做的紧身衣，衣领扣得又紧又高，双手总是戴着手套，即使夏天也不摘下来。一面是资产阶级社会风俗所极力维护的禁欲，一面则是广泛蔓延的卖淫与性病。家庭女教师的角色，非常能体现当时上层社会的虚伪：为了保护上流家庭的姑娘处在绝对消毒的气氛中，请来家庭女教师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另一方面，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弟寻花问柳，又有意无意地怂恿他们勾引家庭女教师。

早在1908年将自己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寄赠给弗洛伊德前，茨威格已经大量阅读了这位刚正不阿的学者关于性心理的论述，并为他受到维也纳学术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的口诛笔伐而不平。自传中，他写道：“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我们知道，有意识地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是迫使它进入危险的潜意识之中罢了。”即使在他早期的小说中，茨威格已开始有意识地将潜意识、梦幻等引入自己的心理分析。

不过，谈到弗洛伊德对那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时，人们往往首先提到茨威格在少年时代便很钦慕的一位师长，也是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施尼茨勒早在1900年就以在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中采用“心理独白”，即英语国家所说的“意识流”而大获成功。施尼茨勒也被称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

如同对一切写作技法的借鉴一样，茨威格温和、追求自由的性格，似乎很难让他走得更远，被划分到某个流派。张玉书在《茨威格与弗洛伊德》一文中这样谈及弗洛伊德对茨威格的影响：“茨威格的创作中极有独创性的方法，乃是自由联想。这是直接接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人的临床实践中发现，患者所以得病，是因为受到刺激。有些强烈的情绪经验，被强行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使之遗忘，然而又难以遗忘，造成内心的痛苦，导致精神的病变。其实，只要使这些当时造成刺激的情绪经验得到宣泄、排除，病人便会痊愈。然而，这种情绪经验，患者难以启齿。他们说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内在阻力。道德法律、伦理习俗，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止病人从潜意识中说出这些经验。医生在治疗时，解除病人的精神负担、思想顾虑，用自由联想的方法，启发病人倾吐内心的积蕴，使之达到心情舒畅，精神正常。”

于是，我们在茨威格的小说中，经常会读到一个不得不倾吐的讲述者。《马来狂人》中的医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女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老妇人，他们几乎都带着急迫的心情，以大段心理独白讲述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故事，如同弗洛伊德诊所中需要疗愈的病人。读者跟随这种密集而动人心魄的讲述，很容易产生一种与人物命运的共情之感。

除了小说，茨威格创造性地将心理分析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分析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大师》，是茨威格用心理分析研究作家传记的第一本著作。自1908年起，茨威格就习惯把自己的著作寄赠给弗洛伊德，两人的文学交流主要通过书信展开。读完《三大师》后，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表示：“倘若允许我用一种特别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您的描述，我会说：征服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已经获得完完全全的成功。但是这并不困难，这两位都是简单的直线的类型。但是对那位性格复杂的俄国人的处理，就未能如此令人满意。人们感到有些漏洞和残留未解的谜。”弗洛伊德认为，茨威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成一个羊癫疯患者极为不妥，因为羊癫疯并非心理病，而是生理病，这种病会导致智力衰退，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正好相反，因此弗洛伊德认定他患的是歇斯底里。

在一些论者看来，弗洛伊德对茨威格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由科学认知带来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格外关注。“《象棋的故事》就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一个象棋大师被关在小屋子里，其实就是一种病理分析。茨威格其实挺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就来自弗洛伊德对他的直接影响。他写的一些传记比如《与魔鬼搏斗》，尼采、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这些人都发疯或自杀了。这是他接受现代心理学最新研究结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认知上。在文学表现上，他没有走到意识流，只是将弗洛伊德对这种心理的发现吸纳进文本，这也是他作品很有魅力的原因，不管是小说还是传记人物，他都能跟那个人物共情。”胡蔚说。

茨威格的创作还具有一个鲜明特征：“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是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主人公都是一些受命运摆布的失败者，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从接受的角度看，失败者的心理与命运分析，也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有意味的是，茨威格在战后德语文学史的讲述中，似乎与他在全世界所受的欢迎程度并不匹配，一直被视为二流作家。海因茨·史腊斐的《德意志文学简史》对他的讲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青年时代的老师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还有他青年时代交流密切的朋友里尔克都位列20世纪最优秀的德意志作家，茨威格却只被归为，“他的作品在世时备受读者喜爱，今天却被视为二流作家”。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茨威格在‘二战’以后被人渐渐忘却，因为日耳曼学者认为他只写风花雪月，把他当作二流作家。”张玉书在《茨威格评传》中还专门为此抱打不平，列举了《看不见的收藏》《桎梏》《十字勋章》等小说中关于战争对人的摧残与损害的描述，说明茨威格并非专意情爱心理描写。

茨威格为何不受德国学人的青睐？问题似乎首先要从茨威格与现代派的关系说起。茨威格的黄金创作岁月，正是现代派文学勃兴的时期。尤其是1922年，更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奇迹之年，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部巨著都在这一年出版，茨威格还为后者撰写过书评。此前的岁月里，茨威格也与现代派诗人里尔克、瓦雷里有过深入交流，更不用说，他对施尼茨勒的喜爱和学习。可令人困惑的是，茨威格虽然与许多现代派作家交好，但在创作上却并未多跨一步，某种程度上，他甚至对“一战”前涌现出来的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试验颇感不满。谈及自己的成功时，茨威格写道：“在《耶利米》发表之后，第一本书，《世界的建筑师》中的第一卷，即三部曲《三大师》给我开了路，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衰微了，对于那些耐心的人、顽强的人，通向人民的道路又畅通无阻了。”

胡蔚对茨威格的接受研究一直很关注。2021年12月，在德国电视二台一档著名读书节目《文学四重奏》上，四位重量级评论者对茨威格小说的看法引起她的注意。两位女性作家对茨威格写于1938年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颇为喜欢，认为小说讲述了“同情与爱”这样超时代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话题；而两位男嘉宾，德国《时代周刊》文学部主编与《星期五》周报出版人则认为，茨威格的写作风格糟糕，叙事方式老派，在技巧上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两位男嘉宾的意见，契合于文学史对茨威格的评价。与同代人相比，茨威格的叙事方式确实非常传统，胡蔚说：“他仍然采用19世纪巴尔扎克式社会小说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从叙事学角度看，茨威格一直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不像意识流，叙述者是分层次的。小说跟着当事人的叙述视角走，充满中断、跳跃和留白。”

叙事方式背后，意味着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19世纪末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我们说的现代主义危机中自我的危机——‘我’到底可不可靠？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弗洛伊德将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哪个‘我’才是真的‘我’？接下来受到质疑的是语言，能指、所指是不是能对上？反思质疑之中，整个世界不再那么严谨有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一些敏感的作家开始尝试如何在文学写作中表现这个日渐分裂摇晃的世界。但茨威格没有，他人到了20世纪，心还在19世纪，他怀念那个井然有序的昨日世界，他的叙事方式、他的文学也成为昨日世界。”胡蔚说。

这样一种回望坚守的姿态，使得茨威格一直行走在现代派边缘，也让他的作品与命运都带上了某种悲情色彩，正如他笔下那个更为遥远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所留下的梦想一样：“伊拉斯谟的思想从未造就历史，也没有对欧洲的命运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人文主义者的伟大梦想：以公正的精神消除对立——以共同的文化统一欧洲的梦想至今始终是乌托邦，也许这个梦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实现和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吧！”

[本文写作参考《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茨威格著）、《世纪末的维也纳》（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张玉书著）等书。感谢陆建德、胡蔚、张意对采访的帮助] 文学小说心灵的焦灼三大师弗洛伊德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昨日的世界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