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的黎明：从黄巾之乱到群雄逐鹿

在今天的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太行山脉的一条山脊从100多公里外的山西娘子关延伸而来，在华北平原西侧形成了一截突兀的隆起。从南澧河北岸的寺沟村踏上登山步道，穿过一座偏僻的采石场和冬季干涸的山间径流，再在乱石嶙峋的灌木丛中攀援大约两小时，一座元代寺庙、坍塌的寨墙基石以及形形色色的道教历史碑刻便在海拔接近1100米的灵霄山中段现出了踪影。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附近十几个村的村民都会结伴攀登灵霄山，在灵霄寺和皇姑庙烧香求签，祈祷来年风调雨顺。”70多岁的寺沟村村民老周向我介绍道。类似的民间习俗在整个太行山区都不鲜见。而灵霄山的特殊之处在于，寺庙中供奉的不只有形形色色的民间神祇，还有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我小时候就见过庙门口的一对汉白玉柱子。”老周回忆说，“上面有龙的图案，还刻着四个字‘大贤良师’。山上的水井、点将台和长墙，据说最早时都是这位‘师父’的门徒建造的。”

在历史教科书上，“大贤良师”有着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张角。这位汉末农民起义领袖的出生地，便是今天的邢台市宁晋县，东汉时称为“矩鹿郡”（位置略不同于今天的巨鹿区），在灵霄山以东大约100公里处。张角少年时代推崇黄老学说与道家医方，曾和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在家乡冀州一带游历行医，颇收获了一批信众。汉灵帝（168～189年在位）初年，他受到方士干吉（亦有史料写作“于吉”）所撰谶书《太平清领书》的启发，创立了兼有民间宗教和秘密社团性质的组织“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当时正值整个华北灾荒不断、疫病横行，太平道鼓吹靠冥想之法疗病，画符诵咒以辟邪，在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中极受追捧。张角更进一步阐发了《太平清领书》关于“太平之气将临，大德之君将现”的记录，暗示自己乃是“神人下凡”，将有惠于苍生。经过十余载发展，至汉灵帝末年，全国太平道信众数量已经超过30万人，遍布青、徐、幽、冀等八州。

日本鹤见大学教授、韩裔历史学者金文京在研究汉末历史时认识到：太平道在整个华北大兴之时，正值从西域传入的佛教在中国影响初现。太平道、天师道、五斗米道等本土道教团体在建立大规模组织时，多少得到了佛教教义的启发。而张角鼓吹的“天人感应”、神谕谶书之说，在汉末不仅盛行于民间，在朝堂之上也受到汉灵帝本人以及一众贵族的追捧。因此，太平道除去吸引了大批底层信众外，在灵帝身边也发展了宦官封諝、徐奉等人作为奥援，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民间信仰。而在两次“党锢之祸”后，一部分不满时局的下层儒生同样加入了太平道，为其提供智识资源和人脉关系，使之逐步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政治色彩极强的团体。

到光和七年（184年）初春，太平道觊觎全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张角将各地信众划分为36个“方”（军区），每“方”下辖6000到1万人不等，各推一名首领作为统帅。他更遣弟弟张梁在家乡矩鹿附近的灵霄山中建立城寨、编练私兵，作为争夺华北的大本营。今天灵霄山上残留的寨墙、祭祀场所和兵营遗址，起源便可以追溯到当时。而为了扩大起事的影响，这位“大贤良师”还熟练地搬弄起图谶迷信和“五德始终说”，起草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宣传口号——光和七年恰为农历甲子年，而汉王朝（苍天）在光武帝中兴时被官方认证为“正朔属火”，当被一个“土德”政权所取代，黄色正是土德的象征。仿佛是为了强化这种具象，张角的追随者皆以黄巾裹头，并称呼他们的领袖为“天公将军”：历史上的“黄巾军”一词即是由此而来。

按照张角最初的设想，黄巾军将以从荆、扬两州招募的数万死士作为主力野战部队，配合张宝、张梁在冀州和青州编练的两支偏师，于光和七年三月初五在邺郡（今邯郸市临漳县）起事，接着直捣京师洛阳。为了增加胜利的成算，各地太平道徒众开始在州郡官衙外墙上涂抹白色的“甲子”记号，预备届时一道举事，瘫痪汉王朝的地方管理和军事指挥系统。黄巾军的“大方”（大军区司令）马元义更亲自潜入洛阳城，联络此前厚贿的宦官，企图在中枢制造混乱。然而恰在此时，充当信使的张角门徒唐周突然上书告密，导致马元义在正月中被“车裂于市”，洛阳城内的太平道信徒也被逮捕诛杀千余人。张角只得在二月间仓促举兵，河北就此大乱。

黄巾起义爆发前夜，享寿超过三个半世纪的汉王朝已经度过了它光华万丈的极盛时期，正在迅速走向衰落和分裂。实际上，在距离太平道兴起大约170年前的公元1世纪初，汉室政权已经被外戚出身的权臣王莽篡夺过一回了。只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治理失能以及出身南阳豪强的宗室成员刘秀（光武帝）迅速崛起，短暂的动荡仅仅持续了大约20年时间。25年，刘秀迁国都于洛阳（当时称“雒阳”，本文沿用更通行的称谓），开启了汉王朝的第二个兴盛周期，史称东汉。他的子孙明帝和章帝对外击败匈奴、恢复“丝绸之路”交通，对内“与民休息”、推崇儒术，一度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进入公元2世纪中叶，这种“盛世”已经接近尾声——东汉政权“不抑兼并”的政策，与和平时期人口的大量增长发生碰撞，导致数以万计的失地农民沦为流民。当他们在城市中也难于觅得立锥之地时，便投入太平道门下，成为了黄巾义军的基干力量。而庙堂之上外戚、宦官、士人公卿三股政治势力间的激烈斗争，在166～169年催生出了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宦官集团虽然侥幸巩固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却也因此与足以左右地方政局、影响全国舆论的高门士人和州郡豪族交恶。以至于黄巾之乱初起时，官声相对较好的中常侍（高级宦官）吕强竟担忧儒生会与张角合流，“为变滋大”。

以宗室旁支身份入继大统的汉灵帝刘宏，到这一年为止已经在位16载。他由外戚拥立为帝，却又依靠宦官的力量从外戚手中夺权，自此极度仰赖恶宦集团“十常侍”（实际数量超过10人）以料理朝政。为满足个人享受需要，灵帝不仅逐年大兴土木、扩建宫室，更公然卖官鬻爵以聚敛财货，留下“毒逾前辈，倾覆宗社”的恶名。黄巾军蜂起之际，灵帝手足无措，唯有一面起用外戚、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指挥羽林军拱卫京城；一面听从吕强等人的进谏，赦免天下受到“党锢之祸”殃及的士人，令其协助三路官军前往冀州、颍川等地平乱。

作为引爆汉末乱世危机的第一位主角，张角并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停留太久。起兵后的同一年秋天，他和张梁统率冀州黄巾军主力被左中郎将皇甫嵩包围在广宗（今邢台市威县东），患病去世。年底，皇甫嵩彻底击败张梁，后者战死阵中，张角也被开棺戮尸。另一位重要人物、“地公将军”张宝随后亦在下曲阳（今石家庄市晋州市西）的战事中被皇甫嵩一举歼灭。至于南阳、颍川两州由张曼成、波才等人指挥的另外两支黄巾军主力，他们也没能撑过184年的寒冬，相继偃旗息鼓。光和七年岁尾，汉灵帝宣布改年号为“中平”，以示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结束。188年深秋，他甚至兴致勃勃地在洛阳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俨然已经高枕无忧。

然而局势在随后几年的发展，戏剧化程度超过了所有当事人的预期。张氏兄弟领导的黄巾军偃旗息鼓之后，冀、荆、益、青、徐各州以太平道或者其他秘密社团为依托的农民起义仍如星火燎原般不断崛起，影响一直持续到207年前后。汉灵帝鉴于地方用兵频仍，决定“废史立牧”，将全国13个州的刺史由最初的监察官员升格为统揽军政大权的州牧（此前“州”并非东汉的正式行政区划）。此举埋下了日后群雄割据的伏笔。而在189年灵帝病亡之后，朝廷中枢的权力斗争再度爆发：外戚集团领袖何进与高门士族联手，将宦官集团一网打尽。但由于何进本人意外身死，政权阴错阳差地落入了边镇将领董卓之手。董卓把持朝政、断然行废立之事的举动，引发高门士族与州郡豪强的共同反对，全国性内战由是爆发，东汉末年的纷乱局面至此彻底形成。

从189年董卓之乱开始，到280年西晋平灭东吴，中国经历了自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六国以来最漫长的一段分裂时期，史称汉末三国时代。在最初的混战格局趋向稳定之后，河套与岭南之间出现了魏、蜀、吴三个并存的分立政权，其事迹在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中有着详尽的记述。

不仅如此，汉末三国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的一个时代，刀光剑影之中，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孙氏兄弟等出身背景各异、个性鲜明的人物先后登场，形成一幅当时的英雄群像。而在14世纪文人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史事和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创作出一代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通称《三国演义》）之后，三国故事的魅力更是一举影响到了整个东亚，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以一句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断语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统一—分裂进程反复循环的叙事，乍一听似乎不无道理，细究起来却缺少真正的逻辑支持。且不论历次统一战争的胜利本身包含的偶然性因素，对汉末历史的亲历者而言，所谓“合久必分”尤其是不可想象的——以秦灭六国为起点，中原核心地区的统一状态到这时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远远超过动荡的战国时代。其间虽有秦末楚汉之争和王莽篡乱这两个短暂的分裂期，但都没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金文京因此认为：“生活在东汉末期的人们如果认为汉王朝是不灭的，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很难说何人早有先见之明。

但东汉王朝在政治上存在先天不足，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同于出身平民背景的西汉建立者刘邦，光武帝刘秀来自南阳郡的地方豪族家庭，少年时即坐拥大量土地、门客。在王莽篡汉后的动荡局面中，他依靠背景相仿的南阳豪门阴氏、邓氏的支持起兵兴复，又交结西北豪强马氏、窦氏、梁氏家族以为奥援，终于一举夺得天下。然而皇室本身的地方豪强背景，也使得朝廷难以遏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加之帝位继承人大都选择了开国功勋家族的女性成员作为婚配对象，外戚干政的状况成为常态，政治斗争遂变得日益频繁。

另一方面，从西汉武帝时代起，儒学就成为了汉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篡位者王莽与中兴之君刘秀，都曾是学有所成的儒生。因此，州郡豪族中开始日益生出“由武入文”的风气，其子弟往往博学好古，杂习经史。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川本芳昭在其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注意到，到东汉中后期，随着地方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层分化的兴起，豪族势力在州郡层面已经成为具备可观政治动员能力的新势力。而其子弟通过入读洛阳太学，或者和其他年轻士人交游唱和，往往在出仕之前就具备了相当可观的声望。地方长官在察举候任官吏（孝廉、茂才）时，优先考虑的便是这类青年名士。“州郡”“天下”两个士人圈子频繁互动，为地方豪族背景的士子进一步介入中央政治创造了条件。尽管并非所有士人都属于世代承籍、聚族而居的“高门大姓”（即魏晋以降的门阀），但兼有儒生与官吏双重身份的文人官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

而在汉末乱世中扮演了另一项重要角色的宦官势力，直到1世纪末期才开始粉墨登场。从汉章帝开始，皇帝早逝的状况多次出现，继位的储君年龄尚幼，往往会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借助外戚的力量决断大政。从汉殇帝开始，甚至出现了幼帝未及建储即告夭亡、太后和外戚集团再从旁系皇子中选择继位者的情形；换言之，新君与太后已经不具有血缘关系。待到君主年纪渐长、意图夺回实权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身边30名负责联络的宦官（中常侍10人，小黄门20人）。故而从汉顺帝时代起，宦官集团即开始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与太后、外戚旗鼓相当的力量。宦官又承担了内廷和朝堂之间传声筒的角色，将文官集团也牵连进这场权力游戏中来。外戚与宦官不间断地争夺朝廷控制权，文官则在其间游走，动乱遂持续滋生。

到了桓、灵两朝，随着三大政治势力各自基本盘的持续扩张，宫廷斗争已经由最初的家族间仇杀发展为波及范围惊人的持续打压和迫害。汉桓帝刘志（章帝曾孙）系以宗室旁支身份入继大统，为摆脱自己飞扬跋扈的岳父、大将军梁冀的控制，他在159年与宦官单超、徐璜等五人结盟，一举诛灭梁氏全族。但单超等五人在封侯之后，复与司隶校尉（首都监察官兼治安首长）李膺产生矛盾。李膺出身名门，官声卓著，更与太学生交往密切，被视为舆论场中“清流派”的意见领袖。方士张成、宦官牢脩等人遂诬陷他与士子“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166年将李膺及其追随者200余人拿捕入狱，只是在外戚窦武的转圜下才免于死罪。这是汉末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等人被蔑称为“党人”），也是政坛矛盾进一步激化、趋向总爆发的先兆。

168年初，汉桓帝病死，外戚窦武（桓帝的第三位岳父）与中常侍曹节共同商定拥立另一位宗室旁支刘宏继位，以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则受封为大将军。这位出身名门的新贵素与清流人士交好，此时便联络了太傅陈藩、侍中刘瑜等人，意图发动宫廷政变，将恶名昭彰的宦官集团悉数歼灭。然而他们谋事不周，竟被曹节、王甫等人提前察觉，矫诏调动虎贲军、羽林军予以杀戮。获胜的宦官集团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李膺、杜密、翟超等已经被罢官放逐的清流名士，指控其“相举群辈，欲图社稷”，在169年兴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大迫害不仅导致100多位儒士出身的前高官被下狱处死，各州郡遭到拿捕、流徙、拘禁迫害的普通士人也多达六七百人。到了172年，连普通太学生也被当作“党人”余孽加以打击，被捕者达千人之多。灵帝更拟旨宣布：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有为官者，一律予以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打击范围空前扩大。

这两场将朝野上下尽数牵扯在内的“党锢之祸”，成为了压垮政坛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宦官、外戚两股势力围绕着帝位继承权和决策影响力，往往互有攻防；文官集团作为两者间的纽带，起到了制衡者的作用。然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打击、迫害的对象指向整个儒生群体，使得后者与宦官再无和解的可能。在汉末的特殊社会生态下，这意味着高门士族和州郡豪强同时与宦官集团宣告决裂，作为宦官后盾的朝廷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受质疑。偏偏宦官并不掌握地方行政权和全国兵权，无力应对内战。俟黄巾蜂起之后，朝廷不得不重新向士人示好，大赦天下、结束历时15年的“党禁”，并起用皇甫嵩、卢植等亲近清流人士的官员作为前线统兵主将。而黄巾军初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颍川郡，恰好也是李膺、陈藩等人的故乡：换言之，洛阳朝廷的权威在当地最早宣告了破产。政治力量间的失衡和朝廷公信力的破产，使得天下“合久将分”的征兆不断出现。东汉王朝的寿命尽管仍在延续，但帝国统治的基础正在迅速崩解，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也开始登场。

当“大贤良师”张角和他的门徒们正在灵霄山中修筑寨墙、为发动反汉起义做准备时，北面300多公里外的幽州涿郡涿县，未来的蜀汉昭烈皇帝刘备正在与一班友人终日“嬉戏”。黄巾起义爆发这年，他刚满23岁。

在今天的涿州市林家屯镇，依然有着名为“大树楼桑”的现代村庄。这一名称可能是来自《蜀书·先主传》中的一段记录：刘备出生之地的东南角围篱上，有一棵“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的大桑树。这位“先主”在少年时代，曾与同宗子弟在树下玩闹，宣称自己将来定要乘上与树冠尺寸相当的“羽葆盖车”。类似的“异相”在二十四史的帝王本纪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可见早已是史官熟悉的夸张套路。不过，幼时居住在桑树之下的村屋中，至少说明刘备一家的经济状况一度相当窘迫——实际上，尽管《先主传》称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但到其祖父刘雄这一辈时，已经只是东郡范县的县令。据西南联大教授、对三国史著有研究的黎东方先生考证，中山靖王刘胜的子嗣多达120余人，刘备系其幼子刘贞之后，祖先在汉武帝时已被削爵为平民，自然难以荫及后人。但刘备之母精于家政，在丈夫早逝之后，依靠“织席贩履”之业，犹能供应独子读书成人。

由于《三国志》执笔者陈寿的偏爱以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在今天的历史爱好者心目中，刘备似乎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位个性仁慈、“知人待士”的宽厚长者，甚至带一点婆婆妈妈的拖沓气质。但在黎东方眼中，涿郡时代的“先主”却是一位生性不好读书，热衷于斗犬、赛马，喜爱奇装异服的花花公子。他在15岁时曾离家前往河南缑氏山，跟随涿郡大儒卢植学习《尚书章句》，但似乎并没有获得多少心得，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年纪稍长的同学、辽西豪族子弟公孙瓒。实际上，性情豪迈、善于交际几乎是青年刘备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竟有两位当地富商（出身马贩家族）张世平和苏双折服于他对相马术的了解，慷慨解囊帮助他邀揽徒众。一位身高臂长、长着招风大耳的年轻游侠，终日与一班好友招摇过市，称得上是典型的汉末景象。

而黄巾起义的爆发，成为刘备这位既不曾举孝廉，又无渠道建立军功的边缘人登堂入室的契机。在授业恩师卢植被任命为指挥冀州战事的北中郎将之后，刘备也在幽州一带组织“义兵”，参与镇压当地黄巾军。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结识并延揽了同郡出身的富户张飞，以及从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运城市）出走、逃亡到涿郡一带躲避官非的关羽，并引为知己。从那时起就追随刘备的涿郡人简雍，后来也成为蜀汉集团早期的重要文臣。

在今天的涿州市松林店镇，依然保存着张飞祖居、汉代“张飞井”遗址以及由清乾隆帝题词的张飞庙，香火颇为兴隆。《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据传便是发生在此地。不过据金文京考证，这段传奇更有可能是挪用公孙瓒的经历——在时人王粲所著的《汉末英雄记》中，就有公孙瓒与方士、商人结拜为兄弟的记录。而刘备的早期军旅生涯，也多次托庇于公孙瓒的照顾。不过就游侠气质而言，两人称得上不相上下：黄巾之乱平定后，刘备一度被任命为安喜县尉；但他厌恶前来巡查的督邮，竟将其捆绑于树，鞭打一顿后弃官逃去。《三国演义》将这段离奇的经历编排在了张飞身上，无形中削弱了早年刘备生动、不拘小节的个性。

如果说在黄巾起义这幕大戏中，地方豪侠刘备只是刚刚拿到了登上舞台的敲门砖，那么比他年长6岁的曹操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重要配角之一了。不过，曹操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最初也是一介边缘人——他的养祖父曹腾正是当初拥立汉桓帝的宦官集团领袖之一，被封为费亭侯。尽管曹腾历侍四帝，颇有举善荐贤的名声，似乎是一位正直能干的“贤阉”，但在党锢之祸后风向鲜明的舆论场中仍然被视为反面人物。曹腾纳同族子弟曹嵩（曹操生父，黎东方认为曹嵩可能系曹腾的侄子）为养子，以重金为其捐得太尉的高位，在清流士人眼中遂变得越发声名狼藉。因而曹操少年时代曾在谯县故里浪迹，沉迷于游猎、赛狗，似乎颇有自卑之感。

然而太尉之子毕竟并非常人。174年，19岁的曹操由家乡沛国谯县举为孝廉，接着蒙京兆尹司马防（司马懿之父）推荐，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京北治安长官）。上任伊始，他便以“违例夜行”为理由，捕杀了灵帝宠幸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叔。此举虽然很快就令他失官归乡，却大大洗刷了他作为“赘阉遗丑”的负面形象，使其逐渐为当时名士所接纳。晋人所著《世说新语》曾记载，曹操青年时代“尝与袁绍好为游侠”，在围观婚礼时一起假装盗贼、劫走新娘。以袁绍出身汝南高门袁氏、“四世三公”之后的身份，竟愿意与权宦之孙曹操结交游玩，足见经历过“北部尉事件”之后，曹操其人的形象已经变得相当正面，可以与高门子弟平起平坐了。

黄巾之乱爆发时，曹操正在谯县家中闲居。朝廷起用他为骑都尉，配合皇甫嵩、朱儁共同讨伐颍川黄巾军主力。这是曹操与颍川士人群体产生关联的开端；他在这场短暂战事中为自己营造的桑梓守护者形象，成为日后陈群、荀彧等人先后来投的伏笔。而朝廷显然也对曹操的军事才能印象深刻：尽管他在升任济南相之后不久便再度辞官返乡，但188年再度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此时的曹操，已然一派军功贵族的气象了。

同样在讨伐黄巾之役中崭露头角的，还有出身吴郡富春县（今浙江省富阳市）的孙坚。当时的吴地尚属于华夏政治的边缘地区，在此地担任基层地方官的孙坚，自不比同岁的曹操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源。但孙坚“以骤勇敢为见重于州郡”，也是一位富有游侠气质的天生领袖。172年，会稽郡与太平道类似的地下道教社团起兵反乱，推举其领袖许昌为“阳明皇帝”，被孙坚自募千余人讨平，由是名震江东。12年后，黄巾之乱乍起，29岁的孙坚在任所下邳募集“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加入朱儁的讨伐大军进攻黄巾军统帅赵弘位于宛城的基地。在这次攻城战中，孙坚“勇当一面，亲冒矢石，登城先入”，立下头功，因此被保举为别部司马。187年，长沙郡爆发区星领导的流民起义，孙坚在一个月之内将其讨平，获封为长沙太守、乌程侯，时年不过32岁。

涿郡游侠刘备，宦官之后曹操，边郡武官孙坚，在黄巾之乱前夜的汉帝国政治中都算不得重要角色。然而在天下纷乱之际，朝廷的虚弱为他们凭借战场军功和人际网络迅速实现地位上升提供了机会。刘备在涿郡的追随者，曹操的谯县亲属和颍川新知，孙坚以武力守护的江东士人，在随后30多年里逐步成为蜀、魏、吴三大政治集团的人才来源和政治根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王朝核心统治区域的集中，使得这些此前殊少交集的风云人物活动范围越来越接近——经济史学者冀朝鼎援引汉安帝时古籍指出，三辅（陕西中部）、河内（河南北部）、河东（山西南部）、上党（山西东南部）、赵国（山西中西部与河北中东部）和太原（山西中部）是两汉时代的核心农业产区以及“天下富庶之所”；在汉末天下纷乱的局面中，它们也顺势成为群雄争夺的焦点。例如，孙坚、刘备、吕布都曾以徐州的下邳国（“国”与“县”级别相当）作为根据地，邺郡则先后充当过张角、袁绍与曹操的大本营。在中原大地有形的舞台上，曾经的“边缘人”开始扮演起史诗剧中的头等显赫角色。

在后黄巾军时代的衰世气象中，汉灵帝刘弘又活了五年。在这五年时光里，他做出了两项足以令朝政进一步动荡的决定：其一是在188年“废史立牧”，承认地方主政官员有自行决断军政大事的权力。提出这项动议之人是宗室子弟刘焉，日后他自请为益州牧，割据西南一隅，其子便是214年在成都向刘备请降的刘璋。另一项则是西园军的设立：188年深秋，灵帝自封为“无上将军”，以宦官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鲍鸿、曹操、赵融、淳于琼等人各为中、下、典、助、佐军校尉，负责指挥新编练的6支洛阳内城防军。不同于由大将军何进指挥、主要防守洛阳四周八处重点关隘的“外军”，西园军系抽调新征壮丁在洛阳编成，专为控制首都局势所用。此举使宦官第一次得以染指军事力量，也为军队插手灵帝身后的帝位继承权之争创造了条件。

189年5月，汉灵帝在洛阳南宫嘉德殿病死，生前并未公开宣布继位人选。何皇后与其兄何进乃效仿前朝故事，抢先一步拥戴何皇后亲生的长子、13岁的刘辩为帝，即汉少帝。而蹇硕自称握有灵帝“遗命”，欲拥立8岁的幼子刘协（生母已被何皇后毒杀），得到灵帝生母董太后的支持。蹇硕企图动用西园军发动政变，将何进等人一举诛灭，然而他的副手袁绍恰恰来自与宦官集团有着长期矛盾的汝南士族高门，其叔父袁隗刚刚被任命为少傅，自是不肯配合。蹇硕于是反过来联络同为宦官的“十常侍”集团，企图继续推进废立阴谋，却被郭胜、赵忠等人出卖给何进，当场遭到诛杀，董太后亦“忧怖暴崩”。此时距离汉灵帝驾崩刚刚过去一个多月。

蹇硕虽已身死，袁绍等人对宦官势力的敌视却未曾消弭。189年夏天，袁绍力劝何进以手中的武力为凭靠，彻底诛灭宦官集团；后者却麻痹于赵忠等人的“输诚”，始终犹豫不决。何皇后（现已被尊为何太后）以及何进之弟何苗则收受了十常侍的大量贿赂，同样反对采取断然行动。袁绍于是反其道而行，建议“征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号召他们率兵上京逼宫，昏聩的何进竟纳而从之。于是，驻军并州、向来与中枢政治无涉的前将军董卓阴错阳差地得到了参与核心政治变动的机会，这位政坛“边缘人”成为了最早登场的非传统势力。

出生于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汉、羌混居地区的董卓，同样在黄巾之乱以及讨伐凉州兵变的战事中成为方镇大将，但并未立下太多功勋，反而和统军主帅皇甫嵩迭生矛盾。当时孙坚正随破虏将军张温在凉州前线参战，一度建议后者斩杀桀骜不驯的董卓。其后董卓因击败韩遂所部凉州军而晋升为并州牧，但在中枢依旧是陌生人物。征召这样一位劣迹斑斑而又动机可疑的边镇指挥官，更像是袁绍的一石二鸟之举：先以边兵胁迫何进诛灭宦官势力，再以新编成的西园军逼退董卓，并将何进代表的外戚势力也顺势消灭干净。

董卓并不是何进—袁绍集团征召上京的唯一一股势力。当时，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已经返回故乡泰山郡募兵，东郡太守桥瑁奉命出兵进驻成皋（今荥阳市汜水镇），正在河内郡征募新兵的武猛都尉丁原也接到了“率兵至孟津关外纵火、震慑京中宦官”的密诏。主簿陈琳、侍御史郑泰以及刘备的恩师卢植等官员对此极为忧虑，认为一着不慎便将引发天下大乱。但他们更预料不到的是何进的出尔反尔——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始终下不了诛杀宦官的决心，竟令董卓所部在河东地界暂停，同时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宦官问题。最终，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常侍决定先下手为强，在是年八月何进入长乐宫面觐何太后时将其当场斩杀，首级被掷出墙外。

何进的意外身亡，在洛阳城中造成了一个怪异的政治真空：袁绍及其异母弟袁术连夜率何进部将吴匡、张璋等人杀入南北二宫，对宫内宦官实施了大屠戮。吴匡在混乱中，连带把素有积怨的何苗也一同斩杀，外戚势力遂与宦官同归于尽。而十常侍等宦官首恶则挟持少帝刘辩和刚刚被封为陈留王的刘协逃出宫城，行至小平津（孟津县西北黄河渡口）附近时投水身亡。两位贵胄在随从陪同下骑马返回洛阳城，八月二十八日黎明时分，恰在北邙山下与闻讯赶来“护驾”的董卓军队遭遇。朝廷控制权遂落入这位毫无信誉的篡权者之手。

初入洛阳之时，董卓所率马步兵力不过3000余人，并不足以抗衡八关外军和西园新军的力量。但他显然比何进和袁绍都来得果断，立即收编了何氏兄弟的旧部，并唆使丁原的部将杀死这位刚刚被任命为执金吾（首都卫戍司令）的外来者，收编其带来的新兵。反而是政变祸首袁绍显得畏首畏尾，不敢对董卓有所企图，最终仓皇逃出洛阳。而董卓把持朝政后的第一项决定，便是借故废黜了年长的少帝刘辩，随后又将其弑杀，改立年幼的刘协，是为汉献帝。随后他又自封为郿侯、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俨然万乘之尊。

平心而论，为了求取士人官僚的和解、合法地把持朝纲，董卓并非没有释放过“善意”。他以献帝的名义为窦武、陈藩等党锢之祸的受害者恢复名誉，重用其子孙，又将袁绍、刘表、张邈等对自己心怀不满的名士封为州郡牧守。出身陈留郡的名臣蔡邕（蔡文姬之父）对他的印象即相当不错。但这种故弄玄虚的做法并未收获士人的忠诚——在汉末既有的权力结构中，董卓不属于任何一方，自是难于被刚刚消灭了宦官和外戚势力的士族官僚视为代言人。而他所凭靠的并州一镇兵力，根本不在袁绍等人的眼中，内战全面爆发遂成为必然。

190年元月，反董联军主力约20万人开始向洛阳以东靠拢。《三国演义》中所述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即是指此事而言。但讨董各军不仅并无十八路之多，其分布也相当散乱：被公推为主帅的渤海太守袁绍当时正与河内太守王匡屯兵在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其弟袁术和孙坚在南方的鲁阳郡，豫州刺史孔伷在陈留以南的颍川郡。真正到达前进基地陈留郡酸枣县的只有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奋武将军曹操等七路人马共10万余人。而这批已经就位的部队，终日也不过是“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两个月不曾移动。

对关东诸侯的各怀异志，董卓早已有所察觉。袁绍、袁术兄弟之间的嫌隙，袁绍与其后勤供给者韩馥之间的矛盾，都在妨碍讨伐军齐心协力向洛阳推进。但董卓本人同样不属于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类型：他无意经营意外夺得的汉室政权，只想挟持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献帝以为己用。有鉴于此，190年二月，他宣布迁都长安，将汉献帝及其扈从转移到更靠近自己核心势力范围的西汉旧都，自己则继续留在洛阳，诛杀尚在城中的袁氏家族成员50余人，准备迎战关东大军。袁绍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似乎对麾下庞大的联军毫无信心。

三月，一支不到5000人的联军偏师终于离开了酸枣县的基地，开始向西进击，直指董卓军队的补给点成皋（今荥阳市西北）。董卓派遣部将徐荣前去迎战。在汴水之畔，徐荣发现来的是一个不那么熟悉的对手：曹操。

（参考资料：《三国志》，陈寿著，黄山书社2014年版；《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日］金文京著，何晓毅、梁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三国史》，何兹全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三国史》，马植杰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细说三国》，黎东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 历史史记汉朝曹操到三国英雄时代赤壁之战三国演义晋朝刘备汉书张角董卓黄巾军二十四史三国人物官渡之战太平道黄巾起义党锢之祸东汉三国志何进袁绍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