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 断代史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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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以士族门阀为主角的贵族化时代，创造力也更多的属于他们；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精神自由奔放的时代，登场的人物或雄才大略，或才华横溢，怀玄心或佛性；他们寄情山水田园，饮酒清谈，隐逸或狂放，修行悟道或玄思妙想，追问自我和宇宙，饱含深情。也许正因历史的纷扰离乱，这些魏晋人物的光芒才如此耀眼，照亮了心灵的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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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在文化观上是汉民族的文化观，以天朝上国而自居，骄傲于自己的典章制度和华浮文采，但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排斥和抵触，拿来主义，兼收并蓄。借鉴自中亚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发展的。在这个儒家文化还没有全面渗透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缝隙”里，唐朝人没有太多思想束缚，也许正因如此，唐的文学才如此快意恩仇，唐的精神气质才如此奔放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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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权且做个历史假想，假若传说可信，大禹在接受禅让后面对臣工时，会讲些什么？甚或夏启代伯益，获得政权的时候，他会讲什么？按说他们应该会如同西周君主那样，讲讲历史经验教训，讲讲当前形势，也得讲讲发展蓝图。如果是禹、是启，他们会如何总结夏之前的历史，会怎样看夏王朝的“国际”政治形势？

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无法从文献中获得这样的就职演说和夏人对重大历史所作的总结了。要对夏之前的社会与政治格局进行概括，目前只能依据考古学家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粗疏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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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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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既以“战”名，军国主义自是整个时代的主题；如何聚敛人力、物力与财富，将之用于征伐，遂成为大小诸侯一致关心的焦点。魏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又问人口、领土诸事，显得操切不已。秦孝公初见商鞅，对帝王之道昏昏欲睡，唯一闻霸道，便“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赵武灵王更是不惜悖逆旧礼制中最重要的衣冠一项，改着胡服、习骑射，可见其聪明才智全在军国实务，而无暇做孔子式的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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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之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大秦所影响长久的制度利弊的思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更是我们讨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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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至今已有10年。在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前3500～前1500年，在中国时空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先何时点燃文明的火光？这些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到1926年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新世纪的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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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空前的文化繁荣时期。中国的文官制度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理想，通过对人才才能和德行的考察，而不是出身与地位，来吸引政府人才。这一制度几乎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采用。汉朝的理想虽然在几百年后由于它的灭亡而暂时中断，但是后来历代的继承者都敬仰汉代所创立的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