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亭

作者:杨聃

电话亭0在伦敦,已有近百年历史的红色圆顶电话亭与皇家邮政信箱都曾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公共设施。英国人把双层巴士、邮筒和电话亭全部漆成红色,即便相距甚远依旧醒目可辨。在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电话亭是令人安心的存在,它们是夜间的灯塔,不仅可以躲避寒冷和雨水,还象征着交流。

可追溯至1921年的英国电话亭历经过多次“升级”,其中最经典的K2版本出自建筑师吉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Giles Gilbert Scott)之手。这位出身世家的建筑师名声赫赫,巴特西发电站和利物浦大教堂都是他的“荣誉勋章”。参考了新古典主义建筑创始人约翰·索恩(Sir John Soane)的墓碑之后,斯科特将圆顶结构以铸铁的形式重现。对当时的英国来说,以苏格兰铸造厂的铸铁打造电话亭是一种重工业怀旧和高科技的亲密结合。

自40年代起,伦敦街道都被一抹红色点缀。延续至今的电话亭多为K6版。为庆祝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斯科特再次被委任设计。相比K2,他去掉了古典的装饰,缩减体积和造价。这让更具现代感的K6迅速在英国普及。无论是在电影《女人杀手》(1955)中缉捕嫌疑人的联络点,大卫·鲍伊的《Ziggy Stardust》(1972)专辑造型,还是艺术家班克斯《破坏电话亭》(2005)的调侃对象,红色电话亭以符号形式贯穿于流行文化当中。

英国人自己也时常拿它开玩笑:“上一次电话亭真正被人用来打电话的时候,亨利八世才娶到第三任老婆。”在鼎盛时期,英国约有7.3万个红色电话亭,而今保存下来的不足十分之一。随着80年代英国电信业私有化和移动网络的兴起,大部分电话亭被送到了废品场。它们在日晒雨淋中默默伫立了30年,破旧不堪,锈迹斑斑,有些玻璃嵌板的缝隙里长出了杂草。为了保住这些昔日的“城市树洞”,2012年推出的“领养”计划鼓励各地机构花1英镑购买一个电话亭。书报亭、充电站、银行取款机、咖啡店、迷你的手机维修店……人们极力挽留被翻新的红色电话亭,让其以新身份继续点缀街头。然而,这份对电话亭的眷恋并不是在世界各地都如此强烈。

喧闹的时代广场每隔7到9分钟就能听到一阵电话亭的来电铃声。路人看着三个矗立在第45街和第47街之间的玻璃盒子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它们是阿富汗裔艺术家艾阿曼·莫贾迪迪(Aman Mojadidi)“违建”的,仅存活了两个多月(2017年6月底至9月初)。纽约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最多遍布过6000座付费电话亭,供居民和游客投币使用或免费拨打市政热线911和311。自2014年起,LinkNYC项目计划彻底拆除已有的电话机和电话亭,原地安装Wi-Fi网络通信站。莫贾迪迪一直关注电话亭,眼看着它们从私人情感的传递者,变成一个个冷冰冰的街头设施,逐渐被拆除殆尽,便想做点什么。他在布鲁克林找到三个尚未拆除的废弃电话亭,经过一番改造,帮它们装上新的门和话筒,迁移过来,作为时代广场公共项目的艺术装置。

如果有人听到铃声,走进电话亭,拿起话筒,便能邂逅一段故事。可能是一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老先生,叨叨早年间在桑树街开餐馆的过往,他很遗憾尽管能找到所有原料,却再也复制不出童年在故乡的那种滋味了;也可能是来自孟加拉国、比利时、埃及、日本、斯里兰卡等地的人用各种语言讲述他们初到美国,想对远方家人说却没说出口的话。被收集的70个故事音频大都时长2到15分钟,口述者所涉及的人物与社区背景信息都能在手边的“电话簿”上找到。

电话亭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也常与转变和传运的体验相关联。克拉克·肯特冲进电话亭变成超人的漫画片段引来无休止的恶搞和致敬。从《神秘博士》到《黑客帝国》,电话亭成了状态甚至维度之间的过渡之地。正因如此,莫贾迪迪希望通过电话亭让更多人跨出圈子,听到别人在想什么,有怎样的故事,或许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永远不会遇见彼此。

短暂的艺术装置挽留不住电话亭的消亡,喜欢它们的人会在心里留一块地方,存放那些在通话还存在限制的时候,关于期待、焦急和陪伴的回忆。 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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