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牌

作为一名“90后”，我儿时在奶奶家、姥姥家的一项任务就是撕日历。一个纸板挂在墙上，纸板上钉着厚厚一摞纸，那是满满一年的日子。日历有《新华字典》般大小，用纸很薄，能透光，每张纸上印着阴历、阳历的日期和黄历的宜忌。虽是同一日，奶奶家和姥姥家日历上的禁忌却不甚相同，令虔诚的人手足无措，所幸无人在意，不会捧着两本日历比较。日历的字总是红绿两色，我撕掉红字的时候多，因为红色代表周末。有些日期上还写着字，那是奶奶给自己的提醒，撕下那一页时，感觉一天格外充实。

那时的手撕日历有许多“雅号”，因扯掉的都是自己的岁月，心有不甘，唯愿无病无灾、不会变老，北京话称其为“白扯”，而更通用的别名是“月份牌”。如今除了向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打探凶吉需要在街边探访“大师”，手撕日历已不见踪影，只有“月份牌”的别名还时常出现在老一辈人的口中。这个名字，也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将日历、月历、挂历、台历通通串联在一起。

时日、节气出于天，编订日历在中国古代是由天子统治下的朝廷垄断的，直到清末，私印日历才合法，那时认为日历由轩辕黄帝制定，称作“黄历”，多是农历，少公元纪年，直到诞生于上海十里洋场的月份牌出现。

19世纪70年代，清朝的国门打开后，上海的报馆、彩票行、轮船公司为了招徕顾客，参考中国传统的民间年画配有月历节气的“历画”样式，用中英对照的月历配上商品宣传画，在新年前以买赠的方式送给顾客，这种广告画被称为“月份牌”。资料显示，当时享有盛名的申报馆从1884年起就刊登“奉送月份牌”的广告，并申明由点石斋石印精致。月份牌甫一产生，就是如今挂历的大小，它的用纸有卡纸与铜版纸两种，早期多用尺幅较小的硬卡纸印刷，将历表印在背面，大尺幅的铜版纸成为主流以后，上下两端还镶有铜边，上端铜边居中穿孔，可以张挂。

月份牌画如今已是民国老上海的标志，列入了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拍卖一张动辄数十万元。它的价值不在于古老，而在于艳丽。相比朴素的手撕日历，最早的月份牌常以中国传统的仕女图、山水图为主题。随着城市开放，穿旗袍、踩高跟鞋的上海时髦女郎成为月份牌上的主流。

甚至由月份牌催生出专门的月份牌画室和美术设计师，其中便有张光宇等著名画家。有“画坛怪杰”之称的谢之光更是因月份牌出名。资料显示，他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贫寒家庭，1913年全家跟随父亲来到上海，开一家煤炭店谋生。谢之光自小喜爱绘画，14岁师从中国最早画月份牌的画家周暮桥，学习人物画，17岁考入上海专科美术学院，接受系统美术教育。那时他“没钱时画广告，有钱时画国画”，为了生计，毕业后成为广告画师，将透视法融入传统题材，23岁出版第一张月份牌《西湖游船》，在上海大获成功。之后，华成烟草公司出高薪请他担任公司广告部主任，他为公司设计“美丽”牌卷烟的烟标，兹一上市，人们无不为烟标上的女子倾倒，卷烟销路大开。谢之光声名大振，一张广告画能卖出500大洋，他接续师父周暮桥的衣钵，成为上海最出彩的月份牌画家之一，将“月份牌画派”发扬光大。学界曾用“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是近现代艺术家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来评价他。直到解放前，他曾画过180多位旗袍美人，连民国影后胡蝶也曾做过他的模特。

当时月份牌的发行量巨大，东北人嫁女儿要拿月份牌作嫁妆压箱底，压得越多越时髦。印刷界也将此视为重要业务。仅1916年3月，中华书局就“承印政府月份牌20万张，印价2万有余”，中华书局的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也发行自己的月份牌。1910年蔡元培在德国留学，张元济春节期间特地给他写信问好，“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

受此风潮影响，故宫与广告公司合作，在1931年对外发行《故宫日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止。如今仍留在30岁以上中国人记忆中的日历、月历，挂历、台历，自那时就齐全了。《故宫日历》大小与后来的手撕日历更像，只不过也有“月份牌”的称呼。它是左右翻动的活页，不需撕扯，厚铜版纸精印，一面日历，一面是故宫里收藏的古物图画，风格与时髦的月份牌迥异。《故宫日历》可以放在桌上把玩，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都曾在书信里提及，用《故宫日历》馈赠亲友。当时发售日历会登广告，甚至声称，“每购日历五只，加赠《梅兰芳剧影》一册，购十只加赠《富连成卅年史》一册”。

月份牌不仅大受欢迎，自诞生始，它就成为历史的一重写照。当《故宫日历》被战乱中断，到了40年代末，月份牌也脱胎换骨，它的广告功能被街头广告牌和海报取代，而日历的功能，又被挂历取代。但在解放后，不仅“月份牌”的名字始终延续下来，挂历的形制、挂历上的图画都与月份牌和“月份牌画派”的画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谢之光便画过挂历，只不过已不是上海滩女郎。到了上世纪70年代，挂历成为政治宣传的产物，很多样板戏里的经典镜头、英雄模范事迹、丰收场景等内容，都成了挂历常见的主题内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摩登女郎又回到了大众视野，绘画变成了照片，影视明星、泳装女郎是挂历图画上的主流。在40余年前，它们就像墙上的《花花公子》，也成为八九十年代生人，对于挂历最初的“刻板印象”。

直到手机普及，越发智能，每年年末，父母从单位、朋友那里拿来的挂历才日渐式微，不必再为将多余的挂历送出去而烦恼。日历普遍成为手机的一个App或是手机桌面上的一个插件，备忘录可以循环提醒，时间管理的精度达到以分钟计，提醒事项早已不是手撕日历上的空白能够容纳，甚至办事日程也不是私人的事，电脑、手机中共享日历成为常态，邮件直接推送进日历。

纸质日历、挂历仍在。挂历变为家里墙面的装饰，而2010年故宫再次推出《故宫日历》，作为工艺品重焕80年前的荣光。其他的创意日历也不一而足，只不过上面不再有广告、政治宣传乃至美女诱惑的位置，图案变成审美和普及知识的所在，甚至还有二维码，可以扫描听音乐，过期的日子撕下来可当作书签或明信片。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变得更为小众，成为年轻人时尚的礼物。 月份牌故宫日历艺术美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