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天地间

1636年（崇祯九年），年届五十的徐霞客决定再次踏上旅途，开始他一生最壮阔的“万里遐征”，也就是由浙江至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为期四年的西南之旅。此前他居家两年，游兴仍然未减。为了在即将随老年而至的病痛缠身之前完成夙愿，他迫不及待地再度启程。

对晚明古人来说，50岁已是近衰老的年龄，本该考虑还乡享受子孙绕膝的退休生活。徐霞客的好友文震孟给徐霞客写过这样一封信：

“行年耳顺，婚嫁都毕。即不能如仁兄五岳之游，深山茅屋，怡情养性，尽可自老，何事马背黄尘，逐逐不休？且半载之间，孟长病，明卿亡，弥使人心怵而神惕……今岁杖履游行何地？从前涉历，已大可观。今见汇成纪述，已导后游，以传千秋，使百世而下，知人间世固有地行仙人，不亦韵乎？”

信中所言逝者“明卿”为陈仁锡，和文震孟都是徐霞客的多年至交。文震孟的祖父文徵明与徐霞客的高祖曾有往来，故为世交；陈仁锡与徐霞客的岳父罗济是姻戚，相交很早，往来密切。徐霞客虽出身世家，然而少年丧父，也没有走仕途，且“不屑谒豪贵，博名高”，他的朋友圈里许多江南文人多是由陈、文二人引荐的。他的友人中，黄道周、郑鄤、文安之、郑之玄、谢德溥、黄景昉等都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徐霞客与他们相识，都缘于陈、文二人的介绍。陈仁锡的去世让文震孟意识到衰老和死亡的切近，“心怵而神惕”。加之他的外甥姚希孟（文中的“孟长”）病重，后不久于人世，他悲恸不已，也生了病。历经生离死别，自感来日不多的文震孟在这封信里既是向徐霞客发出疑问，也提出了自己善意的劝告。

朋友的劝告合情合理。这个时候的徐霞客，兄弟俱在，长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年纪尚小，12岁。虽家道中落，仍有遗产，衣食足以自给。他前几十年的游历生涯在家乡江阴已颇有名气，“文章受知于时人，道德见推于乡里”。按常人的想法，这个时候含饴弄孙、悠游林下、清净保养，是度过余生的最佳选择。然而，徐霞客决定前往西南——在一位晚明江南人士的世界中，那里仍算蛮夷险地。他也的确在滇黔历尽磨难，忍受此前的旅行中不曾遭受的不堪之苦。

这一次出行，他的同行者是江阴迎福寺的和尚静闻。静闻曾刺血写《法华经》，希望将它供于鸡足山。另两位同行者是仆人顾行和王二，出发不久王二就逃走了。这段“最后的旅程”以江浙游始，留下《浙游日记》若干篇。与之前的所有旅程不同，这一段日记里的许多寻访故友都像是未曾言明的告别。临行前他写信给陈继儒言志：“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唯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徐霞客对一生所求的定位已排除了对宇宙奥秘的玄想、对心性精微的探索和对红尘的纷杂诱惑。他写自己“尝恨”，并非是不屑于追求这些高深或世俗，只不过是自知力不足，求而不得。他感到自己在“此高深之间”，可做的选择是“目摭而足析”，用眼睛与脚来认识和分析世界。他能追求的不是文人士大夫擅长的心灵学问，而是脚踏实地的观察与实践。传统文化中，身体的地位低于心灵和头脑，劳力者治于劳心者。徐霞客并不否定这种约定俗成的等级观念，他谦谨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掘身体的潜能。

为了与徐仲昭、王孝先、王忠纫、陈函辉、陈继儒等友人见一面，他取“东迂之道”走水路，一路乘醉放舟，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州诸郡县，然后由常山县进入江西。思及徐霞客5年后即病故，在他病故之后3年清军即入关，日记中提到的许多故人之后的命运大都壮烈得令人唏嘘，读来渗透了苍凉之感。

动身前，徐霞客想等候与朋友黄道周见一面，但一直杳无音信。动身的九月十九日，他赶到土渎庄与徐仲昭会面，一同饮酒直到半夜，乘着醉意开船上路。二十日，抵达无锡县城，在王忠纫家喝酒，王孝先、王受时也相继赶到，酒喝到深夜才下船。二十二日，他到达苏州，晚上经过葑门去看望在苏州隐居将近15年的陈函辉。一见面，徐霞客就泪流满面，为他感到悲伤。陈函辉历经迁徙流离，随后又倾家荡产，儿子死后尚能以诗文自我排遣，如今却又受到孙子的无度盘剥和忤逆不孝，晚景凄凉。二十四日下午，抵达佘山背面，上岸取道山中佛塔下的凹地往南行，经过一个荒废的园圃。过往的岁月在这时从记忆中浮现：这就是8年前中秋时节演出歌舞的施子野别墅。那时，施子野华丽的园圃刚刚建成，征聘了一些歌舞艺人，他曾与陈继儒一起去拜访，景色妖艳。3年后，他再次与陈长卿去探访，园中的胜景已易主，新主人是兵部侍郎王念生。如今，这里台榭墙垣断缺零落，不断变化的面貌让徐霞客感慨沧桑变化。越过佛塔下的凹地，佛寺已经没有了门，只有大钟仍然悬挂在树上。他赶到陈继儒的顽仙庐，陈继儒望见有客人来到，事先跑开躲避；问知是徐霞客，才又走出来，挽手入树林，饮酒到深夜。晚上，他留宿陈继儒家。二十八日，他的船到达杭州附近。他遣童仆进杭州城，前往曹木上家，询问黄道周的消息，得知他还没有从北方回来。此时的曹木上前往南京国子监去了，无从打听更多的消息。他在船中写了封信投递到黄道周家，估计从此之后行踪遥远，路途险阻，不会再有便利的通信条件。第二天，他又写了封寄给徐仲昭和陈函辉的信。除十月初二在余杭访何朴庵而不遇，这一程的会友晤别到这里即结束，徐霞客也再次远离亲友，前往通信稀疏的陌生异域。

江南的这段旅程富有故乡的情谊，交织着深情的人际网络。一路上，徐霞客为朋友购置竹椅，买人参寄往家中；友人帮他写好途经之处的介绍函，托当地知州、僧人代为关照；他接受友人资助的路费，偿还了另一位友人几年前欠下的书费，又向杭州昭庆寺的法师借到了10两银子添补出游费用。这也让人看到，身为布衣，徐霞客的远游得到了朋友们的襄助。这些人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是徐霞客事迹和见闻的最早读者和听众。

徐霞客的事迹和游记书写先是在这些江南朋友中私下传抄。黄道周很钦佩徐霞客孑然独立的性格，说他“孤云独往还”，徐霞客引以为知音。两人互相唱和，写了不少诗作，其中有一首七言古诗长篇，是1630年（崇祯三年）黄道周在丹阳见到徐霞客之后有感而发。长诗中有这几句：

自言早岁适雁宕，缒藤级绠穷上下。

天台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苍局于掌。

中年复走西钟山，焦饭十日支霜盘；

道逢采药授云餐，帝子欲为歌路难。

匡庐老僧亦下拜，鸡足道人分沆瀣。

磨头豆核石泉茶，夜中日出啸沧海。

听君言下何萧然？引人攀岭扪青天。

所探幽奇既如此，岂有人岳当君怜？

这首诗后有陈仁锡、文震孟、项煜、郑鄤等人的题跋。陈仁锡是1622年（天启二年）壬戌科的探花，文震孟是该科状元，郑鄤与黄道周都是该科进士，而项煜则是次科天启五年的进士。命运的动机

是什么内在动机驱动徐霞客在晚年仍要义无反顾地踏上远赴西南的万里征途？他的生命中是否有什么平静或意外的环节产生了不可捉摸的力量，将他推入命运的独特轨道，摆脱常规的羁绊，不再循规蹈矩？

十月下旬的江南湿漉漉，还带着夏日的余温。寻访徐霞客，他的故乡江阴是自然的起点。

霞客故居在马镇，从无锡前往那里只半小时车程。故居与仰圣园两座院落隔相对望，晴山堂及晴山堂石刻在仰圣园内，周围农田池塘环抱，僻静幽美。故居三进十七间，厢房两间，占地大约两亩。穿过门厅和轿厅，正厅前院有一口老天井，一侧矗立着一棵6米多高、400来岁的古罗汉松，相传是霞客父亲徐有勉从京城带回来的盆景，由霞客移栽于庭院内。故居历经四五百年的沧桑和改建，已不复原貌，唯独这棵古树是活着的见证者。

除了展示徐霞客的旅游路线和游记成就，故居对徐霞客家世的考证和呈现是别处没有的。徐霞客虽被后世视为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的、具有科学精神的探险家和旅行家，然而他的底蕴却是传统的。正厅崇礼堂的对联是徐霞客的诗句：“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的追求是精神和人格层面的，并把隐逸高洁视为一种理想。霞客虽为布衣，但他的志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书房中展列了一张江阴梧塍里徐氏世系表，也是一张家谱图。一世祖徐锢为北宋开封府尹，是南州高士，金兵南侵时携带大量中原文献扈从高宗南迁，隐居于临安（今杭州），他所保存的古籍后成为梧塍里徐氏的藏书。南宋末年，五世祖千十一任承事郎，因遭乱世，为保持“南州高士之风”与子孙相约“俱誓不仕元”，始迁江阴梧塍里隐居。梧塍里位于今天的祝塘，村貌虽变而护村河依旧，昔日敕书楼的巨大基石、巷口牌坊石柱尚存，宗祠前古银杏树参天。徐家以耕读为乐，诗书传家，富甲一方。

遥遥对霞客命运发挥着隐约影响的关键人物，是九世祖徐麒和十三世祖徐经。徐麒青年时曾拜文学家宋濂为师，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徐麒以布衣应诏，奉命出使西蜀，招抚羌人。功成返京，朝廷欲授以显职，他不愿为官，以家计浩繁需要处理为由请求告归。朱元璋赏赐良田数十万顷，他以一品朝服荣归梧塍里，做征收赋税的工作，配合明初国家草创急需税收的政策。他大规模垦荒辟田，从事农垦开发，重农积谷，广收文集，使梧塍徐氏成为资财富裕的素封之家和藏书万卷的藏书之家，保持了富裕乡绅的地位。更细致的家族叙述来自于徐霞客搜集刻印的《晴山堂法帖》。元代无锡大画家倪瓒与徐麒的父亲徐均平是好朋友，很欣赏徐麒，在1370年写的《题书屋图》中写徐麒“清令不凡”，“居静饮和，允执以往，吾知为世德家声所积者深矣”。倪瓒希望徐麒读书成才，目的却是隐逸：“问字惭荒老，垂髫喜亢宗。亲方行役远，道在慎吾中。露净当空月，香余隔户风。幽斋无长物，琴帙隐高松。”苏州大诗人高启为倪瓒书屋画幅写了题跋，并赋诗申说幽微的深意，表达了“寸心宁逐天倪返”的回归自然的愿望。过了8年，1378年（洪武十一年），徐贲在徐麒的行笥中看到倪赞的图咏，发现其中题跋的作者都是逝去的故友，也题了一首诗：“幽人丘壑心，英士风云色。出处万里远，触机在深寂。……遥望故人子，一见能洞别：丹佳影犹含，丛兰茁方出，锡之以珍名，授之以微密。忽焉数载余，语语既冥合。鸿声启后人，遗咏慕前哲。……瑛带转难穷，珍重千秋业。”诗中可窥知元末明初的知识精英在动荡年代所处的困境，以及对出处仕进采取的消极态度，暗示归隐才是处身之道。其中，“丹佳影犹含，丛兰茁方出”这两句诗犹让我感到，“世德家声”在徐氏家族的后代身上投下了“一见能洞别”的祖先影子，成为徐麒，继而也成为霞客不可或缺的共同人格面向。这些诗与题跋的背面也是这些人后来的命运：倪瓒退隐山林；高启与徐贲卷入官场起伏，遭到明太祖杀害。

从徐麒出生（1361）到徐霞客逝世（1641），徐家九代人经历了明朝的三个世纪，也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徐麒的两个儿子景南与景州继承父业，在明代前期的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得到政府的眷顾，累积了丰厚的资产。徐景南的儿子徐颐曾接受诏令，担任过中书舍人的职位，使徐家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他遵循家风，按着祖父徐麒的处世方法，在朝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便以奉养双亲为由辞官归隐家乡，继续富裕乡绅的低调生活。明代是一个科举盛行的时代，科举成为求取家族显贵的必经之路。徐颐的长子徐元献聪慧好学，徐颐很注意培养他，管束严厉，延聘名师张亨父为西席，教导进学之道。徐元献不负众望，26岁中举，崭露头角，又在南京乡试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然而世事难料。徐元献虽然科场得意，却因身体羸弱，无法支撑读书过度劬劳的负担，还没考上进士就去世了，享年29岁。徐元献英年早逝给徐家带来沉重的打击，年过花甲的父亲更是难以承受，6个月后徐颐逝世。

徐元献留下一个儿子徐经，也就是霞客的高祖。徐经10岁连丧父祖两代至亲，好在有富裕家庭的支持，得以专心攻读经书，致力科考。他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与吴中唐寅、文徵明和祝允明相互推崇。1495年（弘治八年）中应天府乡试举人，1499年（弘治十二年）与唐寅同舟北上会试。徐经家财万贯，带着仆从与优伶与唐寅联袂入京，引人侧目，也引来嫉妒。会试期间，给事中华昶听闻其中有鬻题之弊，事牵贿赂，遂弹劾主考程敏政，引发了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牵扯出官场斗争，唐寅与徐经被黜退功名，断绝了仕进的希望。这一桩科举大案真相究竟如何，徐经是否“贿金得题”，唐寅是否参与其事，当时谣言纷纷，至今扑朔迷离，告发舞弊案的华昶也遭到降职贬斥的处分。徐经回梧塍里后闭门谢客读书，著《贲感集》抒发胸中愤郁。正德年间，为盼望大敕令，至京师探听消息，客死禅寺，年仅35岁。

很多人认为，徐经的遭遇是徐氏家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后，徐经之子徐洽七次会试屡试屡败，直至57岁仍未被录取，自感命运不佳。他的长子徐衍芳从小发奋勤读，长年就读于湖庄书屋，但也时运不济，六次皆不中试，在苦闷中日日以诗酒泻心灵，40多岁夭亡。从太祖徐元献至祖父徐衍芳，徐家人在明朝近百年的科场角逐中均以失败告终，耗尽了四代人的精力。至此，霞客故居的叙述是：至霞客父亲徐有勉，虽自小也攻读“四书五经”等科举时文，然而祖父辈四世的科场悲剧积留下惶恐的记忆和教训，使得他对科考深恶痛绝，决心摆脱科举羁绊。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他不期望霞客扬名富贵，而鼓励他远游的志趣。

然而，霞客对家世的叙述则更为幽微，作为家族资料的《晴山堂法帖》对这段经历似有难言之隐，亦不愿引徐元献之后至祖父徐衍芳的几代人为后人志趣的因由和线索。霞客请董其昌为自己父母合葬写墓志铭，写成《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墓志铭这样叙述江阴望族徐家：

澄江以徐氏为望族。自其始祖本中（徐麒）以布衣奉高皇帝命使蜀，辞官归里，朝士高之，赋诗送别，为国初盛事。本中归而出粟赈恤，为德于乡。……数传而有豫庵（徐有勉）隐君，及仲子弘祖（徐霞客），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

墓志铭表彰徐氏祖先，赞扬徐麒，然后跳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并称赞徐霞客“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徐氏家族希望继承和延续的人格面貌是“高隐好义”和富而好礼，不愿提家族曾经努力科举发迹的隐痛。这样，不走科举之路，而成为一名旅行家，行走于大自然的山水之中，对徐霞客来说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丁文江也曾有过疑问，霞客何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要做“西南遐征”？

“谓先生耽山水耶？近乡风景之足以赏心娱目者，所在有之，固不必舍近而求远也，况得不偿失，乐不齐苦乎？谓先生慕佛道耶？则《游记》俱在，初未尝先生以拜佛访僧为目的也。”除了不是传统文人的宦游或贬谪之旅，不是张骞那样的为帝王出使，也不是玄奘那样的朝圣之路，徐霞客的晚年出行还证明，他旅行的动力不仅仅是为欣赏美景之愉悦。他的旅行因此在古代中国实属罕见特殊。他的友人陈函辉，也是黄道周的弟子，为他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纪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陈函辉对霞客的理解足见他们相知很深，也可见在江南闽浙的朋友圈里，霞客的所思所行并非完全孤立，而有他的应和者群体。徐霞客的旅行不仅是为了寻求惊奇，更重要的动因是为“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这是纯粹的求知。这样不远万里、不辞辛劳求知的渴望和实践，在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都不陌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却一直只是少数人的志业。陈函辉还提到，经书记载中的江河山脉“俱囿于中国一方”，“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这说明，徐霞客的空间想象力已突破了古代“中国”的界限，神思缥缈至如《尚书·禹贡》这样上千年来被认为是全部宇宙的边界外——那一方向西在昆仑山脉之外，向东亦可能为“海外”的天地。让他的空间想象突破原有框架得以延展的，是自然地貌上山河的渊源和走向。过去几千年来，人们对于山河之来去有奉为经典的《尚书·禹贡》为原型，到了徐霞客，他的寰宇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点无声的变化中有惊雷炸响，但听到的人寥寥。

走出故居，来到对面的仰圣园，院内种着棕榈、桂花、迎春、柠檬、石榴等植物。雨后，这些绿、淡黄和浅红揉碎在氤氲水汽里，如色彩缥缈浮动的淡彩画。晴山堂在仰圣园深处，淡灰色围墙，堂院门前一对石狮侧脸相对，入口处有筹建晴山堂缘由的介绍，文字细读很有意思。1620年（泰昌元年），徐霞客33岁。徐母王氏身患重病，长久不愈。徐霞客四处求医，偕同族人徐芳若入浙，过江山县青湖至福建兴化府之九鲤湖，见有仙祠，便问母寿，祈梦祠中，结果是“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的谶语。第二年，徐母疾病经过治疗果见好转，他于当年特意为母亲筹建了新堂舍，请人绘制《晴转南山图》，题为“晴山堂”。霞客因“不喜谶纬术数家言”而远游去做地理探索，然而在处理实际生活与生命问题时，谶语仍会在心理意识层面发挥作用。建堂毕，逢其母八十大寿，他邀请友人董其昌、黄道周、高攀龙、王思仁、张大复、陈继儒、陈函辉等题诗作图庆寿。如今，他所整理的祖先与文人往来的76块石刻、88人的94篇诗文的碑文都陈列于仰圣园的沿湖长廊和晴山堂内。也许正如“仰圣”这个名字所揭示的，霞客虽特立独行、与古代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但他的个人价值实现仍基于儒家价值观。历史的自由度

到哪里还能寻访徐霞客曾生活过的晚明，感受他所感受过的氛围，呼吸他曾呼吸过的空气？我试图在江南的踏访中拟出一条徐霞客所生活过的晚明“等时线”，穿越到17世纪的历史海拔中。

丁文江编写《徐霞客先生年谱》，对霞客的交友略有梳理，因“观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论世者所不可忽”。他写道：

先生友人中，如黄道周、郑鄤、文安之、郑之玄、谢德溥、黄景昉，均天启二年进士，殆皆由于文（震孟）、陈（仁锡）二人之绍介。又因黄道周故，而多识闽人。如张燮、林钎、何楷、刘履丁（介绍先生于钱牧斋者），皆漳州人。黄克瓒、张瑞图、何乔远、郑之玄，皆泉州人。曾楚卿，莆田人。曹学佺，侯官人。……先生之叔日升，又为漳州推官，故先生入闽，得遍识当时名士。其余如杨汝成、何楷，均天启五年，乙丑进士，与日升同榜。刘若宰，曾宦于闽。朱大受、方拱乾，皆刘之同年。周延儒与先生族兄仲昭幼年同塾。缪昌期、夏树芳、许学夷、张育葵，皆先生同邑。高攀龙与缪为至友。至于李维桢、范允临、孙慎行、沈应奎、李流器、姜逢元、陈继儒、张大复、王思任、米万钟，皆以诗文书画负盛名，虽以友自居，而实则先生之前辈。

这些名字，还有霞客故居出现的许多名字，却将我的寻访之旅引向无锡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藏身于繁华市中心，原址复建了古典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如今入驻了不少格调素雅的咖啡厅、茶室、书店与纪念品店。一进书院，就能见到题刻着“东林旧迹”的石牌坊，牌坊下方是书院中轴线，中轴线左侧为祭祀建筑，右侧为讲学殿堂。沿中轴线朝深处走，依次有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正心亭、时雨斋、来复斋、晚翠山房等，庭院中对称地矗立着高大的香樟树。中轴线左侧有一座“道南祠”，用于纪念书院最早的奠基人、北宋学者杨时。相传“道南祠”附近原有一条似弯弓的“弓河”，从前入书院乘船经水路，从弓河码头上岸而入。这条水道现已不复存在。

北宋之后，东林书院曾一度荒废。明朝万历年间，被削去官职的无锡人顾宪成返回家乡，重新修缮了“东林书院”。书院是社会私家讲学之所，有别于府县学宫孔子的“大成殿”，故有“燕居庙”，为闲居之意。“燕居庙”中展列着鼎、簋、爵、尊等祭器和编钟、编磬、龙凤瑟等礼乐之器，以祀“至圣先师孔子”。时逢明末乱世，时政荒怠，江南地区的很多文人知识分子聚集于丽泽堂，在此切磋讲学，关心国事，交流思想，针砭时弊。书院曾一度居于全国舆论中心，以致丽泽堂常常师众盈堂。徐霞客的友人中，高攀龙、缪昌期、文震孟、郑鄤、陈仁锡、黄道周、钱谦益都是东林志士。徐母八十大寿时，高攀龙曾为张苓石所作《徐母秋圃晨机图》题诗，霞客将题诗刻石，藏于晴山堂。

我来的这几天，无锡下着细雨。几口大瓦缸随意地置于书院润湿的石板路中央接雨，橙红的金凤花点缀于水面，细雨跌入，漾起浅浅的波纹，很清幽。雨打着芭蕉，却无闲听雨。我在这里的回廊与舍堂里寻找着与徐霞客遥相关联的讯息。高攀龙的名字出现在“东林八君子”的介绍中。他是顾宪成同乡，1589年（万历十七年）进士，曾官至督察院左都御史，后辞官回无锡。其他七君子与他经历类似，大都中过进士，因谏言，弃官或遭权臣贬谪回乡讲学。他们锐意图新、要求革除朝野积弊，虽“居水边林下”，却仍“志在世道”，讲学之余，间或裁量人物，议及朝政。丽泽堂里有一幅《东林会讲图》，图正中一人正慷慨激昂地抒发己见，周围的听众或陷入思索或窃窃私语，溢出欲以思想冲破现实禁锢的自由激情，其氛围不禁令人想起雅典学院。丽泽堂内悬挂着刻有“八君子”核心学术思想的木匾。高攀龙写：“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于阉党当政的局势中，高攀龙诉诸于学术以正心。他与顾宪成都大力提倡重实践、讲实用的实学精神，反对玄虚邪说，形成独特的崭新学风。徐霞客与东林君子多有交往，这种学风也影响了他。

与时局荒怠相对的却是晚明江南社会的极度繁荣。晚明江南的蚕桑织业与棉纺织业由农家副业跃为主业，经济迅猛发展。这种繁荣催生了世俗的纵乐欲望，也催生了奢侈的风尚。正德、嘉靖年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描述了当时江南的富裕：“今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生活方式变迁促成思想观念的变化，其中亦蕴含着自由度。陆楫在同一篇文章中，可以说是首开先河地批判正统的禁奢观念，而为奢侈辩护。他观察到，“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醖，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伎，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他已认识到，奢侈消费为服务业提供了就业。他进而写道：“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虽圣王复起，欲禁吴越之奢，难矣！或曰：‘不然，苏杭之境为天下南北之要冲，四方辐辏，百货毕集，故其民赖以市易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俗奢虽有违圣人的价值观，但它却促进了商业发展。

“俗奢”意味着对享乐，也是对身体欲望的承认。晚明社会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日常生活，视其为人伦大事。这一微妙的变化，也催生了思想上的自由度，即冲破程朱理学的堤防，摒弃假道学的空谈性命。晚明文学中身体回归的集大成者当属《金瓶梅》，其大致创作时间恰近徐霞客出生。如白先勇在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序时所言，宋明理学长期主导思想界，“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训走到极端，变得过犹不及，窒息了人的正常欲望。晚明一些开明思想家提倡个体自由和解放，文学创作高举“情真旗帜”，走向浪漫和情色。白先勇评《金瓶梅》，“跳出历史和传奇的窠臼，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饮食男女居住其中的世界。他们抛却了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生活在真正的中产人家中，为晚明社会精雕细镂出一幅艳俗华丽的浮世绘”。

另一种精神冲决的产物，则是对自然风景和社会风俗的研究、描绘和记录。知识精英在探索“心性之学”以外，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存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摆脱古人诉诸圣贤权威、不求甚解的治学方式，通过身体的实践，认识客观世界与自然地理的面貌。商业对交通的开拓，促进了人口的扩张和流动，也带来旅游的便利。晚明时期，交通路线急速发展。除了官方《大明一统志》的地理记载，还出现了许多商程便览之类的导引书刊，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程春宇的《士商类要》。全国的交通路线及各地驿站分布，不但罗列得巨细靡遗，而且按里标注出路程，方便商贾经商旅行，也惠及游客，旅游成为大规模普及的社会风尚。另一位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游记作家张岱（1597～1689年）游览“东岳”泰山时，观察到泰山的客流量一天达到八九千人，春季则近2万人。当地官员会向游客征收一钱两分银的“山税”，当地政府一年可获利两三千两白银。登至山顶，有三档逐级奢侈昂贵的“庆祝套餐”提供给需要庆祝的游客。泰山附近的镇上还有几家大旅店，每家旅店有20多个厨房，上百名仆人、戏曲演员，以及大批妓女。

身体的解放，加之对实践的兴趣，使得明末游记呈现出过去所有朝代都不曾有过的新面貌。直至宋朝，传统文人游记仍以借景抒情为主，晚明则开辟了客观描写自然和社会的先河，把它们，而不是“我心”当作主体来描述，即“以山水为主，以己为宾”。这一主客体关系的转换也释放了更广阔的空间。周振鹤告诉我，唐宋时的游记杰作，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写的都是很具体的小景点，写水如何清澈，里头的鱼“空游无所依”，都不描述大的地理环境。对地理环境的兴趣直到晚明才有，是累代视野积淀的一次迸发，随之才有了真正的地理学。行走于这个天地之间的大舞台中，如徐霞客、王士性这样的旅行家记录下世界映照在他们眼中的模样。王士性能够做出“天下重心由北到南迁移”的判断，其视角已与我们今天一边俯瞰着手中的全国地图，一边理解历史的变迁走向，差异不大。

晚明游记热持续至徐霞客，中原地区的景色描写已近极致，无甚稀奇，渐生“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之风。人们向往百蛮荒徼之地，实则是因渴望奇观；这也是变革时期常会出现的欲望。徐霞客远走云南、贵州的动机，在这股近乎狂热的风潮中也就显得自然而然：必然会有人渴望超越对一般流行风景的喜好，去寻求更奇的“奇景”。而他之前多年的行路、观察和记录，已使他形成了“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的求知脉络，这比“奇景”又更进一层。

然而，滇黔之行充满险恶与杀机。四年“万里遐征”的艰辛跋涉极大地损害了徐霞客的身体，使之“两足俱废”。1639年（崇祯十二年），他向丽江知府木增提出返乡的愿望。木增挑选了8个年轻力壮的纳西族青年，备足费用，给沿途好友写了书信，托他们接待，以保证徐霞客顺利东归。徐霞客坐上高背藤椅，从鸡足山悉檀寺出发，另有6人挑着他的西行日记、收集的标本和行李，向江阴进发。经过150天的长途跋涉，他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六月回到家中，第二年去世。霞客病中曾将未来得及整理成定本的《游记》托付给徐氏家庭教师季梦良。他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手校，1642年（崇祯十五年）由季梦良初次编订，后由霞客族兄徐仲昭经办，钱谦益推荐给毛晋出版。

仿佛是宿命，就在徐霞客动身远赴云南的这一年，文震孟去世。“东林八君子”后来多受到阉党的政治迫害；天启年间，高攀龙因反对阉党枉法，受到迫害，投宅后水池自沉。徐霞客出行西南前访而不遇的黄道周因上疏忤旨，先被斥为民，后又下狱。清兵入关，他坚持反清斗争，先为南京福王政权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福王政权亡，又拥福建唐王政权，为武英殿大学士，自请带义兵9000余人到婺源与清兵作战，兵败被执杀于江宁。1646年，清兵入台州府，陈函辉自缢于云峰山寺。这些人中，缪昌期、高攀龙死于魏忠贤阉党之难；林钎、黄克瓒、姜逢元、曾楚卿，均以忤魏被罢官；孙慎行、何乔远离朝居乡；郑鄤为温体仁诬害；曹学佺、文安之，均死于国变；何楷不肯仕清。除张瑞图曾附逆阉党，项煜、钱谦益仕清，丁文江评价，徐霞客所交游者“皆文学忠义之士”。对如钱谦益者仕清，陈寅恪另有别论。这些人物的情义与气节皆有可圈可点之处，遗憾的是，源于心灵自由度的集体创造力就此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顺治二年，清军入江阴屠城，徐霞客长子徐屺、侄徐虞卿在内的徐家子嗣遇难，徐宅被烧毁，《徐霞客游记》的原始手稿也遭劫毁和散佚。他与周氏所生之第四子李寄后搜集和修订抄本，将其中的《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数篇补入《滇游日记》。

〔参考资料：侯仁之：《徐霞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唐晓峰：《纪念徐霞客》；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丁文江文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朱慧荣、李兴和译注：《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2021年；郑培凯：《徐霞客及其家世》，《书城》杂志2015年3月号；周振鹤：《长水声闻》，复旦大学出版社；刘瑞升：《徐霞客、丁文江研究文稿》，地质出版社，2011年；何瞻著、冯乃希译：《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郭亮：《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商务印书馆，2016年；樊树志：《晚明破与变：丝绸、白银、启蒙与解放，16～17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经联出版公司，2018年。感谢实习记者刘田对周振鹤、刘瑞升和唐汉章采访录音的整理〕 徐霞客陈继儒明朝文震孟陈仁锡东林书院陈函辉黄道周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