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于奇峰险洞之间

明朝末年，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明朝末年，更是一个奇葩的末世。

在明末这个奇特的年代里，朱家那一代代奇葩的天子，到这时，先后登场的，是跟朝廷大臣耍脾气，以至于长期罢工不上班的神宗万历皇帝；穷淫极欲，以至于上位不到一个月就耗尽元阳撒手人寰的光宗泰昌皇帝；不爱江山爱斧凿，一心想与鲁班比肩争锋做天下第一木工高手的熹宗天启皇帝；最后，是那位刚愎自用以致倾覆大明社稷的亡国昏君思宗崇祯皇帝。

这位崇祯皇帝在景山那棵歪脖树上自绝于天下之前半个月，讲出了一句震古烁今的万世名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其君刚愎至此，昏聩至此，这国想不亡也真难。

国君昏聩至此，庙堂里那些大臣如何也可想见。党争派斗，由外廷勾连到内宫，从内阁首辅延展到候选备位的草野书生，打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特别是从天启时期开始，东林党与所谓阉党演变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党派的界限俨然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通观整个中国历史，晚明党争之剧烈及影响之深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管你高尚也好，龌龊也罢，正义也好，奸邪也罢，党派的利益，系乎权力，而权力既是媚药，也是毒药。当权力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以后，“清流”里也会激起团团浊浪，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很卑污的小人了。

《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号霞客），就生长在这个昏暗污浊的王朝末世。他读过书，受过很好的教育，当然像那个时代所有读书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想要获取功名。

伴随着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选拔官员近乎唯一的途径，在宋仁宗至神宗时期，通过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积极努力，各地州县，始普遍设立官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教育走向全面普及的重要时期，从此以后，教育的普及程度日甚一日，有条件接受系统教育的青少年也一天比一天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具备相应资格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

“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的入口越开越大，可它的出口，也就是官场里设定的位置，却所增无多。这样，朝廷也就没必要择取那么多人做进士，很多年轻的士子便怎么考也考不上。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潮中，民间信仰中所谓“梓潼神”，由一尊战神，陡然转身变脸，成了“文昌帝君”这样的文运之神。其间缘由，就是因为考场如战场，考中与否犹如战役的胜负，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应考者既需要才华与学养，也还要有很多运气的成分。

这就是徐弘祖走入场屋时面临的严峻局面。遗憾的是，他运气不佳，没有能够挤进入仕的行列。现在颇有一些对徐弘祖的评议，说他不屑于科举功名而甘愿到大自然中去探索科学的真理，这实在是不了解古代社会想当然的拔高话，虽然在市面上很通行，却当不得真。利害关系在那儿明摆着，圣人才能绕得过去。

被摒绝于仕途之外的徐弘祖，为自己安排的人生之路，便是寻山问水，游历各地名山大川，特别是那些奇峰险洞，而明末以来直至民国时期以前，前人对徐弘祖其人其事的评价，大略不过奇人奇行、奇事奇记而已——别人没跑这么多地方并把自己的行迹一一记录下来。

这部《徐霞客游记》，便是徐弘祖的旅行记录。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徐霞客游记》的价值，说古人品题山川名胜而能“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当首推此书；或谓之曰“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这部书的独特之处，仅在于篇幅宏大，前所未有，而不是在内容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至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丁文江等人，相较于西方近代科学，高度赞誉《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特别是游记中对西南喀斯特地貌的观察和记录，说这些内容甚至完全可以同西方近代地理学家的著述相媲美，称颂徐氏乃“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并且总结说，徐弘祖有包括发现长江源在内的五大地理发现。

这样的评价，固然有其特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意义，但由于事关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一些基本问题，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就需要再斟酌。

丁文江等人所说徐弘祖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发现长江源在内的五大地理发现；二是对喀斯特地貌的科学观察与记录。

关于前一方面，谭其骧先生早已举述切实的证据，说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特别是明人对长江源的正确认识，即以今金沙江为长江之源而不是《禹贡》记载的岷江，不仅早在徐弘祖出生之前就有名章潢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章潢还明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河源判别原则——一级原则是“以远为源”，二级原则是在两条上源长短相近的情况下“以大为源”（即以水流量较大者为正源）。

关于后一方面，一者西方近代地理学同西方所有学科一样，它们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因而不宜用中国古代文献中某些孤立、零散的记载简单地同西方近代科学的内容相比，把个别现象上的相似性视作系统的学科等同性。对徐弘祖的旅行记录也是这样。

二者就其实质性特征而言，类似的山水游记，至迟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已开其端。稍后，复有韦宗卿在唐敬宗宝历元年撰著《隐山六峒记》，描摹桂林附近的6个石灰岩溶洞（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九、清官修《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而且其文字描摹之细腻详明，绝不在800年后的徐弘祖之下。再后来，像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更对岭南石灰岩地貌有较大篇幅的集中记述。更具体的例证，如明嘉靖时人郎瑛所撰《七修类稿》，其中述及云南临安府的石灰岩溶洞“颜洞”，就比后来徐弘祖的游记要更为详明（《七修类稿》卷一《天地类》下“生平奇见”条）。

这样看来，徐弘祖在这一方面也并无开辟之功，有的只是四库馆臣所说“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而已，也就是成规模、上批量。可谁都明白，这只是简单重复，算不上创见性学术贡献。

若是转换一个角度，通观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后期的地理学确实出现了一个重大发展，但这发展并不是以徐弘祖著述为代表的山川游历，而是区域地理学。区域地理学是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复有《汉书·地理志》和《隋书·地理志》承续其后，而在唐代初年以后，斯学沉寂日久，大有归于泯灭之势。孰知延至明代后期，风气竟又丕变，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区域地理学著述，诸如王士性的《广志绎》、张瀚的《松窗梦语》、陈全之的《蓬窗日录》等，都是其代表性佳作。《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是远不足以与这些区域地理学著述相并比的。

此外，品题山川名胜，至迟从南宋时期起，就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尚。南宋时人祝穆撰著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作为各地“胜览”的重要项目，其中就包含“形胜”和“题咏”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是同品题山川名胜具有深重内在联系的。

至明朝嘉靖末年，有何镗编印《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显示出对名山的游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时尚。从此以后，延至明末，又出现了一大批汇纂名山游记的出版物，如慎蒙在何镗《古今游名山记》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十六卷和不著撰者的《名山记》四十八卷等。在这些名山游记当中，就包含很多明朝时人的著作，如《名山记》“所录古人游记十之三，明人游记十之七”（《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八《地理类存目》）。作为个人著述，名山游记更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王士性的《五岳游草》十二卷、王世懋的《名山游记》一卷等。

明末大批量刊印的这些名山游记，活灵活现地向我们展现了人们空前喜好游览名山胜迹的情况。徐弘祖的游历和游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徐弘祖其人本来是一条热血汉子。他关心国事，胸怀正义。1640年（崇祯十三年），清流领袖人物黄道周遭阉党罗织罪名，被逮下诏狱。病中的徐弘祖闻讯，当即遣长子前往北京探视。其子“三月而返，具述石斋（黄道周号）颂（讼）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一《徐霞客传》）。此举此情，诚可谓侠肝义胆。

然而明末的社会，就是那么黑暗，黑暗得令人窒息，而徐弘祖又身无功名，仅仅是一介布衣。要想让自己的灵魂不被窒息而死，恐怕只有逃离。我们若是不带任何预设成见地通篇审视一下《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应该很容易看出，徐弘祖奔走各地的游踪，是可以用“纵情于奇峰险洞之间”这样的话来概括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之情和尘世之欲都倾注到这些奇峰险洞之中了。

（关联阅读：谭其骧《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学上之重要发现》，见作者著《长水集》；辛德勇《徐霞客史事二题》，见作者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辛德勇《章潢之地理学贡献》，见作者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 历史中国古代史地理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明朝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