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林·鲍威尔:远去的“美国梦”
作者:刘怡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与他在小布什政府时代的同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都在2021年病逝,甚至病因也极为类似。6月29日,罹患多发性骨髓瘤已有数年之久的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墨西哥州家中离世。而10月18日传出讣闻的鲍威尔,据其家属披露,同样是在免疫系统遭到多发性骨髓瘤破坏之后,感染新冠肺炎并发症并最终不治。如无意外,这两位前共和党政治家、退休高官将会在靠近五角大楼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重聚”:他们都曾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员,也都曾经在五角大楼拥有自己的办公室。
然而两位大人物生前的分歧,直到他们去世为止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纾解。尤其是在鲍威尔病逝之前一个多月,“9·11”事件迎来20周年纪念日,对小布什政府在那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决断特别是发动的两场对外战争的是是非非,美国舆论界再度滋生出了激烈的争论。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都是当年的决策层主要成员:前者在2001~2005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在组建“反恐联盟”以及进行对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动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后者则是2001~2006年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被历史学家视为轻率的军事干涉和顽固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区别在于,拉姆斯菲尔德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犯过任何错误。在2011年出版的回忆录《已知与未知》中,他宣称自己“不遗憾”做出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决定,并认为战争带来了“更加稳定与安全的世界”。
与之相反,鲍威尔可能从未走出伊拉克战争给他本人的名誉和价值观带来的永久性伤害。长期跟踪报道美国在伊军事行动的前《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1月下旬,已经与小布什及其副手切尼貌合神离的鲍威尔收到了一份白宫发来的长达48页的演讲稿。总统希望国务卿像一年多以前组建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反恐联盟”时一样,在国际社会面前为酝酿中的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作辩护。当年2月5日,鲍威尔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现场,公文包里带着文件、照片、录音带以及一小瓶白色粉末。在长达75分钟的发言里,他引用了多个匿名信息源,竭力说服国际社会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生物武器,并且有能力迅速生产越来越多的武器”。讲到激动时,国务卿阁下掏出一张计算机制作的示意图,宣称那是“伊拉克拥有的机动式生物武器生产设备”,并且举着那支装满白色“炭疽粉末”的试管左右摇晃。他同时还宣称,萨达姆政权企图获得生产核武器的关键零部件,因此要求其“解除武装”乃是明智之举。
帕克写道:“许多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因为鲍威尔是那个能证明美国这架机器依然在成功运转的人。”
事实很快证明,他们错得够离谱。在鲍威尔发表他的演讲之后不到三个月,美国国务院自己的分析员在讲稿罗列的信息中找到了数十处明显的误差和夸大。其中由所谓“伊拉克叛逃工程师”拉菲德·艾哈迈德·阿尔万(当时称为“弧线球线人”)提供的口头供述,日后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为了获得政治庇护炮制的骗局。但谎言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美军穷尽了一切技术手段在整个两河平原寻找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始终一无所获。鲍威尔在一年后被迫承认,自己在演讲中引用的大部分信息来源是“错误的”,并且他并不清楚早有情报分析师质疑了“弧线球线人”的可靠性。但对安理会演讲最著名的评论正在扩散开来,它来自俄罗斯总统普京:“鲍威尔挥舞着的那个试管,里面装的搞不好是洗衣粉。”
2004年11月15日,在小布什赢得连任之后不到两星期,鲍威尔递交了辞呈。2005年1月26日,他长达40余年的公职生涯结束了。由于那次声名狼藉的演说,人们不再记得他曾经是美国陆军最年轻的将军,曾经指挥过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前两场局部战争并获得大捷,甚至遗忘了鲍威尔在小布什政府中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拒绝认同萨达姆政权与“9·11”事件存在关联的清醒人士。关于他的公众印象,此后只剩下了“洗衣粉”。
2005年9月,鲍威尔告诉ABC主持人沃尔特斯,那次演讲已经成为他“永久的污点”。他的痛苦从未减轻。
时间回到1937年4月5日。当科林·路德·鲍威尔出生在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非裔家庭时,美国历史正在进入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鼎盛时代。和上世纪20年代倡导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镀金时代”价值观相比,“新政”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干预市场以及激进的就业刺激举措,在社会思潮和对外政策上则表现为对“四大自由”的张扬。新兴资本家、基层公务员、工会组织者、蓝领工人、少数族裔(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南方白人以及温和派知识分子第一次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结合起来,深刻影响了之后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而随后爆发的“二战”,不仅为少数族裔提供了参军入伍这一上升空间,更使美国的影响力扩散到全球。
鲍威尔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轨迹,正是“新政价值观”塑造的结果。尽管家境平平,但他的父母都是资深工会成员,都信奉圣公会教义以及勤劳、互助的时代精神。在“二战”氛围的感召下,鲍威尔早早萌生出对军人这一职业的向往,甚至因为崇拜壮烈战死的美国陆航飞行员科林·凯利(Colin Kelly),把自己的名字Colin的发音从英国腔的“科因”改成了更美式的“科林”。1954年入读纽约城市学院的第一年,他就加入了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并成为本校的风云人物。后来他在回忆录《我的美国之路》中写道:“我在(预备役军官)队伍中看到了无私,这使我回想起了家里的关怀氛围。种族、肤色、背景、收入差别在这种氛围中毫无意义。”
50年代后期对美国军人算不上黄金时代:结束了正邪分明的“二战”,他们继续驻扎在东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从事着动机可疑的局部战争,“垮掉的一代”的身影已经开始浮现。但对一个出身草根家庭的非裔年轻人来说,军队依然是最民主也最包容的阶层上升渠道。用鲍威尔本人的话来说,自1948年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以来,美国军队和其他职业相比,是一个“有着更少歧视、更实在的选拔制度并且更加平等的竞技场”。1958年以少尉军衔正式入伍之后,他曾经服役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基地和驻西德美军,最终在1962年被派往越南战场。在那里,鲍威尔被越共游击队布设的竹钉陷阱戳伤,几乎因伤口感染导致截肢。不过当1968年再度奉调前往越南时,他依然竭尽所能,在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独自救出了三名战友和上级。
上校军衔、国防部服役奖章、乔治·华盛顿大学MBA学位、白宫奖学金,来自体制的奖励和光环开始涌向鲍威尔。他那溢于言表的友爱精神,他对军人职责的一丝不苟,都对应着美国国家机器最需要的那种模范非裔青年。但变幻莫测的现实也在一点一滴地把实用主义气息灌注到他的晋升之路中:在臭名昭著的驻越美军美莱村屠杀事件调查中,鲍威尔给出了与事实相悖的供述。面对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现象,他的反应也是有限度的抗议而非激进抵制。而体制给予了这种克制以奖励——1979年,42岁的鲍威尔被晋升为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作为里根政府国防部长温伯格的高级军事顾问,他在五角大楼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
但奖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1986年,作为“伊朗门”事件中的重要配角,鲍威尔配合温伯格批准将一批陆军现役的“陶”式和“霍克”式导弹转让给中央情报局,并最终将其运往当时正在与美国对抗的伊朗,以赎回在黎巴嫩被绑架的7名美国人质。而当国会特别委员会对这一事件做出调查时,鲍威尔选择了部分隐瞒真相,得到的回报则是在1987年成为副国家安全顾问。日后他主动承认:“如果不是因为‘伊朗门’,我仍然会在某个地方当着无名将军,也许已经默默无闻地退休了。”1987年11月,在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卡卢奇转任国防部长之后,鲍威尔接替了他在白宫的职务,作为一个新面孔出现在美苏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席上。他被里根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参谋”,甚至得到了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夸奖。而他的军衔已经是中将了。
1989年4月,里根曾经的副手、新任总统老布什将鲍威尔擢升为四星上将。这一年他只有52岁,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三位没有指挥过师级部队就身居如此高位的将官,并且很快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CS)主席,登上了和平时期军人生涯的最高峰。他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裔美国人。
说是和平,其实并不贴切:冷战结束在即,美国接下来要应对的是类型繁多的局部冲突,而它的开端是由鲍威尔打造的。1989年12月,将军主导策划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作战(Operation Just Cause),在一场短促、低伤亡的进攻行动中废黜了巴拿马总统诺列加。一年多以后,这项经验被他化用到了规模更大也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沙漠风暴”作战(Operation Desert Storm)中——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号称“波斯湾第一军事强国”的伊拉克的65万武装部队被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和地面进攻彻底碾碎,成为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经典范例。而以压倒性火力优势达成进攻目标的军事学说,此后也被称为“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尽管鲍威尔本人始终不赞成任何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的军事干涉,并因此得到了“不情愿的武士”(The Reluctant Warrior)的绰号,但他的面孔却成为美国鼎盛时期军事“铁拳”的象征。
1993年9月30日,鲍威尔辞去参联会主席一职,结束了长达35年的军旅生涯。当时他被视为美国名望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并且罕见地同时获得了“驴”“象”两党的认可:在过往的大选投票记录中,鲍威尔曾经支持过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三位民主党候选人,随后又成为共和党阵营的里根和老布什的追随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曾经考虑征召他出战1996年大选,认为他是唯一有希望抗衡克林顿的候选人。实际上,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民调中,鲍威尔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正选”鲍勃·多尔。但他最终拒绝了征召,仅仅保留了共和党人的身份,继续作为畅销书作家和公益活动的资助者活跃于美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中。
在鲍威尔的支持者看来,他完全有机会成为第二个艾森豪威尔:那位曾经的“二战”统帅在1952年参选总统之前同样没有鲜明的党派色彩;而他的现实主义立场、审慎使用武力的姿态以及下定决心之后绝不动摇的气质,同样反映在鲍威尔身上。反对者则质疑鲍威尔的中间派态度是一种待价而沽:他越是拒绝站队,民望越是会进一步上升。无论如何,在2000年前后,鲍威尔始终被舆论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的最有希望人选,但他自己选择了退却,宁可把时间花费在帮助不同族裔背景的青少年应对各种类型的社会问题上。
“他让每个人都觉得美国这架机器依然在成功运转着”,乔治·帕克在他为鲍威尔写的小传中如是说。巅峰与终结
鲍威尔最终在2000年大选结束之后回到了白宫,不过是以另一种身份:小布什总统决定提名这位重要支持者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国务卿,获得了参议院的一致赞成。和强硬、固执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相比,鲍威尔是一位温和派,代表了更传统也更主流的美国外交价值观。无论是调解美国与其他地区大国的关系,还是修复科索沃战争之后的美欧关系,都体现了他的高明手法和丰富经验。故而“9·11”事件甫一发生,小布什就授意鲍威尔筹划组建包含巴基斯坦以及波斯湾国家在内的“反恐联盟”,为随后对阿富汗动武做准备。事实上,美国主导的打击国际恐怖活动的行动,的确赢得了诸多国家的一致赞成。
但分裂的阴云已经在会聚。鲍威尔的副手和多年好友理查德·阿米蒂奇始终认为,小布什选择鲍威尔作为自己的首席外交政策宣讲者,并不是由于赞赏这位退役将军的观点,而是企图利用他积累多年的支持率。
鲍威尔本人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认清楚这一点。2006年,他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凯伦·迪扬,在那场决定性的“洗衣粉”演讲之前,副总统切尼曾经用开玩笑的语气告诉他:“你在民调当中的支持率很高,即使(因为一场演讲)失去几分,你也承受得起。”有多少真实想法,曾经以玩笑的方式在事前流露出痕迹呢?
在老布什总统任内,鲍威尔是一名“不情愿的武士”;但由于打赢了海湾战争,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小布什总统任内,鲍威尔依然是一名不情愿的附和者,却赔上了前半生累积的所有政治信誉。退休之后,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为那场决定性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反省;但只要伊拉克战争一天不结束,关于“洗衣粉”的调侃就一天不会从舆论场上消失。一生追随“主流”的鲍威尔,最终也被企图塑造这种“主流”的美国政府所毁灭。
何其漫长而荒诞的历程!塑造了鲍威尔半生人格和价值观的那种“新政精神”,在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已经渐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美国优势主义”,以及对武力的迷信和滥用。而当这种毫无节制的单边主义、干涉主义在中东和中亚接连遭遇挫败的同时,美国社会长期的贫富分化、族裔矛盾以及权力结构的固化也开始暴露,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浪潮骤然变得汹涌。类似鲍威尔这样的温和派、中间派政治家,在上世纪70年代会被视为超越党派对立的智者,在党同伐异的年代则俨然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叛徒。
拉姆斯菲尔德在2016年大选中选择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而鲍威尔决定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在他看来,特朗普是一个“毫无羞耻感”的人。出人意料的是,华盛顿州有三位本应支持希拉里的选举人投出了赞成共和党人鲍威尔的最终票,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乌龙事件。2020年6月,鲍威尔宣布将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支持民主党人拜登,并在2021年1月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后正式退出了共和党。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又回到了青年时代那种不偏不倚、拒绝站队的中立立场。而特朗普照例用不甚体面的言论作为回击——在10月20日悼念鲍威尔的声明中,特朗普称这位前国务卿为“典型的RINO”,即“只在名义上可以算作共和党人”。
体现科林·鲍威尔人生态度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1月22日。前国务卿在驾车离开马里兰州老家时遭遇了爆胎。当这位酷爱维修二手车的老人在大雪中撑开千斤顶、尝试更换轮胎时,42岁的安东尼·马格特(Anthony Maggert)恰好路过。曾在伊拉克服役三次,后来在阿富汗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的马格特是鲍威尔多年的崇拜者,两人最终在谈笑和寒暄中一起完成了换胎,就此别过。当天晚上,马格特给将军留下的手机号发去了一条信息,他写道:“鲍威尔将军,我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读过您写的那些书。您一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人,一位领袖,一名真正的国务家。33年的军旅生涯使您成为一位巨人,我们站在您的肩上、高举火炬照亮了前行之路。现在,明天的下一代也应当做同样的事。”
鲍威尔在他的Facebook主页上对这条信息做出了回应。“谢谢,安东尼,”老将军流露出了感情,“你触动了我的灵魂,使我想起了这个国家的意义以及它为何如此伟大。让我们停止互相怒吼吧。让我们互相照顾吧。你让我一整天都感到美好。” 鲍威尔伊拉克战争乔治·沃克·布什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