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市场化

这是近年来“两办”首次发布有关职业教育的文件，职业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一个重中之重。国家层面的重视，是否能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国际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本刊为此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他从1985年起在一所普通高中改制办职业高中的学校任教，同时任教改实验员，参与教育体制改革，对职业教育有多年观察。他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一直薄弱，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职业教育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即多元性，而普通教育的同质性比职业教育高很多。职业教育要培养多样性的人，就需要市场化，要有多种办学主体，去开各种各样的课程。职业教育像一个“柔弱的孩子”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很多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要求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什么职业教育改革一下子成了社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而且越来越被重视？

储朝晖：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是近些年才有的。2000年后，中央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名义开的会议，到现在至少有4次，比较少见，这就足以说明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一直是非常高的。

不过确实是在近些年，有更多关于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出来，我觉得还是跟我国当前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我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迫切需要高技能型人才支撑，而目前高技能型人才缺口有2000万，我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这个缺口。另一方面，当下每一届大学毕业生都接近1000万，而传统行业中低端就业岗位减少，这900多万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就业总量压力居高不下，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剪刀差。

很多家长，从孩子念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就追求上一所好学校，然后进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最后进入好的大学。但是真正到了就业时他们会发现，好像原来走的路跟社会需求是相反的。而职业教育恰恰是培养就业导向的技术型人才的，与实体经济发展牢牢相结合，所以近些年需求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国家层面这么重视，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你如何评价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

储朝晖：应该说，尽管发布了很多政策、做了很多改革，但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还是比较尴尬的。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处境比较艰难。主要表现是，职业教育在入口方面招不到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生源，在出口方面就业质量不高，不能满足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深层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在供求关系上，职业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适应，专业设置重复，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学生掌握的技能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第二，在培养过程中，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结合不紧密，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培训设置比例不合理，过于注重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直接用于生产的技术培训不够；第三，在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不协调，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建立面向人人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体现公平教育，而我国职业教育尚不能充分考虑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发展方式相对单一，未能与普通教育很好地衔接起来；第四，在发展规划中，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不能满足人口规模增长需求，过多地考虑自身建设，未能把职业教育发展放到区域经济中，未能着眼更长的时期来制定发展政策和长远规划；第五，在整体上，职教资源分布不合理、层次不清、重复办学、资源浪费现象比较普遍。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问题如此之多，那你认为这背后有哪些原因？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有何特殊性？

储朝晖：表面上看，职校最大的尴尬在于受社会认可度低，无论是职校的文凭还是办学成果。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学历“通胀”越来越厉害，中职文凭越来越不受社会认可了。在我国传统社会观念中，长期以来有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职业也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种。这种分类是有排序和层次的，能看出来社会传统对职业的认知。职业教育所培养的手艺人，并不受到传统观念待见。

但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职业教育并没有完全市场化，依然是由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产业性，它是要跟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就业导向的。在当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及推进社会公平、均衡发展的目标，都需要职业教育以特定的方式加以支持。一方面，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属于非核心经济技术体，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技术前行和升级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对于大量城乡青年人来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是要面向企业、面向市场的，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才去企业工作。

我国既有教育领域依然主要采取行政管理的方式，主导的是政府。所以目前大多数职业学校依然是靠着政府财政拨款，行政管理权在政府手里，后者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一个柔弱的孩子，虽然很重视，但总想把他抱在怀里，不让他下地走路。根据我的观察和调研，这导致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名义上是职业学校，但实际上开着普通高中的课。这些学校拿着政府经费、用着职业学校的招生名额，学生最后还是参加高考，入校是为了获得学历而不是职业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市场化这个方向，职业教育不是在大力推行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吗？

储朝晖：讲职业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教融合，这要通过校企合作来实现。这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教育界就在说，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出来，职业教育的产与教一直融合不起来。因为我们的职业学校是事业单位，而企业是一个市场主体，两者之间的融合本身就会有很大难度。

尽管很多学校挂了职业学校的牌子，但是它们很难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企业需要什么人，可以通过设置课程来培养，但在行政主导的体系之下，这么走是有难度的。因为企业在职业学校开课需要成本，如果职业学校与之无关的必修课太多，针对实操的训练课安排得又太少，那企业就得在成本核算上有所顾虑。

我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是非常活跃的，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缝纫、盆景、烹饪、工艺等，民办学校发展比较快，教学时间长短结合，与实际需要联系紧密，但很快就昙花一现了。因为各地政府先后以课程不合格、师资不正规、场地不规范、时间太短等各种理由将它们一一停办。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民办学校办得很火，后来教育局去检查，发现这个学校用的不是公开教材，是自己学校编的，而教育局规定各个学校都要买指定教材并使用，于是就命令学校使用规定教材，增设规定课程，一番折腾之后，学校就倒闭了。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而且绝对不是个案。这样的约束多了，久而久之，就只剩下公立学校和与实际结合不紧密的职业学校，从而破坏了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的良性生态基础。企业也会觉得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在课程设置中没有话语权，逐渐也不太愿意跟校方合作了。所以如今在校企融合的过程中，职校常常会遇到“校热企冷”的尴尬局面，职业教育也就做不起来了，哪怕是民办的。

我们现在民办职业教育在整个职业教育当中占比不到20%，他们遇到的这种“弹簧门”“玻璃门”很多，很多民办学校也不做长远规划了，“捞一笔”就走。而很多中职学校的老师们也想进体制内，寻求稳定的铁饭碗。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双师制”（企业+学校），为什么没有多少进展？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的中职教育与企业融合、走向企业，也还是没有做下去。如果学校的生存由办学成果来决定，那么优胜劣汰之下，真正能够让学生们学到本事，同时企业满意教学成果的中职学校，是一定能够生存下来的。普职分流与社会分层

三联生活周刊：我国的职业教育起步于什么时候？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有哪些历史渊源？

储朝晖：我国的职业教育起步其实很早。早在1917年，黄炎培先生就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位教育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们在上海搞实验培养工人，现在看其实就是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是要去找工作的，不是铁饭碗。1949年之后，我们没有去单独办这种职业学校，而是办了两种学校，一种是技工学校，一种是中专学校，这个差异在哪儿呢？技工是面对工厂的，但中专是培养干部的。1950年后中专被放到政府体制内了，中专毕业生是有干部身份的，这就成了一个内部循环。

从1949年到1980年，我国各地主要是以公办的中专学校或中等技工学校的方式发展职业教育，被称为中专和技工学校时代，其特点是政府办、有计划、有指标、保供给。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前我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观念和体制障碍。

然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有一家饭店开业，开业以后外国人来得多，这家饭店要招服务员，就涉及一个体制问题：中专毕业生是干部身份，是不可能到那儿当服务员的。但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办？于是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开始办职业高中，职业学生不是干部身份，各地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成立了很多职业学校，与中专共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很多中专就升了专科甚至本科。

2000年后，很多职业学校都追求“升级”，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各地掀起发展高职高专、职业学院、专科升入本科的热潮。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了即将流失的生源，但也带来职业教育学历化的隐患。在学历上，由于职业教育无法与普通教育相比，这种比较导致职业教育以己之弱比人之长，进入新的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兴起了。这次“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也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不低于高职教育的10%。这种职业本科是怎么缘起的？在实践中执行效果如何？

储朝晖：职业本科是伴随着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的，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要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空间。

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我国职业教育在第一点就没有做好——即中考之后的“职普分流”。本来是分流，但实际运行中成了一个社会分层。我们现在的分流方式是完全按照中考分数来决定的，分数高上普通高中，分数低就上职业高中，这不仅导致了生源上的差距，也导致职业教育在起点上比普通教育低一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普通本科是能够进事业单位的，但职校毕业的就不行。

其实，很多高等教育本质上也是职业教育，比如邮电大学、师范大学。在分流与分层导致的观念错位下，尽管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分数不够但想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的学生，想尽各种办法上普高，比如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一些民办高中也会降分录取学生。更有甚者，一些中职学校会和普通高中合作，学生由中职学校招入，注册中职学籍，但是在普通高中上课，等到高考时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高考。这样中职学校能拿到补贴，普通高中也能拿到相应的好处。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做职业本科也是想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不过目前依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全国只有20余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把少数几个学校的地位提高，会使很多中职、高职学校的地位更尴尬。建立了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会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空间，但也有可能让职业教育走向学历化发展的方向，这就违背了职业教育注重的是培养职业技能的初衷。市场化催生多元性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上很多国家没有职业学校的概念，只有综合高中。那他们是如何判定职业教育的分流？我国普职分流的时间是否过早？

储朝晖：美国有综合高中，这是一种职普融合教育，学校内既设置普通教育，又设置职业教育。这改变了高中阶段的双轨制教育，也推进了高中教育的普及。不过这一教育模式在美国也有一些争议，教育成果可能比不上一些私立高中。

还有澳大利亚的例子。澳大利亚的小学是很宽松自由的，只要爱学习、爱阅读、身体好，家长和老师就觉得够了。但他们在初中阶段是会变化的，初中像一个大的百货商场，有很多活动，甚至好些学校有几百项活动，比如烧菜、做衣服等，学生们在初中就有机会把各种职业经历一遍。每参加一项活动，老师们就会把客观情况记录下来，一直记录到初三，老师和家长就能逐步看出，孩子最擅长的是什么，是学术理论还是技能实操，这样可以对他们进行分流。

至于我国，确实有观点建议将分流的节点推迟到高中毕业，但我觉得也是值得商榷的。对那些存在学业障碍的学生来说，他们的需求与高中课程之间还是严重脱节的，在普通高中没有多样化发展的情况下，他们的高中生活依然没有意义。而就业技能的学习，存在关键期和敏感期。一个人过了关键期和敏感期，有些技能可以掌握，但成不了能工巧匠。

三联生活周刊：提起职业教育，人们必称德国的双元制。在你看来，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特点是什么？对于我国发展职业教育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储朝晖：我从1985年开始在一所普通高中改制办职业高中的学校任教，同时任教改实验员，参与教育体制改革。当时我在安徽工作，安徽在1984年就跟德国下萨克森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因为这层关系，从那之后安徽就在学德国，我也有机会对德国的职业教育进行了解。

德国对职普的分流更早，是从小学就开始给学生“分流”，老师们通过观察初步判断哪些学生适合进职业学校，发展职业技能。但我感觉，德国的职业教育跟中国最大的不同是管理体制不一样。德国职业学校中，主导的是企业或商会，但学校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责任主体，相当于企业，学校可以自己做决定，招生也是采用市场化的路子，会跟用人企业之间签订协议或合同，是平等的关系。而我们现在的学校，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学校是事业单位，再小的学校也比企业高一点，靠政府行政部门拨款就能生存。所以不少学校没有动力去拓展市场，企业跟学校之间有一道鸿沟。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在国家层面已经很重视职业教育，提出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应如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做职业教育？

储朝晖：如果从结果导向来说，其实黄炎培当初搞的就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只是他没有用这个概念。从内涵上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培养现代人。什么是现代人？我想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现代人不是追求做“人上人”，而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

我们长久以来学历导向的价值观需要变化，我们需要对人的评判标准多样化。如果人人还是以本科毕业、做公务员为荣，那就不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只有这样的价值导向变了，职业教育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到事业单位中去？如果做得好，应该可以，我们需要留出这样的通道。2020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是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改革的文件，提出坚决克服“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顽瘴痼疾。

职业教育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它本身就是多元性的，而普通教育的同质性会比职业教育高很多。职业教育要培养多样性的人，就需要市场化，要有多种办学主体，去开各种各样的课程。

总体而言，这些年的职教改革，就是要催生新的格局，要促使办学主体多元化、市场化。同时，学生的需求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应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课程体系，用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方式，去倒逼学校改革，促进学校发展。这次“两办”发文提出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是遵照这个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