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160）

老赵在我们老家经营一家电动车行。上个月，同乡老马把老赵告上了法庭。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2018年，老马从老赵那里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今年年初，老马骑着电动三轮车撞了人，交警判定老马全责。作为肇事者，老马赔了钱、道了歉。但事情还没完，老马的电动三轮车没有牌照，自己也没有驾驶电动三轮的驾照，交警认定老马驾驶车辆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按照规定，老马的汽车驾照要被一次扣12分，而且还要罚款。

除了电动三轮，老马还有一辆面包车，平时去周边郊县做生意，他都是开面包车。因为这次事故，老马这面包车也开不成了，他心里窝着火，就想找人出口气，想来想去，最后把矛头指向了三年前卖给他电动三轮的老赵。老马找到老赵，要求退车、赔钱。

按照老马的说法，他之所以会出事故，不是自己开车不注意，而是老赵卖给他的车有问题，这辆电动三轮车，根本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所以无法上车牌。有问题的车卖给了他，所以才酿成了现在的事故。老赵知道老马故意找茬儿，当着看热闹的老乡们，老赵向大家解释，三年前卖的电动三轮，按照现在的标准，都不能上车牌，所以，交警也没有因为不上车牌的问题追究老马。电动三轮需要上车牌、买保险和年审，是最近一两年才有的事儿。老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要求从前卖出的电动车，如果要打官司，他奉陪到底。

老马没有打官司，他发现了老赵车行的新问题：既然国家对电动三轮有了新标准，那从前的老国标三轮是不是不能再卖了？老马观察过，老赵车行卖的三轮，还是以从前的老国标车居多。这样的三轮来路不明，价格更便宜，而且不用上车牌、买保险和年审。只要不出事故，交警也不好管。所以，这些来路不明的老国标三轮在县城、乡镇这样的小地方更有市场。有了这个把柄，老马再次找到老赵：如果老赵再不退车赔钱，他就要向有关部门举报老赵车行售卖违规车辆。于是老赵同意按照当年的原价接受老马退车的要求。老马收了钱，退了车，也不再干涉老赵做生意了。老赵叹气，现在电动三轮车的管理本就混乱，其实也不是他一家这样卖车。（读者 蒋霖）图书室进小区

市里要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体系示范区，根据考核指标，要求每个小区都建一间标准图书室。尽管有文旅部门提供一些免费图书，主动接橄榄枝的小区却不多。我们这个老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老李，便是犯难的人员之一。

先是图书室的占地问题。我们这个上世纪末竣工的小区，没规划地下停车位，也没太多的物业用房，导致公用空间狭窄。仅有两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监控室，早被每日络绎不绝的快递占满。租用闲置的业主私家车位吧，找不到相对理想的房型，且价格偏高。可如果不弄这个书店，达不了标，物业公司就得被扣分，失掉评先评优的机会，弄不好还会成为被业主炒掉的借口。另外就是图书管理员的问题，老李手下只有五名年龄五旬以上的老弱保安，六人三班倒，负责整个小区的安保卫生，已忙得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管图书室？收取的物业费用，还不够每人3000元月薪的开销。想引进书店进小区开分店，顺便解决管理员问题，但因小区人气不旺，联系了好几家都不愿来。

经反复做工作，老李还是谋到一个好点子：儿童辅导学习班。他老婆当过语文老师，家里有不少儿童图书，小区一位好哥们儿也答应让出部分停车位，结合文旅部门的赠书，辅导班终于做起来了，而且做得小有影响，双休日，包括周边小区的一些孩子也慕名过来听课看书。去年年底，老李的物业公司如愿评上先进，他本人还被推选为公共文化体系创建的先进个人，引来不少同行学习取经。老李为此有苦难言，为这个图书室，他欠了好哥们儿的人情不算，还搭进老婆不少宝贵的业余时间。

前不久遇到老李，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学习班办不下去了，图书室也马上面临停业。再问才知，那位好哥们儿去世了，他儿子不愿再无偿提供车位。老李的老婆身体又不太好，辅导班后继无人。事后我打听到，真实的情况是，市里的公共文化体系创建达标之后，对小区图书室的要求不那么严了。更主要的是前来听课的孩子，许多并不真正喜欢读书，只是家长们碍了老李的面子，前来捧场做秀的，每次还要蹭一两本免费新书，导致图书室的书越来越少。前不久，小区门口开了一家24小时公共图书馆，图书室彻底沦为“鸡肋”。读书人就这样慢慢消失了，老李反而觉得解脱了。

图书室进小区，提升公共文化品位，本是一件多赢的好事。但在网络、手机阅读不断普及的今天，纸质书读者越来越少，建实体型图书室，应该有的放矢，因地而建，因人而设。如果作为考核指标强行摊派推广，就有些走偏了。（读者 蒋平）乡村家长的教育焦虑

国庆节假期，我回老家探望父母。有一天我去县城办事，回来坐上了县城回乡村的公交车。在路过镇上的时候，上来一大一小母女俩，碰巧，中途上车的母女俩与已在车上就座的乘车人认识，于是她们聊了起来。

带孩子的妇女告诉熟人，自己刚从镇上的课后培训班出来，孩子补完课，准备回家。熟人则询问，不是国家有“双减”政策吗，怎么还有人开展培训呢？妇女很自然地回答，老师是邻县的老师，本县的老师都到邻县开展课外培训，这是课后培训的普遍现象。熟人进一步追问培训的费用，该妇女回答说费用不便宜，不过还能接受。她补充说，现在一家一户就一两个孩子，为了孩子，也是拼了。

多年来，我们老家所在的地区是全国著名的教育重点地区，我们县也是长期的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孩子通过上学考入好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走出大山，改变人生命运的途径，我深刻理解家乡人民对教育的重视。

针对在职教师开展课后培训的现象，县教委早就颁布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制定了包括教师开除公职、校长撤职的“双开”措施。如今，在国家“双减”政策下，作为全国教育重点县城，我们县更是令行禁止。但从公交车上这两人的对话来看，县里的老师采取了规避政策的方式，跨县开展课后培训，而镇上的培训机构也选择从邻县聘请老师来我县培训。显然，这是受利益驱使，逃避处罚的手段。

我们镇上有一所知名中学，在校学生3000多名。小镇不大，仅一条国道横穿镇街道。出于家长们对学科培训的旺盛需求，早年间，镇上就有数家课后培训机构。此次“双减”政策实施后，培训机构有所减少，但也有一些机构改头换面，暗地里继续开展学科培训服务。

据悉，有些农村家长为了给孩子补课，几个人共同出资请镇中学的老师到农村家里上课。近年来，农村普遍住房设施大为改善，为老师授课提供了可规避上级查处的理想场所。家长们车接车送，老师们公私兼顾，互相达成了难得的默契。作为在首都生活了多年的工作者，两个孩子的家长，我对教培行业渗透到家乡这样偏僻的乡村城镇，有深刻的体会。教师跨县开展课后培训也好，家长众筹请私教也罢，都是“双减”政策下的猫鼠游戏，也许跟制度大环境相关，跟老师待遇条件相关，跟学校管理相关，跟家长们的未来家庭利益相关。由此看来，乡村里的家长教育焦虑，不亚于大都市的家长，“双减”任重道远。（读者 简儿学） 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