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消逝”：拆包凯旋门

罗马人不把它叫凯旋门，而是叫作凯旋拱（Triumphal Arch）。他们最得意的建筑高光就是“拱”，把古希腊的平直结构，加上了弧形结构。其实这并非罗马人的发明，但在公元前2000多年，埃及人和希腊人都觉得建筑体的弧线不够高尚，只用在地下墓葬或沟渠建筑中。罗马人在拱的问题上，体现了他们的天才：挑选出有潜力的形式语言，发展为公共语言。罗马人是公共艺术的大师。凯旋门，是纯粹的纪念建筑，没有实际功能，而且使用的就是希腊人和埃及人不太看得上的拱。它纪念的是战争的胜利和个人的功勋。中国的翻译中用“门”，因为选择了英雄的生命路线中一个方向，那就是回归，英雄确实都是为了回家而战。但是，自罗马而始的西方传统中，凯旋门却并非强调归来，这个拱门并不建立在任何可以回归的私人建筑口端，而是建筑在公共空间的入口，或者多条路线的交叉口，不同地区衔接的“阕域”，意味着胜利带来的另一种空间运动：个体进入公共性，向上升腾而看到了更多的方向，进入了不同区域的过渡地区。

古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Arch of Titus）建于公元81年，是罗马现存最古老的一个凯旋门建筑。它包含了凯旋门这个类别的基础要素：独立成制的拱、纪念性浮雕和纪念性铭文。它直接纪念的是公元70年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在多处浮雕中直接把罗马皇帝提图斯表现为神。在浮雕的视觉语言上，最有意思的是，把拉车的四匹骏马都做侧面表现，而将载有提图斯的战车表现为正面，仿佛胜利的皇帝正对着观者迎面而来。他的身材明显比身后带翅膀的胜利女神还要高大，明证了罗马的公共视觉语言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罗马人发展了公共纪念性的视觉作品，他们不再只强调神界，而是将世间的历史和权力作为主题。在他们不停扩张的过程中，在其难以复制的血腥权力更迭中，罗马城成为了一个象征，它是世界和权力的舞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岁时记》中写过：“其他民族都属于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区，对于罗马人来说，罗马就是世界。”维吉尔也写过：“罗马城有绝对的权力，因为这是上天数百年来就安排好的。”而罗马城当时著名的设计师维特鲁威则说：“帝国的庄严是透过公共建筑永恒的庄严来表达的。”（《建筑十书》）凯旋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别无功用，是为了一种从眼睛影响人潜意识的视觉秩序，这个视觉秩序强调着政治和权力的完整、永恒、安全和连续性，让每个公民每天一出门就可以看见、相信和遵从。

提图斯凯旋门最好的后继者，无过于巴黎的凯旋门（Arche de la Défense），这座门也是城市视觉秩序的重要组成。巴黎从17世纪开始，建造了香榭丽舍一线的“Axis Histotique”（历史轴心线）。这条线上其实包括了三座凯旋门：卢浮宫的卡鲁索凯旋门（Arc Carrousel），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以及密特朗时期建造的拉德芳斯的凯旋门（Arche de la Défense），由此可见这个建筑类别甚至对巴黎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虽然巴黎是在天主教的中世纪成长起来的城市，它在原始骨架上却更加天然、细碎和私密，不论修道院、宫殿还是市场，都罕见广阔的公共空间，常常被窄小的街道或是高墙分割。巴黎星形广场的凯旋门（也就是此文中所说的巴黎凯旋门），初建于1806年，是拿破仑为了纪念他1805年在奥斯特里兹战斗中对俄奥联军的胜利而建造。它的设计几乎完全取法于提图斯凯旋门，用了同样的平顶，而且取消了所有的装饰柱体，整体显得更加沉重和威严。这座门发散出12条街道，处于第16、17和8区的交界中心。

凯旋门的柱体上有四组雕塑作品，它们更是附着于柱面的立体雕塑，而不是普通的浮雕，分别简称为《出征》《抵抗》《胜利》《和平》。四组中最著名的一组是艺术家弗朗索瓦·鲁德的代表作《出征》。鲁德于1836年完成了这件作品，表现了长翅膀的战神雅典娜，引导着一群将士向前。将士们身着古代高卢人的盔甲，包括有胡须的长者和未成年的少年。这件雕塑名为《1792年出征的志愿者》，或者《马赛曲》，表现的是1792年瓦尔米战役中的法国参战志愿者。瓦尔米战役是法国革命战争（1792～1802年）中的首捷，在鲁德之后，成为法国雕塑家青睐的军事题材，罗丹后来也曾创作过同题作品。

雕塑有一个女性怒吼的头部，这个面部表情是鲁德在1812年上学的时候创作过的，获得了当年的面部表情塑造奖。他的妻子苏菲是女战神的模特。而战神雅典娜的身姿，有人说就是取材于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的身姿。德拉克罗瓦的这幅作品出现在1833年的沙龙展上，被人们记忆为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但其实鲁德作品除了具有古典雕塑坚实的造型之外，充满了激愤紧张的心理情绪，也是浪漫主义雕塑的翘楚。整个巴黎凯旋门，始于新古典主义设计师之手，终于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雕塑家们。

整个巴黎凯旋门的建造，始于1806年，拿破仑下台时只造了9米高。波旁复兴时期工程中断。1830年的革命，就是德拉克罗瓦刻画的那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查理十世，上位的路易·菲利普用了6年，终于完成了凯旋门的建造。最终完成的凯旋门高49.54米、宽44.82米、厚22.21米，用于纪念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在柱体上方，刻有战争中法国获胜的战役，拱门内墙上有660位将军的名字，战争死难者被画线标志。1920年停战日的时候，一位无法辨认身份的无名士兵遗体被安葬在凯旋门下，以他来代表所有为法国和世界和平牺牲的无名战士。在“无名士兵墓”前，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纪念火焰。这是全世界自古罗马维斯塔圣女教（Vesta Virgin）的火焰之后，也就是4世纪之后的第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焰。

从凯旋门下走过的有1871年普法战争时的普鲁士军队，1919年“一战”后的法军，1940年进入巴黎的德军，1944年“二战”后的法国和英美盟军。1919年后，出于对“无名士兵墓”的尊重，游行队伍都不会真的从凯旋门下穿越，而是绕行。战争后每年法国国庆日，军队都会在凯旋门前游行。

巴黎凯旋门一直是世界最高大的凯旋门，直到1938年，墨西哥城在国民革命广场上，把原来国会大厦的初始结构改建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凯旋门，以纪念1910年革命。它高67米，其中挂着巨大的标语：“革命，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朝鲜在1982年也为了纪念对日对美战争的胜利，而建造了高60余米的凯旋门。

2021年9月18日，遵从去世的艺术家夫妇克里斯托－让娜·克劳德（Christo-Jeanne Claude）的遗愿，凯旋门被用2.5万平方米的可回收银蓝色聚丙烯织物包裹起来，用掉了3000米红色绳子。凯旋门被包裹了16天，10月3日恢复原状。这件作品的名字就叫《凯旋门，被包裹的》。作品最初创意于1961年，当时克里斯托在巴黎遇到让娜·克劳德已3年，住在凯旋门边一条小街上。1962年，他创作了包裹着的凯旋门的摄影作品；1988年再次创作了一件拼贴作品；60年后，这个设想终于得到实现。

克里斯托－让娜·克劳德是当代史上最出色的环境艺术家。他们曾经发表声明，拒绝被称为“大地艺术家”，因为他们从不在荒野创作，只在已经被人开发有人生活的环境中创作。他们也拒绝被称为“观念艺术家”，因为不论创想多么疯狂、宏大，两个人坚持要实现为可见的作品。他们发明了跟时间的一种最奇妙的关系：每件环境作品都是暂时的，持续时间最多按一两个月算。但每件作品的实现过程，从设想到完成，几乎都是按年甚至10年计算的。比如包裹新桥，从1975年到1985年，艺术家为得到巴黎市政府的批准而等待了10年；包裹柏林的德国议会大厦，从1971年到1995年，等待了24年；而1998年包裹瑞士里恩的两棵树，作品仅仅持续了两周，却是32年前，也就是1966年的设想。时间的耗费来自跟政府、居民以及合作者的讨论磨合，也来自艺术家近乎偏执的纯粹态度。他们拒绝任何对作品的商业投资和营利行为，坚持至少在作品实现出来之前，由且仅由艺术家自己出资，要保证艺术家创作的绝对自由，也要保证作品出来后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免费享受和欣赏。所以在漫长的筹备期内，两人也是他们自己的艺术经纪人，通过销售关于作品的素描、油画、摄影或者雕塑模型等来筹措下一个项目的经费。

克劳德自己著文解释过他们使用柔软、便宜和脆弱的当代材料来包裹坚实、贵重和永恒的纪念建筑的理由：

（之前的艺术家们）使用了不同的材料：大理石、石头、铜、木、湿壁画以及油彩。他们创造了神话的和宗教、具体的和抽象的形象。他们做了或大或小的作品，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品质。但有一种品质是他们从未尝试过的，那就是人类拥有的，对那些不持久的事物的爱和柔情。比如，人们有对“童年”的爱和柔情，因为他们知道“童年”不会持久；人们有对自己“生命”的爱和柔情，因为他们也知道“生命”不会持久。我们决定把这种品质——“对不持久物的爱与柔情”投入我们的作品，作为增添的一项美学品质。作品不会留下来的这个事实，制造了去看它的紧迫性。如果有人说“哦，看右边，那儿有一道彩虹”，你永远不会回答“我明天再看它”。

这段话也许就是我们应该在作品已经被拆掉后再次来书写它的重要原因。不要忘记这个形象不仅仅是为了出现时的震撼效果和被社交媒体的传播，拆包凯旋门，跟包裹它至少同样重要，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为了纪念所有的“消逝”。

古罗马人一心用凯旋门来纪念历史胜利，保证视觉权力秩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罗马”意味着永恒。不论拿破仑和法国政府，还是墨西哥城和金正日的平壤，人们用凯旋门来定位首都的历史轴线。

克里斯托-让娜·克劳德却用它来纪念另一种永恒：“消逝”这件事情本身的永恒，以及“美”和“感动”“消逝”之间永久的联系。艺术家深入人性，超越具体历史的努力，以及一种意识形态在艺术家肉身已经离去后，仍然对这个努力的支持，还有拆包后凯旋门的平静如初，这一切加起来，才是一次艺术史上无比重要的“凯旋”。 提图斯巴黎罗马艺术消逝凯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