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豫地，寻找黄土里的仰韶文化

如果不是站在这片塬台上，只通过资料与图像的阅读和梳理，很难切实地意识到一点：庙底沟的确是一条深沟。我在来到庙底沟之前，注意力被零零散散的花卉纹陶片和硕大的小口尖底瓶所吸引，全然未曾想过，它们是从怎样一片土地出土的，周边又是什么样的？五六千年过去了，除了这些破碎的陶片，这里还能与历史有怎样的连接？发生的变化肉眼可见，还有时间没能改变的地形地貌、土质土层吗？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两次正式发掘之后，如今的庙底沟遗址已经被改建成了遗址公园，才开园不久，一切都是新的。庙底沟遗址在三门峡市的西端，这是这座城市一片新兴的发达的区域，公园大门正对的几个住宅区，是全市的房价高地，公园向东北隔水而望的，是三门峡市最好的酒店，以及建筑风格很现代的体育场，当地人叫它“金蛋”。

即使被现代化建筑包围着，也能看出庙底沟这块地方一直以来都是风水宝地。向北望去，不到一公里处，黄河在这里有一个几乎呈90度的转弯，将城市框在黄河的夹角中。再近一点，挨着遗址，黄河的支流青龙涧河穿城而过，将三门峡市隔成了南北两岸。在青龙涧河流进黄河的河口处，原本天然形成了一个小湖，每到冬季，大批天鹅从北方飞来此处过冬，久而久之，人们就管这个地方叫天鹅湖了。听当地人说，早年间西北的自然环境恶劣，三门峡地处陕晋豫交界，气候湿润，气温适宜，是北方不可多得的天鹅过冬地，而现在同纬度这样的地方不止三门峡一处，天鹅过冬逐渐分散开去，冬天的天鹅湖也没有以前那番盛况了。

三门峡市原本是河南陕县，自北魏至明清，这里一直称陕州。上世纪50年代，随着三门峡水库的建设，逐渐撤县立市，如今是豫西边界上的一个地级市，向北跨过黄河，就到山西运城的地界了。

市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郑立超，在当地从事考古工作多年，熟悉埋在这座城市地下的每一个朝代和历史时期。在前往遗址的路上，他先是指出了火烧阳沟——一个几乎与庙底沟平行的深沟，是一条长满了植被的干沟。驱车转弯，进入遗址公园，脚下的这片土地已是黄土高台地，沿着公园的最西侧，往里走去，逐渐走进了一片同样植被茂盛的“原始森林”，在道路没有修到的隐秘的地方，俯身向下，便是真正的那条庙底沟。

植被郁郁葱葱，郑立超说，自50年代发现庙底沟遗址，这里就被保护了起来。沟内的横宽约有二三十米，这里曾经长时间有人居住，因为沟下冬暖夏凉，老陕州人与陕西人有着相似的居住喜好，爱修建半地下的窑洞，庙底沟这个天然的地势是不错的选择。据说，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后一批在沟里居住的人才搬迁出来。在庙底沟与火烧阳沟之间的这一大片台地上，千百年来一直有人耕种生活，“庙底沟”这个名字源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台地上本有一座三间瓦房的庙，解放以后朽坏了。

往北，两河夹一湖，往南，倚着黄土高原的余脉，庙底沟遗址就在这中间的一处塬台地上。两沟夹台地，又在山与水之间，这样的地理环境太适合依自然而生的远古先民了。被两条沟壑所夹，不只是庙底沟遗址这一处的特点，后来去的三门峡灵宝北阳平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都有这个地理特点，这或许也是仰韶时代先民选择聚落居所的优先条件之一。

走到公园的北端，就到了庙底沟遗址两次发掘的区域，都早已回填。因为是高出地平面几米的台地，站在台地旁的平地上，就很清晰地看到台地的剖面。往北通向公路的一个小缺口正在施工，郑立超一眼就辨出了剖面上的灰坑，土质发虚，土色偏深，典型的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陶片零星嵌在灰坑里，因为剖面已经被施工的工人动过，陶片嵌得不深，不难抠出来。随手抠出来两片，一片是一只小口尖底瓶的口沿，另一片是绘有圆点几何纹样的彩陶片，约摸是个罐的口沿，这两片陶片所属的器物，恰是庙底沟时期最典型的两种器物。本着保护的原则，这里短期内不会再进行新的考古发掘，如果不是施工，这些碎片仍将埋在土层深处。

要搞清楚仰韶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儿，或许可以不从百年前最早发现的仰韶村和安特生说起，而是从庙底沟开始。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发现渑池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因此而得名。经过100年各地的发掘与研究，它的基本面貌已经比较清晰——从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发生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彩陶是如今能看到最多的直接物证。

因此，发现仰韶村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开拓性的一页。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了中国百年现代考古的序幕，也有了后来长达几十年，对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争论与掰正。

暂且先不考虑这个开拓意义，如果从考古成果的丰富性和对整个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来看，临近的庙底沟无疑才是诸多遗址中的核心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建立起了仰韶时代的一把标尺。日后谈论起仰韶文化，常会以庙底沟作为标杆，既是风格的标杆，也是时间的标杆，对应着田野考古两种基础的方法——类型学与地层学。

如今为人熟知的彩陶花卉纹样，是一种典型的庙底沟式纹样，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在仰韶文化的中期，庙底沟成为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其文化因素开始向外扩散并传播，这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扩张。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的观点：在庙底沟时期，“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首次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由于庙底沟的特殊性，后来学界也基本达成了一个有关分期与特征的“仰韶三段论”，即“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分别代表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时代面貌。

上世纪50年代，庙底沟遗址第一次被发现，就是通过台地剖面。1953年，国家决定在苏联的援助下根治黄河，在对黄河中游查勘后，选定了三门峡坝址。为了配合水库的修建，文物部门需要进行一次三门峡一带的整体调查工作，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年轻考古人安志敏成了这次调查的带队人。

安志敏当年29岁，进入中科院考古所后，便跟着梁思永先生学习。五六十年代，他以几乎每一到两年主持一个考古发掘项目的速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直到“文革”爆发。田野工作的同时，他写了很多日记，其中记述了一段刚到陕县的经历：他们一行人乘坐火车来到当时的陕县，庙底沟台地旁边，正是火车即将进站的轨道。将要进站，火车的速度放到极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窗外的每一帧景致。这个时候，安志敏发现了台地剖面土色的不同，他意识到这个剖面不简单，于是车到站后，立刻返回台地，这处遗址就这么进入了考古学家的视线。1956年到1957年，安志敏主持了庙底沟和附近三里桥的考古发掘，并带队写下了著名的考古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

庙底沟的命运似乎总是被动的，第一次发掘因三门峡水库而起，第二次则是修路，中间相隔了半个世纪。2002年，三门峡赶上城市化扩建，310国道的规划恰好从遗址经过，人们知道这地下有东西，于是就在修路之前，匀出了几个月的时间，交给考古队进行抢救式发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樊温泉是这次的领队。我在新郑工作站见到他时，他已经在这里当了十几年站长。因为是抢救性发掘，要尽可能节约时间，以便更快速地搞清土层里的情况。若是精细发掘或是墓葬区等遗物较多的发掘，通常会开5米×5米的探方。这一次，是10米×10米的大探方。

出乎樊温泉意料的是，在一万多平方米的发掘范围里，在仰韶文化层之上，发现了300多个唐宋时期的墓葬，这是安志敏当年没有发现的。樊温泉开玩笑说：“从仰韶到龙山的3000年里，庙底沟是块宝地，人类活动痕迹丰富。没想到到了唐宋，活人不在那儿生活了，变成了死人的天堂。时隔千余年，阳宅、阴宅都选了这里。”

为什么安先生没发现墓葬？樊温泉解释道，因为唐宋的墓穴是土洞墓，不是土坑墓。所谓土洞墓，就是打下去一个口子，再往内部挖土，而土坑墓就是从面上直接挖，前者很难钻探得出来，而后者则容易得多。

在发掘的唐宋墓葬中，虽然没什么高等级墓，几乎都是平民墓，但仍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三彩、定州窑、耀州窑的东西都有。“我们讲考古，一定是讲同一时期的。在考古上有一个概念叫‘打破’，就是晚期的遗迹在早期的之上，把早期的破坏了。这样虽然在同一个地点，但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通常来说，这种‘打破’关系的晚期文化层，如果不那么重要，只会在最终的考古报告上提一下，但是这300多座墓葬可不能说不重要，于是我们决定先处理唐宋的东西，再处理仰韶。”

2006年，樊温泉和团队发表了庙底沟唐宋墓葬的考古报告，而直到今年，他们才要出版这一次仰韶文化的考古报告。“考古有很多隐形的工作，通常发掘与后期整理、研究的时间是1∶3，在‘田野’把东西挖出来是第一步，之后的工作只会更复杂。”发掘告一段落，考古人员带着6卡车装满陶片的麻袋回到研究院，开始了漫长的陶片整理与复原工作。通过初步的统计，彩陶片约占所有陶片的15%。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通常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片很难达到10%，这或许也可证明庙底沟处在同时期文化圈的中心位置。

然而，庙底沟的发掘始终有一个痛点，就是没有仰韶时代墓葬的发现。无论是第一次的安志敏，还是第二次的樊温泉，在扩大了调查范围之后，仍未能发现墓葬。目前没有墓葬是很大的遗憾，但学界也有相应的推测：这里会是一个祭祀或会盟的场所吗？还是在庙底沟时期并没有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只是一个聚落的临时居所？但是到了庙底沟二期，也就是从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的时期，墓葬又多了起来，这里又重新成为人类生活的聚集地吗？五六千年前的事情，想要复原太困难了，我们现在口中说的“早一点”“晚一点”，看起来都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实际上已过了几百上千年，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时间中细微的变与不变，史前史的研究难在这里，也妙在这里。

每提到仰韶村，人们就开始谈安特生，安特生成了仰韶村的一个符号。简单回述一下他的故事：安特生是一位瑞典的地质学者，1914年受邀成为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就这么到了中国。很快，安特生认识了亲密伙伴丁文江——中国地质学者和人类学者。在丁文江的协助下，安特生在中国一边考察地质地矿，一边考察古生物。1919年安特生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把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通过船运回瑞典，但这艘“北京号”途遭风暴沉没，安特生心灰意冷，准备放弃古生物的研究。

安特生逐渐将重心转到考古上。1920年，胡适提出考古学的重要性，“一旦考古学在中国成为现实，周王朝之前的漫长历史即将被揭晓”。这一年的秋天，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去洛阳以西的地区考察。两年前，安特生曾在新安和渑池发现过化石，因此他把目光对准了豫西。

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了数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这些都是他从同一个地方收来的——渑池仰韶村。隔了几个月，安特生亲自去了仰韶村，他在寻找石器的同时，还惦记着古生物，他想找到一种鸵鸟化石，并跟古代生物的时间轴对应上。总之，他觉得仰韶村大有可挖。就这样，在中国政府的层层审批下，安特生获得了官方批准，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学成归来的袁复礼一起，开始了仰韶村的正式发掘。

从中国考古史来看，仰韶村已然是一个精神性的符号，像是一个朝圣的圣地，让考古人趋之若鹜地心向往之。抛开这一层历史意义，仰韶村的考古发现有多重要？对研究仰韶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又能提供多少有力的材料？

仰韶村的得名很简单，倚着韶山，就叫“仰望韶山”。2020年8月，仰韶村开始了第四次正式发掘。每一次发掘都有些象征意义。第二次是安特生之后的第50年，由夏鼐和安志敏主持，这一次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是针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而在几年之后，安志敏主持的庙底沟发掘，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序列关系问题——如果不是庙底沟的发现，仰韶与龙山的先后一直有争议，学者也可以就此把仰韶与庙底沟放在一起，做横向的比对研究。第三次是仰韶考古的80周年之际，这一次搞明白了仰韶村的地层关系。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存在着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从下而上即从早到晚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到了第四次，就是去年，即将仰韶考古百年之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90后”李世伟担任队长，他这次关注的重点是聚落问题。

李世伟负责的工地不到1000平方米，从考古发掘来看，不算是大范围，但他很珍惜这个面积，每一个探方都要打在刀刃上。他开了一条解剖沟，是城址壕沟的位置。根据对地层的分析，他认为这个位置曾经应该有过并列的两条壕沟，分别是仰韶中晚期和龙山时期的，很可能是之前的壕沟废弃，若干年后又修建了一条新的壕沟。找壕沟，对于当代的田野工作很重要。“因为一旦能确定壕沟，就几乎可以判断出城址的大致范围，能知道边界在哪里，这对研究大遗址、大聚落来说非常关键。”李世伟说。

在见到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的新石器考古学教授靳松安时，他向我描述了一幅仰韶中晚期中原大地上的社会图景：“仰韶中晚期的社会化进程明显加速，聚落分布是呈金字塔式的，有大型核心聚落，也有中型的次中心聚落，以及在金字塔底端的一般聚落。”仰韶村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它的规模在庙底沟之下，与同在三门峡的灵宝北阳平和西坡遗址相比，也稍显逊色，暂时没有西坡500平方米那么大的房屋基址出现。以现代城市的等级划分作比，仰韶可能是一个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之下的二线城市，一座安居乐业的城市。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副院长魏兴涛解释道，诸如西坡那个500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屋基址，恐怕不是聚落内可以完成的，可能是调动了周边的力量，否则如此巨大的一个工程，耗时耗力，很难通过一个聚落完成。这种“金字塔式”的聚落梯队，不仅反映出相互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相互之间的影响，通过大型工程建设，高等级的聚落很可能对周边低等级聚落产生控制权。

庙底沟、北阳平、西坡、仰韶村，再到西边山西的泉护等等，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个聚落群，远古先民正在一步步走向文明。如今为了方便叙述，我们以省界将这些同时期相似的聚落划分开来，可在五六千年前，它们都散落在中原大地上，没有人为划分出的界线，它们的发展轨迹相似，形成了相似的面貌，当它们再被考古学者挖出来的时候，有的线索断了，有的环节缺损了，但通过各地相似性，总能在缺失中找到蛛丝马迹，一点点拼凑出原本的样貌。

2013年之前，人们对仰韶时代的超大型聚落还没有直观的概念。到了仰韶晚期，庙底沟的影响力减弱，中原的中心又转移到了哪里？上世纪80年代，双槐树第一次在田野调查中被发现，直到2013年才开始正式发掘。至今，持续8年的发掘，揭开了一座仰韶晚期超级聚落的面貌，李伯谦先生称之为“河洛古国”。

来到双槐树遗址，经历了几番周折。7月河南暴雨，双槐树所属的巩义市受了灾，是郑州市区附近受灾严重的地方之一。巩义是郑州的县级市，不过离得不近，位于郑州与洛阳中间的位置。在这场巨大的水灾中，双槐树也没有幸免。偌大的城址发掘现场，铺满了深蓝色的防水布，室内发掘的大棚边角，仍有零星的散落砖灰，这已是水灾后近两月的模样。但幸运的是，发掘现场在万全的保护之中，遗址没受到破坏。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儿地势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汪旭是双槐树遗址的现场负责人，他解释了双槐树遗址的特殊区位优势。开车前往双槐树，要经过314国道，遗址的最高点距离国道的垂直距离有80多米，也就是说，遗址建在一处高地，从中心最高处向下蔓延开，整个遗址的面积有117万平方米。“117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郑州一带的仰韶晚期遗址，比如大河村、青台、西山等，最大的面积约50万平米，而双槐树则有两倍还多，并且这只是目前残存的遗址面积。”

站在遗址的门口，汪旭指向门外的一片发掘区——一重宽30多米、深10多米的环壕。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双槐树遗址由内而外有三重环壕，意味着在仰韶晚期，这里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聚落中心，它的规模比仰韶中期三门峡一带的基础遗址都大得多，也更规整。

如此一个超大型聚落，可以容纳多少人口生活呢？汪旭说道：“在这个大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四大墓葬区，加起来一共1700多座墓葬，可以大致推测出当时这座城里的人口密度。但根据当时建城的规模和难度来看，仅依靠这些人来建造双槐树是不够的，很可能有一些外来人口参与其中。”

这些墓葬分布在几重环壕的不同位置，整体来看，是经过精心排布和规划的，墓主人的头几乎朝同一方向，墓葬之间的间距也是计算过的。在专家的对比论证下，几乎可以确定，双槐树的墓葬群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墓葬群。

双槐树遗址的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约4800至5300年之间，存在了500年左右的时间。在漫长的仰韶时代，500年并不算一个绵延时间很长的遗址，但几百年的时间也经历了数代的人口更迭，因此，墓葬区里的人并非同一时间生活在双槐树。他们之间的关系无从得知，双槐树衰落之后，他们的后代又去了哪里，双槐树为何被弃置都无从得知，如今只留下了一大片房屋基址、三重环壕、出土遗物以及神秘的“北斗九星”遗迹。

不过，1000多具尸骨的样本仍然能为考古工作提供很多信息。汪旭谈到几个有趣的现象：一是通过对骨骼DNA的提取分析，可以看出，大型墓葬里的人饮食以肉食为主，而小型墓葬里的人以素食为主。在5000多年前，肉类仍是奢侈的食物，饮食的区别意味着阶级的分化。二是从墓主人的性别和体征来看，男性的上半身骨骼通常不发达，或者说发达程度次于女性，很可能说明男性参与的劳动较少，干活儿比较少。由此又可以引发出新的问题，也是人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性别身份、婚姻关系，以及氏族部落的性质。大多数学者认为，整个仰韶时代2000余年，经历了从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的过程，至于到了双槐树是怎样一种模式，又或是生发出了什么其他模式，还不好得出结论。

如果将附在遗址上的防水布全部揭开，下面将是一片壮观的景象。最内重的环壕里，是最高等级的房屋建筑，两处大“院子”对称分布在入口两侧，说是院子，其实是有廊柱的“大厅”，汪旭推测，这可能是堆放谷物或处理聚落公事的地方。汪旭为我指出了一处特别的材料，看着是普通的夯土层，但上面的堆积非常不平整，里面的包含物复杂且零落，汪旭解释这很可能是更早期的建筑垃圾。当时的人们为了建房节省材料和人力，将曾经塌房后形成的建筑垃圾再利用，就成了新的建筑材料。这说明双槐树这个地方经历了至少几代人的生活，才会出现废弃材料的二次利用。

当双槐树遗址废弃之后，仰韶时代逐渐进入了一个“真空”时期，也就是庙底沟二期。之前的聚落划分、等级制度都在一一打破，聚落的中心不断转移，陶器的轮制生产技术诞生，彩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制作更精细的黑陶诞生，中国进入了龙山时代，离真正的王朝历史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