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 中国考古百年，三联带你重走过的那些文明现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以来，关于考古人、文化遗迹以及文明话题的报道不计其数。在每一篇报道中，无论文章大小，记者们翻阅史料，亲历、行走考古现场，采访一线考古人和学者，取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形成了众多在业界以及公众传播领域当中颇有影响力的专题报道或封面故事。往期封面故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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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年前青铜文明的辐射范围是很广的，青铜器是我们现在回看那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要厘清这个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关系，考古的发掘出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连接起来，共同搭建出一个商代青铜文明的图景。这些青铜器的差异性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当我们把商王朝中原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版图搭建起来之后，还会思考另一个问题：冶金术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到了中国之后，变得发达而且独特，那么为什么中国到了商代，开始拥有这样一片青铜文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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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围绕这里的猜测与假说，三星堆文化承载的是非常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和与之相关联的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共同勾勒出古蜀国文明的轮廓。
另一方面，三星堆和盘龙城、赣江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还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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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2日，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时刻。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获得重大突破，首次发现了甲骨窖藏坑。这是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方式出土大批甲骨文，总数多达上万片。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文字“铁证”使殷墟成为可与历史记载相对应的年代最早的文明遗址。差不多同一时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则正在解决“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历史的开端与人种的起源，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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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因为斯坦因而流散到欧美的敦煌、吐鲁番和高昌一带的文物和文献，诞生了一支新的学问——“敦煌学”，它在20世纪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各国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这门学问也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它深刻改变了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亚、亚欧大陆乃至世界历史的认识。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者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保护敦煌石窟，也产生过学术发展的灿烂时代。西方学者所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和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汉学研究相互交流。敦煌学，已是世界的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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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徐旭生在年届七十之际，开启寻找“夏墟”的行动。他找到了二里头，却以为这是商代都城；另一位考古学者邹衡提出这其实就是夏都，又被群起而攻之。直到偃师商城的发现和一系列发掘成果，让95%的考古人达成共识：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主体文化是夏文化。而剩下那5%里对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观存在都还存疑的人，却又还包括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
“找到”夏朝的过程可谓千回百转，其间历经十数年漫长的论争，然后才形成一定的共识。和发现一个殷墟、挖出一坑甲骨那样直接、明了的方式全然不同。这也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如此多次反转，显示了贯穿“寻找夏朝”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困境：如果你找的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即使你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它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呢？反之亦然。对二里头这一核心遗址的了解的不断深入，与它的发现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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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前3500～前1500年，在中国时空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先何时点燃文明的火光？这些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到1926年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不懈探索。在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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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西高穴村汉墓开始挖掘，将曹操陵墓的寻找，由猜想推进到实证。只有对一系列沉睡千年的文物完成缜密的考证，才能结合地理搜索完成判断。如同玩一个拼图游戏，所有的模块都应该准确无误，而不能自相矛盾。这是一个专业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历史、器物、文字、墓葬、民俗、化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才能完成，需要每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进行判断。
地理线索与考古实证构成破解谜团的二重维度与逻辑线索，在这样的双重逻辑下，西高穴村的汉墓才被现今国内的大部分专家确认为曹操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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