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 “长寿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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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引发了一场关于抗癌药降价保供的舆论热议。但其实，早在电影上映之前的几年里，国家已经慢慢把癌症看作慢性疾病管理起来，所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抗癌药的新政策。从2018年5月起，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了零关税。国家希望解决抗癌新药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场面：上市晚，价格高，印度仿制药和国产原料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医学界始终在为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而努力，新药的出现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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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治病，这大概是现代科学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抗生素、疫苗、外科手术技术——正是因为这三项技术革命，人均预期寿命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却仍然难以对付，它们是当前人类最致命的三大杀手，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老年人最终都是死于它们之手。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解决衰老这个最大的致病因素，怎么可能彻底治好这三大病呢？反之，如果我们能想出办法延缓衰老，就能够同时降低这三大杀手的发病率，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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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治病，这大概是现代科学最引以为豪的地方。抗生素、疫苗、外科手术技术——正是因为这三项技术革命，人均预期寿命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却仍然难以对付，它们是当前人类最致命的三大杀手，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老年人最终都是死于它们之手。如果我们不想办法解决衰老这个最大的致病因素，怎么可能彻底治好这三大病呢？反之，如果我们能想出办法延缓衰老，就能够同时降低这三大杀手的发病率，可谓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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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和癌症抗争4000年后，终于发现癌症是一种基因病，源自基因损伤、突变累积的结果。所以癌症在某种程度上又被称为一种老年病——正因为人们活得更加富裕、更少受到其他疾病的威胁，反而更容易生癌。除了不可避免的衰老和衰老所累积的基因突变之外，流行病学家把癌症的发生率和风险归因为文化变量。反思我们的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中的隐患，重新认识身体与癌症的关系，才可能打赢“真正意义上的抗癌之战”，从根本上改变疾病对身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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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曾经是人类对付传染病最可靠的武器。人类发明了针对天花、脑膜炎等一大批儿童传染病的预防性疫苗，还发明了针对霍乱、肝炎等烈性传染病的疫苗，彻底改变了“病”这个概念的定义。“生病”在古代主要是指传染病，现在则主要指的是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这类自发性慢病，和病原体关系不大了。但多数时候，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疫苗的好坏，而是取决于病原体的生物特性是否合适，公共卫生设施是否完善，穷人的生活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我们是否给野生动物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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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丰功伟绩使人类不再那么害怕疾病，也使普通人将它推上了神坛。我们使用的抗菌药物种类越来越多，但为什么小时候最熟悉的一些药物比如青霉素却“消失”了？这里折射出抗菌药物崇拜的另一常识性误解：到底什么才是好药？任何治疗在本质上都是医患共同对疾病发起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否能够赢得漂亮，同一战壕里的医患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医患双方很可能都在推动针对“高级”抗菌药物的盲目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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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说，病可以分为两种：可传染的和不可传染的。人类最厉害的杀手曾经是传染病，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人类寿命不断提高，非传染病才逐渐代替传染病，成为杀人最多的凶手。但是，传染病的阴影始终还在，最近几年大有重返人类舞台之势。这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这就是本专题想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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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文明史，细观人类文明的每一步成果，其实都是东西方共同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西医，肯定是东西方医学智慧的综合；汉唐后的中医，也肯定融入了大量西域传入的因素。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应该促使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何为生命医学、何为生物医学的问题。因为从物出发，不可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不能真正尊重与贴近生命个体，就无法以人为本，顺势而为来救死扶伤。从这个角度，现代医学所面临的众多疑题也许值得我们去面对真实的历史冷静思考，这才是我们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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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提出了“节俭基因”（Thrift Gene）理论，在他看来，先天基因是解释现代社会中糖尿病发病率激增的关键。当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活得更长，几万年来帮助人类生存繁衍的优势基因，却变成了劣势基因。地球上有更多人活到老年，不得不忍受衰老——这一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的根本原因——的摧残。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