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家国情怀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在致辞时以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的历史开头。他提到正是由于美国对《辛丑条约》赔款退还，清华大学才得以成立，此后，赔款又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此时，杨振宁35岁，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领奖台上的他极其年轻而富有活力，他身材瘦削，头发浓密，眼睛黑亮，看起来就像一个学生。对于他来说，未来充满希望。“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美国各大媒体给予了热烈的关注。1957年1月16日，在哥伦比亚针对吴健雄的实验召开发布会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以两篇专文、两篇实验报告的报道形式对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发现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报道还援引一名物理学家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曾经多年在一扇紧闭的门上捶打核物理学，但最终却发现，它根本就不是一扇门，而是绘于墙上的门的画像。现在，科学至少已经进入了再次寻找真正的门的状态。”整篇报道对李、杨二人的天赋和科学理论充满了赞美之词。1957年11月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的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又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被颁发给了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的文章。文章强调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中国身份”，开篇写道：“10月31日——今天，两个出生于中国并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35岁的杨振宁正处于生产创造最旺盛的年龄，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包括宇称不守恒、杨-米尔斯理论、杨-巴克斯特方程都是在他的青中年时期做出的。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那里汇聚着全世界最天才的大脑，有着最开放的学术自由，是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科学家们每天穿梭在朴实无华的佐治亚式建筑和延伸到林中、通幽曲径的小吊桥上，没有产出成果的要求。1950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给了杨振宁一个五年的聘约，薪水为一年5500美元。两年之后，他成为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成员，年薪增长到1万美元。当时，一个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3300美元。

这些是他回国的同学和朋友所不可比拟的，他的朋友黄昆，1951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到了20世纪60年代，每月工资也只有285元。1957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买了一所大房子，房子就盖在高等研究所的地皮上，几分钟就能到办公室。房子的外观是黄色的，方方正正，是30年代最为流行的Art Deco风格（装饰派艺术）。与他紧挨着的是他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的家。得诺奖时，他的大儿子已经6岁，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他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杨振宁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称为“世外桃源”：“从27岁到44岁，我在高等研究院度过了17个春秋（1949年至1966年）。在那里我做出许多科学成果，也过得很快活……它是世外桃源。它是一个冥思苦想的国度，在这里的人都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情。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此时的杨振宁，都是让同龄人羡慕的。

杨振宁了解自己的天赋，却也深知物质基础对科研生产的重要性。他的前辈、物理学家王淦昌就是一个例子。王淦昌出生于1907年，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王淦昌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捕获中微子的设想，10年之后美国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验证了王淦昌提出的实验建议，并因此获得诺奖。不过，在纽约物理学会档案馆里，存有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对王淦昌不满的言论，他不明白为何有人只是提出建议，而自己不去动手做实验！实际情况是，在战乱之下，浙江大学迁往贵州湄潭，王淦昌等人只能用太阳作激光源，在棉被遮盖下做有限的实验，根本没有可能自己去实践想法。

倘若纵观杨振宁的一生，会发现他的身上展示出与其他物理学家沉迷于宇宙和计算所不相符的现实性。既往困难日子的经历，让他在资源和金钱充裕之后，表现得依然像一个精打细算的会计，这也使得朋友形容他是最正常不过的天才。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他都会像普通人一样考虑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姚蜀平去美国拜访杨振宁的一段经历，让人印象深刻。在谈到中美学术差别的话题时，60岁的杨振宁对研究经费做了非常详细的计算。他告诉对方，在美国，无论做理论或做实验的人，不算图书、仪器设备，仅对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一年附加费用如果少于3000美元，就变得比较困难，有1万美元比较充裕；在中国几乎没有或只有几十元钱，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写完论文打字都困难，那样会大大影响效率。杨振宁告诉姚蜀平，做理论物理的人，每年的电话费就很多。

姚蜀平将这段文字写在了她的文章《横跨美国大陆的学术之旅》中。在文章里，杨振宁对于当时在美国培养的几千名博士生的前途很关心，他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拿到学位就回去的做法。“从历史上来看，从19世纪开始派留学生，那时比较少；20世纪多些。我是1945年来的，当时（的想法）都是拿到学位就回去，那是普遍的，这是美国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相当于刚刚尝到研究工作，还未羽毛丰满，最大的困难是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对整个领域有个整体看法。好多人很聪明，但是回去以后，就没有东西可做了。回去还做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可做的了。再要做不知该做什么，他们只好去教书。”

在这次聊天中，杨振宁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杨武之。在清华任教时，杨武之原本也想继续自己的数学研究生涯。在芝加哥大学读数学博士时，杨武之的导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狄克逊（L.E.Dickson），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狄克逊长于数论和代数。杨武之去时，学术界最热衷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华林问题猜想，即每个正整数都是4个平方数之和，9个立方数之和，一般地，g（k）个k次方数之和。1770年，J.-L.拉格朗日证明了每个正整数确实是4个平方数之和，即g（2）=4。1896年，马耶（W.J.Maillet）证明，每个充分大的正整数都是12个棱锥数的和。1928年，杨武之跨进了一大步，他证明，每个正整数都是9个棱锥数的和，不仅把“每个充分大的正整数”改为“每个正整数”，而且把“12”拉下来到“9”。这在当时是最好的结果，他的纪录保持了20多年。

回国后没多久，杨武之便发现国际前沿数学的研究热点已经转移。1934年他休假一年去了德国，原本想借着休假的机会到柏林大学寻找数学的其他研究方向，但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距离世界前沿研究的距离太远，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战争。大战在即，没有做研究的条件，这是当时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以至于有评论认为，这批长期以来训练待用的回国科技人员，没有表现能力的机会。杨武之将全部精力投入教书育人，对于放弃自己的研究，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自知不能多用脑，因为用脑一多，夜晚即无法入睡，次日精神更差。”现在看来，这句话更像是杨武之的一种自我抚慰。童年的杨振宁目睹了父亲的这个过程，这成为影响他日后回国考量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制约杨振宁回国的因素则是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1945年，杨振宁持着旧中国的护照来到美国，此时国共两党处于内战之中，经济凋敝。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第二年，国际形势突变，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回国后会帮助中国加快工业发展，进而影响战争格局，随即采取了一项措施，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刚开始，学理、工、农、医的中国人都不允许回国，学社会科学的随时可以离开；到了1951年9月，美国移民局多次向各地下达指令，要求阻止美国境内研究科学领域的中国公民前往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违者将被处以5000美元以下罚款和五年以下监禁，或两者兼施。次年2月，美国移民局下令禁止境内的外国人前往“铁幕国家”。此举目的一是要强化对所有外籍人的离境管控，二是要掩盖原有政策对中国留学生的公开歧视，阻止其借道回国。这一决议之后，许多留学生在回国的路途中遭到拦截。1951年，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的毛汉礼在申请回国时遭到拒绝，他聘请律师与美国移民局打了三年官司，日内瓦会议后才得以回国；1951年10月，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及归化局审问，1954年底才得以回国。

1955年日内瓦会谈之后，两国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但很快，国内又开始了“反右”斗争。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采访了一批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提到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名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两三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奖时，两人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张文裕当时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访问，国内给他打电报，让他去瑞典，一方面祝贺杨、李获奖，同时争取让他们回国工作。张文裕后来回忆，杨、李两人对祖国的关心表示感谢，说他们还年轻，再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不过到了第二年三人在日内瓦召开的高能物理会议上相见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谈论中，我感到1957年国内的‘反右’扩大化，在李、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对‘反右’扩大化很反感。提到回国的事情时，明显地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他记得李政道说，他们的一些熟人、朋友、老师都被打成“右派”了，回去，很担心，怕跟不上步，怕也被打成“右派”。

从1945年抵达美国到1971年第一次回国，杨振宁只与父母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1957年夏天在日内瓦，当时他与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得到实验证实，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一年，杨振宁要去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写信请病中的父亲也去日内瓦见面。杨武之给周恩来写了信，得到统战部的允许。当时出国是一件大事，申领护照、签证和购买飞机票等都要到北京去办理。杨武之从上海坐飞机先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的三子振汉和国家科委的人员前来接机。出国申请办完之后，考虑到身体情况，杨武之向就医的医院咨询了沿途在医疗、休息和饮食上各种要注意的问题，还学会了自己注射胰岛素。1957年6月24日，杨武之带着劝杨振宁回国的使命，乘坐“图104”飞机出发，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

杨武之在日内瓦的日子，成为杨振宁最为珍贵的一段回忆。1957年，杨武之已经61岁。在日内瓦治疗几个星期后，他的身体状况比之前好了许多，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杨振宁在文章《父亲和我》中写道。这段描述让人想到了他童年与父亲在清华园散步的情景：“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到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又在日内瓦相见。这一次他们逗留了三个月。杨武之向儿子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他想尽量把自已对新中国的看法和感受说出来，让儿子对个人的前途有更多的考虑和抉择。其实很容易理解杨武之这样的想法。杨武之出生于1896年，母亲和父亲在他幼年时相继离世，杨武之和弟弟在叔父的帮衬下长大。香港《大公报》记者叶中敏在著作《人情物理杨振宁》中描述了杨武之童年的经历。杨武之记得，合肥的冬天，气候很寒冷，外出要穿里、外两件棉袄。由于家穷缝不起新衣，杨武之和弟弟穿的都是旧衣服，里面一件“二袄”长、外面一件“大袄”短，这样的穿着，经常被同学取笑。清朝末期的合肥，尚未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处于—种非常封闭落后的状态。在10岁以前，杨武之不曾见过汽车、火车、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读过白话文和英文，念的都是文言文。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合肥才有了变化，有了新式学堂，杨武之也剪去了脑后的辫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苦难中一步步走来，深受青年报国思想影响的杨武之看到了国内的变化，内心激动是真实的情感流露。有一天晚上，杨武之又跟杨振宁讲中国的变化，他提到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如何突飞猛进：从前连钉子都要靠进口，现在可以自己生产汽车了；以前一次水灾动辄死去数十万人，解放后河道治理得已经很好；从前穷人家的孩子都没有书读，解放后展开扫盲运动，小孩都能上学了。正说得高兴，杨振宁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杨武之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杨振宁当然明白父亲的苦心，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他已经离家17年，父母愈发年迈，他作为长子，跟母亲自小就亲近，一直佩服母亲在困难日子里的坚韧；父亲虽然在他幼年时不在身边，可回来之后，父亲一直很在意他和弟弟妹妹的成长，时时陪在身边教导，他们之间的情感亦是深厚的。“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亲的影响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

可他也知道，当时中国的环境，对于他研究所需要的条件来说，还是不足够的。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杨振宁一直跟父母保持着密切联系，有时靠信件，从纽约寄往上海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有时是他从美国打电话过去。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父亲杨武之的联系到1966年中断了。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杨振宁只能靠着他在日内瓦的一个存折来判断家里人的情况。这是父亲来日内瓦时，他用自己和父亲两人的名字在瑞士银行开的一个联名户头，杨武之随时可以用支票取钱。“文革”开始后，杨振宁将数百美元从日内瓦汇到上海，再折成人民币，给家里人用。每次看到父亲取钱时签下的刚劲有力的字，他便知道父亲依然健在，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家信”。一直到1971年，他辗转得到了父亲病重入院的消息，他着急想要回去。

转机发生在1971年4月的一天。到美国以后，杨振宁一直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尤其是中美关系紧张以后，他每天都要快速翻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了解时局是否有变动。一天，在《纽约时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杨振宁看到美国政府发布的一条通告，提示持美国公民护照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里，取消了中国的选项。杨振宁立即意识到这个通告的重大政治含义，中美关系解冻。他联系了美国政府，说他要回中国探亲。美国政府是通过白宫的科学顾问回答他的，说同意杨振宁到中国去，不过不能帮他拿到签证。

杨振宁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回中国探亲。杨武之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得到了批准，说杨振宁可以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去拿签证。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在法国搭上飞往上海的飞机，这是他26年之后的头一次回国。在巴黎机场，杨振宁给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也是他熟识的好友黄克孙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这样两句话：“我现在正要登上一班飞往北京的班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心情激动的时刻。”杨振宁搭乘的法航班机一路经停雅典、开罗、卡拉奇和仰光等地，然后飞机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当乘务人员宣布已进入中国领空时，杨振宁说，他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这一年，杨振宁49岁，在美国待了26年，距离他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也有7年。虽然步入中年，但杨振宁的精力依然很充沛。此时，他已经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担任理论物理所的所长，既要负责研究所的全盘策划，包括邀请教授，又要指导一些研究生，他还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行政、教学、研究将他的时间占得满满的。他每天很晚回家，只有节假日才能跟家人一起外出度假休息。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971年，大儿子20岁，次子15岁，小女儿11岁，孩子们几乎不会说汉语。在石溪，面对长岛海湾的地点，杨振宁特别请了一位建筑师设计建造了一栋相当大而且漂亮的房子。他喜欢户外活动，会带全家人去露营。他甚至买了一艘船，偶尔驾船出海或去滑水。他所有的朋友和人脉关系也都在美国，他们对他热情而友好。他像一棵移植成功的大树，深深扎进了美国的土地。

加入美国国籍帮助他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他经常要到国外开会旅行，因为使用的仍然是旧中国的护照，申请签证常碰到困难。还有一次经历让他非常不愉快。1950年，他与杜致礼结婚后，想在普林斯顿附近一个住宅区定购一所新房子，他向业主交付了数百美元的保证金，几周后对方将保证金退还给他，对方表示担心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对他出售住宅不利。杨振宁夫妇找律师起诉，律师劝他们省点事算了，对方说这样的官司，在当时的美国是打不赢的。

不过，从家国情怀的角度，他对于自己没有更早回国又一直充满愧疚。杨振宁在他1983年出版的《文选暨评注》中写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71年夏天的傍晚，杨振宁抵达机场，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在机场接他，随后他们一同去了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杨武之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杨振宁有许多地方没有变，他在北京度过了童年，说的依然是北京话；在昆明度过了青年时代，口味上偏辣，点菜总是点辣子鸡，也会点红烧肉。但也有不适应的地方。许多机构请他去讲课，他发现，有些专业名词他讲不出中文的译法，他就写在黑板一角，懂英文的人便告诉他，它们的中文译名。他记得，大约一个小时以后，黑板角落上已经写下了20个名词。还有一件生活上的小事。有一次他早上醒来，走了出去，想买豆浆、油条吃。卖油条的妇人给了他食物，他付了钱，妇人问他：“粮票呢？”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粮票，被人瞪了一眼，赶快挤到人群中溜掉了。

1971年，“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到中间阶段。杨武之一家人，除了杨振宁和弟弟杨振汉在国外，他的父母和其他弟弟妹妹都在国内：杨武之75岁，身患重病，杨振宁的小妹也已37岁。作为最早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杨武之自然躲不过运动的冲击。1968年，杨武之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些词句在文字上还可表达得更好一些，因此捅了篓子，被造反派关在复旦宿舍里，和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住在一起。两个人被迫在7、8月份的热天打扫复旦大学操场，杨武之当时已经71岁，每天劳动完见到谷超豪就说：“超豪，我累得不得了呀。”对方只好对他说，不要被造反派抓住辫子，再吃苦头。

杨振宁的妹夫范世藩是一位青年科学家，他初次回家没有看到妹夫，便问妹妹振玉，她说丈夫到外地讲学去了，其实这时的范世藩是被关在上海的“牛棚”里。这些内容，家里人出于小心和对杨振宁的爱护，没有告诉他。

回国的兴奋感包裹着杨振宁。杨武之的家在上海的市中心，他有几天住在家里。杨振宁在回美国后，曾做《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当听众问他更多关于中国的印象，他从早上8点钟听到的声音讲起：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紧接着传来的是撞击声，他想，那大概是人们在建设防空洞的声响；还有人在拉小提琴，他认为那一定是一个青年，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着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杨振宁像一只饥肠辘辘的老虎，吞咽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关于新中国的信息。他印象最深的是住在北京饭店时，房间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26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

在国内，杨振宁停留了四个星期。他参观了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所大学，还去了中科院的三家研究所。他带着一台相机，将一切感兴趣的内容记录了下来，就像一个出国的观光客。回美国之后，在就职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演讲时，他将照片放在幻灯片上，展示他的所见所闻，都是颇为宏大的场面：他拍过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他，北京有150万辆自行车；还有一张拍的是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1.2万名。说到这里，杨振宁补充了一句：“我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他还拍了人民大会堂的照片，能容纳1万名代表。所有这些能够看到的变化，杨振宁总结了他们共同的特点——“精神”。

当时在石溪分校就读的赵玉芬回忆，杨振宁的演讲吸引了许多对新中国感兴趣的年轻人——这是中美关系紧张20年里第一次有人如此介绍中国。“杨振宁还没有到场，大教室便早已座无虚席，不少师生挤在过道和窗口旁，仍然难以满足校内外猎奇人们的需要。一些教室不得不接上闭路电视，可依然室室爆满。最后只得在广场安上了高音喇叭，才使激奋的人群平静下来。”笼罩在强烈情感和情怀下的杨振宁在演讲时讲了他的判断：“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已大致成功结束。“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这表现为，有人告诉他“文革”导致的死亡人数是非常少的。“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杨振宁后来也对这个经历做过反思，他承认当年讲了一些不正确的话，但这些都是他在中国访问期间听到的，而他不是新闻记者，没有办法一一去查证消息的真伪，这在短期的探亲访问中是无法做到的。

时间回到1950年8月29日。这一天，美国“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缓缓驶离洛杉矶港，这是它的第17次航程。这趟旅行一开始就不算顺利——邮轮原本是驶往上海港，因朝鲜战争爆发而改变了目的地。邮轮上载有至少130名中国留学人员，他们大多20～30岁的年纪，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来的。邮轮途经夏威夷继续前行，在经过日本横滨港时，留学生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三人被驻日美军宪兵扣押，在东京下野巢鸭监狱被关押三个月，引发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国际关注，成为中国百年留学史上一个著名大事件。剩下的人继续前行，终于在9月19日抵达香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艾国英和从普渡大学毕业的邓稼先都在船上。艾国英记得，抵达香港时，港英当局用带有机枪的小艇分批押送他们到九龙，然后集合起来徒步走向深圳罗湖桥，跨过罗湖桥中间象征边界的铁门。

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年，邓稼先到了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探讨学术上的问题。邓稼先和杨振宁志趣相投，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两人互相拍摄的照片。邓稼先很早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感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迫切想要回去。那时，他们尚未想到，两个人的人生道路自此走向不同的方向。

邓稼先离开时，杨振宁与他告别。与他一同回国的年轻人，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年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国家的命运共沉浮。邓稼先与杨振宁再见面已经是20年后了。

1971年，邓稼先是从青海赶来见杨振宁的，见面的地点在友谊宾馆，此时距离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氢弹已有四年时间，再往前推两年多，是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他是杨振宁列出的想要拜访老友名单上的第一人。杨振宁不知道，邓稼先的二姐邓茂先三年前已经背负着“反革命”的帽子自杀。就在他见邓稼先的前两天，造反派正在筹备办学习班，对邓稼先进行批判。与他一起的还有于敏、陈能宽等人，都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任务，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奖章。此外，还有十几个科研骨干。造反派认为邓稼先是美帝特务，对国家有意搞破坏。许多年后，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告诉杨振宁，正是他的拜访名单无意中救了邓稼先，也救了其他科学家——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

杨振宁的西南联大同学黄昆也在他的会见名单上。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同一个寝室。他们特别喜欢讨论物理问题。有一次，他们俩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的题目是，根据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来理解测量的含义，那是一个极深奥的问题。他们的争论从茶馆喝茶开始，一直持续到回到中学宿舍，直到宿舍熄灯上了床，争论还没停止。“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我们争论的究竟是什么，也记不清谁站在哪一边，可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个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逐句查阅海森堡在《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一书中的几段话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

见面那天，黄昆从工厂过来，“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安排到北大200号接受劳动改造。那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基地，黄昆焊过塑料通风管，做过晶体管集成电路。1945年，黄昆与杨振宁同一年考取庚款留学，去了英国，师从理论物理学家内维尔·弗朗西斯·莫特。莫特是非晶半导体领域的奠基者，1977年获得诺奖。他的实验室里与黄昆一起学习工作的其他同事，有几位后来也相继获了诺奖。1950年，黄昆就在固体物理学领域提出了黄昆方程，被认为改变了物理学家关于电磁模在晶体介质中传播的思维方式，他还提出了杂质和缺陷引起晶体中的X光漫散射的理论，后来经实验证实，被称为“黄散射”。1947年，他开始跟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系当代物理学大师玻恩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现在依然被视为其领域《圣经》一样的存在。“黄昆一生有两个学术活跃期，一个是在英国的6年，一个则是1977年～1990年。”他的学生、中科院院士朱邦芬告诉本刊。换句话说，从回国开始一直到1977年，黄昆的人生几乎一直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

1951年回国之前，黄昆曾经给杨振宁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黄昆探讨了当时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回国，还是暂不回国？一方面，“看国内如今糟乱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响，一介书生又显然不足以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他认为回国如果能成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要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重要。

彼时已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黄昆并没有如愿去筹建独立的物理中心，他进入了北大。20世纪50年代，高等院校主要肩负人才培养的重任。当时刚刚流行苏联学制和苏联教材，可是教材还需翻译，老师中现学俄文现翻译教科书的大有人在。可是黄昆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教百人大班，没有辅导老师，没有辅导课，自己编教材，还把个人最新研究融入其中。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独特，每堂课留下一点时间，或随机提问，或抽考，或课堂讨论。黄昆对每一个学生都了如指掌，当然背后也非常辛苦。一周三堂课，每次两小时、六小时的课程，他要花50～60小时来备课。

政治运动的侵袭一直伴随着黄昆。1951年10月回国后，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的热潮，当时进行划清同帝国主义界限的教育，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对那些归国留学生，重点批判“亲美、崇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1957年“反右”运动高压来临，黄昆一反往日欢迎学生上门的常态，紧闭大门，谁也不见，逃过一劫。可“文革”一来，在中关村18号楼墙上就贴了一幅让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不寒而栗的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黄昆被污蔑以前参加过国民党，被审查和隔离，后来下放到昌平县基地。他的妻子是他在英国读书时认识的，是个英国人，也被审查关押。在两人都被关押的日子里，孩子们没人管，还是邻居帮着在食堂买馒头给孩子们吃。小儿子生得像母亲，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高鼻梁，后来被分到肉食部，系着白围裙，站在柜台后面举刀砍肉、切肉、卖肉，一句英语都不会。

“他没有机会去做一流一线的研究，1977年他去了半导体所，但这是他的晚期了，黄昆从学术上是被耽误的。杨先生是幸运的，如果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回来的话，就没有后面那些贡献了。他们这批50年代回来的人也是天赋极好的，但做基础研究这种事情的话，是吃饱了以后才可以做的事情。在那么个大环境里，国家需要工业，国家需要造原子弹，需要人才。”朱邦芬告诉本刊。1957年，当他的同学、好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学生们问黄昆有何感想，他指着面前的学生们说：“我这几年，教了这么一批学生，还生了个儿子！哈，这就是成绩！”

杨振宁与黄昆见面的那天，约在黄昆的二哥家，这是黄昆选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家里不体面。1996年，黄昆在接受采访时向《杨振宁传》的传记作者江才健回忆过这次见面，觉得有一点隔膜，“我们见面，他是外宾，客人似的”。重视基础教育的建议

1971年，吴念乐刚刚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一年，在工厂上班，与他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范守善。他20岁出头，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分在机修部，干起活儿来颇为吃力。从1965年入学开始，吴念乐就颇为苦恼。他想读书上课，可是大学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就给他们开了3门课，电子学、电机学，还有一门也是专业相关的，一门副科都没有。朱邦芬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与他同级。朱邦芬说自己和班里同学很多是受了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影响，觉得要为中国国防做点事情，“我们那一级来的学生都非常优秀”。可到了5月份，学校就停课了，大家只好想方设法自己偷偷买书来读。

变化发生在1972年的一天，学校突然传来通知，要组织4个研究生班，累计40人，两个固体物理专业，两个激光专业。吴念乐、范守善，还有日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都报了名。这个临时组成的班级让大家一下有了方向。“这段时间的学习虽然也会被干扰，但我们有目标了，知道该学什么、该干什么了。”吴念乐说。朱邦芬当时被分配到江西德兴铜矿做技术员，他来北京出差，发现同学都在学习，也开始准备考试。“这个班级直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吴念乐说，班里的同学陈浩明、范守善、隋森芳都成了院士，其他很多人也都进了高校，成为国内现代物理的领军者。吴念乐说，学校告诉他们，是杨振宁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要重视基础教育，才有了他们的研究生班。

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累计回国6次。他很受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第一次周恩来就请他吃饭，两个人聊了5个多小时。后面的几次回国，他还见到了毛泽东、华国锋、江青。1971年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他在访问的时候很少提建议。到了第二次，他对周恩来讲了自己的一个发现。他之前在西安交通大学访问，看到老教授们坐成一圈，每人前面放一个筐，筐里是做电学实验用的电阻，有几百个，有5欧姆的、10欧姆的、100欧姆的，用不同颜色区分。老教授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电阻分开，按大小分别放置。杨振宁觉得荒唐，大材小用。他对周恩来说：“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目前中国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

吴念乐与杨振宁相熟已经是在2000年以后。1998年，为了推进清华的基础研究，清华成立了数理基科班，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前身，由当时已经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吴念乐负责。吴念乐在这里待了7年，之后调到高研院。此时杨振宁已经84岁，却看不出80多岁老人的样子，眼睛很亮，也没花，走路步子大，又很快，还是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很随和，思维尤其活跃，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机场坐摆渡车，他就问我飞机场地上画的那些符号都是什么意思。奥运会看跳水，那么跳水的动作都是有编号的，怎么编的？”

很多时候，问题通过邮件传来，吴念乐答了发回去，没过半小时，新的邮件又来了。“他老是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处于一种工作的状态。一直到90岁之前，他还在自己做编程计算。”吴念乐说，90岁之后，杨振宁觉得自己做计算容易出错了，就开始研究科学史的问题。“你知道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对不对？”吴念乐坐在那里，发丝已白，一副普通老者的模样。“我们在这个社会看起来已经是老人了，我的小学群，中学群，大学群，大家都在讨论养老的问题。但你跟杨先生接触的话，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老，永远没资格说自己老。”

研究之外的许多时间，杨振宁花在了对国内人才的培养项目上。在聊天时，杨振宁和几乎每个相熟的人都聊过诺贝尔奖，他认为中国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到了收成果的时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以及改善中美关系，成了华裔美国科学家们的共同目标。这期间，杨振宁得到中国香港同胞和美国华人的资助，设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资助了八十几位中国各界学者去美国深造、合作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核能、电力等。石溪分校校长托尔回忆，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科学家最初的访问地之一往往是石溪，之后杨振宁会帮助他们联系其他研究中心的访问。托尔校长曾回忆过一件事情。1978年，在石溪担任13年校长之后，他被邀请到马里兰大学担任校长。临走前，他问杨振宁，怎么才能继续帮他增进国际交往？在杨振宁的建议下，马里兰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和中国签署友好协议的州。

中科院院士葛墨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资金，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杨振宁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20美元的，装在包里。有一次杨振宁发烧，他不顾夫人劝阻，为了取得资助，自己单程开车两小时参会，为CEEC争取捐款。“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向科技发展的征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杨振宁说。

如果概括杨振宁的特点，朱邦芬和吴念乐想到的两个词是“谦逊”和“率真”。朱邦芬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杨振宁请他和他的夫人吃饭，杨振宁坐在前面，朱邦芬和夫人坐在后座。到吃饭地点时，杨振宁下来给朱邦芬的夫人开车门。“我爱人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很绅士，很尊重女性，并不是每个大科学家都能做到。”

2003年朱邦芬当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他在系里提出了一个措施，规定每名教师两年要教三门课，教够96个学时。81岁的杨振宁也配合，每次连上两节课，一节45分钟，中间从不休息。“后来他跟翁帆结婚的消息传了出来，媒体都跑来找他，课就很难继续了。实际上最后一堂课，因为教室外面围了太多的记者，杨先生进不去，只好从另外一个门进入。”

率真的一方面即体现在他对第二次婚姻的坦率态度。2004年，82岁的杨振宁迎娶28岁的翁帆。如今，这段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婚姻已经进入了第17个年头。杨振宁将翁帆称为“上帝的礼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与翁帆结婚的理由：“一个人到了80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里，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媒体问他，如果没有遇到翁帆，还会不会结婚？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率真的另一面是他对中国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发展，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杨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中国应该发展自由电子激光这件事情，他一共写过10次报告，要中国抓紧做这个事。”吴念乐告诉本刊。还有一次，高研院开董事会，一个年轻教师提到北京市政府给他的一个项目投了5000万元，杨振宁听完以后，当场表态不赞同。“他一个做理论的，花不了那么多钱，他要花这些钱，需要花很多时间，这对他没有好处，这是杨先生的观点。”吴念乐说。

他总是带着饱满的情感去看待现在中国的发展与不足，这也使他不被一些人理解。在谈到中国教育问题时，杨振宁说，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杨振宁觉得那些痛骂中国的人，并没有了解到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的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三联书店的前总编辑李昕2008年与杨振宁逐渐熟悉，他试图对杨振宁的行为进行解释：或许，他也有局限性、片面性；或许，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某个观点不免带有几分“天真”；或许，他的判断也不一定都是准确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不接受他的任何影响，但是，你不应该怀疑他的真诚。

2003年，81岁的杨振宁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全职教授。2015年，93岁的他恢复中国国籍。这距离他第一次离开中国，已经过去了70年。

在外人眼中，回清华前，杨振宁的生活已足够让人羡慕。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正是因为他的到来，很快成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之一，吸引了包括韩裔物理学家李辉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布朗以及荷兰裔著名物理学家纽文豪生等人。杰拉尔德·布朗是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曾向江才健回忆他来石溪的经过。1967年，杨振宁回到普林斯顿做一次短期的访问。有—天杨振宁来到他的办公室，邀请他到外面的树林里走一走。那时，布朗在普林斯顿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顶尖的核物理理论研究团队，而石溪在这一方面才刚刚起步。他被杨振宁的科学视野吸引，1968年便从普林斯顿辞职到了石溪。布朗说：“这是我一生中许多好的决定当中最好的。”

杨振宁的住处位于石溪北部靠海边的一个叫做塞塔基特的地方。作为世界公认的顶级科学家，1966年刚到石溪时，他的年薪就有4.5万美元，比纽约大学校长的薪资还高5000美元，而当时美国大学正教授的最高平均年薪是2.2万美元。纽约长岛总是郁郁葱葱，尤其是下完雨后，树木青翠。经常有朋友来石溪访问他，周末他喜欢开车探索长岛的各处，那里到处都是树林，可以长时间地散步、思考。杨振宁的三个孩子都在美国结了婚，大儿子是电脑工程师，二儿子是化学家，小女儿成了医生。他有了孙子、外孙。小女儿跟他的关系尤其亲密，总是喜欢跟他通电话。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这都是让人羡慕的晚年。

朱邦芬记得，1997年，还没有固定住所时，杨振宁就住在清华的家属楼，房间很小，一个标间也就十几平方米，类似于招待所的样子。杨振宁有两个房间，另一间是保姆住的——当时他的夫人杜致礼病重，需要有人照顾。吴念乐说，杨振宁的工资由中央财政部直接拨款，每年是100万元，他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清华高等研究院。“高研院初创时缺钱，杨先生的钱专门有一个账户，叫‘杨捐款’，后来随着我们的经费增多，我们提出给杨先生留出一些个人生活费用，这几年才将每年的钱全部交给他。”朱邦芬记得，刚回来那段时间，杨振宁特别喜欢读英国大诗人艾略特（T.S.Eliot）的一首诗，他还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将不停地寻索，而我们寻索的终结，将会达到我们的始点，从而第一次了解此地方。”

2013年，杨振宁出版了个人文集《曙光集》。出版前，他曾经为起名的问题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叫现在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回想了自己的一生，我在合肥生活了6年，在北平生活了8年，那个时代的困难不是今天的各位年轻人能够想象的。不仅是物质条件的匮乏，还有对前途的忧患意识。”杨振宁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长的黑夜，当时我们这代人，还有我父亲那代人，都觉得长夜不一定能看到尽头。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增长率在增长，我觉得漫长的黑夜终于真正地过去了，所以起了《曙光集》这个名字。”

（感谢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对本组稿件的大力帮助。胡艺玮对本文有贡献。参考书目：叶中敏：《人情物理杨振宁》；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江才健：《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2011年全新修订）》；牛鼐鄂：《北平1200贫户之研究》；王同起：《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徙与安置》；约翰·哈芬登：《威廉·燕卜荪传》；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聂冷：《吴有训传》；季承：《李政道传》；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费米传》；江才健：《吴健雄传》；姚蜀平：《横跨美国大陆的学术之旅》；杨振宁：《曙光集》；杨振宁：《飞鸟集》；J. 伯恩斯坦：《宇称问题侧记》） 邓稼先美国工作曙光集科学杨武之父亲黄昆杨振宁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