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什么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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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教育中，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绩点中心制”的形成，是现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相对于从前，学历贬值。过去高等教育是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身为父母一代的“60后”“70后”，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学历能换来人生阶层的跨越，他们似乎只用坐上自动扶梯，生活就能往前。现在的“95后”“00后”面临着高校扩招与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学历不再具有确定的优势，年轻人容易哀叹自己能否保住父母奋斗出来的阶层，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人生不会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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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中生主导的哲学社团”意外地进入了大众视野。这群年轻人觉得，与其听从权威，不如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和给出一些答案。这不容易，但值得尝试。就像他们给出的探索哲学的理由：“它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它有时更在质疑‘真理’的存在及其可探索性，但永远无法消除的，是一种思辨性的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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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到底为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什么样新的可能性？又对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计算机、智能手机、APP、电子游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机，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化里最重要的工具，将这些技术与孩子隔离开来，就意味着将孩子们与他们的时代隔离，与他们最重要的生存环境隔离。也许，你会发现，这个新技术构建的童年并没有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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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新教育学校，都是现有“体制”之外的尝试，他们如何作用于整体性的教育变革？新教育家们都声称，教育公平问题是他们的首要关切，他们的学校将从两个方面推进教育公平，一方面是示范性的引领作用，例如High Tech High和纽埃华学校（The Nueva School）所做的教学法倡导和培训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科技的规模效应，技术精英们相信，科技一旦诞生，最终将普惠所有人。但是否能做到，或者仅仅是一种声称，此刻无法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这一波改革逐渐扩散，成为世界性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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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幼教社会化甚至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我们更想探究的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幼儿园？在中产阶级父母普遍的育儿焦虑下，那些早教机构、知名幼儿园已经通过各种营销为他们做了早期的市场培养。父母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都想为下一代选择更好的，而择园时吸引他们的往往是一些“高大上”的标签——双语、国际、外教、簇新的校舍及各种时髦的教育理论——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教育中人的因素的忽视，那其实是一个幼儿园更本质的活性因素——作为教育主体的幼儿园老师，以及老师和孩子的关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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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思·萨尔伯格将芬兰在教育方面的独特思维总结为“少即是多”。他认为，芬兰人在处理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背后，往往蕴藏着“小思维带来大不同”的想法，教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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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中所呈现出的博雅教育当然不仅是为了进入常春藤高校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从一个领域触类旁通到其他领域，不仅学会思考，而且学习不同的思考方式；不仅吸收知识，而且对新旧知识进行思辨。他们也以此回应了有关新精英教育的挑战：在一个更开放的世界里，使新精英们与众不同的不再是他们的排他性，而是对不同阶层的兼容并蓄，是对不同文化的杂食能力，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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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绅士培养的核心与其说是教书，不如说是育人。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培养全面人格的绅士——一直是公学的基因。曾经在哈罗和墨尔文公学任教多年的庞辛告诉我：在所有衡量公学的指标中，公学系统内部并不看重的就是A-level（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排行榜上的名次，因为排行榜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分数，根本不能体现全面的品质教育。伊顿、哈罗和墨尔文等老牌公学都不参与排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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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西方现代教育史上产生变革的重要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正在产生。硬件条件的改变，正在变得日常而平凡。只是，教育制度与教育观念的落差，仍然过大。这个时代，我们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反省并自问的时刻：我们的孩子是什么？他们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是什么？教育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成长？也许，我们正处于历史甬道之中，而改变也仿佛正在眼前。这个时候，我们进入观察并理解西方教育演变的历史，也许能看到中国未来可能改变的方向。至少，我可以为自己的困惑找到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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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高考，也告别了重新回到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可能性。主流应试教育尽管存在众多缺陷，但目前仍保证了大多数人公平的教育权利，并培养了众多人才。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海归”的竞争力也在下降。和很多人生的重要问题一样，对于教育道路的选择——“主流”抑或“非主流”——并没有完美答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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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分辩黄冈区域的微观环境，与黄冈中学的奋斗孰因孰果。结果是，虽然这所学校只是小学、中学、大学教育链环中的一环，也只是全国众多重点中学的一所，但在高考30年的历史里，她脱颖而出，用黄冈中学老师们所乐意使用的词语，黄冈中学成为“品牌”。或许比“品牌”更具价值的是，这所中学象征着多数的中国中学教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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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实下寻找的增量发展之路，王义生说：“目前我们已经进入注意贫困生的问题。对那些正取生，却仍交不起国家规定的学杂费的，经过我们考察认定，已经开始免除其学杂费了。同时，每年还由家长与教师捐资成立扶贫助学基金，也向企业募资。这些加起来，每年大约有30万元左右的项款，可以使接近300个学生受益。”即使已经进入相对良性循环的桃源一中，王义生还是强调，“最为重要的是加大政府的投入，并且规范各种收费行为，特别要严惩乱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