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歌的记忆

每周一晚，Funkie都会在他的音乐电台《九霄茶餐听》分享粤语歌，有时推荐一张经典专辑讲讲它制作背后的故事，有时跟圈内嘉宾聊聊他们对特定时期风格的看法。节目开始他总会用普通话和粤语分别打招呼，不知道的人会被“忽悠”到，以为他是广东人，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一次，我在广州跟出租车师傅聊天，他说他儿子15岁了，广东话讲得没我好。”Funkie说。做电台和DJ都是副业，他的正职跟音乐没啥关系。

和所有粤语流行音乐爱好者一样，他听到的粤语歌，最初的媒介都是香港影视作品。他听到《流氓大亨》主题曲的时候才10岁，还谈不上欣赏能力，只是觉得和内地流行的“西北风”有些不一样。到了90年代，受港台流行文化影响，男生都梳着三七分的发型，穿阔腿裤。学校办个文艺演出，就会有人唱发音不标准的粤语歌，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唱什么，毕竟是跟着电视学的。

后来外文歌有“打口”碟，国内也有摇滚乐了。“听魔岩三杰的和听刘德华的肯定不是一拨人。”Funkie大概描述了下，“魔岩三杰”派多穿格子衬衫、牛仔裤配靴子，模仿欧美摇滚风格，因为买不到马丁靴，只能穿国产的军靴，哪怕夏天也那么捂着，“港台”派多为精致的打扮，头上抹着摩丝。在他的印象里，光是隆福寺大街两侧就有好几家卖磁带的小店，被街中间卖小百货的露天大棚挡得严严实实。一家店不超过20平方米，柜子里陈列的卡带通常按照国内国外大致一分，有懂行的老板会按照风格、歌手和乐队信息排列。墙上贴的海报大多印得粗糙，谁红贴谁。

那会儿，他放学后基本每个星期都去音像店里转转，最多逛半个小时，不敢太晚回家。如果一次买的多就藏起来，再一盘盘拿出来。在有限的逛店时间里，他都在有所耳闻的专辑区域附近打转，时不时看在一旁的老板会做点什么推荐。“像傅雄那种老板的建议是值得听的，但大多数的音像店老板只是做生意，可能会把销售不掉的卖给你。”

资深的摇滚乐迷都知道傅雄和他的蓝线唱片。80年代开始倾销进国内的“打口”碟是国内音乐爱好者的风格启蒙。所谓“打口”碟，是指周身有个别圆孔形破损的卡带、CD和黑胶，里面除了一两首歌不能播放外，其他不受影响，最重要的是价格低廉。它们都是国外积压的正版库存，因销售不畅而被销毁。这些“打口”碟经由广东、福建、天津、上海的几大港口进入国内市场，早期黑胶还不多，以卡带和CD为主。那些没有被打到要害位置，保持音质完好的，则被称为“尖儿货”。

北京曾经卖“打口”碟的热门地标有两个，一个是从新街口到西四的音响器材一条街，另一个是聚集了乐队和地下演出的五道口。傅雄从1994年左右开始卖唱片，蓝线唱片藏在新街口一家音像店里，确切地说，他只是租了几个柜台。蓝线主要经营国外和港台的原版唱片，初来乍到的人会看到许多不认识的名字和不便宜的单价。在那儿也能找到“打口”市场中难得的“尖儿货”。每逢音像店上新，大家都像现在抢限量球鞋一样热情，去晚了就没了。“如果谁得到一盘比较少见的或者很好听的磁带，大家都会借来翻录，录到最后都听不清了。”Funkie说。

90年代粤语金曲在国内呈爆发态势的时候，他听的并不多。相比于爱情主题，十多岁的男孩更喜欢听有反抗情绪的摇滚乐。何勇的那句“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就像少年的心理写照。后来他喜欢含蓄一些的表达了，从2002年开始他重新捡起香港音乐，再听徐小凤的“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笑”就别有感触。对粤语歌的重温让他发现了太极乐队、Raidas等等。这些乐队有偏摇滚乐的，有偏City Pop，还有偏电子音乐的，有别于他印象中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1992年提出来的概念，他们和谭咏麟、张国荣一样，很多都是翻唱日文歌。”他解释道。香港当时文化输出的市场主要在台湾，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较大，所以想要卖到台湾的唱片，就会参考日本的风格。另一方面，受DJ张有待电台节目的影响，Funkie逐渐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音乐审美风格。“特别是互联网开放之后，信息量太大了，怎么去筛选？现在拿出手机，能搜出几百万首歌。”有个朋友对他说，如今这种音乐形式是最不环保的，没有实体唱片就谈不上垃圾，但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服务器在支持它的耗能。“那些消耗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不需要一秒钟就找到一首歌，相比之下，我可能更愿意在架子上花5分钟、10分钟来找到它。找到位置，打开包装，再打开电源，打开调音台，放音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粤语情怀

Funkie的书房有一面矮柜，收藏了几百张唱片、影碟，旁边的高柜上“挤着”CD，从陈列方式上看得出地位远不如唱片。CD有过一段高光时期，新街口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家店，突然一下都没了。他告诉我，现在家里连CD机都没有。他也曾把喜欢的CD换成黑胶，也不是百分百为了听，权当收藏。他这一柜子黑胶从2003年开始扩充，粤语金曲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占比较大的是大卫·鲍伊，还有些经典摇滚乐、爵士以及偏实验的电子音乐。Funkie对每一张黑胶的故事都如数家珍。比如，他从“粤语”区抽出的白板唱片，据他介绍全世界很可能就这么一张，因为是错版。通常白板唱片是派台用的，新专辑出来之后，会先选一些送给电台和乐评人试听。所以有张白板的封皮上写着当年香港一位无线高层的名字。内地歌手王虹的专辑《风采依然》也在他的收藏之中，封面是张叔平设计的，颔首低眉的黑白照片出自杜可峰之手。

在重听粤语歌之后，Funkie发现有些乐队的音乐在不同年代下的解读不一样。像Beyond、太极，所表达的态度是直接呐喊，还有一些乐队表达比较含蓄。在他心目中，若选出最能代表“香港”这个城市的音乐团体便是软硬天师。“他们很多作品是关于香港的。面对同一事件或现象时，软硬天师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解读和讽刺。”Funkie补充道，“他们的歌词和编曲一点都不比同年代的英国乐队落后。”加之一些歌手像林子祥和林忆莲，作品编曲是偏向美国的，90年代的香港音乐十分丰满。

对音乐的喜爱慢慢渗透到了文化风格，Funkie觉得语言变成阻碍他深入了解的瓶颈，于是在2016年，他开始系统学习粤语。为什么同一首歌的国语版不如粤语版好听？他回答说，粤语六声九调，唱出来的歌词和说出来的口语，音基本不变。就像《上海滩》主题曲的那句“浪奔，浪流”，讲出来和唱出来的音调贴近。粤语歌词好像更有韵味，是因为它高低起伏更多。这让有些人认为粤语歌填词更难，它要求把每一个音和韵与曲相对。“有的歌一听我就觉得不是讲广东话的人写的，比如《野狼disco》那两句广东话就很生硬。”

在《九霄茶餐听》，Funkie和音乐人許愿谈了一期香港本地对粤语歌的态度。1964年，披头士来到香港，一下把英文歌和中文歌分成两个世界。中文的小调是一派，外文流行是另外一派。香港粤语曲风比较单一，只有像庙街歌王尹光、汪明荃和郑少秋所唱的那类粤语小调。直到许冠杰的《铁塔凌云》出现，才开启了Canto-pop（粤语流行音乐）。他把美国乡村音乐的结构融入编曲，英文词被翻译之后也摆脱了粤剧的形态，更像用诗的风格写出对香港的恋情。里程碑式的《铁塔凌云》之后情况翻天覆地，相继出现《啼笑姻缘》和一系列东西融合的创作，一步步奠定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地位。

“如今流传下来的90年代金曲，有一部分编曲的原因。”Funkie补充道，“从音乐角度来说，能流传久的音乐作品大多是旋律简单，编曲复杂。如果旋律太复杂就会有年代感，很容易过时。旋律简单可以在编曲上根据不同年代的趋势作调整。”他分享了《沧海一声笑》的故事，黄霑之前写过好几个版本，徐克都不同意，最后逼得黄霑就用5个音，做出了这首曲子。“《礼记》说的‘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就这种观点。现在一些年轻的香港音乐人功底非常好，编曲很复杂，但我觉得流传性不强。”

因为喜欢粤语歌，Funkie结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阿Paul便是其中之一。阿Paul在香港收集废弃黑胶已有30多年，有一本书专门介绍了这位越南难民如何成了“黑胶英雄”。阿Paul在1957年出生于西贡的华裔家庭，是听着美军电台和越南乐队演奏长大的。18岁的时候，家人帮他联系蛇头偷渡，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货船，逃离了战争和征兵。2010年，他和Funkie在北京的一个活动上认识了，Funkie记得初见时，阿Paul一副老嬉皮士的模样，喇叭裤、尖头靴子，扎个头巾，很70年代。没过多久，Funkie就去了阿Paul位于深水埗的二手店，也是他的家。

本就局促的房间到处摞着装满黑胶唱片的纸箱，只有中间一小块地能驻足。“他从房间出来都要爬过纸箱，厨房、卫生间里都是唱片。来的人大多是熟客。”Funkie说。阿Paul对生活保持极低的物质需求，把全部花销放在音乐上，他尽可能多地从香港的垃圾填埋场拯救唱片，将它们转到有相同音乐品位的“少数人”手中。Funkie有不少唱片都是从阿Paul那儿购得。虽然在80年代末，阿Paul获得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但他拯救黑胶唱片的想法常常被认为是徒劳的，尤其是在数字时代。

有一次Funkie问张有待：“为什么你不听香港音乐？”对方回答：“我觉得音乐可以把我带到我不能去的时代或者不能去的地方，但一听粤语就把我带到广州去了，这地方离我太近，我想去更远的地方。”有意思的是，Funkie喜欢粤语歌，也是出于和张有待类似的原因，“我倒还挺喜欢香港的，它有很多缩影，从精致的到草根的，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是很立体的地方。一个城市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层面”。

夜里，孩子睡下之后，Funkie会走进书房，选一张唱片，放入唱机，打开柜旁的迪斯科氛围灯，再开一瓶酒。他描述这个画面时，我瞄了一眼写字台上空着的酒瓶。墙上挂着一张裱好的报纸，它之前被夹在Funkie从国外跳蚤市场购得的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黑胶里，估计是之前哪一任唱片主人留下的，上面有1980年弗洛伊德的演出报道。我想，他看着报纸，听着音乐，也算是一种隔空对话吧，毕竟音乐可以带他去想去的任何地方。 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唱片流行音乐唱片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