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的轨迹

1937年8月18日，星期三。时值盛夏，亚洲大陆正在被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升级的硝烟所笼罩。一个多月之内，激烈的战事在华北名城北平和华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先后爆发，数亿人的命运即将因此被改写。

这一天，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发表了两个半星期里的第二份《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他强调，在当前战事中，中国军队务必“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如此方能“使敌不敢深入”，“陷敌人于四面楚歌之中”。与此同时，在西北方1200公里外的延安，毛泽东和张闻天花费一整天时间起草好了发送给周恩来等国共谈判代表的三封电文，直到午夜才入睡。两天后，他将启程前往洛川，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确定了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

在东京，日本近卫文麿政府于8月15日发布了总动员令，侵华陆海军部队的编组正在全面展开。一派忙乱之中，没有多少人留意到8月18日内阁情报部印发的一份内部宣传刊物，即《周报》第44号。在这份杂志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外务省情报部撰写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篇文章《谈中国共产军》，同时附上了两位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肖像。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那幅模糊不清的朱德肖像，实际上是根据1922年的一张陈旧照片改绘而来。而出现在《周报》上的“毛泽东”，头戴礼帽、留着两撇八字须，与真人大相径庭。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川祯浩经过详细的考证，确认了《谈中国共产军》一文的实际执笔者是当时的外务省情报部嘱托（兼职顾问）、号称“日本中共研究第一人”的波多野乾一。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波多野氏，自1913年起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工作，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人物来往频繁，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抱有浓厚兴趣。从1932年开始，波多野乾一利用他广泛搜集到的中、日、苏多国文献，为外务省编撰以中共历年活动为主线的专题年鉴，还在《中央公论》《改造》等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文章。早在1933年，波多野氏就把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人物”“巨星”，可谓慧眼独具。何以他在中日战争扩大化之际，却对自己长期以来的研究对象做出了严重误判？

石川祯浩认为，“礼帽版毛泽东”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九一八事变”后活跃于东北、后来成为中共亲密合作者的抗日爱国将领李杜。1936年李杜在前往欧洲考察时，曾经受中共地下党之托，将毛泽东流落在上海的两个儿子带往莫斯科。日本情报机关可能因此产生了误解，将李杜的形象错认为长期缺乏影像资料的毛泽东。但波多野乾一显然不容易轻信这类来路可疑的材料——石川祯浩的研究证实，1937年夏天，波多野氏手中不仅掌握着毛泽东在1927年的一张清晰合影照片，还通过搜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得到了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为毛泽东拍摄的最新版肖像照。1937年7月号的日本《世界知识》杂志，更是直接刊登了斯诺的陕北探访记的日文版，并附上了那张著名的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照片。

资讯既已如此翔实，何以《周报》最终选用的依然是来路不甚清楚、与最新信息更是差池极大的“礼帽版毛泽东”照片？石川祯浩认为，这涉及到当时日本政府高层对中共的判断。到1937年为止，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已经持续了16年，但在日本外务省的高官眼里不过是中国内部纷争中的次要角色。对于刚刚经历艰难的万里长征、最终抵达陕北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及其武装力量，除去波多野乾一等少数“中国通”坚持给予其高度关注外，即使是日军前线将领态度也极为轻慢。对《周报》的编辑者来说，既然杂志承担的主要是对内宣传任务，那么照片中人是否为真正的毛泽东其实并不重要。与其按照波多野乾一的意见，小心谨慎地比对现有的资料，倒不如随便选用一张年代久远、面目模糊的“礼帽照”，后者甚至可能更有助于淡化中共的威胁。这与短短数年后波多野乾一的专著《红色中国调查》被日军将领奉为经典、一度一册难求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单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所知不多，即使是自中共创建之日起即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国际，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经多次发布过和真实情况南辕北辙的消息。1930年3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发行的《国际新闻通讯》错误地刊发了“毛泽东在福建前线病逝”的消息。1935年12月，莫斯科《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在提及中共“一大”时，竟描绘了一幅“数十名工人、农民和码头装卸工涌进会场，对毛泽东的发言激动不已”的场景，显系出自想象。至于国民党统治区报刊对中共有意识的歪曲和丑化，更是连篇累牍。

考虑到短短12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将成功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将这个拥有6亿人口（1953年普查数据）的东亚大国带上社会主义道路，则笼罩在中共前28年历史上的那层“认知之雾”，无疑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但它恰恰又是绝对真实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独特性，不只是超出了对手的预期，同样也大大有别于其早期盟友根据本国经验做出的指导。它有赖于一个有纪律性、善于自我批评、时刻联系群众的马列主义政党，一支由党领导的军队，以及一个由党领导、团结了各革命阶层和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之上，又能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劳苦大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平民主义，乃至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主义等一系列进步潮流统统囊括进来，最终造就了20世纪最具世界影响的事件之一。“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在2021年的今天，这颗从筚路蓝缕的奋斗中冉冉升起的红星，将会迎来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

如果不是因为1920年春天的那次中国之行，很难想象格利戈里·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将以苏联汉学研究奠基者和中共建党重要参与者的身份留名史册。实际上，在他的传记执笔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看来，维经斯基从来都不是一位典型的书斋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浪迹天涯的犹太裔革命家，维经斯基最早接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遥远的美国，1918年返回内战中的俄国以后则成为了活跃的红色兵运策动者。当俄共（布）远东州委在1920年4月派他前往北京、与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时，所抱的期待仅仅是“调查和接触”。

当事人留下的记录显示，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勃里亚科夫都不通晓中文。抵华初期，他们需要借助北京大学的两位俄籍教师的帮助才能投入交际。直到三人在北京会合了同样由俄共（布）派遣来华、精通俄语的杨明斋，才解决了语言障碍问题。由此亦可窥见，这并不是一次精心筹备的到访。

伴随着“五四运动”兴起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出现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热衷于讨论共产主义问题的知识分子社群。《共产党宣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也以日本为中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后，首先以记者的身份拜访了李大钊，接着在其建议下南下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展开长谈。正是在这次上海之行期间，维经斯基介绍的共产国际运行状况，与陈独秀正在酝酿的建立组织的计划形成了共鸣。在1920年夏天的上海，中国社会主义者结成政党的进度陡然加快了。

北大学生、“五四”学运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在当时担任着“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人。据他晚年回忆，1920年7月，李大钊派他到上海，向陈独秀征询关于建立组织的意见，陈独秀当场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1920年5月第一次与维经斯基会晤之后，陈独秀已经同意接受俄方的资助，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在上海编译、发行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而从当年9月起复刊的《新青年》，也相应地成为了中共机关刊物的雏形。紧接着在1920年6月中旬，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等人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规模较小的“社会共产党”（日后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在8月又组织了其外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团体则在10月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维经斯基长达近9个月的中国之行，直接推动了上海、北京两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由兴趣班式的个别探讨发展为地方性、团体性的社群聚合。但这距离一个真正的政党团体仍有相当距离。实际上，旅华期间，维经斯基除去会见了北京、上海两地的社会主义者外，还与流亡在华的日本、朝鲜社会主义活动家以及孙中山、陈炯明、白坚武（北洋军人吴佩孚的幕僚）等政治人物有过密切接触：协助筹建中共并不是他的唯一目的。而在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中，不仅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人，还有深受日本影响的亚细亚主义者。

共产国际的主动介入，一定程度上又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太雷奉命前往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汇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小组发起的外围团体之一）的活动情况。急于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形势的书记处当即决定任命张太雷为中国科书记，并安排他出席6月底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实际上，张太雷的代表身份并没有获得北京、上海两个小组及其领导人的授权，而是由共产国际单方面确认的。作为非正式代表列席“三大”的两位中共早期成员瞿秋白和陈为人，同样不属于北京或上海小组的成员。当时在苏俄境内以中国社会主义者代表的身份进行过活动的，还有华侨出身的刘绍周（刘泽荣）、学运领袖出身的姚作宾等人。甚至连政治背景复杂、创建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也一度被允许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中国社会主义者与在俄人员之间的隔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从1921年初维经斯基返俄到同年6月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enk Sneevliet）来华，大约半年时间内，中国社会主义团体的活动在组织性和规模上有了显著提升。继北京和上海之后，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以及留日、留法学生中也陆续组建了另外6个有一定规模的共产主义小组，并在1921年2～3月间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1956～1957年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还显示，早在1920年11月，上海小组就通过了一份粗略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效仿苏俄模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不过这类努力很快招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制——1921年4月底，上海法租界当局查封了杨明斋开设的“外国语学社”，接着以半公开组织身份活动的上海青年团也因为成员分歧显著被迫解散。当马林和另一位苏俄代表、由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尼科尔斯基（Vladimir Abramovich Neumann）先后抵达上海时，面对的就是这种困难重重的局面。

相当离奇的是，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马林在抵达上海之前，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并且和维经斯基一样不通中文。莫斯科赋予他的使命是尽快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正规组织化，以和共产国际“三大”对中国革命寄予的期待相匹配。但与中国各社会主义团体接触的任务一直以来都掌握在远东书记处手中，彼此沟通甚少，这令马林感到大为不满。而他本人在经西欧前往中国的途中，曾经被奥地利警察侦知身份，引起了上海租界各国外交、警务人员的关注，活动空间大大受限。这样一来，由马林全权负责的筹备中共“一大”的时间就变得极为仓促了。“南陈北李”两位中共早期领袖都缺席“一大”，与此具有直接关联。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一说8月3日，闭幕日尚有多种说法）在上海、嘉兴两地举行，有十几位中方代表和两位苏俄代表出席的中共“一大”，依然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和理想主义色彩。石川祯浩注意到，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目前政策》），与一年前美国共产党发布的党纲和宣言有许多共性特征，很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美共的相关文件在1920年底已经由茅盾翻译成中文）。而在年仅19岁的刘仁静的主张下被写入文件的“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等条款，在随后的大革命中很快被搁置，也暴露出其不成熟性。

然而，“一大”的意义终究是划时代的。它早早注意到了掌握革命军队的价值，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并确定中共将与第二国际“实行联合”。中国革命与世界格局之间富有深远意义的互动，自此开启了。

不仅如此，“一大”的召开，还催生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群体。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职业背景大多集中于教育、出版等行业，发展的革命同志也往往局限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一大”在其《纲领》第十四条第一次提出了禁止党员做官、充任议员或者出任官立学校校长的要求，尽管在当时未获表决通过，但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职业革命家的涌现提供了可能。与此前的“兼职”革命者相比，职业革命家由党组织提供经费，不再有个人私利，完全以党的利益作为行动出发点，“知”“行”高度合一，并且具有更严明的纪律性。尤其是在20年代后期大批留苏学生归国之后，职业革命家逐渐成为了中共领导层中的中坚力量。

在石川祯浩看来，身为共产国际执委的马林在参与筹备中共“一大”时，竟未能及时向他的中国同志传达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提出的“在落后国家，共产党必须首先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结成同盟，加入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斗争”这一新路线，反而接受了更加激进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很难说是合理之举。尤其考虑到在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并未立即离沪，而是在公共租界继续常驻到1921年12月，其间曾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三人团”（陈独秀、李达、张国焘）数度会面，则这种偏差尤其显得反常。

站在历史后端，我们将会发现：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早期合作中，带来巨大困扰的未必全是路线和方针上的分歧，反而有可能是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语言障碍。出席了“一大”的张国焘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及，由于“一大”代表中无人通晓俄语，故只有英文较好的李达、李汉俊等少数人能与马林做直接交流。但在“一大”闭幕后不久，这两人先后与陈独秀就工作方式问题产生了分歧，继而离开上海，无形中使得陈独秀和马林的沟通出现了障碍。这一状况直到1922年春天张太雷返回上海才获得好转。另一方面，陈独秀对中共是否应当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成为后者的一个支部始终存有疑虑，为此曾经数度与马林发生争执。若非马林在1921年10月的陈独秀被捕事件中鼎力相救、赢得了后者的信任，双方的合作甚至可能在1921年之内就宣告终结。

转折没有出现在上海，而是发生在了更南方的广州。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拜会了寻求北伐统一中国的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双方初步流露出合作的意向。不过由于“国”强而“共”弱，特别是孙中山不能接受在国民党以外存在第二个革命中心，马林遂提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项动议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遭到了大部分中共领导人的反对，不过时局的柳暗花明很快带来了新转机：是年6月，粤军领袖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一度将孙中山及国民党势力驱逐出广州。孙中山流寓上海，在反思平生事业之余，日益生出“联俄”“联共”之心。而陈独秀在中共“二大”（1922年7月）正式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之后，同意在“一大”确立的最高纲领之外增加一条最低纲领，即寻求首先完成“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的民主革命任务。为了“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共可以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建立联盟。

1923年1月，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Adolph Joffe）在上海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正式确认了国民党开始实施“联俄联共”政策。《宣言》宣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但为了求取“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苏联政府以及由其牵头组建的共产国际愿与国民党展开全面合作。而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共，自然也须顺应这种变化。因此在1923年夏天，中共中央将驻地由上海转移到了重新被国民党军队收复的广州，并在当地召开了确认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三大”。“三大”决议原则上要求当时全国的420名党员一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依靠工农组成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左派。而国民党在其1924年1月召开的“一大”上，同意将25个中执委席位中的3席以及17个候补中执委席位中的7席交由“跨党党员”担任。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等中共党员因此先后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

代表莫斯科来华执行新路线的，是身兼共产国际执委、苏联驻广州外交代表以及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三重身份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在他的主导下，国民党的内部改组、中共党员参与黄埔军校开办、在各地发起农民运动等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然而洪流之中亦有暗涌：国民党的改组导致一部分失势元老群体对中共的仇视日益加深。而在莫斯科主导下确立的国共合作模式，虽然能吸引大批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却不足以改变国民党的阶级认同和经济、政治基础。一俟孙中山去世，双方的摩擦遂变得日益频繁。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陈永发认为，国民党右派“清共”的图谋，早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场有工人、学生和商人群体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中，中共不仅取得了运动领导机关的控制权，还顺势吸纳了大批新生力量作为党员，这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安和警觉陡然加剧。广州以汪精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生代领导层顺势要求限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的名额。偏偏一再出现的沟通障碍问题在此时再度浮现——中共“二大”结束后，陈独秀将党中央迁回了上海，以因应工人运动的勃兴；重返中国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与其直接联络。但真正掌握援华资源和话语权的却是人在广州的鲍罗廷，其指示往往直接向中共广东区委下达，而鲍罗廷的意见又和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的季山嘉（Nikolay Kuibyshev）每每相左。在北平还有一个代表苏联外交系统的大使加拉罕（Lev Karakhan）。

令出多门、意见互不统一的现实，使得陈独秀既无法按照其最初的设想、做提前与国民党决裂的打算，又错过了组建独立的武装力量的机会。在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向中共咄咄进逼的同时，鲍罗廷提出的对策仅仅是扶植1927年北上至武汉的国民党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以图对冲蒋介石集团在广州的影响，同时寄希望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能随北伐部队的进军实现进一步壮大。然而两项处置皆未能收获预期的成效：迎回汪精卫的武汉政权，被证明仅仅关注的是来自莫斯科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对工农运动依然持消极打压态度。而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时与外国势力发生的冲突，反而刺激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合流，手握兵权的蒋介石被民族资产阶级和列强在华势力共同树立为新的代理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因此发生。

在国共合作已经濒临破裂的时间节点上，斯大林在1927年6月1日发出了一份迟到的电文，指示中共通过改组武汉政权的方式取得国民革命的实际控制权。然而其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完全超出了中共的能力范围，陈独秀最终决定采取保守策略，试图维系与武汉当局的表面合作。而1927年4月抵达武汉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M.N.Roy）竟在不征求中共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将斯大林的电报展示给汪精卫，反而引起后者的警觉。7月15日，武汉政权宣布“分共”，嗣后更以蒋介石暂时下野为条件与南京实现“合流”，大革命宣告失败。

应当承认，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6年，来自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和政策指导曾经为党的迅速壮大提供过坚实后盾。然而，莫斯科主观执拗的“遥控”和居高临下的指挥，也直接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际蒙受了惊人的党员和组织损失。1931年英勇牺牲的蔡和森在生前回顾这段历史时，严肃地批评共产国际不仅将一些对中国国情毫无了解的代表派到一线坐镇指挥，还根据外语能力的高低介入中共的日常工作，以至于中共领导层几乎被当作了莫斯科的“翻译供应机关”。而陈独秀、彭述之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决策中犯下的错误，实际上也折射出知识分子型政党在面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时的先天不足。通往胜利之路依然需要在实践中寻找。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1927年5月初，中共“五大”在武汉闭幕。33岁的毛泽东自感革命前途混沌未明，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这阙《菩萨蛮》。两个多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大革命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然而共产国际显然并不愿意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失误，新任驻华代表罗明纳兹（Vissarion Lominadze）在7月下旬秘密抵达汉口后，决心继续贯彻斯大林在6月1日电文中的指示，策动中共能够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发动起义，随后开赴广东，一面依靠当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打开局面，一面继续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号、等待苏联海运支援。然而“八一”南昌起义军在经江西转往粤东途中，一路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除去一部转往赣粤边界蛰伏（即后来会师井冈山的朱德部队）、一部进入海陆丰地区外，大部溃散。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起义和地方暴动，同样在反动派的镇压下遭遇严重损失。到这一年12月广州起义壮烈失败后，革命已近乎陷入绝境。

15年后，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沉痛地反省道：“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大革命时代策动上海、武汉等地工人运动的往事，以及1926～1927年广东、湖南两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记忆，使得继陈独秀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苏兆征等领导人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城市中心暴动的前景，同时也没有看清：缺乏现代化武器和有效训练的农民并不足以对抗反动派的正规军。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背景下，反过来立即追求更激进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希望势必渺茫。

从1921年“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开始，城市工人运动便成为了中共重点经营的一项事业。“四一二”政变前夕，中共在全国的党员总数约为6万人，其中近3万人来自工人群体。但在高歌猛进的表象之下，工运成果的基础并不是足够牢固的。党史学者赵生晖通过分析北伐时期党员数量的变化趋势发现，有大约1.8万名工人党员是在1926年11月到1927年4月之间的短短半年里被吸纳进组织的，并且高度集中于两湖地区，这显然和北伐军的战场胜利具有直接关联。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共产党人能够以半公开的身份在工人群体中活动，引导他们追求改善薪资、减少工时、增加假期等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目标。但一旦这种有利的外部条件消失，资产阶级企业主及其靠山国民党政权又以承诺加薪和暴力镇压的两手加以干预，工人运动立即开始退潮。赵生晖的研究显示，到1927年底，全国共产党员数量已下降至1万人，工人脱党现象尤为普遍。

北伐战争后期兴起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曾经引发过关于是否“过火”的大讨论。毛泽东在1926年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位后，也曾经潜心研究过湖南农民运动，并认为假使能令“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那么“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在中央高层更热心于城市工运的背景下，1927年整个湖南省只有182名党员在从事农民工作（据李维汉回忆）；即使加上曾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机构培训过的非党员，总数也不过700到1000人。以如此之少的干部，去指挥总数在200万以上的湖南农民，根本不足以有效控制基层政权。是故一俟毛泽东发现秋收起义部队在短期内并无能力进攻大城市，他便立即决定转向崇山峻岭的井冈山。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共践行“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始。不过如同毛泽东日后所言：“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由于预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武力服从于政治，中共遂能在其根据地范围内，按照马列主义原理逐步建立新的基层权力结构。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也随之变得格外突出——唯有使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之手，才能将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转化为革命的有生力量。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之初，中共采取的土地革命模式依然带有较强的理论化色彩，认为只须依照“消灭一切私有制”和“土地公有”的原则，没收现有的一切土地、废除地契，随后由农民按照人口数量加以平均分配，农民即会主动拥护红色政权，并立即投入耕种以恢复生产力。重新分配后的土地，明文禁止典当、出租或再交易。然而毛泽东在实践中很快发现，多数农民此时尚不能接受公有制的理念，完成分地后往往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甚至以怠耕、荒田等方式表达抗议。而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视为和地主一概的斗争对象，没收其土地，并且不允许参与重新分配的做法，实际上增加了敌人的数量，使革命在基层面临更激烈的反对和顽抗。

因此，从1929年春天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开始，毛泽东即不间断地尝试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加入更多变通成分。例如，地主及其家属只要有劳动意愿，也可以参与分地，只是其中的非壮劳力得田较贫农为少、征收粮食的比例更高。富农出租的土地，除非大多数贫苦农民主动提出要求，否则暂不予以没收。为了减少分地造成的动荡，原则上依然维持原耕种者不做更换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抽多补少。分定之后的土地，允许耕种者在小范围内出租出售。尽管由于中央政策的变化，这些带有试验性质的措施并未能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但为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出台积累了经验。毛泽东也专门指出，华北与华中应当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

除去由“朱毛红军”建立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外，地处大别山脉的鄂豫皖根据地、位于山地和湖泊交界处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平江起义军一部开辟的湘鄂赣根据地以及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根据地也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带逐步发展壮大。到1931年秋，中共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建立的“苏维埃区域”（苏区）已经拥有1000多万人口，武装力量总数接近10万人。陈永发认为：“在苏区的发展过程中，由城市返回故乡从事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身地主和富农家庭，与所谓地方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革命初期为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这些根据地的建立，一个以毛泽东、贺龙、徐向前等人为代表，没有留苏经历，但正在尝试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中总结出中国革命独特经验的领导群体开始浮现。30年代初期，这个群体的影响力还只是局限在各根据地内部。但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党的领导层经历了一系列变动和改组，更能从中国实际出发、更注重务实作风的群体逐步掌握了话语权。中国的红色革命，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没有出席的毛泽东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不过，中央本身坚持的始终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路线，在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上也和根据地领导人存在分歧。随着上海中央成员从1932年起逐步向江西苏区转移，“中央派”与“根据地派”领导人的矛盾开始凸显，革命形势也因此受到影响。

莫斯科“六大”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处于低潮期的中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因应在同一时间举行的工会国际“四大”以及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新路线，大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工人代表的比例有了显著增加。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留苏知识分子群体在党内影响力的上升——“六大”结束后，共产国际决定不再设立驻华代表一职，而是由中共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联络。以共产国际执委身份兼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Pavel Mif），从1930年7月起担任新成立的远东局（驻上海）书记，成为了联共（布）负责对华政策的实际决策人。原本是作为党的后备干部培养、缺乏实践经验的一批中山大学毕业生，因为在校内的路线斗争中支持过米夫，此时先后被派遣回国任职。这批对国情缺少了解、却过早被置于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国际派”干部，很快开始影响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走向。

赵生晖整理的早期中共组织史资料显示，大革命的失败与工农武装割据的兴起，使得中共党员的构成光谱在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28年夏天结束时，全国党员中工人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10.9%，农民则一举上升到76.6%。但这并未改变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专注城市工人运动的既定方针。1930年5月，蒋冯阎新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李立三认为“全国总暴动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指示各根据地武装倾全力进攻就近的大城市，同时策动武汉、上海等地工人发动罢工，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结果，由彭德怀指挥的湘鄂赣红军（红三军团）虽然一度趁敌空虚、成功进占长沙，但仅仅十天就告失守。彭德怀所部在和毛泽东指挥的红一军团合兵后，强攻两个星期仍未能收复长沙，当地工人团体也没有做出任何响应之举，恰恰验证了中央判断的失误。而由邓中夏指挥、奉命南下进攻沙市的红二军团，非但没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在湖北敌军的截击下损失了超过1/4的兵力。

“立三路线”造成的惨痛后果，使得莫斯科迅速做出了更换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决定。在这一过程中，来华主持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米夫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以制订新的人事安排。被认为“批判‘立三路线’不力”的瞿秋白和李维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之职；由于米夫的坚持，留苏归来的王明被选入政治局并立即成为常委，“国际派”的地位出现了急剧上升。新中央随后派出任弼时、张国焘、夏曦等代表前往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试图建立对苏区的直接政治领导；同时还在1931年11月批准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形式上接受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模式。

然而，六届四中全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惊人。由于不满米夫操控中央全会，罗章龙等上海工运领导人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通过了《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宣布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以“另立中央”、制造分裂的方式和全会决议对抗，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比这更严重的是，全会结束后，中央机关依然决定继续留在危机四伏的上海开展工作，这给随后一系列剧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1931年1月，上海各级党组织在安排成员集中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围捕，大批优秀党员因此遇害，酿成轰动一时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4月24日，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机关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上海中央、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办公地点。尽管得到地下工作者预先通报的中央机关实施了紧急转移，但最终依然付出了极为惊人的代价。当年6月1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留守负责人牛兰（Jakob Rudnik）在公共租界被捕，大量机密文件遭到查获。一个星期后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在法租界被捕，次日叛变后遭到国民党当局处决。而周恩来、陈云等重要领导人虽然免于被捕，但也不得不忍痛放弃在上海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中央继续在上海活动实际上已无可能。

经历了1931年春夏两季的动荡，上海剩余的政治局委员的数量已经不足总人数的一半，被迫改组为规模较小的“临时中央”。由于王明被米夫指定将前往莫斯科，接任缺位超过一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24岁的博古成为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从1931年12月开始，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开始分批向中央苏区和莫斯科转移。1933年1月30日，抵达瑞金的临时中央成员和苏区中央局举行联席会议，博古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合并，由博古任负责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1934年1月，中共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相当于常委会）成员。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得到保留（原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没有被选入主持日常工作的七人书记处，还被免去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新中央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首先反映在军事战略上。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就认为：军事上的胜利是确保根据地长期存在的根本前提。但红军在装备和人数上都不足以与反动派正面对抗，根据地的经济产出也不足以在短期内扭转物质力量上的劣势。不过，红军可以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运动战打法，诱敌深入，予以邀击，再在反击过程中乘胜扩大根据地。凭借这种避免无谓消耗的战术，中央苏区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即使是在毛泽东被迫交出指挥权之后的1933年春，红军仍能继续沿用运动战思维，给予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敌军以痛击。

但事态随后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新中央的预期。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中央苏区周边实施以军事和经济封锁为目标的“堡垒战略”。他们修筑了大量碉堡和公路，试图将红军控制区分割开来。1933年入夏之后，蒋介石更是调动近百万重兵，以齐头并进的方式沿封锁线向苏区腹地挤压。而在当年9月抵达瑞金的共产国际特派顾问（受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指挥）、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完全放弃了此前行之有效的运动战策略，要求红军主动进攻、以“短促突击”战法与敌军做正面对抗。结果，红军虽能凭借顽强的斗志勉强守住阵地，但在火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面前往往遭遇惨重伤亡。1934年4月广昌之战中，红军集中9个师主力苦战17天，仍未能阻止敌军攻克苏区“北大门”，虽然给国民党军队造成2.4万人的死伤，但自身也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部队的1/5。此役之后，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缩小至巅峰期的1/3。

长期封锁的另一项影响反映在经济层面。赣南、闽北苏区大部分位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山地，农田出产匮乏、各种物资紧缺，要供养总数超过200万的居民已属紧张。而国民党军队构筑的封锁线纵深往往超过80公里，沿线普遍实施移走粮食、管制食盐买卖等对策。根据地既无法将剩余的粮食运送出售，又无从购进食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通货膨胀严重，军队战斗力遂逐渐出现下滑。不仅如此，在新中央“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下，红军从1933年夏天起计划用一年时间新编15万正规军（实际仅募得11.2万人），而4个主力军团实存的马步枪数量还不到2万支。各县青壮年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后，粮食产量进一步下滑至丰年的三成左右。以至于即使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竭力汇出资金，仍不足以抵消中央苏区财政日常的巨额赤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与中央苏区的弹尽粮绝，意味着红军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走上战略转移之路。1934年10月17日，除去留下一个正规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人坚持游击作战外，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和5个主力军团共8.6万人从雩都县出发，经粤北向西而去。到这时，中国革命面临的已是生死存亡之秋。

站在今天的角度，长征可以称为现代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外援完全断绝的背景下，穿越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5座连续的雪山，终于在陕北重新立足，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但对亲历者来说，整整两年时间里，失败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西入广西之后不久，携带大量辎重和非战斗人员的红一方面军即在强渡湘江时遭遇优势敌军阻击（1934年11月），伤亡、被俘、逃亡者竟达5万余人之多。剩余的3万余部队原拟前往湘西与贺龙所部（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会合，但在察觉前方敌军已布下口袋阵后，转而决定进入贵州。历经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与飞夺泸定桥的反复机动作战后，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川西高原上的懋功县，与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实现会师。但短短几个星期之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即公开质疑中央的北上计划，要求南下甘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两支红军一度濒临分裂甚至内讧的边缘，张国焘最终挟红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另立“第二中央”。而坚持北上的中央红军直至进入甘肃境内后，才获悉了陕北地区存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遂决定将之作为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到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最终抵达陕西保安的吴起镇时，仅余官兵5000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之后，也在当年10月北上抵达甘肃。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告诉陕北时代的旧友、美国记者斯诺，1935年在川西北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懋功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拥兵8万余人，是中央红军的4倍以上；周恩来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决定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但张国焘在获得军事指挥权之后，不仅不以为满足，还试图“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阴谋插手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在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并命令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之后，1935年9月，张国焘裹挟红四方面军以及其他部队共9万余人南下西康，甚至在卓木碉会议上自封为“总书记”。直到南下计划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截击之下陷于失败，张国焘才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而红军为此付出的损失接近5万人。

即使是在胜利抵达陕北之后，红军能否在西北边陲站稳脚跟，依然是不确定的。最初形态的陕甘根据地仅下辖9个不完整的县，人口刚刚超过40万，要供养总数达1.2万人的中央红军余部和本地工农武装已嫌吃紧。为此，红军甚至一度尝试东渡黄河，从山西征募新兵和军费。而1936年夏天党中央做出的打通宁夏、青海交通线，经新疆接受“远方接济”的决定，最终在军事上未能实现——以红四方面军余部为主体编成、总数2.18万人的西路军在1937年初兵败河西走廊，官兵损失80%以上，成为长征结束后红军又一重大战场失利。

然而恰恰是在同一时期，富有历史意义的巨变已经在酝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施“兵谏”，抗日救亡一跃变为中国最紧迫的现实考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进程也就此开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绝不是中国共产党被动地“等”来的——从进入陕北的第一天起，党中央即致力于开展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局部统一战线工作，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广泛营造同仇敌忾、共同对外的舆论环境。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将“成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设定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同时指出：民族资本家、中小地主、富农、国民党军人以及中间派知识分子，只要赞成抗日，便可以被纳入统一战线。同月，中共北方局北平临时委员会发起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一次喊出了“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对外抗日”的口号。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安排下，从1936年1月开始，潘汉年等中共重要干部先后在莫斯科和上海与国民党代表展开直接会谈，就苏区现状、红军接受改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可以说，“西安事变”正是这一系列努力共同促成的结果。

1937年盛夏，日本侵华战争大规模升级。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布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不过和十多年前第一次合作时相比，经历过复杂斗争考验的中共已经有了更深思熟虑的布局。在承认国民政府及三民主义、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前提下，中共并未放弃独立作战的空间，而是利用多年灵活作战积累的经验，一面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日伪正规军，一面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中前期，华北、东南国土大面积失陷，国民党在当地的基层政权遭到摧毁，形成一系列事实上的真空地带。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在进入这些真空地带后，除去积极联合当地爱国民主人士、重建地方政权外，还将日军无力直接占领的农村地区一举变为重要的兵源和粮仓，使其成为破坏敌寇经济侵华、遂行持久战的重要堡垒。红星在华北大地上重新升起了。

从1937年夏天到1940年底，不到三年半时间，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四大抗日根据地以及冀中、冀南两个游击区，加上原有的陕甘宁根据地，治下总人口接近1亿人。八路军总兵力由4万人扩充到50万，党员数量由4万增加到80万，另外还编练了200万民兵。尽管在1940～1942年的反“扫荡”斗争中，华北根据地也曾经遭受过严峻的军事、经济考验，但最终避免了出现国统区式的全面战略崩溃。究其原因，陈永发指出：中共通过政权、军队、群众团体以及党组织4个层面的建设，自下而上地重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的基层权力结构。政权作为建立统一战线和凝聚共识的平台，军队保障根据地安全，群众团体充当动员人力、物力的工具，党组织则根据一元化原则，统一指挥前三种实体。而统治触角仅仅延伸到区一级的国民党政权根本不具备如此完备的动员能力。正是由于这种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中共才能将游击战、持久战的模式长期持续下去，国民党却完全无法效仿。于是战局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从未自战争初期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中共武装却能在斗争中一路发展壮大。

进入1944年，战略资源濒临枯竭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面对日军倾巢而出的豫湘桂会战（打通大陆线作战）时，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不到8个月时间竟损失部队近80万之巨，以至于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代表谢伟思（John S.Service）惊呼：“假如国民党政府就此垮掉，那也不足为奇。”而华北的八路军则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后的战略空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不仅成功收复了1940～1942年“扫荡”中被迫放弃的大部分土地，还给日伪军造成20余万人的伤亡。到1945年秋天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可以骄傲地宣布：它现在是一个拥有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治理着9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9500万人口的大党。8年前对毛泽东其人还持无所谓态度的日本政府，最终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如果说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抗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低谷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那么在同一时期，中共自身经历的两项变化同样影响深远，那就是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型。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为了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大部分前线将领以及张闻天、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痛感“左倾”路线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要求改组指挥机构，并赞同让富于军事斗争经验的毛泽东重返最高决策层。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承认了错误，同意撤销主管军事问题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和朱德负责，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则成为周恩来处理军事问题时的协助者。到了当年3月乌江战役前，为了集中、高效地统一战场决策，政治局批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毛泽东成为了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在党的前途与军事斗争的结果紧密相连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通过施展他的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使革命最终转危为安。

长征中前期，处于转移状态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驻上海的远东局代表一时处于通信断绝的状态。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前往莫斯科，报告最高领导层的变动情况，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共新的人事安排。但到了1937年11月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的身份返回延安，波澜于是再起。在当时的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中国对日抗战的价值之一是减轻苏联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尤其是避免日军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顺势侵苏，为此必须竭力巩固和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王明归国后不久，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提出要遵循“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减少独立行动，以免触怒国民党当局。到了1938年春天，他甚至提议将中共军队完全置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由王明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也频繁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退让，与中央意见形成对立。

距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过去仅仅4年，中共内部“国际派”与本土派的矛盾再度若隐若现，这很快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国共关系的真实状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一系列讨论后，表态“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到了当年7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专门会见了即将返回延安的王稼祥和任弼时，向他们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应以毛泽东为首”，同时认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正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1938年9月底，中共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4年半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即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批判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重申了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性。全会同时正式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以及党内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也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有机结合。

然而到这时为止，中共对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变动，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左倾”“右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总结和反思。这项工作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方告完成。在1945年4月闭幕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同时也强调：“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

整风运动的另一项重大成果，在于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正式宣告成型。毛泽东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种武器回应了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同时依靠平民主义路线动员了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贫苦农民，引导他们构成革命的领导核心。原初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倡导的“工人阶级无祖国”“知识分子对于革命阶级具有特殊价值”等论断，融汇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当中，中国革命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建国”的旗号下消解一切反对力量的企图，毛泽东又以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统一战线争取到了中间阶层，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同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动派。这套高屋建瓴的解释体系，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尺度。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篇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而它最终催生出的，将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中国。

1943年3月，在英美两国宣布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后两个月，蒋介石在重庆抛出了由“文胆”陶希圣代笔、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宣称，随着不平等条约成为历史，国民革命在中国已经取得成功，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完成“建国”。而在“革命建国”之路上，唯有国民党可堪充当领导力量。“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在完成“建国”任务的过程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被渐次压服和消弭，最终只留下一个声音。

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共“七大”开幕式上，用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正面回应了蒋介石的舆论进攻。他提出，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寻求建立的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共愿意“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而当组建多党制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在1946年被国民党破坏殆尽之后，内战终于爆发。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但它真正获得全面贯彻和最终实现，却是在1946～1949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从开战初期双方的物质力量对比看，尽管中共在华北保持着经营多年、群众基础稳固的根据地，并且提前派部队进入了国民党势力尚为真空的东北，但正规军数量只有国民党的1/4左右，重武器、弹药皆属缺乏，控制的大城市数量也极为稀少。而国民党不仅能持续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还利用了抗战胜利初期沦陷区人民拥护“正统”政府的心理，看似占据了初期战局的上风。

然而形势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出现变化。中共中央采取了“放弃华南、巩固华北、优先争夺东北”的军事部署，撤出了大批粮食和生活物资无法自给的大中城市，同时继续自根据地人口中征募新兵，进行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的灵活运动战。以夺取主要城市作为第一目标的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夏秋两季一度抢占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自诩“势如破竹”，却发现根本没有能力从占领区获得给养，反而必须依赖大后方提供财政和物资支持。国统区在抗战末期已经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遂愈演愈烈，舆论风向开始对国民党政权不利。而在战事刚刚进入到第二年的1947年春天，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国民党军已经无力胜任蒋介石“全面进攻”的指示，被迫转为“重点进攻”。国民党在短期内结束战事、取得内战胜利的希望事实上已经破灭了。

棋局逆转的关键，在于中共具备持续从农村根据地动员人力和物力的能力，而经济问题的本质仍是政治问题。早在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就秘密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决心变更抗战时期相对和缓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彻底贯彻“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与井冈山和瑞金时代带有实验色彩的土地革命相比，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具有两项先天优势：抗战时期卓有成效的根据地经营使得农民已经被容纳进中共主导的政治－经济系统，不必再煞费苦心进行说服教育；各地方党政机关有针对性地派出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土改，以召集村民大会、彻查阶级成分和每户人口、集中丈量和均分土地等形式将新政策迅速贯彻下去。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彻底平分土地”更是成为了有章可循的明文规定。而还乡地主、富农势力在国民党军支持下实施的血腥报复政策，恰好成为分地农民保卫土改果实、积极参军的心理动因。这和国统区农村减租政策受到地主、士绅的普遍反对，完全无法推进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中共在其治下的根据地累计动员了接近160万农民脱产参军，占当时根据地总人口的2%。而整个国统区在1947年前8个月的征兵总数才刚刚超过50万人，为此还耗费了300亿法币的募集费用。为了使这些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轻农民迅速转化为有斗志的战士，从1947年底开始，解放军开始实施“新式整军”运动，通过忆苦思甜、“三查三整”等方式调动新兵的积极性。类似的模式随后也被应用到对国民党军俘虏士兵（称为“解放战士”）的吸收改编中，战场上很快就出现了“解放军越打越多”的奇特现象。

到1948年底国共之间的三大战略决战爆发时，中共能够动员的支前民工的数量，甚至已经大大超过了正规军。整个辽沈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工160万人，平津战役154万人，淮海战役更是高达225万人。据当时担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刘瑞龙回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随军和后方民工共完成转运伤员11万人，运送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现代化大兵团会战的胜利，正是以这种传统的后勤保障作为基础的。

以农村包围城市，并不意味着中共否定甚或拒斥城市的价值。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除去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国统区城市广泛开战“第二战线”工作，营造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舆论声浪外，中共一直在尝试建立接收和管理大中城市、尽快恢复工商业活动的可靠模式。到1948年底，以接收济南、沈阳两大省会城市的经验为基础，“先军管，后恢复”的做法开始被推广到新解放的主要城市。接收初期，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被视为首要任务，对私营工商业部门则允许暂时维持现状，以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共已经开始尝试从革命党的身份向执政党转型。而在1947年3月于河北武安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上，筹建解放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建立集中的财税收支制度等涉及未来国家治理的问题也拟订出了基本方案。

1949年1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亲自决定将新政权的首都定在北平（北京）。在西柏坡，他告诉老战友王稼祥：“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要成员分乘11辆小轿车和10辆卡车，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临行前夜，毛泽东再次翻阅了他再熟悉不过的郭沫若1944年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上车前，他告诉周恩来：“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从1921年夏天的上海法租界开始，这条走了28年的“赶考”路，终于迎来了第一座属于它的里程碑。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统著：《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共一大抗日战争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苏德战争陈独秀根据地国民党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第三国际莫斯科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