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隐私”，还是保护“难言之隐”？

我的信用卡曾两次被盗。

第一次是在圣彼得堡的电车上，小偷把我的钱包整个掏走，行云流水地跳下电车，我被挤在车厢里动弹不得，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身份证、信用卡、借记卡和学生证被一股脑带走。我立即打电话给银行挂失，等接通人工客服，却被告知小偷已经刷卡得手。

垂头丧气地过了两周后，一位陌生的俄罗斯小哥在俄罗斯社交网站“VK”给我留言，说他在公交车座位上捡到一个钱包，顺着证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学校，很快锁定了我。

多亏当时我在网站上使用的全部是真实的个人信息，可以说是个人隐私的全方位披露，帮我挽回了部分损失。

第二次，窃贼的手段升级换代，直接复制了我的信用卡磁条。当我的信用卡乖乖躺在北京中关村的家中酣睡时，对方已经用复制卡在美国西海岸疯狂购买“维多利亚的秘密”镶钻内衣。

那天清晨6点，我被银行客服叫醒，一口气听他给我念完最近10笔交易明细，才知道自己的卡又被盗了。起床去报警的当口，听筒里的客服小哥心急地数落我，说自从我上次被盗刷后，他们就把我当作重点关注对象进行监控，结果我居然不争气地又出事儿了。

“监控”这个词虽不好听，却让坐在派出所里录口供的我产生了安全感——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在替我的财产日夜值守。这么一想，即使他全天盯着我划卡买内衣，我也不会介意。

两次被盗经历反而让我确信，向数字社会交出部分隐私，能够换取更多便利和保护。

一年后，我换了家银行办卡，准备在信用卡界重新做人。刚拿到新卡不久，连刷两笔大额消费后，卡片直接被冻结了。打电话去问客服，说确认是本人交易后才能解冻，问及原因，他们提到了我跌宕起伏的被盗史。

这下我才后知后觉，我已成为数据的网中之鸟。无论我在哪家金融机构开卡，都可能被过往数据打上“高危用户”的标签。

在真正被自己的“难言之隐”冒犯之前，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底哪些信息算作“隐私”。

如今，手机应用通过麦克风权限提取关键词，再推送相应内容，量身打造信息茧房，已不算神话。大多数时候，这项功能就像个神秘的“田螺姑娘”，总能让我不知不觉间得偿所愿。

比如我跟异地的男友聊到一种可以用来传小纸条的“异地恋神器”，却不记得品名。于是像在对神灯许愿一样，我对着话筒多说了几遍“异地恋神器”，第二天它果然出现在购物软件的搜索栏里，那一刻我对这个“窃听狂”只有感激。

但另一次，我和朋友聊完一篇关于异装癖群体的社会学论文，随手打开“淘宝”首页，却发现我充满低调通勤装的推荐页中间，赫然插入了几双刺眼的荧光色超高跟绑带皮靴，附带一连串热辣刺激的关键词——正是我刚才兴致勃勃与朋友探讨的款式。

这直接导致我关闭了“淘宝”的麦克风权限。

后来我的手机就变迟钝了。有时我不由得自我反省，我是不是过于“双标”？一会儿想要算法猜透我的心思，一会儿又嫌算法给我乱贴标签。

“隐私”的边界如此主观、模糊、多变，与个人体验高度相关，天生具有利己的色彩。而作为“侵犯隐私”的工具，数据算法又那么冰冷、精确、粗暴，致力于提炼出平面客观的个人画像。

以主观判断去审判中立的技术，难免有欲加之罪的嫌疑。面对大数据带来的隐私问题，我们的立场真的那么坚定且正义吗？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不仅是个法律和伦理难题，也是每个人的自我认知难题。

披露隐私，也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去年春节过后，我从国内辗转回到莫斯科的办公室。当时武汉还在“封城”，国内新冠疫情处于高峰期。俄籍秘书伊琳娜热情地拥抱了我，以示她心无芥蒂。

我对她说：“你别怕，我回俄罗斯后，自觉在家隔离了14天才出门。”

她一脸无畏：“我相信你没出门，不过没必要紧张，反正也没人看着你嘛！”

我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们那儿要求严格居家隔离，如果违反防疫规定外出，你的所有行踪都会被公示出来。”

这一下扎中了伊琳娜敏感的神经，她大义凛然起来：“公示？谁有权利知道我去过哪儿？”

天不遂人愿，春节过后短短一个月，俄罗斯疫情暴发，莫斯科市政府开始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如确有外出需要，必须申请数字通行证，否则会面临罚款。

数字通行证开放申请的那天，第一个给我发来申请指南的居然是伊琳娜。她给我列出了详细的步骤，还分享了她新鲜出炉的通行证。

根据防疫规定，莫斯科市民要想合法出门，除了详细的个人身份信息外，还必须在市政府网上填写出行计划，具体到出行目的、交通方式、工作单位名称、纳税号、公交卡卡号或车牌号、出行时间段和路线等等。

那一天，莫斯科市政府一共收到了320万份申请。为了获得出行自由，四分之一的莫斯科市民争相奉上了自己的“隐私”。

为了推进数字化社会，去年夏天俄罗斯政府颁布法令，计划建立全国统一数据库，这意味着每位公民都将拥有一份永久的“黄金数字档案”，所有民生部门都可共享这份档案，据此做出福利分配等决策。

大多数媒体都在热捧此项举措，伊琳娜又焦虑了起来。我劝她，政府办事部门推进数字化，会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便利，是好事儿。她却反驳：“便利都是他们的，我们只是从生到死都被盯着罢了。谁又能保证他们的数据库不出问题呢？只要信息存在于网上，黑客总有办法偷到。”

一语成谶，上周伊琳娜的银行卡被盗了。除了配合银行注销卡号，一笔笔申诉挽回损失，她依然要仰仗同一家银行，再次向他们提交个人信息，申请一张新的银行卡，才能继续领取工资。

来回拉扯中，数字时代的居民似乎只能别无选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隐私阵地节节失守。

现代人生活的乐趣，很大一部分是由出让“隐私”构成的。昨天中午吃了什么，今天喝了什么口味的奶茶，明天要去听谁的演唱会……这些原本只与个人相关的事实，汇聚成巨大的窥私欲天堂。有人满足于注视，有人沉溺于被注视。

现代生活的安全感，也相当程度地建立在隐私共享的基础上。只要公权力真能守住信息安全的大门，大多数公民都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换来生活体验的升级。

网络隐私专家、美国东北大学法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伍德罗·哈佐格（Woodrow Hartzog）指出，在社交网络上披露大量私密的网民，并不注重他们的隐私。法庭往往发现，他们对自己的隐私权不抱期待。互联网上规模空前的自我披露，或许预示着隐私的消亡。

这一观点似乎将隐私泄露的责任抛给了用户，但细想不无道理。扪心自问，当让渡隐私能够换来关注、利益和快感，我们是否还能清醒地划出私人领域的边界？

数据时代的“隐私”与黑洞高度类似——我们很难确知它的面目，也难以描述它的面貌，只能寻找外围证据，反证它的存在。

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私密信息……“隐私”的边界就漂浮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概念之间。

理论上说，我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一切痕迹都算是个人信息，但只有敏感和私密的那部分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与私之间的界限近乎消失。人人可以成为公众人物，也可以随时因为素人阶段的私事“塌房子”。我们越来越难以勾勒出这个黑洞的轮廓，更难逃脱它的吞噬。

以描绘科技乌托邦见长的《黑镜》剧集中，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套路。

《黑镜》第三季第一集的标题《急转直下》（Nosedive），就预示了透明社会中，个人命运被数据掌控的悲剧。为了爬上优质生活的门槛，女主角费尽心思，想提高自己的个人评分，挤进社交明星云集的婚礼派对。她为了刷分拼命展示自己的高质量社交生活，向大数据的操控者证明自己的“素质”，最后却弄巧成拙，由于误机、发火、衣冠不整等一系列微不足道的过失，一步步被推入监狱。

细思恐极之处在于，这些小小的过失，只是因为被广而告之才遭到审判。否则，它们只是个人生活中一点不痛不痒的“难言之隐”。

究竟哪些秘密才是我们应当隐藏，且有权隐藏的？在人人都能辨明“隐私”与“便利”的优先级之前，答案就像屋顶上的风向标，总被吹向不同的方向。 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