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极限运动：生命与自由

编辑·贾冬婷

“对登山运动的热忱，还有不时扰乱我们内心平静的危险，都是道德或宗教情感的来源，这些情感或许是最伟大的精神。”——欧根·吉多·拉默（Eugen Guido Lammer，19世纪奥地利登山家）

人为什么要到山野中受苦？对一些人而言，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本就无需回答。

1950年6月3日，破晓时分，莫里斯·赫尔佐格（Maurice Herzog）爬出睡袋，穿上皮靴。风雪肆虐了一个晚上，大雪隔着帐篷的帆布几乎将他掩埋。冷，极度地冷。皮靴被冻到发脆，他不得不怀抱它们躺了一整夜。

现在，他决定出发了。在现代登山运动发端的欧洲，1870年，大部分阿尔卑斯山峰都已经被“征服”，登山家们逐渐将眼光聚焦到了喜马拉雅那些海拔超过8000米的巨峰身上。1895年，英国登山家阿尔伯特·马默里（Albert Frederick Mummery）首次尝试攀登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在翻过一个无人攀登过的山口之后失去踪影。1924年，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死在了珠穆朗玛峰的肩膀上。赫尔佐格率领的法国登山队想要打破半个多世纪的魔咒。他的目标是安纳普尔纳，海拔8091米。

这些野心勃勃的法国人在登顶前已经备受煎熬。虽然他们配备了当时最精良的登山装备，雇用了多达147名挑夫背负重达3.5吨的物资和补给，但他们只有一张来自印度的粗糙地图，以至于在雪山脚下徘徊了一个多月，还未能确定攀登的山峰和具体路线。季风将至，赫尔佐格把赌注押在了安纳普尔纳身上。5月23日，他们在5100米海拔建立了C1营地。随后在更高的海拔依次建了3个营地。走到C4营地的时候，6位登山家中只有4人还能继续前行。6月2日，在顶峰下面的刃脊上，他们强行破开冰面，在劲风里扎营。之后，同行的夏尔巴人告诉赫尔佐格，他们的脚冻坏了，转身下了山。

6月3日这天早上，赫尔佐格和路易·拉什纳尔（Louis Lachenal）登上了最后的路途。

时年31岁的赫尔佐格出生在里昂一个登山爱好者家庭。1944年到1945年间，他曾加入法国抵抗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战斗。战争结束后，赫尔佐格在一家轮胎公司做管理工作，常常在霞慕尼（Chamonix，勃朗峰脚下的小镇）附近的小木屋里打发夏日时光。1950年，法国阿尔卑斯登山协会已经有多达3.1万名会员。论攀登经验和水平，赫尔佐格算不上顶尖高手，也比不上做过登山和滑雪教练的拉什纳尔，但他对攀登有着理性无法解释的决心和渴望。登顶途中，拉什纳尔预见了即将付出的代价——他们的鞋实在太薄了。他问赫尔佐格：“如果我现在返回，你会做什么？”赫尔佐格答道：“我会独自一个人走下去。”

身体各个部位渐渐失去了知觉。风雪停了，晴朗的天空带来了更低的温度。空气清澈而稀薄，雪山如水晶般美轮美奂。赫尔佐格感觉不到疼痛，他进入到一种麻木而冷静的状态，只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都非比寻常。下午2点，他和拉什纳尔成功登顶。“我感觉双脚冻僵了，但是我尽量不去多想。人类所攀登到的最高山峰就躺在我们脚底下啊！我的脑海中飞快地掠过曾经到过这个高度的先辈的名字：马莫里、马洛里……我意识到，那天的群山是如此美丽，为之感激涕零，同时我又对群山的寂静肃然起敬，仿若置身于教堂。我既不觉得痛苦，也没有忧虑。”

痛苦和忧虑并没有缺席。在下山的途中，赫尔佐格整理背包时脱下手套，不料它们滑向了深渊。回到冲顶营地时，留守的莱昂内尔·泰雷（Lionel Terray）迎上前去握住赫尔佐格裸露的双手。惊恐瞬间取代了激动，他发现，自己握住了两截“冰柱”。

等待4个人的是一场亡命般的恐怖撤退。风雪无休无止，人们在及腰深的积雪中挣扎，却无法找到C4营地的位置，只能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在冰洞中痛苦地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莱昂内尔·泰雷和加斯顿·雷布法特（Gaston Rébuffat）患上了雪盲症。拉什纳尔的精神已经崩溃。他赤裸着双脚在雪中游荡，喃喃地说：“我要马上下去，是立刻马上。”

安纳普尔纳网开一面。天气转晴，绝望中的探险队找到了C4营地和夏尔巴人汇合。但痛苦远远没有结束。赫尔佐格的情况很糟。有的时候人们背他下山，有时候他被装在一只柳条编织的大篮子里，有时候是雪橇，还有时候是担架。一次，他摔倒了，肿胀的双脚又碎了几根骨头。一次，人们脚下的雪地瞬间塌陷，一根绳子救了他的命，也从他溃烂不堪的双手剥下皮肉。每天扎营时，随队医生把长长的针头扎进赫尔佐格和拉什纳尔的腹股沟和肘弯，将盐酸普鲁卡因、止痛药和盘尼西林注入动脉。这时候，人们就会在寂静山野中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

医生修剪坏死的皮肉，进而不得不绞断残指。等到人们终于到达安全地带高拉帕（Gorakpur）时，赫尔佐格失去了全部的手指脚趾，拉什纳尔也失去了全部的脚趾。

1951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赫尔佐格口述了《安纳普尔纳》一书。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本书卖出了1100万本，迄今为止依然是世界上最畅销的登山书籍。人们一面惊骇于那些残酷的细节，一面被牢牢吸引，走向山野。

英国山野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少年时代常常在祖父母家度假。祖父母的林间小屋就坐落在苏格兰高地凯恩戈姆山脉上。祖父是一名喜欢登山的外交家，他向麦克法伦展示他攀登喜马拉雅山脉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以及三英尺长的木柄冰镐和陈旧的铁质冰爪。但真正让麦克法伦痴迷上登山的是祖父的书架。在一个假期，他把《安纳普尔纳》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少年心中热血沸腾：“和能够站在高峰上寥寥几个平方米的雪地上相比，脚趾和手指又算得了什么呢？”

失去脚趾和手指的恐惧不能阻止人们上山的脚步。死亡也一样。

少年麦克法伦在山中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攀登8000米的巨峰不再只是登山精英的朝圣。技术进步让人在面对山野时有了更多的可能。60年代到70年代，各种登山装备纷纷革新。尼龙绳索大大提高了登山的安全性。岩钉和固定绳索的使用让攀登变得更容易。1976年，GORE-TEX面料接到第一批商业订单——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兼具防水性、透气性和防风性的面料。80年代，更加防冻保暖的塑料靴出现了。氧气瓶也变得更轻便。80年代初，珠峰攀登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坳与东南山脊，已被攀登过不下100次。

1985年，美国人理查德·巴斯（Richard Bass）在一名年轻的登山向导和夏尔巴人的帮助下登顶珠峰。巴斯时年55岁，是得克萨斯石油大亨。在那以后，攀登珠峰的图景变了。1996年，美国记者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受美国《户外》杂志所托，报道日渐兴盛的商业登山。为此，克拉考尔加入了一支商业登山队。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队友、49岁的病理学家西伯恩·贝克·韦瑟斯告诉他：“对于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理查德·巴斯的成功令人鼓舞。迪克向我们证明，即使是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只要你身体比较健康，手头也比较宽裕。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挤出时间，并且和家人分开两个月。”

在这支探险队伍里，还有47岁的联邦快递东京分部的人事主管，56岁的麻醉师，34岁的出版商和心脏病专家，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克拉考尔惊讶地发现，与人们的乐观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人常年在健身房，很少在山里训练，更缺乏高海拔攀登的经验。人们带着崭新的登山鞋来到珠峰，还需要练习基本的攀冰技巧，甚至不会穿上冰爪。1996年春季，共有30支探险队蜂拥至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探险队。

1997年，克拉考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被陆续翻译成了19种语言，是继《安纳普尔纳》之后最畅销的登山书籍。书中记录的故事比赫尔佐格更为残酷。1996年5月10日，克拉考尔成功登顶并安全下山。然而数小时后，19名登山者在下山途中被困于暴风雪，12人未能生还。

遇难者里包括道格·汉森（Doug Hansen）和他的向导、登山家罗布·霍尔（Rob Hall）。道格·汉森做了27年邮政工人，为了能够支付登山费用，他在建筑工地兼职，没日没夜地干活。1995年5月10日14：30，他第一次跟着罗布·霍尔爬到珠峰南峰，尽管世界之巅近在咫尺，但为了安全下山，他做了极为艰难的决定，听从霍尔的劝说掉头返回。1996年，汉森之所以还会来到珠峰，是因为霍尔给他打了“十几次”电话，劝说他再试一次，并且给他提供了很大的优惠折扣。

汉森告诉克拉考尔，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时隔整整一年，1996年5月10日再次冲顶那天，汉森的身体状况很差，在走出营地几个小时以后，他突然决定调转方向下山。克拉考尔看到，霍尔追了上去，他们交谈了一阵，汉森重新走上了登顶之路。作为一名杰出谨慎的登山家，霍尔曾经向全队宣布，如果不能在下午两点前登顶，无论如何都必须下撤。可是这一次，他食言了。他独自在山顶等待汉森。直到下午4点，另一支队伍的夏尔巴人向导在下山时看到，霍尔让汉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爬完了到达山顶的最后12米。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

16：30以后，霍尔两次通过对讲机告诉人们，汉森无法行动，他没法把对方带下顶峰之下落差12米“希拉里台阶”大岩壁。而且，他们没有氧气了。夜色将临，暴风雪咆哮而至。人们两次恳请霍尔做出唯一可行的选择——放弃汉森，自己下山。他拒绝了。

三年前北京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在被窝里通宵达旦地读完了这个故事。四周温暖的黑夜退去，群山向我涌来。我掉进了另一个世界：氧气面罩下粗重的喘息，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打在脸上的雪粒，零下70摄氏度的酷寒，绝壁、深渊。

我被严酷的自然和更严酷的死亡震惊了。但和少年麦克法伦感受到的一样，痛苦和死亡激起的居然不是惊恐。我为汉森和霍尔落下了眼泪，心头继而升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壮丽，牵引出走近山野的冲动。我想，这种感受并不只属于我。事实上，尽管克拉考尔旗帜鲜明地反对商业攀登，《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却成了新的传奇，进一步点燃了普罗大众对登山的热忱。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股强劲的吸引力其实来自一种好奇：何种事物能有如此魔力，甚至连死亡都不能阻止他们为之一搏？

我相信顶峰本身不是一个确凿的答案。8848米看到的风光和8749米（汉森曾经到达过的南峰的高度）有何本质不同？它唯一意义是地理上的极致。许多登山家都坦言，他们在登顶后并没有遭遇狂喜。克拉考尔描述他在世界之巅的感受：“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我的智力严重下降。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我阅读美国登山家马克·德怀特（Mark F. Twight）写的指南《极限登山》，终于被一句话点醒：“人类最伟大的壮举就是生存。”我突然明白，种种传奇中那难以言表的壮丽或许就来自人在自然伟力前爆发的强大生命力。一切艰难困苦甚至死亡都不过是注脚。这是极限的意义，它带来了现代生活中罕有的体验，让一个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1970年，美国大岩壁攀登的开创者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和他的搭档迪安·考德威尔（Dean Caldwell）成功挑战了从未有人登上的“黎明墙”。黎明墙是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酋长岩上最知名的一条攀岩线路，也是最陡峭、最光滑、距离最长的线路。他们从10月23日开始攀登，带了12天的水和食物。爬到一半，暴风雨袭来，他们只能坐进悬垂在岩壁的吊帐等待时机。很快，口粮被延长分配成两周，之后又变成三周。11月11日，公园管理处认为他们不再可能活着上去，派出了一支搜救队。哈丁与考德威尔坚持要求救援队撤退下去。

桀骜不驯的考德威尔草草地写了一张字条，塞进罐头里，从岩壁上扔下来：“我们一定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惨、最愚蠢、最冷、最臭的可怜虫。但我们还活着，真正地活着，正如少数人那样。”

“我只能边走边思考，当我停下时，我的思想也停了下来。我的大脑只和我的腿脚一起工作。”——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在今天，绝大多数户外运动爱好者不会将自己置身于登山家们的险境，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传奇像图腾一样铭刻在人们心里。一位喜欢登山、攀冰、越野跑的朋友告诉我，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传奇，都很激动人心，但极少有人会在它们的鼓动下采取行动，“比如商业传奇，过于遥不可及”。户外运动不一样，自然面前人人平等，即使你永远也无法达到的传奇的高度，但你可以一步步接近他们看过的风景、途经山川河流。肉体的苦修和精神的锤炼甚至也不受限于运动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它们带来的“奖赏”同样真实。

1953年，赫尔佐格曾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学生时代他第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感受：在山上，他发现自己孤独、脆弱，身处险境，却深感振奋。“我确信，那天我感受到的东西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幸福。我也相信我之所以会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感到如此幸福，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那些有计划、有组织、被简化的幸福并不完整，它们无法满足人的某种天性。”

我给纪云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听筒里不仅传来她爽朗的笑声，还有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山间的鸟鸣。2019年，纪云到西班牙读研究生，疫情发生后，学校线上授课，她索性把家搬到了一个叫科尔努德利亚-德-蒙特桑特（Cornudella de Montsant）的小镇。小镇方圆63平方公里，不到1000人口，却是世界最知名的攀岩地的中心。本地的年轻人跑到大城市去工作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填补了空白。一个户外装备店，一间酒吧，外加四周的群山构成了生活的主体。

平常的日子，纪云在家里上网课，为媒体自由撰稿。撰稿的收入谈不上丰厚，但足够支持她朴素的日常开销。学习和工作累了，她就到山里走一走，或者去湖中游泳。隔三差五，她和朋友们就会到岩壁上一试身手。她痴迷于红点攀带来的感受。简单来说，红点攀就是指攀岩者不经休息、干净利落流畅地完成整个一条攀岩线路。她需要一次又一次熟悉这条线路上的每一个手点和脚点——它们的位置、大小、触感，让身体和精神都调校到一个和岩壁合二为一的精确状态。

让纪云着迷的不是攀至终点，而是过程中的体验。每次红点攀，从穿着攀岩鞋开始，她就紧张得像正式登台前的演员，心跳到了嗓子眼。接着，深呼吸，情绪和身体都被调动和精确控制起来。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岩壁上没有恐惧，没有犹豫，没有难点，岩壁摩擦手指伤口，也没有疼痛。“那是一种纯粹的心流。爬到顶上，你回头去看，只觉得：哇，我再也不可能重复这样一次攀爬。”

纪云攀岩的起点，是在北京的白河，她和朋友的一次普通出游。“第一次系上绳子在白河攀岩，我听到体内齿轮咬合的声音，‘咔嚓’，就是这样了。”

那时候，她正处在生活中一个极为迷惘的时期。上学、工作、恋爱，人生路途波澜不惊，接下来，似乎就要顺理成章地走向结婚生子，但在北京的第6年，纪云突然感到自己无法忍受一切：按部就班的工作，拥堵的交通，常常出现的雾霾。自我消弭在日复一日之中，“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在今天，户外运动的兴盛和人们探究与定义自我身份的渴望密不可分，户外运动的发展也越来越凸显个体的价值。

如果回顾登山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登山有过许多不同动机。严格意义上的登山运动出现在19世纪中叶，科学和地理探索是人们出发的重要理由。每位登山名家爬上一座高峰后，在峰顶至少都会拿支温度计来测量沸点，以推断海拔高度。1895年，马默里因为追求巅峰经验而殉山。“真正的登山家是一个浪游者，说他浪游，不是指他在山间旅行，来来去去，走在前人开出的确凿步道，像自行车手沿着英国收费公路骑行这样，我指的是一种人，他只喜欢去那些没有其他先人到过的地方，当他抓紧某些岩块时，他因这些石头未曾碰过其他人类的指尖而愉快；他踽踽独行爬上冰雪遮覆的岩沟，与眼前的浓雾和雪崩相比，自己灰暗的身影顿时神圣起来，因为这是‘地球大爆炸’以来万物所见的第一人。”在《我在阿尔卑斯与高加索山区的攀登》里，马默里这样写道。这种意义追求的改变，被视为现代登山的开始。

接下来，登山进入了追求第一个达到顶峰的时代，个人的力量往往需要其他力量的加持。对8000米以上高峰的争夺变成了一场国家竞赛。在安纳普尔纳顶峰，赫尔佐格的任务是拿出法国国旗（他甚至也没有忘记赞助商的旗帜），那是法国二战结束后的高光时刻。此后的十余年，世界14座8000米高山陆续站上了各国远征军。它们集结人马，调动庞大的资源，只求最后一刻能让最强的人登顶，荣耀整个国家共同体的企图心。

如果按照“第一人”的思路，在这波登山狂潮之后，世界就已经无山可登。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波兰人登山家用另一种方式震惊了世界。通向喜马拉雅的路，他们是依靠自己走出来的。登山设备在波兰几乎无从购得，他们从布料、拉链开始手缝服装，请鞋匠手制登山靴，请打铁铺量身打造冰斧。他们在国内靠做苦工、走私威士忌、舶来品来筹措经费。

波兰攀登者杰西·库库奇卡（Jerzy Kukuczka）的传奇将这种个人叙事推向了顶峰。库库奇卡1948年出生在波兰南部矿场的工业城市卡托维兹。1979年，他在炼钢厂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炼钢厂急需粉刷烟囱，但烟囱粉刷公司费用昂贵而且工作效率极为缓慢。他向工厂保证自己使用绳索，能在一周之内结束工作。一周以后，库库奇卡拿到了100万波兰兹罗提，相当于波兰平均月工资的200倍，这笔钱成就了他去洛子峰的首次攀登。

十年后，1989年库库奇卡第二次去洛子峰，挑战南壁一条新的线路。在8200米以上，他不慎失足，保护他的7毫米绳子断了。那是他在加德满都二手市场上淘来的。人们至今未能找到库库奇卡的遗体。但这并不重要。在登山史上，库库奇卡把人类个体的能力放大到了极致。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完成14座8000米的登山家，而且仅用了7年11月14天。完成首个“大满贯”的意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用时是他的两倍。在攀登这些山峰时，他开辟了10条新路线，几乎都是阿尔卑斯式攀登。阿尔卑斯式攀登通常以个人或两三人的小队来爬山，以轻便的装备，快速的行进速度前进；不靠外界的补给；也不需要架设固定绳索以方便反复地上升下降来适应高度与补给物资。事实上除了珠峰，库库奇卡甚至不使用辅助氧气。在攀登马卡鲁西北山脊时，他是独行。而且，其中4座山峰是在冬季登顶，其中3座是首次冬季登顶。冬季意味着厚雪、强风、低温，不仅需要更强的体能、绝佳的技巧，还需要一种“受苦的艺术”，能在摄氏零下40摄氏度的雪坡中露宿、忍受三天以上断粮缺水的身心煎熬，在幻听、幻视、缺乏睡眠的迷离情境中仍能挺进。

同辈的波兰登山家沃伊泰克·库缇卡（Voytek Kurtyka）与杰西·库库奇卡有不同的登山理念。他把个体的“自由”推向了另一个极致。他专注于自己对山的审美和体验，挑选最直接、最优美、难度最大的路线，不追求纯粹的高度，也不把登顶当作必须完成的事。库缇卡曾两次拒绝人们把登山界的最高荣誉，金冰镐奖的终生成就奖颁给他。他认为被颁奖就意味着失去心灵上的自由。有人说他1985年在迦舒布鲁姆Ⅳ峰（Gasherbrum Ⅳ ，海拔7932m）上的攀登是“世纪之攀”。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反问道：“你能选出一个世纪女性吗？”

《户外探险》杂志前主编宋明蔚也爱好登山。他有一种感觉，自然的丰富性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最开始你可能觉得雪山都长得差不多，但看得多的话，就会学会欣赏雪山，发现每一座雪山的棱角都不一样，海拔高度也不一样，周边植被和雪的分布都不一样。在此基础上你仔细地看，无论是拿望远镜看，还是走近去看，你会看到，连山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一个登山者会想自己可以从哪个沟槽、纹理或山脊上去，再从哪儿下来，这是一种美学上的设计，是一种艺术。”

国内越野赛的先行者马德民有一个感受：“野外活动的核心是自主性，城市生活的核心是便利，是各种服务和App，这是两个极端的方向。”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自主性被激发出来，个体容易变得明晰。

对身体的审视总是最先发生。第一次攀岩的时候，纪云就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从未有过的认识。她感受到了自己的柔韧度，发现自己知道如何控制身体。触碰到岩壁上的手点时，她感叹自己的手指居然有这样的力量。

在岩壁上，身体的可能性总是打破她的想象。形体、力量不再是唯一的定义。她在澳洲的攀岩搭档，爬了很多年，却做不了一个引体。她在阳朔遇见一个美国攀岩者，很胖。他自己开玩笑说，爬岩壁时，凸起的大肚子会把他往外顶出来。然而这都不妨碍他们完成难度很高的路线。

美国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Tommy Caldwell）2001年在锯木机上丢失了2/3的左手食指。人们曾经认为，他的攀岩生涯就此断送了。但考德威尔决定进行康复训练。理疗师让他每天做一个小时。他决定做三个小时。第一个小时重新习惯温度，用残指交替触碰热水和冷水。接着是习惯质感，要用手指去戳不同物品：大米、扁豆、干燥的通心面、尖锐的星形通心粉，不断增加强度。然后还要用铅笔顶端的橡皮擦敲打断指。断指的剩余神经非常敏感，考德威尔只有一个目标：练到完全麻木。接着，他会把一大罐硬币撒在地毯上，用残指一个一个把它们捡起来。

当他重新开始攀岩的时候，他必须学会不那么依赖手指的力量，重新调整自己运动身体的方式。在出院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再次去攀爬一条5.14b难度的路线。“攀爬到路线难点时，我晃动双脚踩上一处很小的岩点，轻微转动臀部的角度，完美地把身体放在恰当的位置，全程借助双腿的力量，不再使用我已经失去的手指用力拉。我和岩壁接触的部分，只有几毫米的皮肤和攀岩鞋的橡胶底，但动作十分连贯，甚至感觉比我几年前攀爬时还要简单自然。”

作为一个攀岩爱好者，纪云同样有相似的体验。去年10月一次攀岩过程中，她听到“啪”的一声：手指韧带崩了。这意味着手指力量急剧下滑。她一面做康复，一面没有放弃继续攀岩。受伤的第二个月，她突然发现，以前攀爬的一条路线似乎变得更容易了。她不太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但那种骄傲和欣喜是清晰的。

对身体的发现毫无疑问引申向对精神的追问。精神需要让肉体忍耐痛苦，也需要极强的自控力。2017年6月3日，攀岩家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无辅助徒手攻克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3000英尺（约914米）高的酋长岩。酋长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是“攀岩的宇宙中心”，今天大部分自由攀登高手能在4天左右登顶。在片中，亚历克斯·霍诺德只用了3小时56分钟就登顶了。绝大多数人都会惊叹于霍诺德强大的意志力。对于纪云来说，她在攀岩中使用保护，她攀爬的岩壁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攀岩依然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磨砺。

对于恐惧的掌控是基础课。早几年有一次她在云南攀岩，半途中，保护绳还没能挂到上一个保护点上。下一步攀爬的难度有些大，她站在半个前脚掌宽的休息点，想到如果没有能够完成动作，她就有可能摔在上下两个保护点之间的一个小平台上：断腿？送命？她突然就被恐惧支配了，大哭起来，直到数分钟后，她重新整理情绪，爬了上去。

在攀爬难线时，纪云难免会在同一个难点处掉入空中几十次，这种挫折记忆对人的自信心打击巨大，以至于下次再爬到同样地方时，在脱落之前便期待着失败，连试也不想试。攀岩者常常使用“视觉心像”这个技巧克服困境。“我会躺在床上在脑子里‘爬’这条线，从系绳子、穿攀岩鞋开始想，做每一个手部动作，精准地踩上每一个脚点，画面以与现实中攀爬同样的速度展开。尽管躺在床上不动，随着脑子里爬得越高，我会开始感觉到手臂酸胀，心跳加快，呼吸短促。我强迫自己更深长地呼吸，将心跳慢慢降下来。我来到掉落了无数次的难点，看着头顶那个要抓握的手点，没有丝毫犹豫地出手，因为用力而不自觉地发出呐喊声——想象中的这次攀爬没有掉落，一路爬到了线路顶端。这样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直到我能打破头脑里的障碍，下次在现实中攀爬时不再期待失败。”

攀岩需要“信”，“信”才能爬上去，但“信”并不意味着盲目。户外运动中，个体的情况不同，环境不同，危险和安全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每一个审慎的人都需要保持敏锐的自我察觉。有一次在加拿大，纪云同样在岩壁上痛哭了一次，最后也爬了上去。看起来，这是云南的翻版，纪云心里清楚，云南的那次攀爬，问题不出在能力，而是在自己无法控制恐惧情绪。但加拿大这次，她已经越过了自己的极限，能够成功登顶是很可能不会被复制的幸运。她不会再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下。

攀岩让纪云对身体和精神保持高度的知觉，审视会从每一个动作延伸开去。手指韧带受伤以后，纪云想了很多，她意识到，在受伤以前的自己的攀爬强度已经超过了身体的负荷。她喜欢“磕难线”，喜欢那种全力以赴、不留余地的感受。她曾经有一个自己攀岩的日程表，规定爬几天休息一天，一周训练几次，如果哪一天觉得很累，生病了，做不到，就会有强烈的内疚和负罪感。后来她发现，在这种“自我绑架”里，她已经不太能享受攀岩的乐趣。手指韧带再一次让她自问：我应该成为哪一种攀岩者？

“这就是我的生命，像所有生命一样，神秘莫测、神圣宝贵。这才是我的生命，离我这么近，这么真实，又这么专属于我。”——谢丽尔·斯特雷德（Cheryl Strayed）《走出荒野》

英国山野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研究登山的历史，他有一个发现：当我们看着一个景观，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它本身，而主要是我们认为看到了什么。我们加给景观的一些特征，并不是它本质上拥有的——比如说，野蛮，或者荒凉。人们注视着的、读着的、梦见的和渴望的山，并不是登山者爬的那些山。真实的山只和以下这些有关：坚硬、陡峭、尖利的岩石，冰冷的雪，极端的寒冷，严重到胃痉挛并打翻你肠子的晕眩，高血压、恶心、冻伤；还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美景。

赫尔佐格说，在安纳普尔纳的顶峰上，“我从未感受到如此的幸福，它如此强烈，如此纯净” 。同行的拉什奈尔回忆，他只感到“一种空虚和无意感带来的痛苦”。赫尔佐格说，自己两手空空，但安纳普尔纳给了他一切。很多人并不这样想。他的队友们后来公开质疑了攀登的意义：“海拔8000米，值得为它失去全部手指和脚趾吗？”“如果赫尔佐格当时丢掉的是他的国旗，而不是他的手套，我将会无比开心。”登山家、作家戴维·罗伯特（David Roberts）在一本书里批评赫尔佐格利欲熏心，蓄意淡化了拉什奈尔的成就。而且，赫尔佐格没有真实记录这次登山。他书写了一个美化后的传奇，在拉什奈尔的日记里人们会看到登山队内部的分歧和斗争。赫尔佐格的女儿菲丽希特也在一本书里说，父亲为了维护他崇高的社会形象，不惜改写历史，背叛和忽视他的伙伴，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样做会伤害别人。一个登山的故事，终究讲的不是山。

“每个人去户外的原因也好，对户外的认识也好，都有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的痕迹。”张诺娅对我说。

在户外圈，张诺娅被熟知是因为她曾获得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背包客的荣誉。2013年，她徒步了800公里的科罗拉多栈道，成为第一位完成这条线路的中国女性。2014年，她用了137天，纵穿“太平洋山脊”（PCT），从墨西哥徒步走到了加拿大，成为了第一位完成PCT的中国人。2015年，她完成了世界长距徒步路线的始祖3500公里的阿帕拉契小径。2017年，她走完了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长达4500公里的大陆分水岭之路。

张诺娅拒绝浪漫化一切。旅途中所有的受伤、挨冻、挨饿、恐惧，包括幕天席地的日常都是真实的痛苦。自然教会她真实：“风吹过来，雨打过来，都是在你的身上，你怎么美化它？”她也不愿意赋予旅途更多的意义。

出发往往不是很美好的。很多人走向户外都是出于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美国登山家马克·德怀特承认，“最初选择极限攀登作为事业，是因为我心中充满了愤怒——针对这个世界，针对我的家庭，以及我的未来。我选择攀登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是因为这样可以显得高人一等。”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之所以去攀岩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幼年和童年，攀岩可以让他得到父亲的赞赏。2000年，他在吉尔吉斯攀岩被恐怖组织挟持。他亲眼目睹了死亡。为了逃脱，他将一名看押他们的武装人员推下悬崖。回到美国，他重新攀岩，是为了抚慰内心的伤痛和良心的纠结。张诺娅几次史诗般的徒步也各有其背景，有时候是一段感情的终结，有时候是人生遭遇的1/4危机。

有一阵张诺娅感觉到，徒步好似不再是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不得不做、别无选择的一件事。因为“行走付出的代价，已经大到了我无法放弃它的程度”。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为了筹备长距离徒步，她无法有固定工作，在餐馆打工是常态，常常居无定所。旅行也未必意味着人生圆满。离开步道之后的真实感受是，她发现自己能供应给这个世界的东西，与这个世界的需求脱节了：“世界希望赚钱，积累财富，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我一直对这些事情特别不在行，更不感兴趣。”

她已经习惯了几个月睡地上、坐路边、说脏话、不插电、不工作、不化妆、不憋尿的生活，习惯了和人之间没有戒备和忌讳的交往、每天按照英里数来安排、按照水源来计算时间、按照步频来提高效率、按照爬山的速度来总结“个人成就”，习惯了大山洁净的空气、怎么吃都不会胖的幸福感、每天运动带来的多巴胺、和周围的部落人民心照不宣、100%不予言说的相互理解……她理解了徒步指南《尤吉指南》中为什么要特别列出一章，名曰“重新进入”（Re-entry）。这种隔阂感也同样无法被美化：“除了少数真正的自然人、超凡的隐士，这种身份和精神世界的抽离感，带来的更多是不便、尴尬和痛苦。很多人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段旅途，但其实他们选择的是这被一同‘打包’了的，难以交流的无助感。”

徒步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几年前，张诺娅读到谢丽尔·斯特雷德（Cheryl Strayed）的《走出荒野》。1995年，没有任何户外经历的谢丽尔·斯特雷德踏上了太平洋屋脊步道。那个时候她的人生一团糟。她曾经是野心勃勃的优等生，志向成为作家，却在一个个卑微的职位之间来回切换，在毒品中醉生梦死；她背叛了爱她的丈夫，成了一名可耻的第三者。她目睹了罹患肺癌的母亲的痛苦。母亲是她生活的支柱。母亲28岁和家暴成性的父亲离婚，没日没夜地工作，靠自己的爱一手养大几个孩子。现在，谢丽尔却没有办法救她。她看到母亲以一种我毕生从未耳闻的方式苦苦乞求一位男护士给她多注射些吗啡，就像一只发疯的狗，却遭到了冷漠的拒绝。

母亲死后，谢丽尔的婚姻也到达了终点。一天，她失魂落魄地在一家户外用品商店里排队等着为一把可折叠铲子付款，偶然在旁边的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于是简短地阅读了上面的介绍。她把书翻过来，直愣愣地盯着封面出神：湛蓝的天空下，一个被岩石峭壁环绕的湖泊。然后，她把书放回书架，付了铲子的钱，离开了。但没过多久，谢丽尔就折回店里把这本书买了下来。“当时，对我而言，这条步道并不意味着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只是个想法，模糊而奇特，充满了神秘和希望。我用手指在地图上循着它蜿蜒曲折的线条摸索着，心中似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1995年，谢丽尔用94天时间，历经艰辛走完了1100多英里的步道。刚看到《走出荒野》的时候，张诺娅以为这又是被现代文学罗曼蒂克化的主题——寻求，行走，救赎。但她惊喜地发现，谢丽尔拒绝这样的标签，她直截了当：我只讲我自己的故事，就如我只走我自己的路。

路会带来的东西不过是让人接受真实。在步道上丰美的自然和无条件相互信任的陌生旅伴让张诺娅感到疗愈。但更多时候，她发现，她是在和自己相处。真正跟她如影随形的是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是那些或欢乐或悲伤的过往。

有一次她在徒步休息时照镜子，看着自己满脸的痘印，被紫外线灼伤的皮肤，突出的牙齿，腿上深深浅浅的疤痕，长长的汗毛和腋毛，绝望地感到自己爱上的人不可能爱上自己。在大陆分水岭步道上，她曾经遇到过旅伴黄刀叔。两个人结伴走了一周多。这很少见，在长距离徒步中，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条件、步速、休息习惯都会被放大，因此独行是最可行的方式。张诺娅承认，黄刀叔性情温和，情商很高，善于倾听、乐于助人，跟他一起走路十分愉快。但她强烈地渴望自主和独立。终于，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黄刀叔给了我一个拥抱，眼睛里有泪。他不等我反应过来，就走开了。”

“我才发现自己的‘独立宣言’是多么尖锐的利刃，让他再不敢靠近我了。”面对所爱之人的卑微，和对那些善意的亲近的自我防御让张诺娅直面自己的内心深处。3岁那年，父母离婚，然后就从她身边离开了。爸爸在北京，她跟着外公外婆在重庆、成都读书，每年能和父亲见面一两次。妈妈在美国，再一次见到，就是十年之后。几十年之后，她仿佛也从来没在他们的人生中出现过：妈妈要四处打听，才能知道我走到了哪里；爸爸第一次读到她徒步的故事，是从报纸上。这么多年，她是她自己的树洞和大山，弓箭和船。

人们总在户外中追求获得自由，渴望自然给予神谕。我想起波兰女登山家旺达·卢切薇兹（Wanda Rutkiewicz）。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登山家从60年代开始，一次次用阿式攀登办法挑战绝命海拔。1992年，她在洛子峰遇难时，是第一位征服世界上超过4座8000米级别山峰的女性。卢切薇兹年幼时，父亲和哥哥在火灾中身亡，遭受打击的母亲和她疏远，她在孤独和哀伤里长大。成年后，她头两次婚姻都失败了。她承认，她无法爱一个人，结婚生子就好像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事。完成了，她就回到山上去。后来，她在第三任丈夫身上找到真爱。可是1990年7月，在一次登山中，他在她身后仅仅几米远的地方掉下了400英尺高的悬崖。“在他死去的时候，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恨透了登山”。可是她又回到了山上，并且宣布要在一年之内连登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的8座山峰，并最终死在了这场疯狂的征程中。

旺达·卢切薇兹无疑是伟大的登山家，但她在山上获得自由了吗？

读《攀岩人生》，最触动我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考德威尔与前妻、女攀岩家贝丝·罗丹（Beth Rodden）的关系出现问题。贝丝似乎无法从吉尔吉斯遇险的创伤中恢复，加上伤病的困扰，一直无法保持良好的攀岩状态。终于有一次，两个人决定一起攀爬一条难度很高的线路，历经艰辛，成功登顶。在登顶之后，两个人都沉默了，考德威尔意识到，他们都期望被攀岩拯救，期待一个顿悟时刻，但顿悟时刻并没有到来。

这或许就是真相。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内心，不在任何高山、岩壁和山路上。

张诺娅曾经很容易为很多事情紧张。外婆是个急性子，神经敏感，事无巨细，未雨绸缪。她练琴的时候，要被催促一直往前赶进度；如果有任何第一次尝试而失手的事情，肯定会被示范重做一次。没来由的焦虑驻扎在了她的身上。“当你发现走到一条河边，要穿过前方的陡峭瀑布；瀑布另一端是万丈深渊，脚下是白水激流。通向瀑布另一侧的唯一路线，是一根湿滑的树干。你不敢站在树干上，只能坐上去，用屁股一蹭一蹭地往前挪动。到了瀑布另一边，本以为风波过去，可继续以5公里/小时的速度疾行，却发现头灯的开关被碰了，亮了一天，现在已经没电……第二天，发现食物袋枕头被咬穿了口，自己第二天的干粮被吃了一半，且不说昨晚老鼠还被睡在自己脸下面……怎么办？只能站起来继续走。”

《走出荒野》成为了一本畅销书，让谢丽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事实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距离徒步已经过去了17年。在这17年里，她戒毒、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一次，奥普拉·温弗里问谢丽尔，这趟旅程教会了你什么？谢丽尔想了想，回答了两个字：接受。“我必须接受时间的事实、里数的事实、人生的事实……我发现一旦接受所有的难题，其他所有的事就会跟着退让几分……伤心难过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光是体会到这个事实，对我就意义深远。” 攀岩赫尔佐格极限运动户外运动张诺娅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