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为什么”读懂共同富裕
为什么说西方语境下的共同富裕观是基于物本逻辑
西方经济学基于物本逻辑追求经济增长，劳动、资本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把劳动视为一种依附于资本的生产要素，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表现为物的差距，例如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而其背后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权利差距。
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主张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根据洛克的理论，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政府的运作需要个人的同意为基础，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共同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福利，这也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思想根源。阿道夫·瓦格纳倡导，政府应该致力于富裕人群和较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再分配工作，这一观点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支持。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需要从较富裕人群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款，用于为较低收入群体提供各种福利，缩小贫富差距。这种观点至今仍相当流行。“福利社会”“福利国家”这样的概念不胫而走。
为什么物本逻辑下的福利国家最终会陷入债务国家的困境
在物本逻辑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是通过建立所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主要措施包括高额累进税、社会保障政策、最低工资制度等，其目的是缓解劳资分配矛盾，进而通过拉动需求来应对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从结果来看，福利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贫富差距导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但从长期趋势上观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富差距不久仍会回到从前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冲突并未因福利制度而得以消除。
不仅如此，随着福利开支标准的提高，出现了众多福利诈骗者，对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巨大挑战。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危机国的高福利带来的巨额财政负担有直接关系。高福利政策不仅导致经济的效率损失，还滋长了人们对福利政策的依赖心理，整个社会的就业意愿和创造力也随之下降。高福利政策意味着高税收，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又反过来动摇了高福利政策的根基。
为什么说“美国梦”光环在不断褪色
哈佛大学的Raj Chetty等人利用大数据方法，将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用通胀和其他混杂变量校正过的税收记录结合在一起，分析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孩子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为92%，但该百分比在1984年出生的人群中已经降至50%，这表明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剧。
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制定重富轻贫，当不那么富有的美国群体持有与富人群体不同的偏好时，政策对富裕群体的回应依然很强，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几乎为零，这表明富裕的美国人比他们的同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富人纳税少，主要是因为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避税以及公司税率的大幅降低、联邦个人所得税改革，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叠加在一起加剧了贫富分化。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观是基于人本逻辑
梳理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其中的人本逻辑，即共同富裕要依靠人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本逻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人的发展，这包括人的两方面能力：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
从内涵来看，中国的共同富裕观重视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共同富裕要建立起“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人人参与，就是要保障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机会平等、规则和过程平等。仅仅通过经济手段，是难以实现基本能力人人拥有的，还必须依靠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实现人人参与的机会均等，激发人人努力的积极性，不能落入养懒人的“福利陷阱”。只要人人努力，就能做大“蛋糕”，才能为人人共享提供物质条件。人人共享主要指的是让人们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医疗卫生机会和健康的权利，以及平等的养老、失业和抚育子女的权利，这些机会都离不开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为什么说群体性能力差距是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导致贫穷的因素不少，能力的贫穷是重要因素。实现大多数人的富裕，一个重要条件是：通过不断改革创新，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来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能力，尤其是农民群体的能力提升。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能力总是有差距的，一方面，先天禀赋不同，包括人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等，这方面的差异具有天然性和随机性，它会造成个体的能力差距，但并不会形成群体性的能力差距，也就不会形成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真正让贫富差距固化并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之间提升个人能力的机会不均等。比如，在户籍制度之下，农民与市民的身份体制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公平，两者能力差距造成起点的不公平；不同区域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其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也会呈发散趋势；还有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不同情形，都存在制度性不公平现象。当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相互关联，甚至相互强化时，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就会固化甚至进一步加剧。
破除历史上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是促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径。
——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刘尚希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