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城市到人的城市：空间生产之变

2005年，深圳第一次举办建筑/城市双年展，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的李晓江抱着好奇心去看了。那一届的主题是“城市，开门”，在李晓江眼里，当时对城市的理解还很生涩，还是业界的自娱自乐。

而到了2015年的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李晓江的印象就不同了。“一开张就轰轰烈烈，明显能感觉到社会的需求被激发出来了。后来广州和北京的设计周也开启了空间和城市的话题。从物质消费、产品消费，到精神消费、体验消费，人的消费轨迹一步步积累到这个阶段，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前两年李晓江参与组织了雄安新区规划的国际咨询，专门邀请了日本团队做专题研究。他给出的一个课题是：随着社会的富裕、收入的提高，居住形态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越住越大、越住越高级？从筒子楼到高层公寓，再到联排别墅、独栋别墅？日本研究者说，并不是这样。在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文化追求之下，审美的影响会加大。后来他们在雄安新区的规划里，提出应该有城居，还有林居、湖居、田居。不只是越住越大，而是在一定阶段之后，由审美和体验上的差异来组织居住产品。

人变了，人的需求变了，倒逼空间生产逻辑的变化。李晓江指出，过去30年城镇化“上半场”的主要路径依赖是土地财政，但这条路越来越走不通了。

有一次他和英国学者讨论城市规划，对方一上来关心的就两件事，第一是人口，第二是就业。但在中国，则是土地和产业。“这就是制度差异。中国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土地财政。相当于把未来对土地价值的预期提前支付，70年的使用费一次性都收回来，于是政府就有了大量的资金可以搞建设。但走着走着，就依赖上这条路了。”

依赖土地财政“种房子”的问题很明显。李晓江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搞新区，对老城不管不顾。“土地财政的第一阶段是在外围圈地，那时候土地管理不严，于是大量征用农地，建新城，建开发区，而老城大多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发现，其实还是城里的地最值钱，于是包括北京的二环以内、上海的内环以内，很多城市的老城开始大面积拆建，用很低的拆迁成本，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政府靠新的投资、新的建设，既能获得GDP，又能获得土地收入，何乐而不为？

这么一直拆，拆到2010年前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建筑寿命”的争论。李晓江回忆，当时的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中国的平均建筑寿命只有30年。“他说的30年，不是指结构的牢固度和安全性，而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收益，很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住宅，平均30年就被拆掉了。这场争论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干预，规定多少年限之内的建筑不许拆。”

只管增量、不管存量的做法已经整整30年，现在到了不得不掉头的时候。李晓江指出，一是造成历史文化价值的大规模丧失；二是加剧了社会不公，把低收入人群从生活成本最低的老城驱赶出去了；三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地方政府仍在为了土地财政的逻辑，不停地要土地指标，大拆大建，另外还在大规模招商引资，去解决GDP和企业税收问题。但是现在工业用地空置得一塌糊涂，商业用地的商场和写字楼也卖不动了。唯一能卖的用地就是住宅用地，于是拼命去建住宅，三四十层的高楼就盖上去了，从总的土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变成每一块地的收入最大化，走进了一个恶性循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人均用地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人均住房面积也已经很大了。比如北京、上海，跟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人均建设用地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了100多平方米。”李晓江说，这个时候中央政府意识到严重性，开始严控土地，死保18亿亩耕地红线。无论是国土资源部，还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都彻底转向了，强调进入了存量时代。“口号和目标变了，迫使地方政府在游戏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先改变行为。”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过了这个拐点，就将从快速增长期，进入缓慢增长期或平台期，这是全球城市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尽管李晓江认为这60%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口，但他也认同，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土地财政、大拆大建的游戏规则必须改变，否则GDP增速很快，但收入没有同步增加，整个社会一定程度上是在空转。”李晓江担忧，如果找不到存量更新的新逻辑，找不到新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中国就要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里面去了。

回到2005年，尽管生涩，但空间主题的城市文化活动毕竟发端了。那么，为什么第一个是深圳？

李晓江认为，还是人决定的。“深圳是短期爆发式成长起来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城市，结果它反而更有意识地推动这样的空间文化活动，这跟深圳的年轻人群有关，跟社会发展观念有关。”

而在深港建筑/城市双年展发起人、趣城工作室创始人张宇星眼里，更显著的动力其实源自一场危机。他说，深圳特区成立40年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经济特区重新起飞；第二次是2000年左右，从一个特区城市转为一个正常城市；第三次是2008年，从一个正常城市转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是三部曲，每一步，对深圳来说都相当于一次蜕变，都会面临剧烈的阵痛。而2000年前后，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港资大规模撤离深圳，深圳陷入迷茫。张宇星当时正在深圳国土规划局工作，他见证了这一次危机后的蜕变。

“深圳早期的发展跟香港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三来一补’，绝大部分产业都是香港直接过来的，和香港就是前店后厂的关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港资撤离，深圳面临巨大的危机感，倒逼自己另起炉灶。换个角度看，经济不好的时候，城市的成本是最低的，深圳政府抓住了这次危机，提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出特区内外一体化，开始从一个混合型的特区城市向正常城市转型。”

张宇星说，2003年网上有个帖子热度很高，“深圳被谁抛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到了一个节点，内地很多城市也开放了，年轻人的选择更多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深圳还不是一个正常城市，缺少归属感，需要增加细胞和血液。所以2004年，深圳规划局提出了要举办双年展，也是为城市寻找新的动力。

2009年深圳启动城市更新，也是全国最早的。张宇星说，那是另一次危机中的主动选择。“2008年又值金融危机，工业园区的厂房大量空置，但第二年深圳就大力度推行了城市更新。一是当时的更新成本低，很多人愿意参与进来；二是深圳把政策放开了，别的城市在收紧，形成了一个相对效应，全国性的金融资本都被吸纳过来了。

深圳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当然也是因为相比内地城市，深圳的土地资源更为紧张。张宇星说，2009年整个特区已经基本上没有了空置土地，城市更新已是刻不容缓，当年就成立了城市更新办公室，几年后转为城市更新局。

回头看，张宇星认为，深圳城市更新的节点是广东省国土厅起草的一份文件，也获得了国土资源部的支持，鼓励广东省作为试点推行“三旧改造”。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鼓励原产权人参与到旧改中去。“因为大量的存量用地都在原业主手中，业主构成非常复杂，有的是所谓小业主，自然产权，还有集体用地、农村用地等。政府想要把原产权收回，重新招拍挂进入市场再开发之前，需要花很大代价，要和原业主谈判。如果政府没那么多钱，更新是无法启动的。那么，如果允许原产权人参与到存量的二次开发，意味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再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而原业主有权利参与到增加容积率、改换功能之后的新增收益再分配中。这实际上就把口子打开了。”张宇星认为，是否允许原产权方参与分配，是否允许市场力量进入，是实际操作中最为关键的。

张宇星说，传统中理解的城市更新，还是以空间环境为导向的。一种是让土地增值，一种是让空间质量变高，无外乎就这两种方式。这样或许可以突破单点，但主体参与性和价值持续性还是不够的。他认为，作为城市政府，是城市最大的业主，应该用养护一个生态系统的思路来经营城市，让多方主体参与进来，共同把蛋糕做大，城市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蛋糕做大后，如何分蛋糕，是多方利益博弈、多种目标平衡的结果。他说，比如对开发商的利益分配，如果切分太大，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对整个城市结构的破坏性是很大的。深圳目前有几种方法来制衡：第一，要求再开放中不仅有房地产项目，还要有大量自持项目，以长期运营的固定资产为主要载体，这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必须花力气把内容充满，而且会吸附大量的社会人口及经济形态，形成一种良性发展动力；第二，政府把城市更新的开发权和招商引资捆绑在一起，一开始就要审批空间计划和产业规划，之后再来验收；第三，在开发过程中加入公共利益，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比如修路、建学校或医院等，还有建设保障性住房、产业用房，目前深圳的再开发中能达到40%的贡献率。

某种意义上，城市更新已经成了深圳创新产业的一个孵化器。张宇星指出，在深圳，市场力量已经是城市更新的主体，开发商成了新的空间所有者，同时也是招商者。因为项目一旦做起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建筑量，不可能空着，就要去招商引资为空间增值，参与社会管理，甚至直接参与某个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一栋楼就可以做孵化器，减免租金吸引那些创新企业。不成功，最多损失一年租金，但孵化成功一家，企业和政府的回报是非常大的。”

张宇星说，深圳大的房地产公司几乎都开始参与城市运营了。尽管单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不如一次性房地产开发，但他们也发现，城市运营是一个巨大的、持续的增量蛋糕。“比如一个村子的管理运营，如果几万人住在里面，这里面的增值业务有多大？”

而对高科技创新企业来说，根植城市的发展路径，也跟产业和空间政策的双向融合有关系。张宇星说，政府扶持大量创新企业，希望它能够在城市根植，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一块地，把工业用地转化为总部用地，让它生长起来。企业一旦有了总部，自己用不完，就会招商引资，主动造血，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房地产公司。“前两年深圳倒了一批企业，如果深度挖掘，很多没倒的企业就是因为有一栋楼，能够维持基本的现金流，抗风险能力就提高了。”

最终就像大卫·哈维说的，空间已经参与整个资本运转了，出现了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趋势，空间和内容互相匹配和补充，具有一种双向放大效应。张宇星认为，这样一来，城市更新就从土地的更新，扩展到空间经济模式的搭建，甚至科技创新的孵化里去了。“一次性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生产行不通了，要通过二次、三次的生产，逼着资本去寻找一种新的空间生产方式。”

事实上，从2005年至今，深圳建筑/城市双年展一直有一个永恒主题，就是城中村。最近几年，这条线索愈加突显，甚至成为城市更新的一块实验田。

“深圳有上千个城中村，城市将近2/3的人口都住在里面，可以说，城中村就是深圳最主要的城市问题。”李晓江说。而城中村研究者、深圳趣城工作室联合发起人韩晶认为，深圳的城市是从村子里面快速生长出来的，所以城中村数量多，很多就在城市中心地带，和城市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也正因为深圳是一个村庄城市，先有村后有城，城中村对于深圳的意义尤其特殊。张宇星指出，城中村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孪生体，与城市伴随式生长，这种伴随既有相互配套，也有相互支撑，甚至相互孵化。“城市到什么阶段，城中村也到什么阶段。城市初创的时候，城中村可能只有两层高；城市到了高峰期，城中村也在拔高；今天城市向高科技产业转型，城中村又变成一些高科技初创公司的落户地，一个孵化器。还有很多城中村，比如南头，转型为一个新的消费目的地了。因为城中村成本低，可以充当一个城市的创新实验室。”

此外，城中村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宇星说，早期的土地产权是村集体所有，村里成立股份制公司来管理，村主任就是董事长，这意味着整个城中村是个小社会，里面的衣食住行、消防、垃圾等全都是村庄自治的。“城中村的自我管理能力很强，作为一种高密度居住模式，对未来的城市空间也有启发性。一个典型例子是，尽管里面加建了很多不符合消防规范的‘握手楼’，但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火灾。”

城中村作为深圳典型的城市现象，在主流视野中也经历了转折。张宇星回忆：“2005年第一届双年展时，大家都认为城中村是法外之地，脏、乱、差，应该被拆掉，是城市的一个阴暗面。当然也有社会学家和城市学家去关注城中村，关注生活在里面的人群，但更多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

2009年左右，深圳进入一个转型期，对城中村的看法也在改变。“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研究它的社会文化价值，转而研究它的空间经济价值。之前研究城中村，会强调它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的细胞，是地方文化的维系主体，对整个城市的文化土壤培育有外溢效应。后来逐渐意识到它也有广泛的经济价值，参与了整个城市土地和空间的价值再增长过程。”

不过，深圳在2015年前后进入城市更新的一个高峰期，几乎90%的城中村都被开发商盯上，要被拆掉了。“当时城中村更新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它拆掉，然后建高楼。如果再不去有所动作，可能再过三年就没了。没有载体，再去谈城中村的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张宇星提出要将城中村作为下一届双年展的主题，同时要把展览直接放到城中村去办。“亲眼看到城中村的空间环境、社会状态、新的业态、经济价值，才能意识到它无序生长的合理性。”2017年，张宇星动员了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孟岩和刘晓都做策展人，将那一届双年展搬到南头古城里，直接在城中村做实验，寻找城中村拆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事实证明实验奏效了，城中村自此进入政府的话语体系，被纳入到正规空间，而不是像棚户区、贫民窟那样只能处在被拆除的非正规空间。

从非正规空间到正规空间，意味着应对策略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张宇星说，深圳市政府对于城中村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9年的十几年间，政府都在不断出台文件，限制城中村的违章加建。但每一次禁令出台，都被认为是最后一次机会，加建更快了，这种焦灼状态一直到2009年才被遏制住。到了今天，政府实际上已经通过城市更新，把违章加建变成合法的建筑，将城中村彻底合法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城市的公共利益、产业发展加入进去，和原住民、发展商三者共同开发。

事实上，大规模单一拆迁的城中村更新模式成本越来越高，也不可持续了。“很多城中村原来的容积率已经很高了，有的达到3，拆迁改造完可能增加到10，但还要增加学校、医院等各种配套，也需要土地。表面看是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土地，但是投入可能更多，算下来不如不改。”张宇星提出“城中村红线”，即保留一定数量和比例。2019年，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台了一个城中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在2025年以内的7年规划期限内，综合整治分区划定对象为全市城中村的居住用地，该范围内的用地不得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土地整备计划及棚户区改造计划。其中福田区、罗湖区和南山区综合整治分区划定比例不低于75%，其余各区不低于54%。虽然不能保证2025年以后怎么样，但是城中村有了充分的生长空间。

另一方面，城中村的留存价值越来越被重视。“最直接的是，城中村目前居住着900万人，是事实上的城市保障房，那为什么还要去新建呢？而且，这些居住者当中有城市的各种服务人员，也有很多白领和大学生，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此外，很多城中村，如南头古城和沙井，微更新的效果也挺好，城中村还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李翔宁1991年从南京到上海读书，第一印象就觉得城市中心区域非常破败。“苏州河到了夏天就很臭，就像娄烨电影里拍的，那种工业遗迹，真的像一个伤疤。”按他所学的各种现代主义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中心应该是最好地段，但上海直到十几年前都不是这样。“苏州河和黄浦江，有点像把两边最差的东西翻到中间，然后再用一个拉链把它拉起来。”

城市公共空间，对于上海是特别稀缺的资源。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的李翔宁回忆，王安忆曾写过外滩的“情人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轻人谈恋爱都要去外滩，一个挨一个地在情人墙边拥抱，把最私密的事放到最公共的空间，成了一道景观。这是因为多年来上海城市空间特别逼仄，一个里弄的三间房里可以住七八户人家，甚至一个厨房都可以住一户人家。

滨江变化的开端，是2010年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两岸。李翔宁回忆，当时其实是有点误打误撞的。“一开始选址在浦东，后来同济大学组织了一次全球学生竞赛，一个法国和同济的学生联合组提出跨江方案，专家和政府觉得概念可行，才移到这里。有些偶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要把两岸整体贯通，但回头来看，这确实是第一颗棋子。”

世博会前后，上海的用地也遇到了天花板，城市外扩式的发展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回到市中心做老城的更新。而上海老城区的复杂性在于，它有大量已经或即将停产的工业企业的厂房、仓库，这些待更新用地需要一个倒逼机制。因为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沿岸，江南造船厂等移到长兴岛建设，黄浦江不再是主要的运输河道，仓储基地也关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才逐渐启动。

曾任上海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的孙继伟被公认为滨江改造的推手，他告诉本刊：“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让政府对以往的旧区改造做法有所反思，意识到城市发展中的历史风貌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开始以一种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城市。不只是名目变了，做法上也有了很大转变，原来是‘拆、改、留’，现在是‘留、改、拆’，顺序变了，动机和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留’放在第一位，‘改’放在第二位，‘拆’放在最后一位。”

世博会之后，徐汇滨江西岸改造是一个起点。李翔宁当时参与了这一片区的规划。“我们去看场地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围起来的废弃工业区，所有的房子都长在荒草里，破败不堪。那时很多住在徐家汇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片滨江地带，这里很长一段都是被围墙封闭起来的。民生码头、龙华飞机场、水泥厂，每个厂都用一把大锁锁起来，不连续，也是对记忆的一种破坏。”李翔宁说，后来通过几次国际研讨会达成共识，首先就要把这里还原成一个开放的、连续的滨水公共空间。

2011年，孙继伟来到徐汇区任区委书记，他回忆，这块地在此前大部分已经清出来了，如果按照既往做法，就要着手开始批地卖地了。可以想象，开发商会从徐汇区排到外滩，卖了地以后就会有商业、住宅、写字楼不断进驻积累人气，这就是传统的房地产驱动模式，中国此前二三十年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走过来的。

孙继伟形容这样运营城市的做法堪比“在高速公路上驾驶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这样只管速度、不管品质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带动了中国城市，另一方面也毁了中国城市，城市面貌发生了突变。他觉得不能再走这条路，于是尝试先做文化艺术，提升环境品质，找到长久驱动力。

龙华机场因世博会迁走后，在距离市中心很近的滨江西岸留下了很大一块空地。为了用艺术激活，2013年在这里举办了双年展。李翔宁说，西岸之前的规划还是滨江绿带，只能拆，不能增加建设量。通过双年展，请一些建筑师造了几栋临时性建筑，希望提供一些公众服务项目，借此增加一些建造的指标。也有一些工业遗存在建造过程中被保留下来，比如原本要拆掉的运煤码头的煤料斗，后来成为龙美术馆的基础。“把工厂围墙打开，3.4公里的滨水区向市民开放以后，没有画廊，没有咖啡馆，这里就只是一个工业绣带变成的生态公园，这在城市中心是不够的。”

2011年，大舍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柳亦春开始在西岸运煤码头场地上设计建造龙美术馆。“大船将煤运过来，龙门吊吊起，通过传送带运到煤料斗上面。同时，火车开到煤料斗下面，一节车厢对应一个料斗，煤进到车厢后就会被运走。”柳亦春认为，这些110米长的煤料斗架在离地8米的空中，是大工业的见证者，“伞拱”结构也成了龙美术馆标志性的建构特征。

柳亦春记得，龙美术馆2014年3月开幕，11月他们就趁势举办了艺博会，全球的收藏家、艺术家、画廊都来了，艺术品生态链就活起来了。之后建设了传媒港，引入人工智能产业，一些对艺术文化氛围要求比较高的创新企业自然就聚拢过来，比如阿里巴巴未来城市拓展的板块、小米的工业设计中心等。柳亦春认为，西岸或许是中国唯一一个靠文化艺术带动城市更新的案例。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更新，上海在2015年启动了城市空间艺术季，第一届落在西岸，主题就是“城市更新”。2017年的第二届，结合市政府要在2017年完成黄浦江两岸45公里滨江空间的贯通开放目标，以滨江空间中的一处重要贯通节点浦东民生码头地区作为展场，聚焦“共享未来的公共空间”。2019年，关注“滨水空间为人类带来美好生活”，在杨浦滨江5.5公里开放空间中设置了公共艺术板块，由室内走向了室外。这一顺序，也是滨江改造的推进顺序。由此，黄浦江岸线形成了连续的公共空间，西岸、杨浦滨江、北外滩到浦东，步行道、跑步道，还有骑行道都连起来了。李翔宁说：“黄浦江像一个天然的屏障，让人可以隔开一些距离，看城市的天际线像画一样在面前展开。这也为城市提供了新的机会。”

相比西岸，作为上海工业摇篮的总长15.5公里的杨浦滨江岸线启动更新要晚得多。杨浦滨江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亮说，杨浦的第一轮改造2013年才开始，那时工业遗存的价值已经被认识到，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成建制的工厂就有三四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章明在2015年接手了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的总设计，他说，尽管有100多年的近代工业辉煌，但和上海的其他繁华地区一比，杨浦已经被快速的城市发展甩在了后面。“‘大杨浦’是本地人一语双关的叫法，荣耀的另一面，是近几十年的衰落和自卑。”

他推倒了此前设计方的原方案——一种“喜闻乐见”的、被大量复制的所谓滨水景观模式：通常有着类似的线型流畅的曲线路径、植物园般几百种植物配置、各色花岗岩铺装的广场台阶与步道、似曾相识的景观雕塑。他认为，这些在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景观，会失掉杨浦的场所精神。他将5.5公里岸线上的工业建构，包括水管灯、江上的船来船往，重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栈桥的红锈色、新种野草的淡黄色、船坞中投影仪重现水流的蓝光，斑斑驳驳地交织在一起，也是一种历史叠合的过程，累积成黄浦江新的特色。

如今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已经相对完善，下一步是内容的植入，这并不容易。钱亮说，杨浦滨江的早期规划是上世纪90年代做的，那时候都没有工业遗址的保护意识，规划中大都是要把废弃厂房拆掉，变为绿地，或者功能模棱两可。等到这一轮滨江改造启动，想要留下来改建再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产权，办不下来“身份证”。包括章明设计的“绿之丘”，原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距离现在只有二三十年，不在上海“50年”下限的保护之列，不能算历史建筑，几乎被宣判“死刑”。但也保留下来，在结构上做了“减法”，兼顾了交通通道与公共空间的功能，让它有了新的生命。但是，它依然没有获得正式“身份”，这也意味着很多功能无法置入其中。钱亮说，习总书记2019年底来上海考察的时候，说要“像对待老人那样，尊重和善待城市里的老建筑”，但现在这些“老人”的“身份证”都办不下来，连带着控制性规划的调整、建筑的修缮、后期的利用，都需要漫长的制度创新，这不像改造一栋老厂房那么简单。更轻微的介入

2017年深圳双年展将展场放入南头古城，在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中“策展城市”，激起的震荡仍在持续。张宇星认为，震荡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城中村的存在合理性第一次进入官方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确认；另一方面，介入者们也正面接触到其中的内在冲突。他回忆，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在最后一天闭幕的时候，双年展组织了一次大型研讨会，策展人邀请了建筑师、村民、街道办代表等都来参加，没想到村民代表站出来反对，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来表演的，你们说双年展结束了，就会改变城中村，意味着它会更快地城市化，可能我们就要离开了，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

这次争论对张宇星和建筑师们触动很大，他开始思考建筑师和村民是什么关系，双年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城中村，应该如何改变它。事实上，当时的视角还是精英化的，还是一种空降式的进入。建筑师们天天在这里高谈阔论城中村什么样，但住在里面的人觉得跟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有没有另一种方法呢？我们这些外来者不要上来就说要改变他们的生活，而是要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比如有很多出租车司机住在这里，村里有很多小店铺，那就去调查他们平常喜欢到哪家吃饭，他们对聚会的空间有什么要求，怎么让他们的生活更舒适。”

如今的南头古城越来越景点化了。原来南街上居民常去的糖水店，变成了网红咖啡店，被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强势裹挟。这让当年双年展的策展人孟岩觉得很无奈，他们在这两年没能继续介入南头的改造，而是由地产商来主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当初的策略，但由于立场差异加上时间紧迫，许多本应留存的历史层积还是在大刀阔斧的改造中丧失了。他认为，城内原生态的店铺和新入驻的商家是可以共生的，一次性将它们置换掉，会将城市变成另一种同质化。可以想象，不管引入新业态、运营城中村是否成功，这里的居住成本肯定要上涨，有些目前居住其中的人就得搬走。张宇星认为，城中村改造中的“士绅化”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应该去延缓资本的进入，不要那么快地挖掘它的价值，让生活在里面的人能够伴随生长，有机会参与到改造过程中，甚至从中获益。

2019年，张宇星和韩晶有了用另一种方式实验城中村更新的机会，他们通过空间微改造和城市策展，进入古墟沙井。张宇星说，沙井是在一片待拆迁城中村中间留下来的历史保护片区，政府承诺提高容积率，让开发商和村集体参与外围开发的分红，但中心这个“鸡蛋黄”不能再动了，相当于一种空间转移。在这种各方利益都得到保障的状态下，才可以静下心来谈里面的空间改造和社会活化。

第一次来沙井，古墟的原生态让他们震惊，他们觉得应该用尽量轻微的方式，制造一个观看系统，而不破坏里面原有的生活方式。真正进入后发现，微更新的过程还是很痛苦，实际上是多方的价值冲突，包括政府、开发商、当地村民，还有租户，利益目标都不一样。但通过这个过程，也真正看到了村庄底层紧实的社会关系，让微改造在多方冲突之中实现了一种平衡。

首先是要面对当地村民。张宇星说，其实原住民是直接受益者，这些空间改造是由开发商出钱，借机把村庄环境改善一下，比如路全部重新铺了，河边种上了植物，加了一些座椅器材。但任何改动，总有村民会跳出来，说改变了他的生活，得反复沟通。也有人本来很爽快，结果等项目施工一半之时，夜晚又偷偷出来把已经修好的座椅拆掉。比如村中搭建了一个废墟花园，刚动工一层台阶，附近村民就站出来让停工，理由是影响风水。韩晶跟住户交流后发现，这块地原本是属于他们家的，之前让出来给道路了，他觉得已经给村里做了贡献，现在又要在上面加建，影响了通风采光，他当然不同意。后来就跟他商量，把台阶降低，降到不遮挡的高度，相当于免费给他搭了一个屏风。他后来用起来了，也开始自觉地去维护。

其次影响的是租户。他们最关心的是环境改善了，租金会不会上涨，另外是不是能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张宇星说，比如他们平常骑摩托车、电动车，要走的路得让出来，不能不让走了，或者要绕路。村里有一条通摩托车的道路，但是非常拥堵。他们提出要把路缩窄一点，开发商反对，说这样不就更堵吗？实际上，这条路不是缺宽度，而是缺秩序，把环境改善、秩序提高，通行速度反而提高了。

表面上看村子里杂乱无章，但韩晶跟村民交流后发现，这种空间状态已经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有自己的逻辑。所以要对原有的逻辑有充分的认知和尊重，新的逻辑才能加进去。

张宇星形容，微更新就像一个显影的过程。精细化地介入现场越深，曝光的时间越长，显影的清晰程度越高，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这样的进入，也相当于一个论证过程，前期充分论证过了，村民当作了自己生活的地方，才能够长久保留下来。

越来越精细化的微更新被认为是下一阶段城市更新的方向。李晓江认为，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街区保护，还是工业遗产利用，宏观层面的制度瓶颈很难短期内突破，但可以在微观层面做一些文章，特别是在政府财力所及、社会能够响应、产权没有明确界定的公共空间范围内；另一方面，更新最关键的是解决需求问题，目前也需要从社会整体转向对不同人群的关注，转向对不同地域的关注，落到人的层面，才能让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更有动力来参与。

上海下一届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刚刚确定，也要从大尺度的滨江，走入小尺度的社区空间。就是要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探讨在所谓的“15分钟生活圈”里面，那些小的美术馆、画廊、菜市场、老年服务中心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李翔宁说，女儿小的时候他们住在纽约，每隔两条马路就有一个小的儿童游乐场，她每看到一个，就要进去玩一下才回家。他觉得这很有启发，身边一个口袋公园，不需要多大多奢华，但它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对每个人的生活是很有价值的。

也是因为意识到社区的重要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老师刘悦来在杨浦居民区边上的废弃隙地开启了社区花园系列实验。设计师提供开源的技术，让居民们加入这个网络，自发地去改善身边最普通的空间，现在上海已经有100多个社区花园和700个迷你小花园。他的初衷在于，目前中国城市里只有小区，但没有真正有联结的社区。其实社区是最普通的空间，开发商和政府之外，最普通的大众有没有办法做点什么？“社区花园其实是一个物质载体，在这里，种菜还是种花并不重要。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地方，让大家主动参与进来，形成一种公共决策。大家商量这个地方该怎么种，种什么，谁来种，种了之后怎么分配？通过大家商量，人们可以找到一个抓手，这个时候它就越来越有力量。之后讨论到小区物业费的收缴、停车问题等，这些人愿意主动出来说话，因为他们有了社区感，个人成为公共空间的主人，成为公共精神的生产者。”

过去的二三十年，土地经济是一元化上涨的曲线。土地价值高的地方，楼就更高，规模更大，这是相互匹配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曲线高峰处，容量大、交通拥挤，曲线洼地处，经济衰落、职住分离等等。要维持这个曲线，就要不断地投入，把房子拆掉建更高的楼，导致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可持续。

这个魔咒如何打破呢？如果不是简单地拆旧建新的话，能不能去增加附加值？张宇星一直在思索另外的路径。早期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栋房子的流量是靠现实流量，如果不修路建楼，没有人来，房子就不值钱。但是现在的互联网时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两者形成了一种镜像关系，构成了一种混合真实，现实流量和虚拟流量都可以创造价值。在网上打卡也是一种流量，交易不需要到现场。他觉得，这为空间经济新模式的创建提供了一种可能。

“现在的网红打卡现象，照片拍得好看一点，就有人愿意买，其实买的是它虚拟空间里的价值。所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咖啡厅，也可能赚到比一个摩天楼还多的钱。”张宇星认为，现在的空间经济，要应对如何把真实的空间跟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匹配起来。吊诡的是，现在真实的交易大多发生在互联网里，真实空间反而成了虚拟空间的附加值，逻辑完全改变了。

李翔宁最近也研究了“网红建筑”现象。他查询了进入三联人文城市奖入围项目池的作品百度流量，发现阿那亚的流量从2020年到现在的一年多里一直处于高位，而南头古城和上海西岸也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量，超级文和友在最近也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他说，很多建筑师之前并不认为超级文和友是一个建筑，它更像一个类似于好莱坞的布景。他们有一个仓库，里面收集了几十万件拆迁剩下来的各种物件，比如老的收音机或门牌，都被分门别类地放好，就像好莱坞环球影城的道具仓库。其实越来越多的建筑，以及大家在网络上谈论的一些空间和现象，很难再区分它们的边界。而阿那亚、超级文和友、上海西岸和南头古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被冠上了“网红”的头衔。

超级文和友和阿那亚现象，让李翔宁想起一个美国建筑评论家，他住在圣塔菲（Santa Fe），一个中产阶级小镇，那里的居民大多是艺术家或设计师，欣赏一种极少主义的现代风格，但他在拉斯维加斯上班。他比较了拉斯维加斯和圣塔菲，说拉斯维加斯一看就是假的，非常真实的假，而圣塔菲里的建筑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但它是追求一种美术馆似的高品位，某种程度上是与日常生活不相关的，跟美国的普遍社会也是脱节的。他把拉斯维加斯叫做“真的假”，圣塔菲叫“假的真”。而与其有相似性的超级文和友和阿那亚，因虚拟空间里的价值，激发的能量显然更加巨大。

韩晶认为，我们今天过多地生活在虚拟空间里，更加脱离日常生活了，所以消费日常生活的欲望也会格外地强烈。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依靠它跟别的空间的不一样来生存的。但是差异性从哪儿来？如果随意制造差异性，那真实空间就变成一种异化的符号了。如果这种差异性从历史文化中来，保持了日常生活的某种连续性，也是未来建筑空间的一种走向。

“现在打卡拍照，只是初级的视觉效应。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张宇星说，如果真实空间是虚拟空间的附加值，对真实空间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的要求反而会更高了。“打卡之后，人还要坐下来，要有社会关系，要有各种新的信息要素，让现实空间也成为一种场景。比如说城中村里面的一个咖啡厅，外来者其实不是来看咖啡厅的，而是看周边人群如何跟咖啡厅共存的社会生态。”

上海西岸的“网红建筑”龙美术馆，在设计中就融合了对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思考。柳亦春说，他一开始是想创造一个自由看展的路径，后来重新去思考，到底空间的公共性、开放性、自由感是由什么东西形成的。龙美术馆是在一块工业性的场地上，但如果停留于此，那就是浅层的视觉符号呈现。他希望把工业性的这层意义悬置起来，将文化当代性介入进去，形成一种新的后工业感觉，同时也是一种公共化的过程。他保留了伞体结构，墙跟天花板是没有边界的，连续的，开放的，创造了一种让身体自由的观看体验。因此很多人喜欢在里面逗留，户外广场上玩滑板、遛狗的人也特别多。“不是有一块空的地块就能构成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核心，是给人带来思考上的一种自由。有了思考的自由，就会有身体的自由。”

事实上，张宇星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节点，现代社会跟数字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要弥合。“如果还停留在现代主义游戏规则下，建筑师会觉得无力。一个房子的光线很漂亮，空间很有韵味，比例很好，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感。他们看到的都是互联网里面各种拼贴的幻象，认为那才是真实的。整个社会生产逻辑改变了，空间生产逻辑不能停滞不前。数字时代的人已经改变了，人文也要改变。”

（记者李明洁、孙一丹，实习记者彭丽、刘田、李玥对本文亦有贡献）朱青生 | 寻找城市的美感和“魂门”0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