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我们这些年做过的封面

本期杂志《新一轮城市竞争》是三联人文城市奖特辑，我们以“谁更人文”来重新观察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这里记录了新一轮空间生产的模式变化——从物的城市到人的城市，记录了成都这样一个人文城市样本，以及在公共空间、建筑设计、社区营造、生态贡献、城市创新五个维度上获奖项目的故事，而它们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城市竞争的缩影，相互比拼的就是人文。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二十多年也做过很多与城市、居住空间、建筑相关的封面选题，我们精选其中一部分，以时间维度串联，供读者感受时代变化中的城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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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城市分房制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80年代初发生在农村的包产到户带动了中国整个经济形态的改革和发展，发生在城市里的住房制度改革，不仅使现代观念里的居住模式和居住观念成为可能，而且将在更深的层次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建筑业从一个国家基础产业的部门变成一项消费产业，异地置业成为可能，它正在从实质上改变着我们的财产观念，改变着我们的消费结构，人口流动将增强城市的活力，人际关系新形式在多种形态的住宅里将得以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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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回到在“三间五进”的大院子里看四季变迁？赵说，“房子越盖越高，建筑材料从砖混到大模到轻体框架结构。以前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房子，建造时要选东北的红松黄松，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至少现在，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不会这么去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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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到2010年被研究者评定为中国实现城市化的基础阶段。和其他地区所经历的过程一样，这个阶段对居住环境的设计与选择将直接规划出居民未来的生活质量。因为对居住环境的理解早已经超出了所谓“景观”的小趣味，比如，1985年，日本在《新建筑学大系》中对住宅环境提出了联合国4个理念之外的考察指标，包括，环境的耐久性、美观性、经济性、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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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百年来故宫首次大修的一个梦想是恢复康熙和乾隆年间金碧辉煌的全盛模样。

重现康熙乾隆年代的景象？我们现在一时无法找到对那时景观的描述，但100年前，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人，由于他妻子是宫廷和贵族妇女的内科医生而与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发生联系，又由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关系而得以详细参观了故宫。赫德兰描述的场景是：“不知为什么，在这里你会被你所见到的一切所打动。这里没有华丽的东方色彩，却有一种独特的令人震撼的美，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你感到十分亲切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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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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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是我们的普通世界，也是我们的樊笼，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我们总有兴趣看看遥远地方的一些好房子，它们是如何建造的，内部空间什么样子，哪些人在里面居住，又在那里有什么样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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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的向度来看，住宅无疑是居住单位中最好的诠释样本。人类把自己和住宅视为一体，从某种观点上住宅可以看作身体的扩大。心理学家荣格也把住宅与人体对照，他把窗户比作人的眼睛，塔比作人的耳朵，壁炉比作人的胃。而在希区柯克的电影《惊魂记》中，主角诺曼贝茨会变成多重人格，也是因为和死去的母亲的家同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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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北京行政中心搬迁到通州的第一反应，有一种“狼来了”的不可置信。上一次要迁到河北保定的消息言犹在耳，事后也被证明不过是房地产的又一次概念炒作。更深层的怀疑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图腾”意义如此巨大，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北京市政府，都很难挣脱这股强大的向心力。

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推动了反磁力作用，并最终让行政中心搬迁成为现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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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到农村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总结，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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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Henry N. Cobb）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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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园林如同一个中国魔盒，从中源源不断地涌出各种异境和奇观，是蓬莱仙境与桃花源的幻想，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投射。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柯律格将园林形容为最著名的“中国特征的展示”，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可·香奈儿当年曾拍到一个晚明的漆雕屏风，屏风以螺钿装饰，螺钿的内容就是园林。之后香奈儿专门定做了一套晚礼服，晚礼服上的图案就是屏风上的园林。歌德故居客厅的壁纸图案也是园林，18世纪“中国热”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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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这个话题，在中国其实与自由和梦想相关。

大城市提供更多的职业机会，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多样的服务，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有开阔的人生空间。即便是理性的经济规律，也显示着后工业化社会对大城市的青睐。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甚至人口负增长的日本，东京都和东京圈的人口也仍在增长中。

可新城市人想站住脚跟并不容易，房价和通勤时间是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逃离北上广”一度引发漂泊在大城市里，每天遭受堵车、挤地铁之苦的年轻人万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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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小镇的原型，可以回到20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一是小规模、小尺度；二是自给自足的城市功能和慢节奏生活；三是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田园式组团布局、便捷的交通网络、公平的社会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以至于后世的芒福德盛赞这一理论，“20世纪我们见到了人类社会的两大成就：一是人类得以离开地面展翅翱翔于天空；一是当人们返回地面以后得以居住在最为美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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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一个经典的“用脚投票”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是指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目前从“一线城市”到“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动趋势，已经是一轮“投票”结果的初步显现。

什么人在城市间“用脚投票”？如果用目前加入“人才争夺战”的各城市政府的界限来框定，大致是40岁以下的高学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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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之前，我们已经有客栈、山庄、农家乐，也有各种品牌不同档次的酒店、旅馆和度假村，但它们似乎都不如民宿，与诗与远方天然相得益彰。

为了探究民宿的魅力，我们的记者去了全国各地寻访民宿。它们有的位于浙江松阳和云南大理的古镇，有的是苍山洱海边的老字号，有的深藏在老上海的洋房里，有的坐落在北京胡同的小院；我们还去了台湾，沿着纵贯线考察了四五家民宿。它们所处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如此不同，形态也千差万别。有些已经和精品主题酒店几无差别，有些依然保持了家庭旅馆的底色。然而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打动我们。 魔盒天安门民宿故宫博物院城市城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