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不是《老友记》

当今社会的趋势是青年人以租房为主（视觉中国供图）

租房青年的居住挑战

40平方米的一居室，南向，中等装修，但胜在干净整洁，虽然没电梯、在五楼，但离徐家汇地铁站步行可达，更重要的是月租金才3500元，中介费也只要月租的30%，“比北京便宜太多”。陈哲只进门瞧了一眼，就决定是这儿了。这间房是闺蜜小雪帮陈哲找的，小雪住在同小区的另一栋楼里，房型和这间一模一样。

得知陈哲终于决定从北京搬回上海，小雪立刻开始帮她物色房子。发现中介放出一套同小区的房源，并且比自己的租金还便宜500元时，她赶紧转给陈哲，叮嘱她要抓住机会。于是，还没办完离职手续的陈哲特地请了假飞到上海实地看房，当天就告诉中介她要租这里。

这是陈哲工作后第一次有办法独居。她和小雪都是学艺术的，两个南方姑娘毕业后第一站都选在上海。艺术圈这么小，她们很快相识于外滩的一间画廊。小雪早劝过陈哲，去北京莫要后悔。当时陈哲在上海工作受了挫，铁了心要去北京闯闯。

但陈哲没告诉小雪的是，火车抵达北京那天，她就后悔了。在此之前，陈哲从未到过祖国的北方，因为那些描绘北京的文学作品，她对北京抱有很多甜蜜的幻想，甚至决定在胡同里找个住处。不过第一晚的胡同生活就击碎了她的全部想象。从小住在楼房里的陈哲，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躺在被窝里差点流泪。陈哲并不恋家，此时却第一次生出思乡的情感，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来北京受苦。但她又想起离开上海前和朋友们聚餐，没有读研究生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的大学同学说“北漂那么苦，反正我是受不了，真佩服你”，觉得现在若是回去过于丢人，毕竟她放弃了上海那份不太喜欢却能落户的工作。

隔日天蓝湛湛的，陈哲对北京又生出了些爱意，在她居住的南方城市，很少看到如此蔚蓝的天空。然而，当天看下来的七八套房子又把她那丁点爱意吓退了回去。两三千块钱的月租，不便宜，但也只租得起合租房，不是房间过小只有四五平方米，就是公共区域太糟糕。卫生间是考察重点，可很多只让她看一眼就觉得作呕。北京的朋友劝说她往外环看，于是她从二环里看到了三环外，才逐渐觉得房子能够接受起来。

最后，陈哲敲定了位于北四环的一间房，在中介的一再催促下，付了1200元的定金。这间房面积不大不小，朝南的阳台令她很满意。房子的户型着实奇怪，被隔成像酒店似的一间间，只剩一条狭小的走道从门口通向她最里端的房间。“这是群租房，火灾了你都跑不掉。”当陈哲兴奋地给北京的同学刘明打电话时，却立刻被劝说这房子住不得。中介听说陈哲不租了，告知定金不退，就挂了电话再也不接。

好几天的委屈袭来，陈哲坐在肯德基号啕大哭。她想起在英国实习时，住在楼下的西班牙小哥平日甚是友善，有天深夜非常着急地表示妈妈病了，想问自己借500英镑。对陈哲来说，500英镑不是个小数目，但她还是痛快地借给了他，结果第二天下班回来就发现这位小哥已经卷铺盖走人，再也联系不上了。“自己真是太蠢了，每天都在损失爹妈的钱。”她自责地想。

刘明到肯德基时，看到陈哲泪眼婆娑，很是不太适应，毕竟两人认识这么多年也没见她哭过。刘明刚从哥本哈根回国，现在暂住在他们另一位大学好友王康那里。王康对自己挺狠，本科毕业就来了北京，最早住一个月500元的地下室，现在自己在北五环外租了两室一厅的房子。陈哲去过那里，虽然房子在一个军属大院，条件不错，但周边环境实在糟糕，从车流穿梭的大马路走过去是一大片工地，没有路灯，夜里怪吓人的。

三人晚上吃了顿涮羊肉，叙了场旧，决定合租个地段好点的三居室。“这次要找大中介。”刘明笑道。整租找房容易太多，很快他们搬进了五道口附近的一套租金8000元的三居室里。搬家那天夜里他们开了个home party，举杯相庆新生活的开始，一切很似《老友记》的开场。

剧情和现实间巨大的差距，陈哲不久后就体会到了，距离产生美。王康很不讲卫生，大学时虽有耳闻，大家却也没放在心上。他和陈哲门对着门，中间只隔了厨房。每天王康都把垃圾堆在自己门口，夜里从厨房进来的风吹散了那些垃圾，陈哲起床推开门就是一片狼藉。若找王康理论，他就颇为大男子主义地回嘴：“你是女生，那你多打扫点。”两人很快不相往来，后来大半年里没再说过一句话。

还不如和陌生人合租，这样想的陈哲租约到期后，独自搬到一个四居的主卧里，主卧朝南有独卫，月租3200元。陈哲睡得晚，有时在外面玩到12点才回来，好几次被不知道哪位室友锁在了大门外。尽管她在走道里贴了告示，还一间间敲门确认，但没人承认是自己锁的门。两次夜里请人开锁后，陈哲干脆自费换了个密码锁。此后一年，陈哲大部分时间在她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自处得还不错，除了有位室友的房里天天进出男男女女，让她有些不适。或许距离感，才是现代生活的真谛。

不过，当然还是独居生活好，尤其是在拥有这么多糟糕的租房经历后。陈哲签下这间上海的一居室时，立刻开始对自己的独立住所进行规划。房东是位上海爷爷，退休住在杭州，非常好商量。陈哲丢了不少旧家具，规划出一片空间铺上地毯，摆上桌椅变成客厅，又添置了电视，还在室内阳台上放张小沙发布置成读书角，更重要的是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厨房。陈哲受不了有一点油烟的厨房，但合租生活中室友们常常疏于对厨房的打扫，她便没什么做饭的热情。不过这次，她下单了全套的厨房用品，还准备了好几套餐具，琢磨着偶尔能邀请三五好友来家里相聚。

搬到这里的第一个周末，陈哲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饭，邀请包括小雪在内的几位好友来家里聚餐，庆祝自己总算回到了上海。当他们围坐在一起，举起高脚杯，在电视的背景音下谈起艺术、音乐和电影时，陈哲总算觉得自己又重新回到那个体面、文明的现代社会了。

不仅仅是“有猫有快递”

陈哲的经历，只是许多毕业大学生的缩影。这群刚毕业，既不是本地有房人士，在短期内也无法买房的年轻人，只能过上租房的生活。根据链家研究院的统计，在上海，2020年租房人数达到980万，占上海市常住人口的40%，其中又以青年居民为主。

“整个社会的趋势是青年居民以租房为主，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大多不是一个买房的故事。”上海财经大学的社会学者孙哲告诉本刊。上海是座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才的高速流动，而置业降低了这种流动性。在纽约、伦敦等城市，租户的比例都超过了50%，“租住是全球城市的重要特征”。而中国的现实，又给这一全球化的背景增加了自己的特点。“对于‘80后’，他们拥有代际支持，再加上父辈房改本身的红利，在大城市拥有置业的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这对于许多‘00后’来说基本没可能。一个结构性的事实是，在北京、上海这些超大型城市，年轻人可能会一直租房，我们的住房市场和政策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这些租房的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住所？根据相关租赁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居室最受年轻人青睐。而整个租赁市场，也有偏向单身青年的趋势，比如许多长租公寓会列出倾向于35岁以下人群，或者房型中无法做饭等条件。“2016年开始大力发展长租公寓时，前三年当中，基本上家庭化的公寓类型比较少，不过后来长租公寓中也出现了针对家庭化的一些尝试。”孙哲表示，这背后的原因是租房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不再只是个短暂过渡，但总体而言，“独居的需求倾向性比较强”。

“其背后主要还是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以及社交的可选择性。”孙哲认为，很多时候人们忽视了年轻人对独立空间的诉求，租房市场在进行产品设计时会把社交属性看得比较重，早期许多长租公寓会在比如一楼设计个共享空间，为了加强社交，还会设置共享洗衣机。但他在做实际调研时却发现，大部分大厅的使用率很低。“如果能力允许，年轻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洗衣机，不愿意共享。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拥有独立空间的基础上，再去选择是宅还是社交。”

现代便捷公共服务创造了有利于独居的环境。孙哲用“有猫有快递”来形容当代独居青年的生活状态，“猫满足你的亲密关系，快递满足你的物质需求”。此外，上海在2040年规划中提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这参照的是其他全球城市的规划标准。孙哲博士毕业于巴黎高师，他回忆起在巴黎的生活时指出，在巴黎、上海等全球化城市中，以15分钟的步行尺度为居民提供菜场、医院、学校等公共便民配套服务，其实是会促进独居的。“如果买菜的地方很远，家里就得有人开车负责买菜，需要家庭分工，一个人独居就很难做到。”孙哲解释道，“‘15分钟社区生活圈’带来的是城市结构的去中心化，使得居民可以在步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完整生活。当然这种高密度的城市规划背后考验的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然而，就像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指出的一样，尽管在当代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距离，但“距离太近，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以及自由的交往；距离太远，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必要基础则会消失殆尽”。

在孙哲看来，年轻人理想的居住方式可能既不是合租，也不是独居，而是共居（co-living）。过分强调独居的极端案例是在日本引起广泛讨论的“无缘社会”。“独居也会内卷，极端情况下，租房市场最后变成一个个胶囊旅馆，社会原子化。”这些年轻人住在一个社区里，虽然有异性存在，但彼此之间不结婚、不生育，也不发生关系。他们在城市中难以结缘，会带来新的社会风险。“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动力机制，让年轻人从独居回到社区。”

陈哲在北京那两年，从未有一刻对这个城市产生过归属感。和朋友们离得太远，家太小，偶尔大家相聚也都是在好几公里外的商场，匆匆一顿饭后又匆匆在地铁运行结束前回家。待在出租房的时间里，陌生的邻里关系令她一直觉得自己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小说《星期六》中刻画了大都市生活的这种冷漠。他描写“广场上的石板路和鹅卵石勾勒的排水沟在白色街灯的照耀下，闪烁着洁净的光芒……空旷的广场显现出它宽广而简洁的建筑线条，还有那庄严的纯白格调”。然而，来到这里的都市人并不是在真实地接触和交流。“在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僵硬而明快的空间是决定性的。不过，它完全忽视了人和人的交流，忽视了人同空间的细微体验。”

独居青年在哪社交，这很重要。“如果年轻人的社交地点永远都是在各种商场，北京的SKP、上海的环球港，他们永远都不会跟城市建立关联，回忆起来都是冷漠、高消费、没人情味。人一定要通过社区跟城市建立关系，这在疫情期间就很明显。社区里有活动、有朋友，你对这里的记忆才非常具体，比较有机，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连。”孙哲表示，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有一些颇有新意的类似尝试开始出现了。

比如广州、上海的706生活实验室，在保证租客独居质量的前提下，又设置了很多共居的活动和规则，力图让每个人参与集体社区自治的各个环节。而北京的地瓜社区，将原本废弃的地下居委会活动室改造成社区中心，重新激活了社区空间。“趣缘社区创造了社区里人和人之间相遇的新场景，社区里不只可以跳广场舞、听养生讲座，还可以做更好玩的事。”孙哲强调，“这个基础上独居跟共居不矛盾，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独居是年轻人保证隐私的基本需求；共居是因为他们还需要社交，要人搭伙过日子，但并不是亲密关系意义上的。在‘家庭化’的居住形态之外，共居为当代大都市年轻人提供了另一种结缘生活的选择。”

后来因为工作原因，陈哲又回到北京。面对北京又上涨了许多的租金，她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面对居住的问题。这次她慎重地挑选了合租的室友，住进了有独卫的主卧，并且确保自己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里可以到达电影院、咖啡馆、健身房等场所。尽管她还是会想念上海家楼下的7-11便利店和菜市场，以及三五公里范围内住着七八好友可以经常相聚的日子，但某种程度上的共居生活，稍稍扭转了她之前对北京的坏印象。“不过未来若有条件，大概还是会一个人住吧。”

（本文中陈哲、小雪、刘明和王康均为化名） 单身广州租房自由上海租房独居社区功能孙哲王康陈哲北京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