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克尔:她改变了什么
作者:刘怡2016年8月29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柏林出席新闻发布会
直到德国总理连续第三个星期在摄像机镜头前被拍到周身颤抖、站立不稳的画面,全世界的政治观察家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一项事实: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是一个普通人,并且是一个即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了十多年的老人。她的政治生涯终会谢幕,而这一天正在日益临近。
那是2019年6月的一个午后,默克尔在柏林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后者出生于1978年,40岁之前是一名喜剧演员和电视明星,随后在一场令人困惑的混乱选举中被推上了国家元首的位子。德国总理必须以足够重视的姿态迎接这位比自己年轻24岁的政坛新人:从她2005年开始领导德国政府的第一天起,乌克兰就是和欧盟的东部边界安全关联最为密切的一个国家。这种联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进一步升格成了“风向标”——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将在第一时间呈现在它和乌克兰的互动中。面对这样一个特殊国家的领导人,默克尔没有稍作放松的自由:那也不符合她的习惯。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当军乐队开始演奏德国国歌时,人们注意到默克尔的上身正在微风中剧烈颤抖。她将双手握成拳头,努力压向腹部,似乎是为了保持住躯干的平衡。不过从摄像机画面看,当时女总理的两肩乃至整个头部都在不受控制地摇晃,随时有可能踉跄着摔倒在地。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类似的情形开始反复上演:当默克尔陪同来访的芬兰总理林内以及德国新任司法部长兰布雷希特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令人不安的震颤又出现了两次。面色苍白的女总理甚至无法做出她最习惯的双手交叉姿势,而是一时紧握双拳,一时略微叉腰,表情焦虑而局促。到了4个星期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访问柏林时,礼宾司官员在欢迎仪式的红毯尽头摆上了两把靠背椅——如释重负地端坐下来的默克尔,终于可以恢复她一如既往的得体仪态了。
默克尔照例以一种举重若轻的语气向公众解释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提到柏林初夏季节的炎热让自己出现了轻微脱水症状(尽管当天气温并不高);作为一个老人,她已经准备好“和这种状况共存一段时间”。德新社采访的一位医学专家则认为,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血液循环问题,但不算很严重。她没有申请休假,而是继续按照往常的节奏办公、会客,出席形形色色的国际会议。然而健康问题的暴露也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默克尔此前的表态:2018年10月29日,女总理宣布她将继续领导本届政府直至2021年9月联邦议院选举进行,随后彻底从政坛退休。届时她将年满67岁,超过德国法定退休年龄一年零5个月,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不止默克尔本人开始暴露出老态,进入第四个总理任期,她所坚持的那些政治信条和政策理念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瓦解。2018年初夏,围绕中东难民以及非法移民的入境政策问题,组建还不到4个月的第四届默克尔内阁陷入分裂,妥协方案直到最后24小时才告达成。同年10月,执政联盟核心成员之一基社盟(CSU)在其大本营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到了2020年2月,默克尔本人所属的基民盟(CDU)图林根州分部竟然无视政治惯例,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一起推举少数派候选人凯默里希出任州长,直接导致默克尔内定的政治接班人、基民盟党魁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引咎辞职。至于2020年岁末七年一度的欧盟财政预算框架协商会议,更是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舆论修罗场:以荷兰和瑞典为首的西北欧集团指责德国过度迁就“坏孩子”波兰和匈牙利,南欧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愤愤地认定自己成为了德国紧缩政策的牺牲品。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所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2015年到2020年,对本国政府的稳定性感到满意的德国人的比例由81%下降到57%,只有51%的德国人认为政府无须改变。
担任总理整整15年零3个月之后,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将以何种方式画上句号?
2020年12月9日,德国联邦议院就下一年度财政预算展开辩论。默克尔为政府2021年高额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进行了辩护,并强调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发生改变
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务实态度
即使默克尔剩余的任职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即使她已然成为德国在任时间第三长的行政首脑(仅次于“铁血宰相”俾斯麦和“统一之父”科尔),要回答“安格拉·默克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联邦议院选举期间,基民盟曾经贴出过一条著名的宣传标语——“你们了解我”(Sie Kennen Mich),配合默克尔表情和蔼、双手摆成心形姿势的大幅照片,受到广泛好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了解”的仅仅是默克尔愿意呈现在聚光灯和摄像机面前的那些碎片。“她的坚定不移的政治强人形象和呆板、缺乏个性的造型有时出现得过于频繁了,这给公众造成了一些误解。”撰写过《安格拉·默克尔:危机锻造出的首相》一书的美国记者阿兰·克劳福德(Alan Crawford)告诉本刊。在克劳福德看来,早年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经历以及依靠个人奋斗的成长轨迹对默克尔的政治人格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但除此以外,她远比外表来得复杂和老练”。
旅德政治学者吴强本世纪初前往汉堡和杜伊斯堡留学,在德国度过了将近10年的学术生涯,并有机会与默克尔做面对面交流。吴强认为,德国社会在2005年之后对默克尔寄予的期待,和此前的科尔—施罗德时代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尽管默克尔在‘冷战’后期的东德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并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科尔的提拔、加入基民盟成为一名政治家,但当她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时,‘统一’对德国已经是一种完成时态了。”历经科尔在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与施罗德毁誉参半、但绝非无关紧要的社会改革,德国重新崛起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争取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进一步扩张,并继续完善与之相辅相成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内涵和层次。要胜任这样的职责,德国需要的是一位具备会计师和推销员气质的总理。
“某种程度上,默克尔展现给公众的那种谨慎到近乎琐碎的气质是一种‘工作需要’。”克劳福德告诉本刊,“在捍卫自己的立场和政策成果时,她可以极为冷酷、毫不留情,但不到紧要关头从不冒不必要的风险。”欧洲联盟的早期缔造者们留下了一张充满理想主义气质、但未曾受过太多现实考验的巴别塔式蓝图,而默克尔需要面对的却是一张由数字组成的陷阱重重的罗网:德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美国大企业与欧洲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对严苛的财政纪律心怀不满的欧盟南方成员国……默克尔的官方传记执笔人拉尔夫·博尔曼(Ralph Bollmann)指出:“总理相信她的任务是管控层出不穷的危机,并维持德国和欧盟政体的稳定。”
这样一份求稳、而非求新的工作,要求的是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务实态度和一以贯之的灵活性。它在默克尔的国内政策建构中已经显出了端倪:从2005年初度拜相至今,女总理曾经四次组建内阁,其中三次是与中左翼的社民党(SPD)建立“大联合”政府,另一次则是和中右翼的自民党(FDP)联手。在施罗德时代曾经备受诟病,但就长期而言对德国意义重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福利政策调整、关停核电站(这是社民党的长期盟友绿党的主张)等议题,在默克尔时代被忠实地延续了下去。社民党人甚至抱怨自己遭到了总理的“左路包抄”——上调最低工资、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议题本来是中左翼党团的长期目标,但当他们加入大联合政府之后,立即被默克尔借用了过去,继而被视为总理个人的政治成果。吴强认为:“从这一点上看,默克尔属于如假包换的政治实用主义者。科尔当初把她称为‘小姑娘’,多少是低估了她的手腕。”
也是这样一种着眼于具体目标的现实主义,使得默克尔在欧洲乃至国际舞台上始终可以做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当她在2005年第一次领导德国政府时,日常接触的是像希拉克、贝鲁斯科尼这样饱尝宦海风云、极为老练的政坛高手,许多政治家的行事特性还带有“冷战”时期的遗风。而在2021年的今天,类似泽连斯基这样初出茅庐,但同样获得了本国民众授权的本土主义、平民主义政治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势力,默克尔同样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在日复一日的会谈和交锋中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她曾经不止一次流露出对新变化的不理解:在希腊债务问题、匈牙利问题乃至财政紧缩政策上,越来越活跃的民粹主义潮流和她在2005年时面对的考验截然不同。但她依旧在努力争取哪怕希望渺茫的合作,以维持基本的权势平衡。
“一定程度上,青年时代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一直在塑造默克尔的政治性格。她并不总是期待创造辉煌,但绝不会容忍丢下一个烂摊子。”克劳福德告诉本刊。或许这正是那句“你们了解我”的内涵:默克尔永不逃避。
2015年9月13日,一户来自大马士革的叙利亚难民家庭在抵达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后,被临时安置在一处文化中心内。接收中东难民是默克尔在她的第三个总理任期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她或许无法成为像科尔那样的大政治家,但她能带来改变
杰克·尤因(Jack Ewing)如今是《纽约时报》负责欧洲经济报道的资深通讯员。2003年,正是他在《商业周刊》驻法兰克福记者任内最早预测了默克尔将在下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后成为德国总理。尤因通过邮件告诉本刊:“当时的默克尔还远没有成为后来那架屡战屡胜的选举机器,但我知道她至少能赢第一次:施罗德的豪言壮语正在破产,德国的财政状况一团糟,失业率上升到11%,工会和政府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对立状态。在那时的德国人眼里,默克尔更谦虚,也更诚实。她或许无法成为像科尔那样的大政治家,但她能带来改变。”
18年过后,尤因承认自己当初多少有些低估了默克尔的能力:“我曾经把她称为‘缩水版’的撒切尔夫人,但不曾料到她除去承担了德国人的‘保姆’角色外,还在过去十几年里扮演了欧盟事实上的领导者,成为了一名顶级国务活动家。”德国民众并不掩饰他们对于这位“Mutti”(妈咪)的依赖——这个称呼最初是基民盟里的反对者为了讽刺默克尔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政策路线而提出的,日后却成为了带有褒奖性质的敬语。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困境、克里米亚危机乃至中东难民潮的考验,德国乃至欧盟的确需要一位“妈咪”和“保姆”。
“你总是可以信任自己的母亲,哪怕你们的见解经常会发生不一致。”尤因告诉本刊,“一位唠唠叨叨、偶尔还会用严厉的语气呵斥你的母亲,但你永远可以向她求助,这就是默克尔在过去十几年里给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留下的印象。”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默克尔语出惊人地评价道:“我们(欧洲)可以无条件信赖他人的时代过去了。”随后长达数年之久的英国“脱欧”肥皂剧更是成为了“过去的好时光”分崩离析的缩影。博尔曼在他2019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默克尔意识到西方世界正面临一场全方位危机,而她决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把欧洲的混乱控制在最低程度。”
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8300万德国人的“妈咪”和大半个欧洲的“保姆”两种角色之间,长期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吴强告诉本刊:“维持欧盟运转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否为这个共同体提供稳定增长的财政资源,而财力又与主要成员国的贸易状况息息相关。”德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欧盟成员国内部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者,同时还扮演着欧洲以外广阔新兴市场开拓者的角色。在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遭受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沉重打击、消费能力显著下滑的背景下,德国开始更多地向美国和中国出口汽车、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等高附加值商品,同时却要求南欧各国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矛盾由此凸显。
默克尔曾经的政治导师、“两德统一之父”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他2017年去世之前,曾经不止一次公开批评过自己亲手提拔的接班人。在科尔看来,默克尔将贸易和经济政策设定为欧盟“生命线”的举动是对欧洲一体化这件伟大艺术品的贬损和玷污;没有意识形态和思想立场,欧洲将永远无法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站稳自己的位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默克尔主导下的欧洲紧缩政策是南欧国家失业率剧增的“加速器”——“但这就是‘保姆’会做出的决定。她愿意给‘孩子’们分发食物、添置衣服,但首先会要求他们乖乖听话。”尤因分析说。他相信做出一些声色俱厉的决定对默克尔来说并不容易: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德国做出的最终选择仍是同意这个头破血流的“孩子”留在欧盟框架内,并且承担了救助计划的大部分财政成本;而当匈牙利、波兰等国对默克尔的难民收容政策发起公开挑战时,默克尔选择了让步和妥协。
“欧盟架构的早期设计者们有时会用他们的理想主义遮蔽一项现实前提,那就是在‘冷战’的高峰期,其实是美国部署在西欧的核保护伞对冲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这才为欧洲发展出一套主要基于经济议题的一体化框架创造了可能。”吴强告诉本刊。而“冷战”结束后的情形变得大不相同:由于整体安全压力显著减轻,组建服从于欧盟的一体化武装力量的倡议始终未能真正兑现,欧盟成员国中唯一的拥核国家法国(英国已经实现“脱欧”)也不可能使其核政策向德国的利益倾斜。这意味着出口贸易和财政杠杆既是德国最突出的优势,也是默克尔手中仅有的“武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关系骤然紧张;但与此同时,双方在能源政策,尤其是天然气贸易方面的往来依旧无法完全中断,这正是现实政治复杂性的缩影。而默克尔对此能做的很有限:假使德国效仿它的那些批评者们,将单一民族利益置于秩序设计之上,欧盟将在一夜之间解体。
2019年6月18日,默克尔(右一)在柏林总理府欢迎来访的乌克兰新任总统泽连斯基(右二)时,由于身体不适上身剧烈颤抖
欧洲最后的冷静舵手
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欧洲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Tony Judt)在他1996年的主题演讲《大幻象》中注意到了一项事实:由于欧盟将“去民族国家化”作为它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石,当国际政治中出现类似波黑内战或者日后的克里米亚危机之类典型的传统民族冲突时,西欧往往只能就此噤声。知识分子和国务活动家们在“冷战”的特殊土壤上建构出的巴别塔蓝图,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变得摇摇欲坠。保姆型政治家的出现于是变得顺理成章:它至少保留了一种较为狭隘的通往共同繁荣的愿景,而这也是上一波全球化最重要的共识。
德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背景,则为默克尔超越同时代其他欧洲政治家,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扮演“欧盟保姆”的角色创造了可能。吴强指出,始于联邦德国(西德)时代的人格化比例选举制度,使得德国的政党制度每每能够保持延续性和稳定性。联邦议院选举实施“两票制”,选民除去要投票给本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外,还有一票是投给各政党的,并且设置了5%的“门槛线”。这使得最终跻身全国立法机关的往往是组织严密、历史悠久的政党代表,其领导层也会遵循有序的代际更替纪律。因此,战后德国(西德)政治除去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短期的剧烈震荡外,大体呈现出总理在职时间普遍偏长的特点。阿登纳、赫尔穆特·施密特、科尔等中右翼政治巨头往往可以领导政府超过8年,默克尔的前任、社民党党魁施罗德也曾经执政7年。而默克尔自2005年第一次赢得大选起,长期延续“大联合”的格局,实现了左右翼联合,地位自是更加稳固。
但时势也在潜移默化中经历着改变。2017年9月,默克尔赢得任内最后一次全国大选,然而其所属的老牌中右翼政党基民盟/基社盟(通常合称为“联盟党”)的得票率却从4年前的41.5%暴跌至32.9%,创出了1953年之后的最差纪录。组成“大联合”另一翼的社民党同样丢失了40个议席,其领导人、前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被迫引咎辞职。作为传统大党式微的反面,以平民主义、欧洲怀疑主义和反移民、反伊斯兰教作为竞选纲领的德国选择党在创建不过4年半的情况下,豪取12.6%的选票,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执政党团的支持率在选举中明显下滑,以往每每出现在经济形势转衰之际。但2017年时的德国经济恰恰处在一个罕见的景气区间内:当年全国GDP增速达到2.1%,是2011年之后的最佳表现。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经济体竞争力排行榜》上,德国力压英国和日本,高居世界第五。无论是两德统一以来最低的失业率,还是连续3年实现收支平衡的财政报表,都在给默克尔的政绩增加光环。然而惊人的剧变还是发生了。
与默克尔同属基民盟阵营的防务政策专家、国会议员罗德里赫·基泽维特尔(Roderich Kiesewetter)认为,执政党在大选中遭遇的挫败,反映的是默克尔作为德国总理的角色和她试图领导的欧盟之间的利益冲突:“总理的国家战略不够清晰,对德国本身的利益彰显得很不够。她必须说服选民,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欧盟事务上对德国是有价值的。”而德国选择党恰恰注意到了这一点——工业部门在德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大部分德国产业工人自视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政策的受益者。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各州以及东部边境地区,流动程度较低的德国农民始终觉得自己被执政党冷落了。在这种背景下,德国选择党喊出“我们关注你们”的口号,从归属感和国民情感上给予这些边缘群体以关心,同时极力渲染中东难民、南欧“懒汉”对德国财政资源乃至就业机会造成的侵蚀,当然会激发出这些本土主义者的愤懑和怨气。
在默克尔时代的黄金岁月,频繁出访国外、召集欧盟官员开会曾经是德国优越地位的象征。但在2021年的今天,超过1/8的德国人选择不再理解他们的“妈咪”和“保姆”,相反越来越渴望摆脱这位“家长”设下的条条框框。在吴强看来,这是经济全球化陷入僵局的缩影之一:“以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以及两年后的阿拉伯政潮作为起点,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议题,而默克尔倡导的那种欧洲关起门来经营一体化、忽视民族主义影响的政策,显然不足以应对这样的新情况。另外,过去十几年中,欧洲先后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萧条,欧洲各板块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暴露得愈发显著。”当这种不平衡和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浪潮相结合时,即使是女强人默克尔也会变得无所适从。
2017年大选结束后,默克尔逐渐淡出了基民盟的最高决策层,专心致志去站好作为欧盟“保姆”的最后一班岗。而她的继任者们在正式走上前台之前,已经感受到了德国总理这份工作带来的压力:在克兰普-卡伦鲍尔因为党内分歧宣布卸除基民盟候选人资格后,前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在2021年1月22日的党内提名竞选中脱颖而出,将代表执政集团角逐今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不过,德国民调机构Civey公布的数据显示,只有12.1%的选民看好拉舍特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在“保姆”即将离开舞台之际,多数德国人重新意识到了她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性。安格拉·默克尔或许只能以欧洲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身份留名史籍,但当风浪骤起时,船上的乘客们总会回想起,他们曾经有过一位多么冷静可靠的舵手。 德国默克尔德国总理科尔英国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