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改”还在赶超的路上

训练间隙，几名中国军人在讨论战术战法（摄于2017年）（张永进 摄/新华社供图）

1月9日，《解放军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迈出实质步伐——认真学习贯彻〈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的评论员文章。文中说，“这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三大战役’的重要成果”。鉴于1月7日我在微博上转发了当天一条有关美国“军改”的新闻，于是一位媒体朋友就问我：中美两军的“军改”是不是一个“加速跑”，而另一个“停滞”了呢？对此我回答说：中国“军改”还在赶超的路上。

先说当地时间1月6日晚上美《防务新闻》记者梅塔（Aaron Mehta）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防部改革办公室关闭”的报道。简单说，报道的核心是依据被美国会最终认可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防部在2017财年设立、负责改革的“管理办公室”关闭了。报道中专门引述了两人不同的观点，一是“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首席管理官（CMO）、国防部三号人物赫什曼（Lisa Hershman）辩解，她称自2017财年以来“管理办公室”为国防部共节省了370亿美元，其中2020财年和2021财年分别节省了77亿美元和121亿美元。二是美国防商业委员会（DBB）成员、前陆战队上将普纳罗（Arnold Punaro）的说法。他说当初他提出设立CMO的建议，是为了国防部更好地利用财政资源，而他后来又建议国会取消CMO这一职位，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咄咄逼人的中国”。他说：“我们将进入一个预算拮据的环境，国防部需要花更多的钱确保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从这两人的谈话中大致就可以看出来，目前美军“军改”所谓的“停滞”其实是一种“纠结”——即未来如何找到一条费效比较高的发展路径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再说《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如果简单解释文中提到的“改革‘第三大战役’”，就是中国军方最高层早已意识到了新技术将改变未来战争样式的趋势，为此通过“军改”先确立了军队新的体制模式和力量结构，这就是在“十三五”期间已打完的“前两大战役”。而接下来就是在“十四五”期间要打好“职业人干专业事”的“第三大战役”——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军官职业化制度。我在文章标题中之所以用了“赶超”这一表述，是因为在推行军人职业化制度上美军已先走了一步。比如美军事专栏作家邓尼根（James Dunnigan）在1993年11月出版的《拨乱反正：美军自越战后到海湾战争的改革》一书中说：将军们采取了正确的做法，他们把“新型军人”视为职业军人，并明确表示不想当职业军人者可自由离开军队。而且在美军推进军人职业化制度的同时，国会通过了“军改”的顶层设计政策——“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改组法案”。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军方在推进军官职业化制度上的“赶超”，并不是一味地“照抄”美军。因为中国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推进军人职业化制度时那样，让国防预算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增长。而美国里根政府当时那样做的后果，就是“养育”了一个可以影响国家财政资源分配的庞大“军火利益集团”。事实上，这也是上文提到的赫什曼和普纳罗对美军“军改”产生“纠结”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方这次在军官职业化制度上的“赶超”，既可以说是对“十四五”期间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制度嵌入”，也可以说是为促进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同步提升，进而兑现“富国强军相统一”目标而提供的一种制度保障。 改革中国军情国防部美军军改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