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岗厦升级：浓缩的土地和财富

( 自从2008年底签订改造协议以来,已有95%的岗厦村村民同意拆迁 )

我们可以通过拆迁的残留痕迹窥见这个城中村的昔日繁华：某幢的一楼出租给了菜场；某幢二楼是个成规模的火锅城；一般都是七八层，最高10层。这些私人拥有的庞大面积的楼宇的存在，也就成了岗厦村民们可以与政府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根本原因。

所以，岗厦村民绝非“一夜暴富”，城中村的整体改造，只是使他们从富裕走向了更加富裕，他们的财产权随着深圳城中村的升级，而重新确定了一遍。

而在长达数年的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政府部门、开发商和岗厦村民们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要求和底线，如果光是看到了“岗厦涌现出10个亿万富翁”，只看见经济价值，那么就难免漏掉了城中村改造的社会、人文价值。复杂谈判机制、开发商何以付出巨大拆迁成本等更有意义的话题。岗厦改造并不简单。

四方会谈的初步成果

文晓阳，岗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拆迁过程中保留了水电，所以部分不肯拆迁的村民继续将楼出租。图为村民雇用的专门替他们收取租金的民工 )

他是地道的岗厦村人，尚不满40岁，却拥有膨胀的资产和体形，在深圳，大家都明白这个董事长的含义：1992年，深圳实行农村城市化改革，村民变市民，村庄集体资产重组，变成股份有限公司，村里917个村民都成为股东，这个股东身份非常重要，“生不加，死不减”，股民们层层选拔上去的董事长，行使了昔日的村长功能。

而所谓的集体资产，其实大部分也是房子，岗厦河园片区11万多平方米上盖了厂房和商铺，现在村里老人，每月最少能拿2000元左右的养老金。

( 岗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晓阳 )

文晓阳2006年经过3层推选，最终以多数票当选，就在他上任的那一年，对岗厦村的改造进入了实质阶段，以深圳福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为主体的谈判机制启动。

文晓阳的任务，就是代表股份公司，将村集体所有的11万平方米的商铺和厂房换个好价钱之外，还要代表村民，与政府和开发商进行框架谈判——他学最初谈判的时候，他面对一群领导的样子给本刊记者看：“我说村里的要求是那11万平方米的商铺必须做成一个深圳最大的商业城，几层楼面的土地全是我们的。”这个狮子大开口的想法，一经提出来，满场安静。

( 岗厦村村民文建和觉得，像他这样只有500平方米左右房子的人，大概就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了 )

领导很严肃地问他：是不是不答应这样的要求就没办法谈?他愁眉苦脸地回答：这不是我的想法，是董事会集体的想法。这句话，再后来代表村民提要求的时候，又被文晓阳反复使用。村里多数人捧他为“谈判高手”，为大家着想的“带头人”。他的差事并不轻松，既要为村民争取利益，又要避免过高要求影响改造，最终无利可图。

郭鹏生，2003年从规划局的岗位上来到深圳福田区旧城区重建局，那是深圳第一个此类业务部门，后改名成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福田区有15个城中村，岗厦是全面改造的第二个。

( 深圳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贺倩明 )

与一般人简单地看到城中村的土地价值不同，在几年的调查和谈判工作中，郭鹏生对城中村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观察：“城中村存在的问题是当前城市发展的主要难题，也是城市化所带来的遗留矛盾的集中缩影。2004年我们做调查，由于城中村的污水处理系统都是村民自己建设的，他们见管子就接，和外面的雨水、污水管分开的大系统完全不吻合。结果福田区70%的水污染都是城中村带来的。”尤其是雨季，完全不可控制。夏天时候走进房屋密集的村里，弥漫的是浅埋的化粪池的味道，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而言，污染只是城中村的最基本一个问题。

他的部门代表福田区政府行使改造城中村的职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开发商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村民特别担心烂尾问题。“以岗厦为例，前几次他们和开发商合作建楼，基本上都没占到什么便宜，所以他们坚持要政府出面。”

没想到，即使是政府出面搭建这个平台，直接的面对面谈判还是持续了3年，最后以村民的要求基本获得满足而告终。不过郭鹏生不认为那是政府在让步：“这不是谁让步的问题，而是大家寻找到了平衡点。”

胡卫明，金地大百汇岗厦项目的负责人，金地和大百汇都属于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没实力，也不可能去啃这个项目了”。可是，即使是他们，也没有料到，岗厦是一个这样难以谈下来的项目。拆迁成本超乎寻常的巨大。

其中包括一些在别的地产公司看来难以想象的支出：为了保证一些拒不签约的人家不断水电，在村里开始拆房的时候，公司总共投资1000万元，重新铺设了各种管网，保证未签约户的房子不断水电。“没办法，有政府这个婆婆在后面盯着。”胡卫明也不免对本刊记者抱怨。

“到最后，我们就不想利益这回事情了，只想通过这个项目给企业一个好名声和品牌，至少深圳和‘珠三角’这一带，同类项目还很多。”

第四方面目最模糊，那是有着众多利益诉求的岗厦村村民，在复杂的谈判过程中，政府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和普通的村民谈判，而是在和上千个精明的生意人在交涉。文晓阳得意地向本刊记者介绍：“在岗厦，即使是最穷的村民，最后也能拿到几百万元的补偿款。”

经过3年的面对面谈判，村里终于在2008年12月18日开始签约，文晓阳说了3遍，那天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而且那天，天上“日月同辉”。

其实，当时是提前两周确定的时间，并没有刻意，而郭鹏生说，日月同辉，“也不是多么稀有的现象”。之所以文晓阳这么喜悦，是因为按照目前的拆迁格局，村里的股民和村民们获取的不是一时的利益，而是未来30年的财富格局都已经确定：“股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集体所属的物业里分红，我们初步测算，肯定不是现在的每股每年几万元，而是几十万元。村民们手中至少有3套房子，按照改建后的市场价格，租金可以翻若干番。”

95%的绝大多数村民已经签订了协议，可是还有若干未签约户拒绝拆迁。不过，这次的这些户——无论是政府、开发商都不称他们为钉子户，可不太受到村里人的欣赏，大家都觉得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耽误了整个工程的进度，文晓阳抱怨：“不要因他们把我们的工程搞成烂尾。”

浓缩城市发展的岗厦

文晓阳站在32层高的新岗厦大楼的楼顶之上，俯瞰着脚下的深圳市中心，向本刊记者感叹：要是这幢楼也能拆掉就好了。他说：“10年前盖的时候，是按照当时最好的标准盖的，可是现在放在我们规划中的CBD区域，就显得不合适了。”

他特意强调，“我们的CBD”，确实如此，未来的深圳CBD地区最大型的十几万平方米的购物城，就包含有岗厦村民的大把股份。

在他看来，任何一次拆楼与建楼，都是岗厦人发财的机会所在，何况此楼的位置这么好，楼下向北几百米就是市政府所在地，如果拆除，规划可以更合理，带来的财富机会不言而喻。不过，尽管他们强烈要求，这幢完工于10年前的楼也没有列入拆迁计划，主要因为住户过多，产权过于复杂，谈判起来太麻烦，所以最终选择放弃。

才10年的高楼，就准备予以更新，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郭鹏生对本刊记者说：“总有外地专家对我们批评，说是深圳城中村改造速度太快，很多建设质量很好的新楼都予以拆除，其实，深圳这些楼宇的改造更多是因为他们功能性的衰退。他们不了解城中村的更新速度。深圳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以浓缩的速度在进行中，我总在感叹，深圳30年，甚至等于国外的几百年，所以问题和矛盾更多，才会有岗厦这么复杂的土地和住房情况的存在。”

文晓阳介绍：村里的楼群，至少更新换代了3次。每次收益都很可观。

1978年的时候文晓阳才6岁，可是他已经记得家庭的收入来源开始在那时候发生巨大变化。“1976年之前，村里收入还基本靠种地，我们村里出番薯，外号番薯村。”可是1976年之后的政治变化迅速被敏感的村民捕捉到了：“我们边民都很敏感啦，那时候就拿着‘赴港工作证’，跑到香港去种地，或者给人打小工，晚上回家的时候，带满满一兜牙膏、手表和电池什么的回来卖，你一天的所得，是人家一个月的收入。”他毫不避讳这种不太合法的收入带给他们的财富，他母亲去香港一次所得，是父亲在大队当干部一个月的收入——200多元。1979年，文晓阳家就盖起了两层楼，不过还是自家人居住。“到了1984年特区开放，了不得了，那么多外地人来了没住房，我们村里开始盖四五层的楼房，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包租公、包租婆。”

1984年特区成立后，与深圳别的村庄一样，村里大片的山地和林地被收回，可是，村民们此时已经普遍放弃了来自农业的收入转向依靠房租收入，所以，最早的征地并没有引起村民的反对，而宅基地的使用还处于相对宽松阶段，“谁家多出点钱，就能拿到一块新的地”。早期富裕起来的人家也因此能盖上更多的楼，奠定了今日能够争取巨额补偿的基础。

那是深圳对外加工厂遍地开花的年代，村里盖起来的简陋住房能充分满足这些工厂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居住需求，城中村的住房更新进入了高速年代，文晓阳向本刊记者展示了村民们很早就具备的精明头脑：“那时候没那么多钱盖新楼，怎么办？就找施工队贷款，我们给他们证明，租房一年就能赚取20%的利润，5年肯定能还本，所以他们愿意把钱垫上，反正村民跑不了。村民们不用出资，只要翻修自己的楼，还有大量的房子可以出租，谁家会放弃这个机会?”

5层楼的住宅，最少有300多平方米，土地转换为房租，成为深圳城中村的普遍出路。

原住村民转为包租人群，村民们普遍意识到土地的价值。这个时间比起中国内地的乡村早了20多年。村民也普遍不再工作，文晓阳的一个长辈文建新对本刊记者说出了大实话：“我是高中毕业，在村里算高学历，可是在深圳就只能找个保安工作，你说我为什么放着一个月3万元的房租，去挣那1000多元钱?”尽管深圳市政府鼓励村民提高职业技能去就业，可是，在租房已经成为村庄主流收入来源后，这种鼓励显得很无力。

1999年之后，四五层的居民楼迎来了第三次更新，此时，深圳的加工企业在升级，而在村里租房的人也在升级。“有白领进村里找房子住了。”是谁家第一个将5层楼翻建成10层楼已经没有人记得，但是文建新还记得，他家的7层楼的翻修很符合“深圳速度”，4个月，7层楼，而且质量有保证。

“种楼”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开始流传的。

“为什么质量很好?因为自己要住啊。所以房子里的钢筋要多于外面盖的房子。”文晓阳说他请工程师来自己村里看过，结果论定，他们的住房环境虽然不好——污水处理不合格，公共设施稀少，但是房屋质量能确保安全。

深圳传统的乡村布局，保证了位于市中心的各个城中村都能靠租金收入富裕起来。郭鹏生解释，传统的深圳乡村到乡村一般是步行一小时的距离范畴，而在寻找廉价住宅的人，本身都很愿意节省交通成本，所以他们拒绝住在遥远的关外，市中心的城中村住宅虽然稍贵，却成为他们的首选——他们可以步行去工作。

“1999年之后，深圳大批外来技术人才选择在城中村居住，虽然环境恶劣，可是这里管理宽松，开放和包容性都强。”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深圳，岗厦和其他的城中村弥补了政府在建设廉租房不足的缺陷，自动地转为了“廉租房”——完全是市场之手在起作用。外部经济环境越发达，村里的住宅楼层就越高，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不少10年前的建筑物，很难相信，在外地可能是开发商手笔的七八层的大楼，在这里却只是一家普通村民开发的结果。

一幢7层楼的住宅，除去楼下的商铺外，还有至少12套物业（村民们很习惯按香港说法把一套房子叫成一套物业），文建新所说的月租金收入3万元，并不夸张。

对财富的重新度量

1999年，深圳的CBD地区初步划定，岗厦周围不是造型新颖的市民活动中心，就是造价高昂的星级酒店，整个村庄已经呈现被包围的趋势。此时对岗厦的改造已经有了初步意向，所以文晓阳把那一年定为岗厦改造的初始之年。他一直很骄傲地宣称：“10年了，终于把方案定下来了。”

10年前，岗厦在面临改造的同时，也开始被政府控制其发展形态。

1999年深圳市加强了对城中村的建筑物的限制——不再是无序建设状态。贺倩明律师，深圳建纬律师事务所主任，该事务所大部分业务涉及城中村的改造，他向本刊记者解释：按照现行的法律制度，村民所属的宅基地不能转让，相比起城市的建设用地的招投标的方式，“宅基地的市场化程度应该很低”。

可是，深圳城中村的特殊情况，又让宅基地处于一个活跃的市场状态，越活跃，代表着上面的违法建筑也越多——“按照深圳的地方条例，‘城中村’的大量住宅都属于违法住宅，翻修盖高的时候根本没有执行相关规定。”可是，政府只能默许这些建筑的存在，1999年之后，政府规定各个城中村不再允许肆意翻盖建筑。文晓阳解释，他们村还是执行了政府的规定的，“不像有的村庄，还有12层的建筑。我就安慰他们，认了吧，岗厦村地理位置重要，就在市政府眼皮下面”。

与此同时，村民开始变成市民，贺倩明解释：“让村里的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到时候比较容易转让，可是村民们盖的房子，还是他们的私有产权，这是无法改变的。”

文晓阳他们在2003年开始感受到政府的决心：当年村里来了测量工作组，测定家家户户的楼宇的总面积。这次测量工作，对今后几年开始的拆迁谈判至关重要——这些数据成为此次谈判的一手数据，之后再加盖或者抢建的住宅都不算补偿面积。

深圳当时已经流行“种房子”，拆迁前，积极盖起几层楼，可以多算面积。所以测量队刚开始不受欢迎。“村民普遍反对，可后来他们意识到，你不让人进屋测量，别人在外面目测，肯定比实际面积要小，尤其是其中的夹层都不算面积。”所以，岗厦的楼宇高度也基本定格在2003年。

可是即使是房子不再增高了，常年在租房市场上活跃的村民们还是对自己的房子价钱有很高的期待，他们已经意识到，每一条周围地铁线的开通意味着什么。文晓阳说：家家户户都是做租房生意的，家家户户也在关心着周围村庄拆迁的价格，“更何况，我们这里是实实在在的CBD呢”。

所以，在第一次面对谈判对象的时候，文晓阳就报出了让人震惊的高价。“都说深圳的万象城百货大，可是我们村集体10多万平方米的地，要是盖个大商厦，肯定比那里还要火。你看，旁边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还有正在建设的深圳到北京的高铁车站。”文晓阳和村民们对周围变化的了解，甚至不比一个专业规划者少。

甚至商厦的那幢楼的名字都有设想了，叫做“皇庭”。

一开始，开发商给出的是1平方米旧房换0.75平方米的新房的比例，可是村民们基本没人去谈，谈判桌完全白设在那里。文晓阳笑着说：“做生意吗，你开个低价，我们都不来谈就好了，反正是几方面的事情，不可能生意场上一人赚钱，另几方面赔钱的。”

可是，这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改造工程。郭鹏生面对的，是一块深圳核心区域的土地，“不可能让它永远是廉租区，区域升级和功能调整是随着城市改造而前进的”。他只能回头动员、说服开发商，“大家有个共识，就是深圳的土地价值还在上升，尽管阶段内有起伏，可是要相信未来。这只能靠他们和我们的专业判断能力”。

开发商将兑换比率一路上升，从0.75上升到了0.82，再到0.88，每上升一个点，就意味着自己手中流出去几千平方米的空间。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

实在是不想再上升了，可是最后村民们还要求0.9，因为那是福田区另一个靠近口岸的村庄的拆迁补偿。村民们不听任何解释：“我们就要求一碗水端平，你给他们0.9，给我们也要这么多。”

胡卫明还记得那时候作为开发商的他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他告诉本刊记者：“直接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只能算机会成本，本身我们公司能竞争到这个项目也不容易，因为随着城市改造，核心区域的项目越来越少，我们就期待，这个项目做下来，能让我们公司在旧区改造领域有经验和名声，以后能争取更多的项目。”

胡卫明最后补充：“把头剃了一半，总不能剩下另一半不管了吧？”

最终，岗厦村民争取到了1︰0.9的拆迁补偿，而且这个补偿率对于商铺和住宅都适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财产额度的大大扩张：新楼的建设成本完全和他们无关，可是改建后的新楼的环境、质量，包括升值空间，都与过去的城中村完全不可比。

艰难地寻找平衡点

郭鹏生还记得每次谈判的艰难程度。村民们来开会，总是强调自己村里数次将土地让给了城市，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此次是他们将自己的宅基地也让出，是最后的一次牺牲。所以理所当然要最高的补偿。

他有次终于发言说：“你们总在强调原住民的贡献，意思是深圳的发展很大部分是靠你们的土地，可是，深圳的发展是光靠土地吗？土地是深圳发展的条件，但肯定不是唯一条件，没有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共同的贡献，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深圳能发展到今天？要是这些都没有，你们还是拥有土地的农民，还在地里种田，你们愿意吗？”

那天的会议，是无数次沟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那天他说完后，大家都不在这点上发言了。“没有一人会愿意回到农业状态嘛，既然大家是深圳人，都是愿意为深圳的发展做贡献，那么，我们就慢慢沟通，不能漫天要价啊。”

他不把自己的工作叫说服，而是坚持叫做“沟通”，“你得充分了解各方面的诉求，才能起到搭建好谈判平台的作用”。

实际上，漫长的谈判时间，虽然是个折磨人的过程，可是也带来了很多机会，“开始确定岗厦村的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们只是把那里建设成住宅区，全面改变城市中心区域的住宅条件，可是随着最近5年深圳的发展，那里作为CBD的大方向明确了，该趋于转为现代高端服务业区域，我们给岗厦改造的定位也越来越复杂。这里不仅可以建设住宅，还可以建写字楼和公寓，包括大型商业设施”。这也是岗厦改造的城市利益所在——产业升级，功能优化，人居环境质量提升。

这一定位的改变很重要，不仅能满足村民们一直不肯让步的利益点，也给开发商以更多的利润空间，“比如建成写字楼吧，你的空间和一次性建成住宅出售肯定有差别，他们的成本在增加，可是预期的利润也在增加，你不可能做一个死的平台让开发商和村民僵持在那里，而是做一个不断调整各方面利益平衡点的活的平台”。

郭鹏生必须得不断拿出新招术维持这个平衡：不能让村民们放弃谈判，也不能吓跑开发商，所以最后的方案很是多样化，村民们可以拿钱，这个价格是住宅每平方米1.2万多元补偿，而商铺则是2.3万多元；也可以按照补偿比率全部拿物业，还可以一半拿钱一半拿物业，“多种选择，真的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深圳市规定的城中村居民最大的补偿物业面积是480平方米，可是，历史事实造成几乎很多家都有超过480平方米的面积，“我们就只能尊重历史，超过的部分，按照1∶0.88补偿给他们公寓，这种公寓建设后主要是为了出租给在CBD办公的商务人士，我们考虑了村民们当包租公多年的事实”。

这种设计果然很受欢迎。但是岗厦的村民更甚一步，他们对将要建设的公寓也有很多条件，建设的户型要考虑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有出租房的经验，而建设后的装修要达到酒店的水平，文晓阳代表村民发言：“就是你买张床，买个电视机就可以入住的，否则不答应。”

这样的要求在一般的开发商看来可能很难想象，可是在岗厦谈判中最终都找到了平衡点。“既然我们的拆迁要求是‘阳光、法制、和谐、安全’，那么村民们提出的要求只要是能满足的，就尽量平衡。”

除了这些物质的满足，还需要有历史文脉的传承，福田区文化部门还提出，新建成的岗厦得有若干地方特色的东西。郭鹏生说：“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天祥纪念馆，岗厦村几百户人基本都姓文，称自己是文天祥的后裔。我去查阅过一些地方志，发现他们确实都是文氏宗族，南宋末年从江西一路移居此地，所以我们在规划方案里面设计了纪念馆、牌坊，还有条路改名为岗厦路。”

文晓阳觉得，这是政府的人性化政策。“至少我们有地方可以放置祖宗的牌位。”不过他还是按照生意人的本能来理解政府和开发商的一系列新措施：“3个人谈生意，还是要3个人都有钱赚，那样才能谈成。”

自始至终，他把这场艰难的谈判视为一场“豪华的大生意”。

而正式签约的时间点选择得还是对开发者有利。2008年底正逢全球经济危机，村民们开始认识到，房地产的价格并不总是上涨而不下跌的，“其实这是自然而然到来的时间点，并不是特地挑选的。”胡卫明说。

不过12月18日签约前的那天晚上，文晓阳和郭鹏生一样，都是整夜没有睡觉。文晓阳是担心，尽管他上门一家家做过工作，可还是害怕没那么多人签约。“到时候对一户人家不签，就意味着拆迁难度增大一分，要是谈不成，我们几年的生意就白谈了。”而郭鹏生说自己是激动、紧张、感触良多，几年的谈判，终于即将出现结果。

签约一个月后，已经签约的户数达到了91%，超过了90%的预期，几方面才终于放心。尚未签约的几家，并不完全是因为赔偿数额，有的是因为家庭内部尚未理清财产分配方案，有的是因为有别的要求，比如想在村里的股份公司增加一个股民名额，可是这在文晓阳看来，是不可能的。“你家加了别人家也要加，怎么办?”

没有拆迁的房子现在还耸立在瓦砾堆上，因为村里格局复杂，房子挨得太近，所以有些签约的也不能马上拆迁。这些没拆的房子还可以继续出租，最近这几家都用较低价格将其出租。这就意味着开发商的成本的持续增加，文晓阳说：“现在他们一天要付给我们这些签约的家庭50万元的租金成本，你算算一个月是多少?”

不仅是开发商焦急，已经签约的村民也焦急，他们第一希望一碗水端平，不能因为你不拆就争取更多的利益，二是希望新房子赶快盖好。“新房子的租金肯定比我们老房子高，我们耽误一天就意味着少挣大笔的租金。”

从没有见过一个村庄对未签约户这么同仇敌忾的。

郭鹏生解释政府的态度：“不会暴力或者野蛮拆迁，所以我们给未签约户全部接上了新的水电管道，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会依法申请拆除。到时候，他们得到的补偿肯定要少于先前签约的村民，我们尊重村民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和参与权，自由选择权等等，但是尊重权利并不代表我们就认同他们所有的诉求。”

改造后的穷人和富人

村民们对前期新闻报道最不满意的，是计算他们财产的方式。

按照那种计算方法，只要你有500平方米的住宅，这还是村里房产最少的人家的数目，那么按照返回住宅的比例和未来这片区域可以预期的每平方米3万元的价格，最穷的人家也有1000多万元的身家，何况村里不乏住宅几千平方米的大户，文建新说：“他们把我和我弟弟的住宅加在一起，一算下来，哇，过亿啦，所以说我们村里有好多亿万富翁，其实那是按家族算的嘛，一个本地家族在深圳有过亿的身家，很正常啦。”

尽管这么说，可是他还是不愿意露富：“应该按现在的赔偿价来算吗，我们家2000多平方米，就只有2000多万元啦，在深圳不算什么的。”他说自己也无法想象，1970年还只挣9毛钱一个工分的他现在成了家产几千万元级的人物，边说边指向村后的深圳的莲花山，山上有高大的邓小平塑像，“我们都要经常上去拜一拜的”。

村里房产最多的是文裕章，拥有40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且其中还有大量值2万多元一平方米的商铺。不过非常巧合的是，30多岁的他现在成为新闻报道称呼的“拔管丈夫”——前些天，他因为涉嫌拔妻子的呼吸管，阻止救治而导致妻子死亡。大家辩论的焦点是，他是为了爱而拔管还是觉得妻子不可救治，即将成为负担而拔管？

村里人却直觉，这和文裕章的即将到来的上亿元资产有关，村里的知情人觉得，要不是他有上亿元的财产，女方家长不会从湖北跑来，100多万元的抚养费什么的还不够，还要更多的费用。

但是，村里人却不觉得，财产将带给他们什么困惑。“毕竟从前我们富裕的也有10万元一个月的租金，不算穷人。”文晓阳他们的下一代，都在上学，“不会像我们靠房租生活了，还要有知识，才能长久发展”。

文建和觉得，像他这样只有500平方米左右房子的人，大概就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了，他在村里的物业公司上班，每个月收入几千元，加上房租，“每平方米30元左右”，还要刨去自己住的那套，这样一月万元的收入，在村里就算穷人了。

文建和解释，他家兄弟姐妹过多，母亲在1979年还算受照顾，拿到了“赴港工作证”，可是母亲那时候胆子小，不敢往回拿东西贩卖，最多拿些三明治切下来的边角皮给他们吃。“我们家第一笔资金就没积累起来。”1986年，他们家才盖好了第一套房子，比人家又晚了几年，房租收入比别人低，一步晚，步步晚，1992年翻修房子的时候，他们家没有过多的钱，他也只盖了5层楼，一直到了2003年，“我们就比别人家少了很多空间”。

这就意味着少了大量的补偿房。不过性格实在的文建和却是早早签约的那批人，“从前租房并不是没有烦恼，有时候内地刚来的工人在房间冲凉，碰到热水器问题，就会死人，一赔就是几十万元，做包租公心理负担也很重”。改建后他至少可以拿到3套住宅，两套可以用来出租，“都是电梯房，价钱是现在的两三倍，我们老实人，也不会什么技术，就靠房租养老好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区域问题，按照市场价值估算，文建和的房产预计价值至少上千万，可是在岗厦，他还坚定不移地觉得自己是穷人。■（文 / 王恺） 郭鹏岗厦浓缩财富深圳土地升级拆迁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