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的应急之痛

( 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专家顾林生 )

摩天大楼的生命通道

“假设一栋50层大楼，在25层起火，整栋楼里的人该怎么有序疏散？我们都不一定能给出详细的预案。”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的顾林生所长对本刊记者说起摩天大楼的应急救援，并不十分乐观。北京市现有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数以百计，其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又岂止是火灾。

但对摩天大楼的争议并不能阻止它的迅速生长。在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贸大厦到90年代的京广中心，再到21世纪的国贸三期，第一高度屡屡被刷新。“既然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势头不减，我们就要对它的应急加强研究。”袁宏永教授对本刊记者所言语气里满是信心，“其实，摩天大楼的安全性有很多保障。”由他任副主任的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就致力于城市安全、火灾与热安全等领域的研究。

袁宏永教授所说的“多重保障”，针对火灾的应急系统就能列出一长串，除了听起来比较熟悉的自动报警器、自动喷淋、消防栓等，还有诸如防火墙、防火门、防火卷帘、排烟风机、防烟楼梯间……“从现场看，由于央视北配楼正处于装修阶段，自身消防系统完全没有起作用，不仅自助喷淋、消防栓等没有启用，甚至连防火门也没有启用。”刚刚从火灾现场勘查归来的袁宏永告诉本刊记者，“在这种情况下，火势是很难得到控制的。”

记者采访过的3位安全专家，一致认为“超过100米的高楼，如果自身的消防系统不起作用，靠外部救援扑灭大火几乎不可能”。TVCC大火印证了这一点，起火的北配楼高达159米，而北京现有最高的消防云梯也不足百米。“高度达不到，说什么也没用，更何况火是先从楼顶上烧起来的。”

( CBD地区集中的高楼大厦与密集人流，对消防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按照袁宏永教授的介绍，正常情况下，高层建筑起火后，自动喷淋、排烟系统启用，加之自备的消防灭火器，火势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甚至熄灭，防火门放下后，可以有效阻止烟雾蔓延到疏散楼梯。“但由于央视北配楼的防火门还没启用，烟雾迅速进入楼梯，不管是对于逃生者还是冲进去救火的消防员，都是致命的威胁，即便14层有避难层也很难起作用。”袁宏永教授不无惋惜地说。

“不管什么建筑装修材料，在达到摄氏1000多度的高温时，也无能为力。”袁宏永教授向本刊记者坦陈，普通铝合金的熔点在300摄氏度左右，即便是耐热性较好的材料，也不过达到七八百摄氏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晚的火看起来那么大了，相当于把整个楼的‘外衣’都点着了。”

据悉，现场所燃放的A类礼花弹，在燃烧过程中温度可高达1000多摄氏度。“这就相当于一块高温融化的金属快，掉到任何一栋楼内，都免不了起火。”袁宏永教授说，“据我了解，我们目前所建的高楼，还没有能够耐得住这等高温冲击的。”

袁宏永教授提醒本刊记者：“从央视这栋楼看，即便是自助喷淋启动了，面对这种从外向里烧的大火，也很难说就能起作用，因为现有规定中并没有要求设置保护外幕墙的喷淋设施。”

CBD的安全系数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栋摩天大楼就相当于一条站立起来的街道，五脏俱全。CBD里遍布着这样一条条高耸在空中几百米的街道，连同平铺的街道，交织成一张纷繁复杂的“蜘蛛网”，其安全形势必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站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三层展厅的城市规划沙盘前，整个城市建筑的高低起伏一览无余。从中心的天安门、故宫向外扩展，一圈圈渐次拔高，至国贸桥附近的CBD区域，摩天大楼开始密集起来，淹没其中的央视北配楼并不怎么显眼。“CBD区域内已有5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45座，人车混流、路网密集、公共空间狭小，当数城市应急中的重中之重。”现在正在负责编制朝阳区消防规划的顾林生所长提醒本刊记者。

经过十几年的反复修改，北京CBD最终确定的区域西起东大桥路，东至西大望路，北起朝阳路（三环以西到朝阳北路），南到通惠河，面积3.99平方公里。CBD管委会提供的规划材料显示，CBD内的建筑规模在1000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写字楼约50%左右，公寓25%左右，其他25%左右为商业、服务、文化及娱乐设施等。如此一来，新建的写字楼与老旧的居民楼混杂，功能多样的综合型建筑较多，都增加了应急的难度。

根据规划，超高层建筑集中于东三环路两侧布置，主体建筑的高度均在100米以上，部分建筑高度在150～300米，主要标志性建筑沿东三环路两侧成序列展开。位于国贸桥“金十字”东北角面积约30公顷的地区将作为CBD的核心区，规划总建筑面积143.5万平方米，是超高层建筑最密集的区域，主体建筑将突破300米。

起火的央视北配楼就位于核心区的北沿，几乎被周围的十几座摩天大厦所包围。距离最近的当属北侧100米左右的呼家楼新苑三号楼，居民被紧急疏散。据现场目击者介绍，许多居民家的阳台上被崩落的火花引燃，停在居民楼与北配楼中间的消防车一面为大楼的北立面降温，一旦发现阳台起火，就把喷水龙头摇到南面去灭火。此外，南侧200米左右的央视主楼成为当晚的重点保护对象。再往北过朝阳路就是北京国际中心；往西与京广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北京财富中心、富尔大厦等隔街相望；往东不远就是呼家楼新苑1号与新街大院的高层居民楼。

处在“密林”中的高楼起火，除自身救援外，当务之急就是切断火势向其他大楼的蔓延。大火当晚，每秒不过0.9米的微风算得上“不幸中的万幸”。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张辉教授曾在纽约生活20余年，据他向本刊记者介绍，高楼着火后，自身的燃烧就会影响到周围的空气流，使得局部区域的风力变强，此外，密集分布的高楼也会影响区域的风速与风向。为此，国外常常针对CBD区域进行风洞模拟试验，以此测算更为准确的风力与风向。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的孙占辉博士曾负责CBD的应急系统研究，这个始自2006年的项目，旨在帮助CBD建立自己的应急监控管理系统，接入监控信息，监测危险源，建立典型灾害的预测预警模型。据孙占辉向本刊记者介绍，高层建筑的设计中会有详尽的疏散模拟，根据高峰值的估算人数，假定灾难的类型与规模，设计安全区域与疏散通道，甚至细致到楼梯口宽度都会有规定。而区域性的疏散模型在规划时就要考虑在内，包括预留安全空间、开辟安全通道以及建设安全设施，诸如用于引导疏散的标示和广播等等。

但对于寸土寸金的CBD来说，建设大面积的公园并不现实，用于疏散人群的安全空间更多由道路系统和绿化带来充当，它们与高楼内的避难层及地下空间，共同构成了人群在疏散过程中的安全保障。根据CBD管委会提供的数据，区内公共绿化用地面积共33.39公顷，占总面积的11%，将在“金十字”的4个方向各建一个主题公园，这也是未来CBD内最大的4块绿地。

此外，规划中道路用地约为155公顷，占总面积的39%。它们既是人群疏散的安全通道，也是救援力量及时到达的保障。央视北配楼起火之后，工地面向东三环主路的门口由于有施工材料的阻挡，使得当晚的救援车辆大多只能从朝阳路进入，或聚集在三环辅路。当晚，交管部门启动一级应急疏导方案，不得不从东四环外就开始实施远端分流，面对不断积聚的围观人群，警戒线甚至一度向北推移到朝阳剧场，导致京广桥东西向交通基本中断。

地下空间不仅可以作为临时避难场所，还是减轻地面交通压力的有效途径。CBD的地下四通八达，规划要求地下建筑，尤其是核心区的地下一层要相互连通，并要求将地下车库尽可能连通。未来，沿着东三环路的商业设施均被安排在地下，国贸、嘉里中心、财富中心、京广中心的地下也将打通。CBD管委会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京广桥路面塌陷事件，更进一步推动了各单体建筑地下空间的连通。

CBD规划建设总顾问、原北京城市设计规划研究院院长柯焕章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划要求，写字楼的人均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按照500万平方米写字楼的总面积推算，高峰时就有25万人在CBD办公，再加上其他流动人口，则不下三四十万人。“单纯从面积上来说，CBD的公共空间能够满足高峰值人口的应急疏散。”

“应急管理系统相当于为应急管理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孙占辉介绍说。CBD管委会建立了自己的应急信息监测中心，但要针对每一个高层建筑做好应对各种灾害的应急预案，也并非一日之功。它既需要对各种信息的充分掌握，也需要精确的模拟试验。“不过，再好的预案也要通过实际演练才能有效果，国内外的相关试验表明，演练前后的差距非常之大。”

属地管理的困境

不管是风险信息的收集还是实际演练的开展，所牵扯的方方面面已远超科学研究的范畴。“我们国家的应急理论和装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并不落后，甚至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但实施起来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这多半是在现实中开展工作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危机管理研究者如此对本刊记者评说，“影响应急救援的不仅仅是危机发生后的那几个小时，更在于危机发生前的日常管理。”

在曾参与国务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编审的顾林生所长看来，这次大火，是属地管理问题在2003年“非典”之后的再一次凸现。其实为了迎接奥运会，早在2007年，北京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为期近一年的风险评估工作。顾林生作为朝阳区奥运期间突发公共事件风险评估的技术总负责人，全程参与了朝阳区内的各种危险源排查与评估。“细致到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居民楼，甚至连郊区农村哪里有一口水井、谁家有一条疯狗都要调查清楚。”顾林生所长告诉本刊记者。最终形成的“风险评估与对策报告”厚达100多页，针对奥运会期间可能发生的四大类41件公共事件危险源逐一做了分析。

此外，该研究还对亚奥板块、使馆区、CBD、商场和购物区、游乐区等5个重点地区进行了重点调查与分析。在CBD的突发公共事件中，风险级别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高层建筑火灾。“国贸、京广中心等超高层建筑物使用时间已经很长，电路设备老化，内部结构复杂，应加强巡查，做好应急准备。”顾林生对本刊记者说，“但调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有很多未能涵盖的地方。”

这就好比一张看似天衣无缝的安全大网，实际上却布满了一个个窟窿。“虽然说是属地管理优先，但是在实际消防安全检查中，对一些级别比自己高的大单位，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只能在院墙外转转看看。”说起当时调研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顾林生很感慨。让顾林生印象深刻的是，朝阳区的市政管理单位连区内的市政管网都不了解，只因为其归市一级市政单位管辖。

属地管理原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做法。曾在日本名古屋工作多年的顾林生记得，当时他供职的联合国某机构，每次有基层社区的消防员来例行检查，照样也得服从和配合。说起这些，他不免困惑，“为什么我们级别低的单位如果去检查级别高的单位，就这么难呢？”“非典”之后，“属地管理优先”的原则虽然得以推行，但对于习惯了以行政级别论高低的现实环境，基层单位的日常管理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管理权限的不统一也广泛存在。据一位知情的研究者向本刊记者透露，一般规模较大的写字楼都有自己的消防中控室，监视本单位的消防状况；而对于防火重点单位，日常管理权限并不在基层的消防站，而是由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的有关处室直接管辖。“区域内的消防站只管事后灭火，而不管事前防火，权责不统一，势必会形成一定的管理真空。”

做好应急管理的前提是掌握区域内的详尽信息，包括建筑、人口、道路、资源等等，这又为CBD的应急带来了新问题。在我国，CBD往往是由多个行政区拼接而成，管委会并不具备一级政府的所有权限。“如果你问管委会，某一栋楼的详细数据它不一定有；但如果你问街道办，它也只能说出辖区内的情况。如此一来，CBD的区域性应急就要面临方方面面的协调。”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对本刊记者分析。

应急资源的差距

除去管理上的复杂情势，应急资源上的差距同样不容小视。“虽然奥运会前，我们引进了很多世界先进的应急设备，但无论在城市规划还是在人力物力方面，我们的应急资源仍与现实的城市发展有很大差距。”上述研究者告诉本刊记者。

以消防资源为例，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权威资料显示，朝阳区辖区面积470.8平方公里，人口300万，除去机场之外的455平方公里辖区内仅有14个消防站，平均每个消防站的责任区面积超过33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定的责任区面积不大于7平方公里的要求。按人口与消防站的比例，朝阳区平均21.3万人拥有一个消防站，远远落后于芝加哥7万、伦敦6万、东京5万人的水平。

按照规定，消防队在接警5～7分钟之内必须赶至现场，但在朝阳区，消防站到达管界边界的最远距离为26.8公里，无论如何也无法在7分钟内抵达。消防通道未设或者被占用、消防车辆与水源严重不足的情况，更是严重削弱了应急力量。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朝阳区至少要再增建65个消防站，考虑到水源、交通、人口、近郊区规划等实际情况，即便是最保守估算，全区所需的消防站也应高达49个，需在现有基础上增建35个。这样，平均每个消防站的责任区达到9.3平方公里，服务人数6万人，方能基本覆盖全区的规划建设用地、89%的重点单位以及92%的危险单位。

CBD地区集中的高楼大厦与密集人流，对消防力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位于朝阳路的红庙消防中队是距离起火大楼最近的消防中队，作为最早到达现场的消防力量，成为此次灭火行动中的主战中队。虽然红庙中队的装备在全市范围内算得上先进，但其责任区几乎涵盖了CBD的大部分区域。在一份研究资料的图示上本刊记者看到，如果按照自身力量与区域面积、人口计算，红庙中队所能覆盖的领域尚不及现实责任区的1/3。更何况红庙消防中队除了担任责任区内灭火任务之外，还担负着多个区域的拆抢、反恐等其他任务。

回顾美国，“9·11”事件后，纽约市设立了专门的应急管理办公室（简称OEM），首要任务就是把纽约市每个角落的详细信息摸清，并建立强大的应急信息库，一旦某地发生突发事件，那里住着什么人、周围有哪几条路、有哪些可用的应急资源马上一清二楚。“再健全的应急管理，也要靠日常的精细管理和民众的自救知识才能发挥作用。”顾林生所长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已经变成了现代化都市，在这方面的确要向发达国家学习，纽约的‘Ready New York’计划，教市民遇到各种灾难事件时的应对措施；而日本人到新写字楼里上班的第一天，就要先学习应急逃生。”■（文 / 魏一平） cbd之痛应急消防疏散楼梯建筑C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