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村长

( 仅仅十几天，白一彤似乎完成了从大学生到村长的角色转变 )

1月14日，清涧县高杰村村委会选举看上去更像一次盛大的节日。大清早，五六十人组成的秧歌队已经在村口载歌载舞：一位老人举着花伞在前边引路，还用陕北腔高唱着有关穆桂英的民歌，后边跟着披红挂绿的村民，踏着锣鼓点一路到村口。巨大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女大学生白一彤（乐乐）回村竞选村主任”。白一彤的出现使全场气氛达到高潮，从父亲的越野车上一下来，两名礼仪小姐就给她胸前戴上大红花。村民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纷纷上前握手，白一彤报以微笑。从村口一路走到村委会门前，礼仪小姐紧随其后，举着“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牌匾，锣鼓、鞭炮齐鸣，一个陕北村庄的村委会选举就在这个不可思议的画面中开始，两台摄像机紧跟着白一彤记录整个场景。“这些秧歌队都是村民自发安排的。”白一彤的父亲白延林满意地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给侄女白一彤助威，在县城里当老板的二伯也赶到现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他说，“孩子下不来了”。

分化的村庄

清涧县位于陕西榆林市东南，与延安交界。从县城一路向东，沿途都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壑纵横，一座座村镇就散落在山腰中。大约经过一小时的盘山路，才能到达高杰村，无定河从村里穿过，在东边十余公里处汇入黄河，浑浊的河水在起伏的高原中冲刷出一小块谷地，形成了这个清涧县最大的村落。四周是连绵的黄土高原，山坡上种植着大片枣树，“春天枣林就绿了，到秋天漫山遍野的红枣”。在这个“四围三色一溪通”的村庄中，村民散居在错落的黄土岭中，他们可以骄傲的就是几千亩枣林。

高杰村的发展道路是以陕北枣业兴衰为背景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村才开始有人种枣子”。当时枣子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体现，都属国家统一平调，分田到户之后，枣子有了市场。“全村4160亩土地，全是周围的土坡与河滩地。”白福周的窑洞口建在半山，抬眼就是一座高大的土山。他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枣子的人，“从1985年开始，整个清涧县有了自发种枣的农户，这里的黄土不适宜种植小麦，河道太深，取水难。各家的地分散在周围一座座土山上，灌溉几乎不可能”。在种植小麦的年代，每亩地产一二百斤，按照当时的价格只能卖到1毛钱，“种红枣就不一样了，1988年的红枣价格就达到1块钱/斤。红枣需水量不大，亩产可以达到四五百斤，现在黄河岸边上好的枣子已经能卖到10元，比种麦子的效益好多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下，上世纪90年代初，高杰村就出现了种植红枣的热潮，到如今，全村80%以上的耕地已经变成枣林。

( 一旦脱离工作场景，白一彤又恢复了少女的脆弱和调皮 )

分田到户同时也造成生产单位分散。“我们村人均有三到四亩土地，每户都分散在周围的山里。”白福周指着远处露出一角的山峰，“我们家5口人，20亩地就被分成五六块，最远的就在那座山上，每次下地就要走一个多小时。”村落的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村民依然习惯称村为大队，但原先生产队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合作化时代，我们大队有6个生产队，都是根据居住集中的原则统一组织生产”。分田到户后，全村被分解成17个生产小队，“在三提五统和农业税时代，还以小队为单位收钱收粮，到农业税取消，各家的宅基地变动又大，很少有人能分清自己属于哪个生产队了，村民各干各的”。

“单干”带来了村民的分化，最早一批种植枣子的人成为首批富裕的村民，白福周就成为其中一员。他从1985年开始种植枣树，不到两年又进乡镇办的红枣加工厂，在那里学到红枣如何烘干，“能够卖个好价钱”。于是自己回村开了一家红枣加工作坊，当村民大规模种植红枣的时候，他已经收购村民的红枣加工出售了。

( 任命新计生主任时，白一彤给不愿担当职务的村民做工作 )

与白福周家的土窑最格格不入的，是一个崭新的电磁炉。“现在电不值个钱。”他轻描淡写地说，而他也是村里最早用上自来水的。早在20年前，他就自费在自家门前打了一口深井，安装上一台抽水机。如今村里绝大多数村民仍然远远没有这样的实力，只能在山下几个取水点挑水上山。

学校教育的变迁使这种分化变得更加明显，村口一座白色的小楼原是村里的小学，清涧县第二中学则建在村中心，“村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好，老师不好好管，小学在建成四五年之后招生就严重不足，只好并入县二中。二中的高中部也被撤掉，变成九年义务制学校。可是村里人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都尽可能地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榆林上学”。一个村民向记者诉苦，由于户口限制，到县城和榆林读书需要交几千元的借读费，这笔钱已经超过了普通农户一年的收入。

白福周早就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最终几个孩子都成功离开农村在西安等地落户。“孩子上学欠了几万块的饥荒呢。”谈起这些，他的脸上反而是一脸自豪，“好在几个人现在都工作挣钱了。”

全村1200多人，通过上学进入城市的就达到上百人，“还没有一个愿意回到村里”。当问起白福周这样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不去竞选村主任，带领大家致富的时候，他摇摇头，“按照县里的标准，像我们这样1200人以上的大村，村长和书记一年的补助只有1600元，而且村里的事情太复杂，不能干”。随即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言，“是我能力不行，干不了”。

村里，像白福周这样靠红枣加工致富的有五六家，却没有一家愿意参加村主任的选举。村民也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怕这些人上来贪污”。村庄的分化与不信任成了一切矛盾的源起。

“能人治理”的幻灭

从2003年开始，高杰村的选举就不如想象中顺利。白福周也是那次开始进入村民选举委员会任职。“那年完善了选举程序，自由选举候选人，同时取消了流动票箱，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

“第一次选举票数就没有过半。”那次村主任的当选者白根深有些遗憾地告诉本刊记者，“差6票就到半数了，结果有8票作废，到第二次选举才选上我。”按照村民当时的标准，白根深属于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1993年就到省城西安，是村里首批打工者，1998年回到县城，在县城一家大规模的红枣企业担任销售经理。虽然有些波折，但最终仍然当选。

在3年任期中，白根深说他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首先是‘村史工程’，高杰村95%以上的人都是白姓家族的后代，有四五十人在市里、县城当干部”。白根深希望通过修家谱、联谊会等活动整合市、县两级社会资源，虽然家谱最终没有修成，但在“扶贫开发村”的申请中借力不少。在白根深的任期内，他利用扶贫开发村的30万元拨款，为村民修建5个引水点、3条道路和1个村民活动室，这些也成为高杰村近6年来唯一一批建设工程。

“白根深比较能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账目，村民都开始不满，认为他贪污。他的下一任白礼义则没有做任何工作，正好是两个极端。”白福周比较两任村主任的时候有些无奈。在高杰村，村集体每年3万元的承包款成为所有问题的焦点。

“分田到户后，村里自留了120亩林地，还有5块坝子，每块大概30亩左右，每年村里将这些地承包给村民，可以有3万元的集体收入。”白福周说。由于对白根深不公开账目不满，村民在换届选举中选择了白礼义。“白礼义是个老好人，他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在村民对白根深的不满中，白礼义成为新一任村主任，“结果3年来，啥都没干”。甚至白礼义自己也对本刊记者直言不讳，“咱不贪污，也干不了啥”。

两次失败标志着从村内选拔能人的希望完全破灭，白福周第三次进入村民选举委员会时，开始担忧这次的选举。去年9月22日，选举委员会组织了第一次候选人演讲，果然不出所料，“光参加竞选村主任的就有五六个”。“在村民看来，参选的无非是贪图每年3万元的集体财产，要么就是不干事光拿工资。”全村312户，有选举权的选民一共876人，按照“投票人数过半、票数过半”的“双过半”原则进行差额选举，最终产生村主任，结果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只有129票。从9月底开始，到11月20日全县选举验收前一天，3次正式选举仍然无法决定村主任的人选，“甚至副主任、委员都选不出来”。

白福周总结村民的几个期望是，“首先家里要有钱，不是为村主任的工资来混日子，也富裕到不在乎村里这每年3万元的收入，这样就不会贪污。第二，家里要有好的社会背景，能给村里拉来投资。最好年轻、有能力、思路开放”。白一彤，恰好满足这个日益瓦解的村落对“能人”的全部需求。

19岁的村长

“我们就是看你年轻才培养你。”记者走进高杰村村委会，正赶上村民议事会开会，就听到白一彤大声说着。七八名老人围坐在村委的窑洞里，下首是一个中年汉子，白一彤翘着腿坐在中心。其他人手里都夹着烟，要么缄口不言，要么窃窃私语，冷眼看着白一彤严厉地对那个中年人说话。

“我们选你当计生主任，就是看你年轻，有培养的价值，你看他们。”她用手中的笔指了指周围的老人，“培养他们吗？”

“我比较忙，有时不在村里。”那人嗫嚅着，似乎不敢直视白一彤，“再说，我也没有经验”。

“你是新入门，我不也是第一次当村长？谁生下来就会走，安排你工作就是要培养你，没有合适的才把你选上，有合适的谁找你啊。我们不是让你一个人做，你忙可以给你配个副手，协助你。”白一彤的嗓门提高了，大家议论纷纷，“以后找人要找好，别找出来不想干”。

这时有人出来打圆场，“要不给他找个年纪大一点的协助他工作？”那个中年人才怯生生地接茬，“要不还是我干副手吧”。又经过几个老人推荐，才决定其中一位担任计生主任，被训斥的中年人当副主任。最终白一彤拍板的时候还冲他叮嘱几句，“好好跟人家学，积累点经验”。全场这才松了口气，代表上前在决议书上签字、按手印，任命生效。

可出了村委会大门，白一彤又一扫脸上的严厉，跟门口晒太阳的老人热情地打着招呼。一个月前，她对这里还完全陌生，如今已经可以撒娇般地在中年人身上捶几拳，揪揪老人的白胡子，长期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没有让她忘记在村里的辈分，爷爷、叔叔、哥哥称呼得相当娴熟，村里人也直呼她的小名“乐乐”。

仅仅几十天，白一彤似乎完成了从大学生到村长的角色转换。每天清早，她会起床把自己的窑洞打扫干净，把村里的文件、工作记录装进自己的“米奇”挎包里，到村委办公室开会。面对摄像机，白一彤可以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镇定，自然地对着镜头洗脸、边梳头边动情地唱着陕北民歌《赶牲灵》。

一旦脱离工作场景，她又恢复了少女的脆弱和调皮。“我小学时候父亲在县城开诊所，后来得罪人又辗转到绥德、榆林，后来我父亲又搬到西安。开始搬到县城的时候，周围人都欺负我和弟弟，说我们是村里人。”谈起这段时光，她甚至抹起了眼泪。白一彤出生在高杰村，两岁时候就跟着父母搬到县城，七八岁的时候曾跟奶奶回过一次村里。父亲白延林的工作经常变动。“我小时候的性格就像男生，中学时候我还带着男生逃课。”白一彤一脸得意地谈起她有些叛逆的学生时代，眉飞色舞地讲起高三时候从学校后门溜出去上网打游戏。

“我爸在十几年前就有了自己的汽车，那时我们差不多是县城的首富吧。”白一彤于是很早就学会了开车，上高中后，家里甚至给她买了一辆车。“我开车很疯的。”她最喜欢的就是驾车在路上飞奔，“有一次晚上拐弯，就想考验一下我的车技，加速、转弯，结果迎面来一辆大巴车，我一打方向盘，撞了上去，车门都被撞坏了。”上大学后，白一彤每月的生活费甚至达到三四千元，喜欢购物、名牌，略显张扬的性格让她有点不合群。“在大学的时候，有次团委组织的学习报告会，我代表我们团支部发言，总共4个发言代表。前边3个讲得让我犯困，到我的时候，我直接上去说，‘前边三位同学的发言已经代表我的意见，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父亲和村庄

“我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连村主任是什么都不知道。”11月中旬，正在安康学院读大二的白一彤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要我回村竞选村主任，我问，村主任是啥？我爸说，就是村长。当时觉得好玩，就答应了”。一考完试，白一彤就从学校回到村里，“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多年没有变化？”到村民用秧歌队迎接她的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感动了”。如今每当有记者问及她参选的精神动力时，白一彤的口吻已经与父亲白延林如出一辙，“出于对爷爷的敬爱，满足爷爷建设家乡的愿望”。

现在几乎每个村民都对白一彤的家族了如指掌：大伯在公安局工作，二伯是清涧县著名企业恒安集团的老板，这些都被村民认为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只有她父亲白延林在村民的印象中有几分神秘，没人知道他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也从来不跟人提起。村民只是从白延林每次下乡时前呼后拥的情境揣测着他的背景，绿色的越野车、5个8的稀有车牌也让村民浮想联翩。“别人给我打10个电话我有9个不接，都是找我办事的。孩子上学、车被扣，都要找我。”一开口，白延林就显示自己路子很广。

“这次期末考试挂了两科。”刚从网上得知自己上学期成绩的白一彤向父亲抱怨。白延林对此并不理会，他更关注女儿在村里的表现。他津津乐道的是，网络上对自己女儿的正面评价，“中国乡村的奥巴马”、“中国基层民主第一人”，诸如此类的称号都让他喜不自胜。

“乐乐小时候是在车里长大的，我们几乎每年搬家。”仅在清涧县的几年中，白延林一家就搬了5次，“她从小就特别能适应新环境”。或许出于对女儿的了解，白延林在得知村里几次选举不成后，想到让女儿参选。“我年龄大了，户籍也不在村里。她的弟弟又不满18岁，正好让白一彤竞选。”

白延林似乎胸有成竹。11月20日，他给选举委员会主任白福周打电话，表示女儿要参加竞选。11月25日，白福周路过西安，与白一彤接触。“那时我对村里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根据一些陕北的地理知识谈些看法。”这次见面后，白延林又带着女儿回到村里。一份彩印的竞选手册在12月1日已经发到村民手中，正式提出打造黄河岸边第一村的口号。

村里也迅速做出回应，12月村里连续召开党支部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讨论是否让白一彤参选。“白一彤开始竞选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村里的老支书白清福说，“我担心还是个娃娃，一张白纸，村子别把人家耽误了。”白延林就带着女儿找到白清福，“他爸爸一直跟我说孩子没问题，我才答应”。取得白清福的首肯后，村民对白一彤的支持已经越来越多。“我们到村里才知道好多人家睡的是冷窑，买不起煤。周围几个煤矿的老板都是我的朋友，我就让他们给我捐一点。”“春节前每户发1000斤煤”就成了白一彤竞选施政纲领中的第一项内容。

“我爸爸是个思维非常发散的人。”白一彤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白延林则利用自己的发散思维总结出80条施政方针供白一彤选择，最终白一彤整理出10条，作为自己的竞选宣言。白延林还请来摄像师对候选人选举和正式选举两次全程录像，作为纪录片保存，正式选举时又请来当地媒体做报道。

“把她推上正轨后我就可以退出来了。”白延林说，“我就当她的后勤保障。”白一彤上任后第一次大型活动——高杰村农民运动会，就向村民展示了她的资源整合能力。“过去正月里村民都在家里打麻将，我就想开一个运动会，让大家出来玩。”从策划到实施只用了11天，共有十几个项目，包括投乒乓球、背媳妇、掰玉米等特色项目。白延林请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制作了会标和工作人员的胸卡，每个项目的第一名奖品是铁锹，二三等奖分别是袜子和毛巾，鼓励奖是挂历。在父亲和二伯的协调下，联通和电信赞助了毛巾和挂历，剩下的奖品则由白一彤的二伯赞助。“有上千人来参加，附近乡镇的都来报名呢。”

高杰村的枣林分布在四周的山中，“北边山上的枣林最多，大概有1000多亩”。村民白治加带着记者去修路的现场，原先山里都是人踏出的小路，每到收枣子的时候就要靠人力抢收，用背篓把红枣运下山，“结果枣子经常烂在山里”。环山路就成为高杰村的主要工程，似乎是白一彤的热情感染了村民，她第一个换上布鞋爬上山。“上学时每个月的零花钱都自己攒着，现在用上了，雇一辆铲车每个月就要花1.5万块钱。”整个正月里，铲车都在高杰村北边的山里将原来的土路铲平、拓宽，几十个村民跟在后边修整路面。

令人惊讶的是，修路过程中所有参与的村民都无偿出工出力，沿路需要砍掉的枣树，村民也不会得到补偿。“只要干部上台能不贪污，把村里搞好就行。”在山的一侧，白一彤为他们描述了另一幅美好的画面，“吸引投资，把旁边的窑洞改造成宾馆，发展村里的旅游业，旁边废弃的小学要改造成敬老院。我们现在已经吸引到100多万元的投资，就等着教育局批准教学楼的改造”。白一彤很少提起的是，这笔投资来自她的堂姑父，她更愿意相信通过公开的招标，可以实现她一个个远景规划，“我希望村民可以扭着秧歌迎接我，也会扭着秧歌把我送走。如果我不当村长，就可以开一家以我名字作为品牌的服装厂，就像香奈儿一样”。■

（文 / 陈超） 父亲少女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