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四老

( 龙泉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徐朝兴 )

徐朝兴

徐朝兴提早半小时赴约，他的人生道路从出身贫寒、聪明的小学徒到劳模、到全国人大代表，是一条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才路。他现在戴瓜皮帽，黑色织锦缎棉袄上搭着红围巾，坐在自家古香古色的两层小楼里泡茶。“你来的时候，茶正好不烫嘴。”环视着满楼青瓷，他为自己一辈子的精准感到骄傲，“我还是每天早上5点半开始工作，到9点，此后一天的时间都要用来交际应酬”。

<p "="">荣誉下的一号人物

“我刚从‘南海一号’的打捞现场回来，他们请我过去，让我看看龙泉瓷，我看了一个盘一个碗，数量上这次的发现是第一位的，此前只有70年代在韩国打捞的古船里大规模发现过。”因为龙泉瓷的文物珍品存世极少，除北京故宫和台北，还有极少量在海外。但徐朝兴只评价“釉色滋润，做工精细”，“我觉得我能做出来”，徐朝兴说，“我们现在的工艺和技术进步太多了”。

几乎所有有关龙泉瓷的荣誉都能在徐朝兴身上找到。不仅是龙泉瓷，徐朝兴是浙江省青瓷协会的会长，国家级大师的称号1996年就拿到了，比其他几位早10年。刚被选为龙泉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才是最令他意得志满的荣誉，“这是唯一的”。

( 徐朝兴在他的工作室里精心修坯 )

徐朝兴从1999年“不拿国家工资”。他的地皮是龙泉市长特批的，厂房、典雅的小楼，是龙泉当地最漂亮的私宅。“我借的银行贷款盖房子，很快就还完了，对我来说，我创作的黄金期是从这里开始。”徐朝兴为龙泉瓷厂得过最多奖状，但这些作品只有龙泉瓷厂的商标，没有他个人的印记。别人介绍他，总要先说，“他是李怀德大师的亲传弟子”。至于徐朝兴本人的家庭，则和龙泉瓷毫无关系。根据龙泉博物馆的资料记载，1957年，苏联专家在游览故宫时非常喜欢陈列的青瓷，要求买一个带走，周恩来找遍北京不得，才知道龙泉瓷失传已经几百年，于是才指示恢复龙泉瓷的生产。

师傅李怀德

( “龙泉四老”中最年轻的大师——张绍斌 )

徐朝兴进厂时候，师徒传帮带，已经代替了血缘在手艺人中的作用。现在徐朝兴对李怀德谈得不多，“我是被厂里安排和他学习的”。《龙泉瓷厂厂志》的作者金登兴曾与李怀德在配方试制小组共事，他说，李怀德很聪明，虽然没念过什么书，但是看图制作瓷器放大的比例很准确。有一次，他们得到一本印有乾隆诗句的画册，李怀德可以照着画册复制出里面的瓷器。他的出身不好，当时厂里同事都不大和他往来，“在技术上，他是一把手，政治上不行”。徐朝兴是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厂里指定李怀德教徐朝兴，这样的收徒方式并没有让李和徐形成亲如父子的关系，两人不亲近，原因没人说得清楚。李怀德把釉料配方记在巴掌大的日历纸上。金登兴很惋惜地说，李怀德死了之后，这些配方就没有了。他的女儿双目失明，徒弟和他又不亲，配方没有传下来。

李怀德只是那个年代被推出的象征性人物，“其实他是私方代表，公私合营时签名字的”。李怀德实际是民国李家的当家，但一开始并没能加入建国后的重造龙泉窑小组。其他几家的老艺人，待遇还不如李怀德，所以都没有正式收徒。这样，徐朝兴就成了50年代重造龙泉窑时唯一掌握手艺的年轻人。1959年在国庆节亮相以后，龙泉瓷入中南海紫光阁，被当做国礼不断向外馈赠，另一方面不断技术改革。

( “生命的胚胎”，张绍斌作 )

徐朝兴的家里还有一个1959年的国庆献礼盘子，确实精美。另一件徐朝兴的成名作，是70年代送给尼克松的“中美友好玲珑灯”，从景德镇的玲珑得到灵感，只要釉，不要胎，是政治规格最高的一件作品。至于其他摆设在中南海或作为国礼的作品，徐朝兴都没有刻意提及。也有人认为，玲珑灯是李怀德的作品，但徐朝兴的东西确实越来越精美。徐朝兴说:“我第一次见师傅，他让我做一把木瓜壶，我说这个线条太难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沉下心来了。’这句话我在带徒弟的时候也说了。我的徒弟周武，现在是中国美院的陶艺系主任，第一次来见我，我让他刻一朵牡丹花。他刻了半小时就拿过来了，第一次喊我师傅，我回头一看，刻的和鸡爪子一样。我说你没有4个小时，不要拿来见我。”

当代龙泉瓷的最高身价

( “鸳鸯戏水”，张绍斌之女作 )

在国营瓷厂时，徐朝兴最多能得点荣誉，但个人并不出名。到现在，他的作品是报价最高的，单件已经达到了100万元。记者要看精品，徐朝兴并没有走向几面墙的博古架，而是转身进了自己的小书房，从一堆木盒子里挪出一个。一个圆圆的粉盒，直径30厘米左右，梅子青刻花，线条简单流畅，看不出神奇。徐朝兴一手托底，一手按盖，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两只手往相反的方向用力，粉盒却纹丝不动。“随便你怎么盖，盖上就扭不动，说明上下完全一致。你知道从1300摄氏度的高温里，得到这样的一致简直就是运气。”

当时带到展览上，徐朝兴给粉盒准备了布套子，“上下两个合得太完美，稍微有一点磕碰就盖不上了”。很多客户反而因此产生了兴趣，有人说要是倒水而不洒，就真是宝了。结果，随身带的矿泉水倒进去，不论怎么摇晃都没有出来。徐朝兴本来想卖掉这个粉盒，“我从来没听过拿水试的办法，这么一试，我倒不想卖了”。但价格已经出到了100万元，此前徐朝兴最贵的一件作品是70万元。他说:“我现在的车是尼桑。我也很想换辆宝马开开。于是我和他们讲，让我回去再做一个，只要能一样，我就卖掉盒子换宝马。”

( 追求作品无瑕疵的大师——毛正聪 )

结果，徐朝兴再也没能做出一样的盒子。“我是诚心诚意做的。但做瓷这件事很奇怪，和人的心情、想法都有关。我做瓷的时候，绝对不能受任何干扰。昨天有个老同事来家里找我，叫了我两声我都没有回头，当时我正在刻花，一回头我这件东西就全完了。”■

张绍斌

( “千禧”，毛正聪作 )

“龙泉瓷中断过，好就好在这里，景德镇国家投入那么多力量开发，已经没有空间了，但龙泉瓷有得是空间，很多人说南宋时就是顶峰，我觉得不是。釉水总是达不到我的理想，龙泉瓷肯定有咱们都无法想象的东西。”

靠着炉火，张绍斌坐在小竹凳上，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比汤圆略大的小瓷罐，“呵”，长哈一口气，“这就是类玉”。看记者不懂，又凑近用力“呵、呵”几次，粉青瓷罐的表面生出雾一般的效果。“有的釉水，有一层油似的水头，那是玻璃浮光，不是类玉。”张绍斌用朴实的语言形容，“早上的牡丹……带云挂雾的松树……”说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类玉在我脑子里，可惜我从来没有烧出来过”。

( 云龙盘，毛正聪作 )

张绍斌在龙泉市的门面房没有招牌，临街的一面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连通着后面的小作坊也一样。51岁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张绍斌是“龙泉四老”中最年轻的，“我是前年才到这里来的，因为政府给了很便宜的地，以前我一直在山里烧窑”。来龙泉买瓷的散客少，大都是广东、海外的商人熟门熟路来订货，张绍斌的名片印的还是山上的电话。他懒得改，没心思去打点门面，“来买我东西的人，自然知道这里”。

秘制龙泉瓷的爷爷

( 最擅设计、追求创新的大师——夏侯文 )

龙泉的另3位大师都是瓷厂老师傅，而张绍斌是农民，他一直生活在龙泉的山中，自己琢磨着家传手艺。“我和其他3位大师比不了，我只是国家级的‘陶瓷大师’，他们得到这个称号后又被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级别比我高。”张绍斌的祖父张高礼，是民国时期重现青瓷的创始人之一，“清末民初，很多外国人跑到我们这深山里，龙泉的山上都是古窑。那时大批南宋时期遗留的青瓷被收购运到上海去，大古董贩子等着收”。“当时是李、张、龚3家各自秘密钻研，互相竞争，才重新又造出了龙泉瓷。此前龙泉的孙坊还有一个窑口，烧大香炉，是粗制滥造的青瓷，算是龙泉瓷的一点血脉。”当时的李、张、龚3家都仿造南宋青瓷，彼此配方保密，而且只在自家院中烧制，被当做古董卖，“几可乱真”。

“‘文革’初红卫兵来我们家抄家，在菜园里几锄头就刨出一个梅子青的牡丹瓶。”张绍斌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挖出的一件“龟身龙头的鼋”。“我叔公说，那是送给蒋介石寿辰的贡品，一对给蒋，自家留了一个。”民国龙泉的地方官陈佐汉，曾拿回蒋介石回赠的“艺精陶仿”的亲笔字幅，这也是史料中对于民国时期龙泉青瓷的最高褒奖。“他给我们家复刻了一幅，亲笔的自己收着了。”陈佐汉当时曾设想过“复兴文化艺术”，希望上层拨款，把龙泉瓷不仅当做邦交礼品，更能重新发展实业。虽然梦想破灭，但陈佐汉一直将字幅悬挂在寓所中。

“解放初，我爷爷、陈佐汉还有李家和龚家的长房，都被镇压了。”张绍斌说，“民国时期只有我们家的窑不断地烧，龙泉造瓷的人多，但大都是粗白瓷的蓝边大碗，我们家，也是把青瓷搁在火焰最好的中段，上下都是白瓷，一个窑烧。当时青瓷市场小，我们这里又只通水路，抗战一来，谁还带着瓷器跑？”卖不出去，也舍不得毁掉，张高礼挑出了300件精品，全都埋在菜园地下，“除了第一个牡丹瓶，后面红卫兵挖出来的就很完好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青瓷，温润如玉”。

“我家最重釉色。好的釉水，小东西特别容易体现，所以南宋的青瓷就是这样，没什么纹饰。”这批菜园的瓷器没收后，80年代初被同乡贩卖，“最便宜的小玩意儿也要300多块钱”。1957年周恩来指示恢复龙泉瓷的生产，龙泉找来当地最有名的张、李、龚3家，成立仿古小组。“因为各家的当家长房都没了，我叔公张高岳去了。”19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龙泉瓷厂生产的青瓷餐具和摆设，以中国美院邓白的设计为准，使龙泉瓷重新名声大噪。但张绍斌说，“不过，这和我们家的手艺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民间传递渠道

父亲“文革”初去劳改，母亲带着张绍斌和姐姐生活。“母亲在生产队里的窑口帮着干活，怕我跑出去淹死，就给我一团瓷泥。我4岁就在一边捏牛，还捏得蛮像的，牛角上的花纹都有。”对于张绍斌来说，“看见山就开始找紫金土，就知道哪种土烧出来是什么颜色。”张家祖祖辈辈都在山上，作为龙泉当地烧得最好的青瓷世家总算传了下来。张高礼在的时候，用的是满山的“龙窑”。“窑头低，从窑头开始，一间一间烧上去，沿着山，好像一条龙。”李家的窑早已无存，龚家后人只能向退休后的张高岳学技，民国的陶瓷世家，显然仅存张绍斌一家，“我在龙泉市烧，我父亲70多岁了，现在还在山上烧我们家的老窑呢”。

张绍斌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农民，种地出身，“我30岁时候还不曾指望，这辈子还能烧上青瓷”。叔公张高岳在“文革”中被返乡改造，张高岳的手艺当时是龙泉最好的，回到山里的生产队负责烧窑。“不是烧青瓷，生产队就烧粗瓷蓝边碗。”张绍斌说，“我们家是轮不到烧瓷的，我们只能种地，风吹日晒。”李家当时只有一个失明的女儿，张高岳有子嗣，龚家也无传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了政策，我叔公被中国美院请去帮教授们烧瓷。”80年代初，张高岳退休后，才开始教徒弟，“我的堂弟，还有龚家的孩子，都来和叔公学，他们才十六七岁。我已经快30岁了，结婚要养家，白天种地，只有晚上来，做瓷器的机器就那么一台”。张绍斌于是决定自己琢磨。

“叔公和我做青瓷，当时都是偷偷摸摸，我们哪里敢让别人知道？这是山里，我们那时只会做仿古瓷，所以博物馆经常带着派出所来罚款，大概是因为凡是古代的就归博物馆管吧。”张绍斌笑着说，“后来来买的都是广东人，他们是拿出去当真古董卖？有可能。以前我爷爷和上海人打交道，现在我们是和广东人打交道。”张绍斌很崇拜爷爷，他虽然跟考察团去过日本、韩国，但自己“不善与人交往，也不爱出门”。他从不参与各种社交活动，更不会拉业务，他说:“客人自己会来买的。”

家传有天然优势，“要釉水好，最重要是配料。青瓷原料都是自己配的，我到现在还是自己在山上找土，我知道哪里是瓷土矿”。张绍斌每次向别人解释青瓷的配方和颜色时，都要眼睛朝上想个老半天，然后真诚地说:“我不知道那个化学元素叫什么。”至于最关键的配方，张绍斌一直在自己琢磨。“我的配方总是在改动，因为我一直没烧出自己心里的那个样子。”烧了20多年，张绍斌说他到现在还是经常试验，“青瓷的一切都是由原料决定，怎么配叔公不告诉我，我老是觉得，如果我爷爷在，我也不会有今天，事情太容易，就达不到精”。失败的试验品砸掉，有用的堆了几千片在房间里，“人有时候是要走一点弯路的”。

一个人的工作室

说这话时张绍斌把小凳子和茶杯都端到了窑炉前面。“釉水750摄氏度还是红的，和钢水一样，过了1200摄氏度就变白了，降到300摄氏度左右就变青了，青瓷的窑炉就是要人自己看着，否则，前功尽弃。”比起父辈的龙窑，液化气窑炉对于张绍斌是“一场革命”。“如果没有窑炉，家里也做不起来，那么龙泉瓷厂也不会被小作坊挤垮了。”张绍斌兴致很高地介绍，“左边是压力表，右边是温度表，中间是个孔，可以看。”

除了一人多高的窑炉和像个玩具似的拉坯的转盘，还有地上散放的工具，这个100平方米左右的作坊非常干净和安静。和别家作坊里堆满了成型的胎，粉末横飞，呛得睁不开眼的场面完全相反。“我不用模具，那些模具做的青瓷，猛一看造型很流畅，但禁不起细看。现在的厂子大都加一些化学颜料，让颜色更好看。但不是本来烧成的颜色不‘吸眼’。”即使是其他3位国家级大师，自家的厂里也大都会用一些模具的产品，“应付客户的订货”。张绍斌一年只做二三十件东西，“我做几百件，但是都砸了”。他的陈列室一层只有空架子，二层只有二十来件展品。“这都是我在山上做的，做出精品来要心诚，我在这里都要过第二个年了，也没做出来好东西。”张绍斌一个劲表示惭愧，“这么少，我都不好意思带人来看。”

“我本来就是在自家的小窑炉里试验出来的，我们家世代做仿古青瓷的，东西要精。”张绍斌手边都是一些特别细巧的小瓶小罐，“好东西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把玩而已。”“这几年龙泉瓷的工艺进步了，不过造型还不行，我看了日本人做的青瓷，造型比我的还好。不过龙泉瓷最关键的还是要类玉，他们的釉水不如我。单单是这釉水，就永远做不到底。■

毛正聪

“先去陈列室参观一下吧。”在没有开始采访之前，毛正聪坚持要先看他的作品。陈列室就在办公室旁边，灯一打开，眼前一片绿。

神秘的釉料

“东山的泥，西山的土。”龙泉青瓷的神奇在于，不同的釉土配比经过烧制形成翠色。“青瓷最大的特点就是温润如玉，越像玉越好，这是追求的目标。”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吴馆长说。

在龙泉青瓷鼎盛的南宋时代，弟窑的粉青和梅子青不但颜色类似青玉，质地也超越了普通青瓷的透明玻璃釉，是乳浊釉质。现在，则是毛正聪的粉青和梅子青最具特色，“看了他的作品，一般的东西都看不上了”。

龙泉青瓷的3位国家级大师背景不同，各有擅长领域，他们的作品一眼就能辨认出。徐朝兴拜民间老艺人李怀德为师，技术很好。夏侯文是科班出身，美术功底好，善设计。业界人士说，从前在厂里是夏侯文设计出图纸，徐朝兴来做。而党委书记出身的毛正聪制作技艺和设计都不是强项，但他是“最聪明的”。他的作品设计都很简单，没有很多的花纹和装饰，景德镇可以在瑕疵上做装饰来掩盖，但毛正聪要做的是没有瑕疵。

青瓷最大的特点是釉色美。1997年，毛正聪从青瓷研究所退休后，开始把精力放在釉料研究上。釉料配方一直是厂里的机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接触到。2007年《龙泉瓷厂厂志》出版，按照国家的保密规定，厂志印了两个版本，带有弟窑釉配方、哥窑铁骨试验配方等内容的版本只有两本，一本作者收藏，另一本送给了龙泉市档案馆。

毛正聪说，釉料就像米汤一样，要用不同的泥土配出来，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经试烧，检验是否达到自己的设想。但如果再问得详细些，这位老人就会狡黠一笑说“讲不清楚”。毛氏釉料的配方只传给儿子、女儿和女婿。毛正聪说，龙泉青瓷有一样的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尖端的。

毛正聪烧制出来的青瓷色泽如玉，粉青绿得秀气，看起来是通透的，但摸上去却发现其实很厚。梅子青则沉稳大气，毛正聪说，“心情烦躁的时候，看到它就平静了”。

陈列室并没有想象中的恒温恒湿、保安等装置，那些毛正聪颇为得意和珍惜的作品就被他自己随意搬来搬去，记者也可以拿起把玩。毛正聪说，你现在看到的瓷器面上的光亮是火光，而古代的青瓷长时间在空气中氧化，火光被去掉了。青瓷的时间越长，才越没有火光，那样的瓷器才好看。

显赫的作品

毛正聪一直强调自己是搞技术出身。他少年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母亲要他回乡务农，他想学一门手艺，当时村里有烧粗瓷的老板，这还不是青瓷，只是瓷制的杯子、碗之类。他就瞒着母亲偷偷在作坊里学，1957年，公私合营，毛正聪随原来的老板进入了龙泉瓷厂成了工人。

60年代，毛正聪到杭州参加群英会，在参观《浙江日报》胶印机的时候得到灵感，想研制一个自动修坯机。毛正聪说，当时都是工农干部，没文化，不同意，只有两个厂长是读过书的，同意他试一试。他利用下班后时间做试验，5年研制出了半自动修坯机。“文革”后，他担任了主管技术的车间主任。

真正开始做青瓷是在1985年，那一年，龙泉瓷厂改为厂长负责制，任厂里党委书记的毛正聪清闲下来。“我本是搞技术的人，就成立了工作室，第一个课题是哥窑系列挂盘。”一开始，各方对他的工作室并不注意，直到一年后的全国陶瓷评比中，他研制的60厘米挂盘获得了金奖，70厘米的牛纹盆被收藏到了故宫博物院。

毛正聪的陈列室里摆放着去向显赫的瓷器。珍珠梅瓶是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重新装修时制作的。毛正聪说，这是他几十年经验积累下来的创新:宋代的造型、通身哥窑开片与珍珠般的粉青相结合。2005年，珍珠梅瓶还作为出访国礼赠送给了德国总理施罗德。

紫光瓶是哥窑开片。“紫光”二字来自于中南海紫光阁。1988年，毛正聪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为中南海紫光阁烧青瓷，作品要放在紫光阁总理接待厅6米长的条案上。毛正聪和同事们研制了一年，最后采用了70厘米高、41厘米直径的紫光瓶。“那时，瓷厂的燃料还是煤，条件很差，装胎的匣钵要2米多高，厂里没有，到景德镇买的。”同一批一共烧了4个紫光瓶，1989年把其中两个送到了紫光阁。毛正聪很自豪地说，这两个瓶子撒切尔夫人和基辛格都很喜欢。

每一个大师都有一个自己无法复制的孤品。毛正聪的孤品是象形开片腾龙盘。它并不在毛正聪的身边。毛正聪作品的图案多为自然窑变结果，而不是人为控制，他认为，自然的东西才有生命力。腾龙盘烧制成时，毛正聪看到盘正中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龙的图案，他非常激动。美中不足的是，龙的上方有一个烧坏的黑点，破坏了整个釉面效果。利用一次去北京的机会，他找到北京的一位工艺美术专家，要了一些低温釉，希望能补上这个瑕疵。

回窑重烧，温度升到1100摄氏度时，电炉丝突然断了，“当时的心情很不好，觉得盘子肯定烧坏了”。毛正聪说他于是一夜守在炉前，等待降温，“早上4点多，温度降到80摄氏度的时候，我拿出来一看，烧成了。那个烧坏的黑点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圆，外面还有一层白色的晕。”毛正聪说他很珍惜这个腾龙盘，他把盘子藏起来，连身边亲人都不知道。

直到1993年，浙江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毛正聪朋友陪同下来挑一件礼物，“这礼物要很特别”。毛正聪开始并没太在意，他让来者自己选择。“挑来挑去没有满意的，我那个朋友比政府的人还着急，他把我拉到一边和我交底说，这件礼物是送给邓小平的”。毛正聪于是想到了自己珍藏的腾龙盘，“这个盘子放在他那里可能要比我这里得到更好的保存”，几经考虑，他推荐了自己的腾龙盘。毛正聪说，任何东西都是要讲缘分。■

夏侯文

夏侯文是3位大师里唯一的科班出身，1963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夏侯文脑子里全是“创新”、“发展”。他说:“仿古那都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创意，说得不好听了就是抄袭，你自己在哪儿呢？”

现代青瓷工艺大师的作品在受人追捧的同时，也有藏家提出了质疑。什么是衡量龙泉青瓷的标准？各方都有不同的说辞。有人追求创新，希望能体现现代的设计理念;也有人追求复古，把接近历史上的龙泉青瓷作为目标。

夏侯文是3位大师里唯一的科班出身，1963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夏侯文脑子里全是“创新”、“发展”。他说:“仿古那都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创意，说得不好听了就是抄袭，你自己在哪儿呢？”夏侯文喜欢在青瓷里加进颜色，比如绿盘子上的红鲤鱼，还有用鹅卵石、铁矿石之类的给盘子上的龙纹上色，哥窑弟窑的工艺揉在一起，在瓶子上烧出五大名窑的特点……夏侯文最喜欢的一个盘子，锃明瓦亮，和其他人追求的类玉完全两样，“我从没烧出过这样的光彩”。

对于龙泉青瓷弟窑代表性的颜色梅子青，他也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是最接近梅子青的，但别人可能说根本不是梅子青。青瓷不是奥运会，真刀真枪地比，审美标准都不一样，只能说个人爱好了。”

在藏家叶英挺眼里，建国后恢复生产的龙泉瓷跟历史上的没法比。他说龙泉瓷的标准是“薄胎厚釉”，真正的青瓷釉厚能达到胎的两倍，只有厚釉才能有类玉的温润感，亮度很温和，绝不是强烈的反光。这个难度非常大，釉水上太多，胎就垮了。现代的龙泉瓷釉水平不断提高，也很讲究创意，但从釉质和瓷质上，比起南宋相差甚远。不管设备条件怎么好，薄胎厚釉，谁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叶英挺并不认可目前龙泉青瓷的工艺，同样都是在龙泉烧瓷，几千年里土质是不是一样却很难说。因失传太久，配方没流传下来，现在的青瓷都是根据民国配方改出来的。“我没办法看这些东西，因为看不上，而且当代艺术品的报价本来就很虚，刚好碰到两个土财主，一人一锤不就上去了？”

（记者/葛维樱 杨璐 摄影/于楚众） 龙泉四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