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沉浮记

一场死亡事件引发的危机

“不管怎样，坐不坐轮椅，穿不穿靴子，中国都在等着我们……”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这样在推特上表达她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在2014年圣诞节不慎扭伤踝关节后，61岁的总统已经推掉了好几项活动。但中国之行物有所值。2月5日，她通过推特宣布，阿根廷与中国签署了价值128亿美元的核电合作协议。

克里斯蒂娜在北京笑逐颜开，但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落地中国前几天，这位叱咤风云的女总统刚被卷入从政生涯以来的最大丑闻和危机之中。

1月19日凌晨，克里斯蒂娜接到安全部长的电话，说阿根廷检察官阿尔贝托·尼斯曼的住所发生了意外，“有鲜血从浴室里流出来，透过门缝能看到一根手指”。“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场午夜玩笑。”总统后来宣称，几个小时后，“他们才确认那是尼斯曼的尸体”。

52岁的阿尔贝托·尼斯曼正在激起一场轩然大波。1月14日，他向法院申请审问总统克里斯蒂娜和外交部长齐默尔曼，称他们是“为伊朗逃脱1994年爆炸案罪名掩盖真相，阻碍司法公正”的“始作俑者”和“共犯”。

199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人文化中心发生爆炸，造成85人死亡、200人受伤，是阿根廷迄今为止最大的恐怖袭击。检察官尼斯曼将伊朗驻阿根廷前文化专员穆赫辛·拉巴尼列为主要嫌疑对象。2013年，阿根廷与伊朗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了联合委员会对爆炸进行调查。根据尼斯曼向法庭展示的长达300页的报告：这是一项“以油换粮”的交易。克里斯蒂娜于2013年通过非外交途径同伊朗进行了秘密谈判，掩盖伊朗官员涉及爆炸案的证据。伊朗则同意设立一个调查爆炸事件的真相委员会，作为对阿根廷停止司法调查和取消国际刑警组织授权的“报答”。

尼斯曼此前表示，他的控告基于对总统克里斯蒂娜的电话监听记录，并称其为“不可反驳的证据”。根据计划，1月19日，尼斯曼将要在国会就此案件作证。而就在这一天到来前的几个小时，他死于头部中弹。根据尼斯曼身边人员的说法，他曾经告诉助手，自己和妻子受到阿根廷间谍部门的死亡威胁。就在死前的几个小时，他还在试图说服国会，希望听证会不向公众开放：“我可能因此丧命。”

不出所料，尼斯曼的死令克里斯蒂娜在第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顺理成章，反对派不遗余力地将她指控为“凶手”。

案件扑朔迷离。尼斯曼的尸体是在浴室中被发现的，旁边有一把手枪以及一个弹壳。浴室的门从里面被锁上，并没有人员出入的迹象。通向尼斯曼公寓的两扇主要大门也都是锁闭的。他死亡前，公寓外面已经有数位保镖看护。有一条隐蔽的小通道连接公寓内的空调机组，通道里面发现了一个鞋印和一点污渍，此外别无他物，并不能证明什么。这起事件的首席调查员费恩20日表示，对尸体进行的弹药残留物试验呈阴性——通常这意味着子弹不是近距离射入的，那么就极可能不是自杀。但费曼的解释仍然模棱两可：“一把0.22口径的手枪通常不会在皮肤上留下足够的颗粒使得测试结果呈阳性。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杀，也不排除尼斯曼是因受到威胁或外部压力而自杀的。”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克里斯蒂娜与尼斯曼之死有关，但不幸的是，总统和她的幕僚们在危机面前似乎乱了阵脚。尼斯曼死亡前，为回应指控，克里斯蒂娜指责他是一名反政府人员的帮凶，但她的证据只是尼斯曼的兄弟在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而该公司和一家惯常批评政府的媒体有些瓜葛，颇有捕风捉影之嫌。

死亡事件发生后，克里斯蒂娜立刻在“脸谱”上发表评论——总统一直习惯使用网络社交平台。她用个性化的口语，仿佛是在和朋友推心置腹。她每天都要更新十多条推特信息，在那儿，她有350多万“粉丝”，是拉美领导人中最多的。但这一次，克里斯蒂娜的发言颇为草率：“自杀首先激起惊愕，而后是疑问。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做出了结自己生命的可怕决定呢？”可4天后，她又180度调转了方向，以确切的口吻称尼斯曼死于他杀，并称其“被人利用来陷害她及现任阿根廷政府”。

政府对危机的处理飘忽不定。最先报道这起死亡事件的记者达米安·帕其特宣称自己和妻子有危困之虞，已经离开阿根廷前往以色列。政府竟将他乘坐的航班信息发布到推特上，同时声称他们正试图保护这名记者。这随即引发了公众更多的质疑：这到底是政府有罪的佐证，还是愚蠢的无心之失？

22日，克里斯蒂娜在“脸书”上说：“我很确信这不是自杀，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利用了他，现在他们需要他死去。”至于“他们”是谁，总统给人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对1994年爆炸案的调查历经20年，贯穿三位总统任上。荒谬的是：最初调查此案的法官、情报官员、检察官、警察和犹太相关组织成员都曾经遭到指控。曾有人指控4名警员经手过后来可能被用于制造爆炸的汽车轮毂。这几名警员直到2004年才被宣布无罪。他们之所以得以沉冤昭雪，是因为一起丑闻被曝光：证人收受了调查法官40万比索的贿赂，而这笔钱竟来自国家情报大臣。

2004年，克里斯蒂娜的丈夫、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总统把这糟糕的调查称作“国家耻辱”，亲自任命尼斯曼领导新调查。尼斯曼在两年后发布了初步调查结果，把伊朗和真主党列为嫌疑对象。后来，尼斯曼认为叙利亚人也参与了这场袭击。2008年，他还曾向联邦法院申请逮捕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及其弟弟，因为他们阻碍了对相关问题的调查。梅内姆出生于叙利亚移民家庭，爆炸案发生时他正在任上。他对此全盘否认，称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当时，基什内尔总统正在肃清党内的梅内姆派别。

尼斯曼的指控确实存在诸多疑点：他没有得到当地犹太人社群的支持，并在调查中绕开了原来主持案件的法官。阿根廷最有名望的人权组织主席也指出，在尼斯曼300页的报告中，只有2页的内容涉及起诉总统的法律依据，远不够充分。

更重要的是，尼斯曼的绝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前任情报官员安东尼·斯蒂索。而阿根廷国内广泛存在一种认识：斯蒂索的消息源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因此，关于另一种阴谋论的猜测一直存在：尼斯曼的死有利于斯蒂索对政府的指控。“斯蒂索有两面。”一位阿根廷记者说，“好人斯蒂索的脸长在检察官尼斯曼身上，坏人斯蒂索没有脸，是个阴冷的弄权者，善于操纵恐惧。”2004年，阿根廷司法部长曾在电视节目上公开指控斯蒂索勒索、恐吓政客。去年，克里斯蒂娜革了斯蒂索的职。“尼斯曼事件”发生时，斯蒂索下落不明。

抛开斯蒂索，尼斯曼本人的背景也算不上清白。根据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些外交文件，尼斯曼与美国大使馆来往过密。他不仅去那里讨论自己的工作，透露法官的意见倾向，还向美国大使馆官员展示自己签署的逮捕令，依据他们的评价进行修改。2006年10月，尼斯曼宣布盯上伊朗官员和真主党时，美国大使馆代表表彰了这位检察官的“奉献精神”。这些外交文件还表明，当时美国正在试图对伊朗施加制裁，阿根廷政府也加入了阵营。

2004年，基什内尔总统任命尼斯曼时，绝没有想到，这会给日后接过权杖的妻子制造如此之大的麻烦。时局的改变大大超过了这对夫妇的预见。“对伊朗的指控一直是有疑虑的。从某种意义上，基什内尔政府知道这些指控是我们与美国密切关系的附带品。”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拉美部门主管丹尼尔·科尔内说，“而如今，阿根廷与美国和欧洲大大地疏远了。”阿根廷不再对陷入经济问题的美国和欧洲有所期待；而美国法院在阿根廷国家债务问题上的咄咄逼人更是屡次让克里斯蒂娜如坐针毡。

1月26日，克里斯蒂娜为应对危机使出重拳，宣布解散阿根廷情报部门。她在电视讲话里说：情报部门一直延续军政府期间的结构，不适应阿根廷现有的民主模式。新联邦情报局领导人将由她提名，并经参议院投票后正式任命。路透社的消息称，政府认为事件牵扯到情报机构的权力斗争。

无论指控是否属实，在就职7个年头后，克里斯蒂娜的执政变得愈发艰难。去年，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干官员因腐败案受到指控，国家陷入恶性通胀以及债务违约。克里斯蒂娜本人的豪华酒店也正在接受洗钱和逃税调查。今年10月，阿根廷将举行总统大选。连任两届的克里斯蒂娜将卸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治分析师菲利普·诺格拉说：“总统任期内剩余时间，恐怕要被法庭辩护所占据了。”

铁娘子

克里斯蒂娜曾经有一个完美的开局。2007年7月，基什内尔总统把各路记者请进总统府“玫瑰宫”，宣布身边光彩照人的妻子是正义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那时，基什内尔姓氏的声誉正处于顶点：2001年，阿根廷爆发危机，金融体系崩溃，社会动荡，一度在两周之内走马灯似的换了5任总统。2003年，以清新务实形象受到选民青睐的基什内尔上台。在全球大宗产品价格暴涨、阿根廷农业出口一路飘红的大背景下，他抛弃过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采取重组债务、加大公共投资、发放贫困补贴等一系列措施。从2004年开始，阿根廷每年GDP的增幅都超过8%。

在这样的声势下，中左联盟牢牢控制着参众两院，整个竞选期间，克里斯蒂娜不接受任何采访，不参与任何辩论，甚至不用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政策主张。

接受一位女总统，对阿根廷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上世纪90年代，巴里奥斯·查莫罗和米雷娅·莫斯科索就分别成为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总统。先于克里斯蒂娜一年，54岁的单身母亲米歇尔·巴切莱特掌管了智利。

在拉美家庭中，母亲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庭责任，深受尊重和爱戴，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较为活跃。有机构计算，过去20年，有7000万妇女加入拉丁美洲劳动力大军，拉美贫困率因此下降30%。在拉美大部分国家，大学毕业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1991年，阿根廷即出台法律，要求全部议员候选人中的女性比例不得低于33%。此后，拉美有14个国家通过类似法律。如今，拉美约1/4的地方议会成员是女性，美国只有16%。根据“美洲对话”的一份研究报告，拉丁美洲女性议员在国会下议院所占比例为24%，仅次于北欧。

女性权力与拉美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智利的巴切莱特、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巴西的罗塞夫——三位女性一度同时执掌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她们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都富有决断力，都是中左翼联盟的领袖，都以减少贫困、不平等和不公正为执政主题，都得到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一切都与拉美文化中强有力的母亲形象遥相呼应。

与同侪们相比，克里斯蒂娜的“履历”没有那么多功勋章。出身中上等阶层的罗塞夫曾是扛枪的女游击队员，是抗击军事独裁运动的关键人物，入狱三年，备受折磨。在皮诺切特执政早期，巴切莱特的父亲被指控叛国罪而被折磨致死，她和母亲历经囚禁和流亡。

而克里斯蒂娜的早年生活可谓顺风顺水。1953年，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个普通家庭。母亲奥菲莉娅·艾斯塞尔·维尔赫尔姆是庇隆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并因政见不合最终和丈夫爱德华多·费尔南德斯离异。受母亲影响，克里斯蒂娜对政治萌生兴趣。20世纪70年代，她考入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后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她加入了庇隆主义党，也就是后来的正义党。也正因为相似的政见，1974年，她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全国大学生革命联合会成员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一见如故，相恋6个月就闪电结婚。

年轻的基什内尔夫妇对政治的介入并不很深。1976年军事政变后，基什内尔夫妇的许多左翼同学和朋友都神秘失踪。但夫妻两人得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拉普拉塔市逃回基什内尔的故乡、阿根廷最南端的圣克鲁斯省，开办了一家经济律师事务所，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安稳生活。克里斯蒂娜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把当时的“全身而退”称作“内部流亡”。“一次，我的办公室里发现一枚炸弹，但是没有爆炸。另一次，办公室还被人放了火。”她也承认，“我从没受过折磨。我们是幸运的。”

克里斯蒂娜总统的诞生，是拉美女性执政者出身的另一种模式：她们有强力家族的支持。克里斯蒂娜的守护神是丈夫基什内尔，但这并不说明她是只花瓶。了解这对夫妇的人，将他们比作阿根廷的克林顿和希拉里。

克里斯蒂娜的政治生涯几乎是与丈夫同时起步的。1989年，她竞选出任省议员，先丈夫一步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1995年，她角逐国会参议员获胜，两年后又成为国会众议员。陪同基什内尔竞选时，她常常忍不住替丈夫回答记者提问。后来，为消除喧宾夺主的负面影响，她才在形象顾问的建议下，尽量避免与丈夫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并在媒体上刊发与儿女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居照片。

即便如此，克里斯蒂娜从未想过躲进幕后。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她没有站到丈夫身边，而是以参议员的身份，坐在听众席第一排的正中间。她拒绝人们叫她“第一夫人”，强调自己是“第一公民”，干脆把参议员办公室搬进了“玫瑰宫”。在执政的头三年里，基什内尔共发布了多达201项总统政令。克里斯蒂娜在议会里为丈夫鞍前马后，她领导的参议院宪法委员会甚至还通过议案，允许基什内尔总统自由修改联邦预算而无需国会的批准。

作为政治家，克里斯蒂娜比丈夫的个性更为鲜明。她继承了母亲的刚强性格和她对足球与击剑的狂热。正如这两项运动所需要的，她从不惧怕对抗，对抗就是她的生存方式。

早在圣克鲁斯省，她打击反对派时的凌厉攻势就让她落下了“女巫”之名。她脾气火暴，爱在生气时大力地摔门，据说曾有人被她吓倒在沙发上。她习惯与丈夫坐在床上吃早餐、看报纸，往往一边喝茶和吃水果，一边为一则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当她拿起电话，指责媒体报道失真，或者当面驱逐不喜欢的记者时，绝不留丝毫情面。

作为领袖，克里斯蒂娜崇尚权威和忠诚，这也是阿根廷威权政治文化的传统。她几乎从不和记者说话。她曾对一位美国乔治敦大学学生解释：“统治者不是用来回答问题的。”多年以前，基什内尔还在担任总统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官邸举办晚宴，席间，总统和一位高级部长发生了争吵，部长极为冒犯地起身离席。在到达官邸大门时，他被卫兵拦住了：“这是总统的命令。”这位部长犹豫了一阵，不情愿地回到宴会厅。就在他要坐下时，“第一公民”冷冰冰地拦住了他：“谁一旦离开了我的餐桌，就休想再重新落座。”

克里斯蒂娜似乎总想、也总能在一切场面中握有主动。阿根廷《国家报》的政治专栏作家约奎恩·莫拉雷斯·索拉还记得，他曾经有一次难得的机会采访总统，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对话里，他仅有机会抛出两个问题。

“克里斯蒂娜的律师技能让她成了非常有效率的政客。”胜利联盟的一位高级成员说到总统的表现，“她的口才无人能够匹敌，发表演说时从来不用字条提示。她在议院里如入无人之境，就好像在自家院子里似的。在交互询问的短兵相接中，她能轻而易举地让对手蒙羞。”人人都知道总统的职业准则。她总是在三更半夜拨打各位州长的手机，盘问他们一份报告中的细枝末节。

克里斯蒂娜从不将性别视作自己驰骋政治疆场的障碍。与那些剪短发、穿着男性化的女总统们相比，她从不放过占据时尚头条的机会。

她留柔亮的棕色长卷发，据说每三个月要花上1250美元请名师打理一次。她喜欢以珠光宝气的宽大腰带勒出娇俏腰身，爱用浓重的眼影凸显炯炯目光。她不怕人们知道自己用肉毒杆菌进行面部除皱，因此被讽刺为“肉毒杆菌女王”。她不着浓妆，绝不露面。丈夫基什内尔曾感慨妻子装扮自己“像装饰一个门面一样”。

传说，她佩戴的首饰，每一件价值等同一辆最新款的四驱越野车；她从来没有重复穿过同一身服装；她痴迷手提包和高跟鞋，鞋子多到可以全年每日一换不重样。她曾在两天时间换五套不同的行头。2008年，克里斯蒂娜花费120万阿根廷比索置装，购买的都是全球顶尖品牌。这些都存在95平方米的衣帽间里。“为什么就没有人问那些男性领导人有多少件西装，多少条领带呢？”在被问及“究竟有多少双鞋子”时，克里斯蒂娜反唇相讥。接受名模纳奥米·坎贝尔的采访时，她宣布：富有女人味和当总统可并行不悖。

一位好友对克里斯蒂娜的“铁娘子”形象有这样的定义：“典型的阿根廷特征。”

当总统克里斯蒂娜穿着连衣裙站在“玫瑰宫”阳台上发表演说时，有多少人会想起庇隆夫人埃维塔，心生回归“那个时代”的期望？对千千万万阿根廷人来说，“那个时代”充满了一位女性领袖对社会中下层的关怀、对贫困和疾病的重视、对穷人和儿童的热爱。1946年，庇隆当选总统。“第一夫人”埃维塔成立“穷人救助中心”。她虽然没有担任任何政府公职，但她领导的基金会承担了全国大部分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工作。和克里斯蒂娜一样，埃维塔也非常擅长展现独特的个人魅力，拉近与民众的关系。庇隆夫妇的领袖气质和风范至今仍在影响阿根廷人的政治追求和审美。

刻薄的政治评论家把阿根廷人的这种心态总结为“迷尸癖”。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桥段是：2006年，政府重新安葬庇隆的遗体。灵柩运输途中，沿途都是高呼“庇隆万岁”、抛掷鲜花的人群。但遗体入葬时，陵墓外，“正义党”下属的各个工会竟然打斗起来。只听一个男子在喇叭里反复喊道：“快别打了，咱们都是庇隆主义者！”殴斗起因是帮助组织迁葬工作的工会拒绝党内对立派别进入观礼。

“二战”结束后，庇隆以左翼政策，在正义党的旗帜下塑造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执政基础。但过去的20多年，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正义党内部就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90年代，梅内姆总统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私有化改革，开放金融体系。和拉美的普遍经验一样，这一实践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以基什内尔夫妇为代表的派别正是打着重回庇隆主义的旗号再次上台的。庇隆提出的三项基本纲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再次击中了阿根廷民众的心。

克里斯蒂娜很懂得利用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之情。当年她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竞选国会参议员时，身后总是摆放着庇隆夫人的巨幅照片。据她说，从小，庇隆夫人的自传就是她的枕边书。在集会和竞选过程当中，她总是谈论她和正义党与庇隆主义的历史渊源，把自己标榜为庇隆主义的继承者。

总统确实刺激了就业，将更多的钱放进了人们的口袋里。她开启了援助500万贫困未成年人的项目，为失业家庭的孩子和非正式工人提供补贴。她的政府为儿童接种疫苗买单，确保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她通过总统令，划拨30亿美元给弱势母亲，从她们怀孕起就提供援助。这些措施确实卓有成效。在她的第一任期里，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就从6.9%迅速降至2.8%。2010年，她还成功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使阿根廷成为南美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当英国决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举行主权公投时，克里斯蒂娜毫不让步。她斥责英国是“正在衰败的赤裸的殖民势力”。她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写公开信，在《卫报》上用整版发表。2012年6月的G20峰会上，她也不在乎让两国领导人的对抗公开化。当卡梅伦找到克里斯蒂娜表达立场时，她回敬以厚厚一大包联合国关于马岛问题的决议文件，试图硬塞进对方手里，逼得卡梅伦几乎夺路而逃。

在庇隆主义的庇护下，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曾一度超过70%。西方对克里斯蒂娜大摇其头，拉美左派则对其青睐有加。2008年，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发生了一次冲突，后来查韦斯向默克尔道了歉。他解释说：“我是在克里斯蒂娜面前这么做的，每次我做错了事，她就会揪我的耳朵。”

孤军奋战

2010年10月27日，克里斯蒂娜与基什内尔正在位于南部城市加拉法特的家中等待全国人口普查，丈夫突发心脏病。他去世时，妻子就在身边。尽管基什内尔之前就接受过一些心脏病治疗，但他的死依旧十分突然。外界普遍揣测，当初基什内尔在如日中天时放弃连任，推举妻子成为总统，是为了将来能够实现夫妻二人轮流执政。但他的死终令这一梦想成为泡影。

政治伉俪的爱情总是被赋予权术化的解读。观察家们说，在丈夫的悼念仪式上，克里斯蒂娜始终保持着优雅的微笑接受人们的问候，举止更像一位总统而非妻子。她很快就投入到了第二年的连任竞选的造势中。凡她的会场，到处是基什内尔的照片、称颂怀念他的标语，仿佛处于聚光灯下的是他而不是她。丈夫死后，克里斯蒂娜一直穿着黑衣。人们说她有200件不同款式的黑色衣服。那是形象顾问的建议，这让她看上去是一位哀伤不已却仍为国家奋力工作的寡妇；同时提醒选民，她是基什内尔的遗孀。三年零一个月后，直到2013年11月20日，克里斯蒂娜才停止穿黑色。

但这对夫妻之间的真实感情并不应遭到质疑。去世前，基什内尔一直为妻子遮风挡雨。“看在我的面子上，”他对她的部长和盟友们说，“如果你们有坏消息，带到我这儿来，别告诉她。”在一次极为罕见的采访中，克里斯蒂娜回忆起丈夫：“他有一种保护我的本能……我有时对此感到恼火，我对他说：别把我当小孩子看。”

丈夫去世后，克里斯蒂娜在公开场合屡次表现出情绪波动。据维基解密曝光的文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多次询问克里斯蒂娜的心理健康状况，认为她可能熬不过这一难关。

2011年，克里斯蒂娜携阿根廷人对基什内尔的怀念，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在第一个任期里，她曾要求在官方场合，她的夫姓和母家姓氏必须同时出现，以彰显丈夫是她的首席顾问和战略家。但在第二任期，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叫她克里斯蒂娜。这一次，她只能独当一面了。

总统的不安全感在增强。她只相信屈指可数的几个心腹。一些部长们几乎没有机会和她说上话，只能通过她的秘书为总统工作。观察家们说，她真正的核心圈子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律和技术秘书卡洛斯·扎里尼。这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物，熟悉他的人叫他“中国人”，因为在70年代，他以毛泽东主义倾向闻名。另一个亲信就是儿子马克西莫。基什内尔夫妇分别于1977和1990年生下儿子马克西莫和女儿弗洛伦西亚。马克西莫追随父母进入政界，建立和领导政治青年组织坎波拉。

在过去的2014年，克里斯蒂娜总统和她的国家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7月31日，在5个小时的会议之后，阿根廷与“秃鹫基金”债权人之间的谈判破裂。继2001年后，阿根廷再一次陷入主权债务违约的漩涡中。

2001年危机中，阿根廷发生950亿美元的国债违约。基什内尔夫妇领导的政府分别于2005和2010年推出了两次债务重组，所谓“债务重组”就是在旧债打2.5至3.5折的基础上重新换购新债。两轮重组之后，93%的违约债务被成功置换，但还有7%债务的债权人成为“钉子户”，其中有13亿美元债务的债权人是被称为“秃鹫基金”的机构投资者。这些美国投资人通过收购违约债务，随后通过司法诉讼手段，谋求高额利润的基金。他们始终坚持阿根廷必须全额偿还债务。“钉子户”要求的13亿美元并不算是大数目，但在之前的两次重组合约中，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政府及债权人签署了《未来权益声索条款》。根据这一条款，未来任何优于重组债务的偿还条件都将适用于所有债权人。也就是说，一旦政府向秃鹫基金妥协，阿根廷将面临总额高达1200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负担，这是无法承受的数字。克里斯蒂娜将怒气撒在美国身上。去年，在一次国家会议上，各国领导人正在讨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克里斯蒂娜把手指指向美国官员：“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没人会望向中东，看看北边吧！”

此次违约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阿根廷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阿根廷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货币比索多次大幅度贬值。多份报告显示，阿根廷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30%。去年10月，克里斯蒂娜开除了她在经济事务上一贯依仗的中央银行行长胡安·卡洛斯·法布雷，但并没有挽回多少颓势。过去三个月，在“尼斯曼事件”发生前，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下降了7个百分点，跌破40%。

这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基什内尔时期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攀升和本币贬值的产物。GDP的飞速增长并没有让阿根廷经济改头换面，国家一直严重依赖农牧业出口，工业体系只停留在进口加工装配等较为初级的阶段。

2008年经济危机时，阿根廷并没有受到猛烈冲击，但世界市场的持续低迷让它的慢性病发作起来。一方面出口受到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民众主义政策路线覆水难收，财政政策继续保持宽松。2011年，克里斯蒂娜政府的初级财政支出增长32.1%，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10多个百分点。支出增长主要被用于公共交通和家用电、气消费的补贴。到2012年底，阿根廷公共债务总额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9%，以美元计算的外债为1411.3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6%。

克里斯蒂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2012年，她曾将国民工资和养老金降低13%，限制人们到银行提取现金的数额，增加土地的赋税，但这些措施得罪了选民，四个主要农业团体都威胁停止谷物、奶制品和肉类产品交易。

基什内尔在任时，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修正，开始使用国家行政手段管理经济部门，但克里斯蒂娜的着力比丈夫厉害得多。2013年10月，阿根廷举行议会中期选举，克里斯蒂娜希望正义党能够在议会获得绝对优势，帮助她修改宪法，获得第三次参选总统的机会。为此，选举期间，政府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物价，推出冻结物价计划，要求超市500种生活必需品选前不得涨价且保持货源充足，否则被停业整顿，并要求石油公司在选前不得私自提高燃油价格。

对总统来说，存在一个难以破除的怪圈：她越想填满民众主义政策的窟窿，就越需要直接干预经济，获得更多资源；而她直接干预得越多，资源流失得就更快，窟窿就越难填上。

石油就是一个例子。尼斯曼尽管指控总统，但他死前也承认，克里斯蒂娜是在为解决阿根廷长久以来的能源短缺问题做打算。因为石油问题，克里斯蒂娜几乎和所有发达国家撕破了脸。

起初，政府与国内最大的石油企业YPF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大打嘴仗。政府指责雷普索尔公司在阿根廷投资严重不足，将企业盈利转回西班牙国内，而不是用于在阿根廷的再投资。这使得阿根廷油气产量不断下降，国家每年需要大量进口油气。而公司则强调，正是因为阿根廷政府的强行干预和政策的朝令夕改，令公司不敢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早在2007年，雷普索尔公司就已经意识到政策风险，开始大规模、战略性地逐步减持YPF公司股份。这场嘴仗的结果是2012年4月，克里斯蒂娜向议会提交了《阿根廷石油主权议案》，提出阿根廷境内的石油资源为“国家公共利益”，从雷普索尔公司手上强行收购了YPF公司51%的股份。

西班牙政府威胁要对阿根廷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欧盟贸易委员会发言人称，阿根廷政府此举向投资者释放了一个负面信号，将会伤害阿根廷的投资环境。在20国集团圣彼得堡会议上，轮到克里斯蒂娜发言时，与会代表纷纷拔下了自己的耳机。可她还是坚持“铁娘子”的风范，强硬回话：阿根廷政府不惧怕任何威胁。但这种硬碰硬伤害的还是阿根廷自己。巴西石油公司很快就开始出售其在阿根廷的资产和业务，其石油产量也跌下来。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与YPF石油公司的合作谈判受到影响。为此，克里斯蒂娜又在2013年7月专门颁布《油气开采投资促进法》，为雪佛龙注资YPF铺路。这种决策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显然并不能让国际投资者变得放心。

基什内尔上台后就对进口实行限制。那时，政策的动机是为扶持和保护本国工业。但从2012年开始，进口管制变得极端起来：所有进口贸易都需要提前审批，进口商只有获得政府批准后才可以购买用于进口的美元。2013年1月，阿根廷政府还通过法令，宣布2014年底对100种进口产品征收35%的进口关税。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下设的全球贸易预警处报告，阿根廷目前生效的贸易保护措施达148项，居全球首位。这些都让阿根廷同全球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日趋紧张。

克里斯蒂娜的激进并非出于何种政治理念和主义——在负债累累、投资萎缩、资本外逃的情况下，她只能通过限制进口，小心翼翼地确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2012年，她曾经宣布将自己拥有的美元外汇全部兑换为本币比索，并号召政府高官效仿。但限制进口仅能使阿根廷经济维持消极的顺差和增长，而进口成本增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更加剧了国内的通胀形势。外国企业和国内进口企业都感到经营困难。2013年4月，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宣布退出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阿根廷钾矿项目。巴西和阿根廷关系密切，淡水河谷公司在世界矿业领域影响很大，它已经在项目上有不少先期投入，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外资对阿根廷经济信心下降的标志性事件。

克里斯蒂娜的身体状况也日渐令人担忧。2011年底，她曾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总统面对坏消息表现得十分勇敢，亲自向全国发布了消息。好在手术过后，医生确诊说这是虚惊一场。反对派借机攻击总统，说她是在为整容手术撒谎。于是，克里斯蒂娜穿着连衣裙公开露面，展示脖子上的那个手术伤疤：“我本来想戴一条围巾，这疤痕缺乏美感。但我转念一想，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号角报》明天就会说我根本没做手术。你们都知道我是多么醉心于美，但我说亲爱的，政治优先于美。”

过去几年里，克里斯蒂娜还经常遭受偏头痛的折磨。2013年8月，克里斯蒂娜摔倒造成头部受伤。10月份，她因心律不齐和头痛就医，脑部扫描显示她患有硬脑膜下血肿，不得不入院接受脑部引流手术。在她缺席的那些日子，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社会抗议不断。

今年10月，克里斯蒂娜行将卸任。正义党似乎正在远离总统。一名党员向媒体表示：“我们喜欢甜美的鲜花，不喜欢一个走向政治坟墓的人。”基什内尔家族带来的12年庇隆主义时代将至尾声。西方投资者正在有所期待。用去年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雪佛龙不认为总统大限将至，它会在7月掏出那笔12亿美元的投资吗？” 拉美国家阿根廷比索美国政治克里斯蒂娜阿根廷女总统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