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一个家庭的悲喜剧

当年被抢走的小儿子李勇找回家后，父亲张明发痛苦郁结多年的心情终于得以舒解

“抱人政策”

邹玉花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把二儿子生下来的，熬了10个月，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她甚至有一点窃喜。就在一年多前，怀孕7个月的邹玉花被村里管计生的干部带去医院引产，“那也是个男娃”。这段苦涩的经历让她从怀孕就开始害怕，这孩子究竟能不能平平安安地来到这个世界。终于，在1983年5月的一个晚上，孩子出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头上有双旋儿。

当时全国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四川这样的人口大省，政策执行者们也有压力，口号喊得简单粗暴：“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事实上的做法也是如此，因为超生，有人被没收了承包地，丢了生计的来源，有人被扒了房子，家具被搬走。更有不少妇女像邹玉花这样，在生产之前，就被强制堕胎。

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是村里的干部，他努力捕捉计生干部的态度变化，很乐观地和妻子说：“这一次她们没有再拦着，谁也没有说什么，政策应该是放松了。”过了出生这一关，两口子心放下了一半。此时他们的大儿子已经3岁了，整天乐呵呵地逗着还在襁褓里的弟弟。

而之后的种种状况证明，张明发想得太简单了。孩子还没出月子，村里的大喇叭通知他抱着孩子去一趟乡政府。两个人在家里坐立不安，“肯定是超生的事情”。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孩子哇哇哭着，张明发抱着他，慌里慌张地赶到乡政府。

李勇回家看望父母亲人，母亲邹玉花高兴地做起团圆饭，哥哥也在一旁帮忙

内心里一直期盼的相安无事自此被打破，等着他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简阳全县实行的新政策是“抱人”，超生的孩子要抱走，分配给单身汉或者不能生育的家庭。张家成了老君井乡第一个撞在新规定枪口上的家庭。

身体还很虚弱的邹玉花在家里焦虑不安地等着。而另一边，张明发在乡政府的干部眼里成了一个犯错误的人，村干部的身份被撤销，在大喇叭里做了检讨。而“抱人”的说法乡里紧咬着不放，他请求组织让孩子回家：“刚出生十几天的孩子，万一饿死了怎么办？”

李勇（左二）一家的到来，令父母兄弟脸上时常漾着灿烂笑容

这个理由打动了乡里的干部。这糟糕的一天，老实巴交的张明发接受了所有的指责和批评。“那个年代，一个人去对抗政策，太难了。”惊慌回家的一路上，唯一感到宽慰的是，他把孩子安安全全地从乡政府抱出来了。

邹玉花等到了傍晚才看到丈夫抱着孩子回来，第一次听说“抱人政策”。她本以为孩子生下来了，检讨、没收、罚款这些惩罚措施就足够他们“反省”了，“把孩子抱到别人家？”她慌了神。邻居们最少的都有两个孩子，只有他们赶上了政策最严的时候，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接下来怎么办，谁都没有想出好法子，只好把希望再寄托于“政策放松”。他们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华勇，滑脱过去就勇敢”。邹玉花解释说：“能幸运地抱回家，是逃过了一难，之后要勇敢地生活。”

5个月之后，乡党委书记吴太章把张明发叫去乡政府谈话，就像是没有落地的另外一只靴子，他们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吴太章给他两个选择，“罚款或者抱人”。张明发选了罚款，他觉得，不管罚多少钱，如果这就能把孩子留住的话，也是个划算的选择。乡里的计生干部沙沙地在纸上计算出一个数字，“1601元”，三天之内交清。

拿出所有积蓄，还有1000多元的缺口。两口子虽然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但从来没向别人借过钱，这一次为了留住孩子，想了不少人选，当时乡里的干部月收入也只有30元，大部分人都一穷二白，张明发最终硬着头皮去找了邻村的村长，对方卖了几头猪，给他们凑了600元。没等到规定的三天的时间，他就揣着整整齐齐的1601元钱找到吴太章，把孩子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整整齐齐地写下来，等着办户口。

上了户口的第三天，50多个人突然出现在村里，把张家附近7家人的砖房、土房团团围住，不允许进出。毫不知情的张明发和邹玉花当时已经卸下了心头的包袱，觉得交了钱总可以安下心来抚养两个孩子了，接近6个月大的华勇已经能咿咿呀呀地喊“爸爸”了，“还不会叫妈”，这让张明发格外得意。直到被人敲开了家门，两个人才在惊恐中相信，“抱人”的噩梦根本没有过去。

贾家区（后改为贾家镇）公安局的警察、计生委的干部加上乡里、村里的干部们都来了，其中有不少是张明发以前共事的同事、朋友，一下子都成了来抱走孩子的帮手。唯独没有来的是，让他选择抱人还是罚款的吴太章，之前得到的承诺在这样的阵势下显得很苍白，他想据理力争，“既然让我选择了罚款，就应该按照规矩办事”，但是“人那么多，也不敢抗争”。

邹玉花哭着给她的小儿子华勇喂完了最后一次奶，计生委的干部就把孩子抱走了，夫妻两个人追着队伍跑了一里路，但根本没人搭理他们声嘶力竭的哭喊。那是一个充满绝望的下午，他们成了全乡第一个因为超生被抱走孩子的家庭，悲情地起着警示别人的作用。

不久他们听说乡里有了第二家被抱走孩子的家庭，但是三个月之后就抱了回来，张明发说，那是一个父亲之前在乡里当过干部的家庭，“抱人对他们来说就是走一个过场”。但对于他自己的家庭，那是实打实的灾难。

“找人有罪”

亲戚朋友拥到家里和他们一起哭，可是，哭完了孩子也不可能自己找回家来，等到悲伤的情绪发泄过一轮，两个人又开始想办法。找关系是不可能的，他们心里对管计生的干部有怨气。“况且，就算真是跑去求他们，他们也不见得会帮忙。”当时27岁的邹玉花在家里是拿主意的，她给丈夫的任务是：“找不到孩子就不要回家。”

“孩子一定在简阳县境内。”张明发打听到的消息是，“国家的政策从来没有‘抱人’这一说，这是县里自己的政策，只要找遍简阳所有的乡镇，孩子肯定能找见。”他就带着这个信念出发了。

李勇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孩子，女儿出生后，他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坐车去县里的路上，又有一个新线索：“据说有个男婴被送到平泉了，在一个退休的工人家。”有地点，也有收养者的身份，张明发觉得很兴奋，比起漫无目的地挨家挨户问，一条线索就是一点希望。他坐上去平泉的大巴车时，天上下起阴冷的小雨，他倒是没有觉得冷，满心都是找到了孩子的想象。

背着箩筐哄孩子的妇女成了最好的指引，她们是关注孩子的消息灵通人士，把张明发指到了金鱼乡，信息一步一步清晰起来，这仅仅是出发当天的下午，一个老人很笃定地告诉他：“有这个人，孩子送给了一个姓王的单身汉。”

找到王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张明发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正在猪圈旁边喂猪，背上的箩筐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和他的华勇差不多大，头上裹着纱巾，看不到脸。张明发想看看孩子，又不敢声张，望了一眼箩筐里小小的身躯，心里一疼，眼泪就流出来。

要回孩子又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找孩子本身就是“破坏政策”，他不敢直接问，小心再小心，话一说出口，还是被告到了乡政府。金鱼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找人有罪。”几个干部很警觉，拦着不让他离开，详细问孩子的情况。张明发也谨慎，回答说，自家的女儿被抱走了，出生年月随便说了一个，对方这才松懈下来，放他离开。

“娃娃找到了。”张明发回家兴冲冲地告诉妻子，他很确定，那个被背在箩筐里的孩子就是华勇。邹玉花又高兴又害怕，找到孩子自然是好事，她又担心单身汉根本照顾不了小婴儿，类似“娃娃被养死”的传言传到她耳朵里，她就一阵慌张。

邹玉花让丈夫带她去看看孩子，抱上了大儿子国洪，三个人一起找到了平泉金鱼乡的王家。王家养父的态度并不友善，自然也不同意他们见孩子，直接找了村里治安大队的人把三人带走，一家三口陷入“找人有罪”的困境里，邹玉花和丈夫除了哭哭啼啼也不敢再多声张，还不懂事的国洪倒是念叨着：“把弟弟抢回来。”

之后再去金鱼乡，都得偷偷摸摸的。张明发不太敢和王家有很直接的接触，生怕他又找来治安大队的人来赶人。留在王家的华勇，一直是两口子心里的念想，邹玉花总是担心孩子被饿着、冻着，又不敢再动把孩子要回来的念头。

从1984年开始，一家三口每年都在正月初三这一天去金鱼乡一趟。这一趟“探亲”总是格外矛盾，带上点穿的、吃的，但养父早说了不要，邹玉花还是主张带上，万一态度改变了呢？希望能看一眼孩子，又不敢太接近，怕被轰走，连这一点机会都失去，三个人就远远地朝着王家望一望，和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婆婆问问：“孩子长得好不好？爱不爱生病？”老人同情他们的遭遇，每一次经过王家，都帮他们打探一下孩子的情况。

这样的探望持续到第十年，邹玉花才第一次看到孩子。也是一个正月初三，那一天，顺着邻居婆婆的指引看过去，华勇凑巧就在村里耍。四川的冬天，说不上天寒地冻，但也不暖和，他光着脚板，穿着薄薄一层单裤，一个裤腿还在小腿肚子上，上衣沾着几块污迹。邹玉花心疼得说不出话来，跑上去给他拿钱。华勇长大了，眉眼间和张明发有些像，很害羞地低下头。看到孩子，两口子又没忍住掉了泪，又怕他有想法，不敢久留。

没想到的是，华勇13岁那一年里，王家养父把他送回来了，孩子要上初中了，送到亲生父母身边，条件好一些。当时张明发已经在贾家镇做饲料生意，经济条件好起来，盖了小楼。夫妻两个人都特别高兴，像是做梦一样，盼了十几年的孩子终于回家了。

但把孩子接到身边，邹玉花发现一个让她疑惑的细节，华勇头上只有一个旋儿，按道理应该是双旋儿。难道这么多年，一直弄错了？十几年的期盼、寄托都是错的？那她亲生的小儿子到底在哪儿呢？她不愿意再往后想，觉得眼下能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吃了不少苦的孩子。两口子买了彩电、音箱送到金鱼乡，感激养父对孩子的养育。

养父给孩子起的名字是安平，华勇这个名字就没再用。安平搬到了张家，一直都不怎么爱说话。邹玉花觉得他够听话、够有礼貌，但性格不像她和丈夫那样“有啥说啥”，“很内向”。她努力给他更多的补偿，给零用钱，送他去驾校学个开车的本事，还买了一辆货车给他，面面俱到做到一个母亲能做的所有。

但是怀疑的念头一旦出现，就很难打消。安平16岁办身份证，邹玉花发现生日是1982年12月，跑去问王家养父，对方说是登记时错写成另一个孩子的生日了。她没再问，但是心里总有别别扭扭的感觉。安平当兵复员回来那一年，她提出来，想去医院验血做个检查。

镇上的医院不能做亲子鉴定，只验了血型，医生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差不多是亲生的”，没有更详细的说法。这自然不是确定的证据，安平的身份在全家人心里依然是个说不清楚的谜题。哥哥国洪也觉得，母亲心里一直是有怀疑的，但是已经是一家人了，日子就顺其自然地过着。兄弟两个都长大成人，在家的房子也是一人一层，只等娶妻生子，把日子越过越好。

但谁也没想到，安平22岁那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什么也没有带走，甚至也没有什么说法。邹玉花辗转通过儿媳妇找到他，他不愿意再回家，告诉她一个内心里藏了很多年的心结：“当时那么多二胎的孩子都留在自己家里，为什么我是被抱走的那一个？”

连着几年，邹玉花每年都去找一趟安平，向他解释当时的政策是如何严格，他们做过的努力又多么无力，安平还是拒绝了。

“老娘老汉儿”

在邹玉花已经越来越平静接受现实的时候，一个叫李勇的年轻人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的思路和31年前的张明发很像，“找遍简阳每一个乡镇”。他和安平年龄相仿，在平泉的五星乡长大，与金鱼乡相隔不远。李勇小时候就常听邻居说，这“抱来的”孩子长得真好看。“抱来的”三个字就被他记在心上。

青春期叛逆的年龄，因为调皮犯了错，父亲打了他一顿，但身份的特殊让他们双方都格外敏感。父亲事后想办法向他解释：“不是因为抱养来的孩子就有什么不同，亲生的孩子也是一样的该教训就教训。”可是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李勇心里有这样一个念头，像是一个藏在心里的种子，一直在生根发芽。

他16岁离开四川到黑龙江闯荡，一直忙忙碌碌地拼事业，直到结婚之后，为人父母，才觉得，再不去找亲生父母可能就晚了。李勇无数次猜测过亲生父母是在什么情境下丢了他，在他想象的故事里，“他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是想生个儿子才生了二胎，却被计生办抱走了，估计现在姐姐嫁人了，正是空巢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这种可能性让他觉得寻亲一事格外迫切。

最初的信息是稀缺的，他以为自己的情况是极少数，打听到一个丢孩子的线索，就觉得“没准儿就是我”，第一次拿到线索就直接开车去了村里。这位母亲说，孩子是1982年12月出生的，从日期上看，和李勇被收养的时间差了将近一年，但谁也不甘心，去医院做亲子鉴定，结果自然也不是。之后这位寻子心切的母亲电话不断，“怀疑这DNA鉴定是不是不准”、“提议用姐姐的头发再做试试”……李勇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只好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解释。

直到找到简阳计生局，他才知道被抱走的孩子不是零星的几个，寻亲的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虽然档案无从寻起，数据也没有什么材料支撑，但是李勇意识到偶然听说的单个信息几乎不可能直接和他对上，得大面积寻找。他找到简阳电视台，准备做一个寻亲广告，一个星期的广告费都打到账上了，对方又打来电话，广告词不行，“计生局”、“超生”都不能提，影响不好。删掉这两个敏感词，广告基本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了，一周的播放，没有任何反应。

李勇平时生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商业推广，发放传单给可能的用户群体，这个思路似乎也能用在寻亲上。“和商业广告不一样，人们看完这种信息一般不会扔掉，会再说给别人听。”李勇计算得很精确，简阳有55个乡镇，每个地方发放1000份，基本就能覆盖了。

印好的5万张传单开始散发的时候，他才真切地知道这个被“抱人政策”影响到的群体有多庞大，每天都有四五十个人打来电话，几乎都是80年代初被抱走孩子的父母亲，他们心情激动，抱着希望，又显得十分脆弱。一个和李勇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的家庭，父亲的样本已经是否定的结论，母亲不甘心，又出钱用自己的血样重做一次，结果仍然不是，一家人在医院里都哭了。

人与人的相遇，偶然中似乎也有必然，接到邹玉花的电话时，李勇已经走到了第11个镇，下车看到张明发，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两个人都是圆脸，双眼皮，憨憨的神情。张明发一见面就想看看他头上有几个旋儿，暗号一样，他心里觉得十有八九，“两个旋儿”。全家人当天就上成都做亲子鉴定。

确定血缘关系的结果是在2014年12月16日那一天收到的。李勇从齐齐哈尔又飞回成都，回到贾家镇上的张家，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老娘老汉儿”。他从来没有怨恨过亲生父母，他知道这些年里他们的苦，怪就只怪那个年代的“抱人政策”。

邹玉花格外高兴，亲生的儿子终于回家了，也格外敏感，她意识他没叫爸妈，小心翼翼地把称呼区分开来。她年轻的时候哭干了眼泪，这一次反倒没有掉泪，直到李勇临走，拿给她一万块钱，她心里一下子就崩溃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照顾一点的儿子，反过来还要给我拿钱。”心里的感慨、愧疚、激动一下都发泄出来。

她的小儿子回来了，头上有“双旋儿”，是当年被抱走的华勇，而一家人偷偷看了13年、照顾了9年的安平，是另外一个母亲的心头肉。一个月之后，犹豫再三，邹玉花拨通了安平的电话，想告诉他五星乡有一个寻子的母亲和他的情况吻合，但是安平拒绝了，他还是那种保持距离的礼貌：祝福你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也替你高兴。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安平为化名） 故事寻亲家庭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