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记》：改变世界的传奇文本

美剧《马可·波罗》剧照

马可·波罗诞生的时空

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这座水上城邦国家已是欧洲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凭借商贸欣欣向荣。威尼斯海军屡次击退来犯的热那亚人和阿拉伯人。作为通往东方财富的门户，威尼斯产生了一批精明的商人贵族阶层，其中包括有多次东方之旅经历的波罗家族。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联合欧洲军事力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君士坦丁堡，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东行。波罗家族曾多次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找珠宝、丝绸和香料。在13世纪威尼斯人的世界观中，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地球是平的，宇宙万物的产生比罗马帝国的创建要早4484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而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有通往天堂和地狱的入口。

马可出生时，他的父亲和叔叔正在君士坦丁堡，那里的各种秩序正在陷入崩溃。佩利奥洛格斯王朝联合热那亚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动荡不安的政局引发了生活在那里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希腊人的骚乱。两兄弟希望回到威尼斯，但陆地上猖獗的窃贼和海上的海盗，都阻碍了他们的回程。前往东方的所有商路和航线情况则要好得多。当时，蒙古人已经攻占了大部分亚洲大陆，势力范围直达多瑙河东岸。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位，进行了第二次西征，攻占了俄罗斯，在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接着，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率兵进行了第三次西征，征服了波斯、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在亚洲西南部建立了伊尔汗国。这样，蒙古帝国的疆域，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高加索、叙利亚一带，扫除了各种壁垒和疆界，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蒙古在各地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在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等地所建的汗国，也都注意保护商道。无论什么人，只要通蒙古语，身边带有大汗赐给的金虎符，便可自由往来，不受国际障碍的束缚。这样，一向不曾处于统一控制之下的东、西交通，此时已畅通无阻。陆路北穿南俄，南贯伊朗，海道则以波斯湾为枢纽，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一改祖父扩张疆土的做法，施行相对平和的统治策略。为了能在缔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生存，他非常需要来自欧洲、波斯、阿拉伯的商品和技术。为此，蒙古人开辟了很多商路，不仅为东西方输送诸如宝石、织物、香料、贵重金属和武器等货物，也输送数不清的佛教僧侣、基督教传教士和来自各地的商人。这些商路成为“丝绸之路”的基础。

波罗家的尼古拉和玛费奥沿着“丝绸之路”北端向东进入到蒙古帝国的腹地。途经钦察汗国（今伊拉克境内）时，马可说，父亲和叔叔来到了别尔哥汗的王国。他们受到热情款待，待了一年，准备动身回家时，别尔哥和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旭烈兀发生了内战（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的战争）。这场内战导致以前忽必烈汗中央集权统治所维护的安全商路，从此不再有安全保障。后来，波罗兄弟来到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城，这里是东西方商人的必经之地。滞留期间，他们邂逅了旭烈兀派去拜谒蒙古最高首领忽必烈汗的大使。尼古拉和玛费奥跟随这个使团东行，经过足足一年的旅程，到达大汗的驻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大汗忽必烈对这两个威尼斯人的到来很是高兴，盛情款待，向他们询问“西方世界、罗马皇帝和其他基督教国王和王宫贵族们的情况”。

尼古拉和玛费奥稍事逗留，即行归国，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在路上走了3年多，于1269年回到威尼斯。这时，尼古拉·波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已经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了。父亲和叔叔的故事引起了他对蒙古和忽必烈汗的无比神往。1271年，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一起，带着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复信出发前往中国，历时4年，历尽各种艰难，于127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夏都。中世纪的欧洲对蒙古有很强的疑惧，认为蒙古帝国野蛮而险象环生，教皇号召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防范“犹如从神秘的地狱中突然冒出来的野蛮的鞑靼人”。马可却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传说中的友谊。直到1291年春，马可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回程，他一共在元帝国待了17年之久。按照现在的地名，他的路线是从意大利途经黑海、伊拉克、波斯，穿过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横越伊朗，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疏附、莎车、和田，掠过罗布泊，到达甘肃、宁夏、内蒙古。后又从泉州出发，途经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堡回到家乡。他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中国，曾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也曾出使越南、缅甸、苏门答腊。每到之处都要考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回大都后向忽必烈大汗汇报。他在元帝国游历了17年。据马可说，他在忽必烈汗的朝廷为官期间，“经常外出执行公务，他都会不辱使命，给忽必烈汗带回各国的信息，很受忽必烈汗的赏识，却遭到了朝中其他官员的嫉妒”。这17年，是忽必烈汗的元帝国寻求自身在世界的角色，而势力终于盛极而衰的17年。

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叔到元朝复命。船队从威尼斯起航（15世纪绘画）

1298年，欧洲海军强国之一热那亚集结兵力，对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舰队发动了袭击。在这场战役中，马可·波罗被俘。监狱的生活使马可远离了世俗的约束。他开始给大家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津津乐道于他与忽必烈汗的交往和忽必烈汗的故事。在监狱里，他遇到了撰写亚瑟王传奇的作家鲁斯蒂谦。鲁斯蒂谦用当时欧洲通行的语言——法语，以带着浪漫主义色彩和想象的骑士文学的形式，记录下了马可的口述。正是在热那亚的监狱里，诞生了《马可·波罗行记》这样一个不乏想象的传奇文本；正是这样一个随时间流逝愈加模糊不清和充满难解之谜和争议的文本，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忆中亦真亦幻的马可·波罗。1299年夏，马可·波罗获释，回到威尼斯后娶妻成家，经营商业。他再也没能远游。70岁时，他死于故乡。

真实与想象的文本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记》共分为4卷。鲁斯蒂谦这样介绍道：“皇帝、国王、贵族、骑士还有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民族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东方各国、省以及其他地方的不同，可一读此书；一切的人，特别是亚美尼亚、波斯、印度和鞑靼的人民，他们无与伦比的特点，都分别记载在《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一个知识渊博的市民。”《马可·波罗行记》的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一家东行，穿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边界，穿过荒无人烟的荒原，越过高耸陡峭的大山，沿途经过两河流域、波斯、中亚、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最终到达京都的过程。第二卷记载了元朝前期的情况，忽必烈大汗和他的宫廷，以及马可·波罗受任前往中国西部和江南考察的所见所闻。“波罗一家在时，大汗总是对他们宠信有加，甚至有时胜于本国的众大臣。”马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鞑靼人的所有礼仪举止，精通4种文字，可以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看见他才华横溢，就派遣他去一些地方处理国务。据马可所说或鲁斯蒂谦所记载，在马可供职的17年中，大汗还常派他到帝国各地还有藩属去执行机密任务。在这一卷中，马可讲述了许多中国城市的丰富物产和繁荣昌盛的情况，包括当时的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和北京、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名城的繁华。他的足迹还远至东部沿岸的诸海诸洲。

第三卷记载了日本群岛、南印度和印度洋的海岸与岛屿风貌。马可一家旅居帝国多年，归家心切。大汗已年迈，他们如果不在他去世前赶回去，就得不到沿途的照料，无法克服旅途中所遇的无数困难。正好波斯君主在大汗境内选配偶，大汗选出了阔阔真。当时由于鞑靼诸王之间爆发了战争，阻断了陆上的路途，无法前进，威尼斯人决定海路护送阔阔真。“大汗下令准备十四艘船，所有的船都有四根桅杆，能扬九帆……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超过二百五十人。赐给他们许多红宝石和其他价值连城的美丽珠宝，又命令所有船舶必须准备两年的食物。”这一行，他们到达了爪哇岛，离开爪哇岛后，又沿印度洋行驶了18个月，到达波斯帝国。13世纪的时间感加深了命运的无常之感，今人读来，颇觉感慨。当波罗他们上岸后，才知道原来的波斯国王已去世很长时间，由弟弟继位；已经年老了好些岁月的阔阔真就配给了先王的后代。也是在这次归途中，波罗一家得到了大汗死去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重游故地的一切希望便都没有了，故乡成了唯一的方向。马可讲述了南部海岛上的各种礼仪、风俗和许多奇闻轶事。他所描述的地方很多，包括日本、越南、缅甸、老挝、爪哇、苏门答腊、印度和斯里兰卡以及印度洋沿岸及岛屿，还提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读来很像一幅缓慢展开的充满原始野趣和野兽派风格的岛国人类学卷轴画。最后一卷，马可·波罗讲述了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诸王之间、波斯帝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和北方各国的情况。成吉思汗对王汗的战事，忽必烈可汗对海都的战事，依尔汗国内部阿鲁浑与阿赫马德的争位之战，盖喀图、贝杜与合赞之间的争位之战，以及钦察汗拜尔克对伊尔汗旭烈兀之战，钦察汗国内部脱脱与那海之间的战事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一章读起来有点像中亚版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马可·波罗是从哪里得知关于这些战争的细部情况的，就无从判断了。

阅读《马可·波罗行记》的时候，每每想到叙述者的声音是从13世纪悠悠传来，一次旅程动辄就是几年，一次等待漫不经心便是几个月，就会禁不住感叹这个中世纪意大利人的勇气。那个时候，他甚至连一份地图都没有——欧洲人对世界的空间想象还是天圆地方和地球中心说的混合体。无论后世对他所讲述的东西是否真实和准确有多少争议，乃至嘲讽他的夸张、质疑他的道听途说，但都不能削弱它的广博与瑰丽。写作这本书的鲁斯蒂谦，依循的是13世纪的骑士文学传统，本就不是按照史家治学的精神来指导写作的。那个时候的骑士文学，也已具有了一些进步的意义，那就是，它区别于教会文学的世俗文学。随着骑士制度的确立和骑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需要表达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突破基督教的出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要求现世享乐、向往世俗的欲求、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追求荣誉等。骑士传奇并不拘泥于史实，为突出骑士文学冒险、爱情、宗教的三大主题，可以进行一些虚构。鲁斯蒂谦在与马可·波罗成为狱友前，曾经写过亚瑟王，这是西方骑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冒险故事，甚至包括充满奇幻色彩的勇者斗恶龙等元素。鲁斯蒂谦曾信手篡改了几个有关基督教的奇闻，理由是他认为，虚构的故事会比反映真相更令人振奋。所以，如果要以史书的标准来考据这本行记，也许它是会显得不够严谨和中规中矩。

与他同时代的威尼斯人曾怀疑他不过是在天方夜谭。《马可·波罗行记》中对东方中国地大物博的描述，让欧洲人大为惊讶。在他关于忽必烈和元大都的口述中，他用大量的文字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和无穷无尽的财富。对诸如杭州这样的城市，他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行在城所供给的娱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市集之日，见买卖之人充满于中，车船运货，络绎不绝”。他动辄就用“百万”来描述蒙古帝国人口、财富的规模，以至于威尼斯人讽刺他为“百万先生”。不仅如此，他对日本岛的叙述也是充满诱惑的。“居民面目清秀、体格强壮、举止文明、崇拜佛教”，“黄金产量非常大”，“日本天皇的宫殿极其富贵美丽……屋顶都是用金箔覆盖的，而我们使用铁皮盖屋顶。宫殿的天花板是用黄金做成的，许多房间内都摆有很厚的纯金制成的小桌，窗户也用黄金修饰，这个皇宫的奢华程度到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程度”。1392年，《马可·波罗行记》的佛罗伦萨译者阿马利奥·伯纳贵斯说，马可写下自己的故事“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排解内心的寂寥”，他提醒读者，“书中涉及的内容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即便不是马可在杜撰，也可能只是些奇闻逸事而已”。马可·波罗直至去世，都还受到牧师的临终追问，要他回答行记中所写是否属实。马可·波罗回答说：“我只说出了我所看到的一半。”其实，这些文字，无论夸张还是想象，都在不久后突破禁欲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唤起了那些有开拓精神的探险家的欲望——到了15世纪，不正是欧洲人对黄金、丝绸、香料的欲望，推动了新航线的开辟和新世界的发现吗？麦哲伦、哥伦布这样的探险家，不总是在描述黄金流淌的富庶之地的文字指引下，南辕北辙地驶向新大陆的吗？方向尽管背道而驰，欲望却永恒无误。

后世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则就马可·波罗究竟有没有真的来过中国，展开了长时期在浩如烟海的元史史料中的考据与争论。比如，马可通常用当地语言来讲述当地的地名，但对于中国与蒙古的地名，却一反常态地使用了很多波斯语的名字，这就使一些历史学家怀疑，他对于中国的叙述，不过是从波斯商人的中国旅行指南那里抄袭来的。另一个广为引用的质疑论点是，马可·波罗曾描述自己在中国的朝廷中担任过官职，但是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保存下来的中国或蒙古文献中出现过。大英图书馆中国分部的主管弗朗西斯·伍德甚至提出，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越过黑海一线。伍德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人写的行记记述，不如说这是一本中世纪风格的摘抄本，记载着当时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于远东的看法。”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纠缠，都未曾影响这部关于亚洲的行记，成为很多探险家、航海家所钟爱的书籍。其实，13世纪以来，所有对《马可·波罗行记》进行改动的人，都抱着将此书进行丰富，为读者提供更加有趣的阅读资料的心态，但却也造成了无法还原真面目的局面。经历了各种版本的行记，其真实性已经飘散在风中了。在鲁思蒂谦之后，15世纪末期的一位游记痴迷者、德国人赖麦锡，又对原著进行了丰富和整理。他在其编撰的一套《航海与旅行》丛书中收入了《马可·波罗行记》，对行记进行了改编。1932年，有人在托莱多大教堂的图书馆内发现了另外一部15世纪的拉丁文译本，其中有200个段落是巴黎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版本中没有的，但是它们都被收录在赖麦锡的译本之中。在赖麦锡的心目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他的时代，马可·波罗都算是最伟大的探险家，甚至比哥伦布还伟大。他觉得，“因为路上旅行比海上航行条件更为艰苦，所以相比之下，马可·波罗显得更为重要”，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经受沿途一连几天甚至数月缺少吃喝的严峻考验，沿着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也许并不了解，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有关马可的种种流言蜚语，而是为旅行家的神话赋予了新的活力。后世的一些学者认为，不应把马可的口述视为一部单纯的行记，而应视为一部启蒙式的作品——正是它，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引发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马可·波罗在起尔漫和库赫博南之间的沙漠行程（《马可·波罗行记》插图）

真实与想象的新世界

马可·波罗的这本传奇之书一经面世，就成为中世纪的畅销书籍。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是一本亦幻亦真的行记，也有那么多人质疑它的真实性，但它竟然还是被应用到了地图学当中。在一个现代人看来，这真有点古代人的童趣，有点像《霍比特人》里地图上的中土世界。马可在行记中，曾亲自绘制或者借鉴了别人的地图。他对世界的理解是非常传统的，他只知道三个大洲，并且坚信耶路撒冷居于世界最重要的位置。他所使用的基本距离单位是“一天的路程”，这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他也完全是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分辨方向的，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不过，生活在马略卡岛的加泰罗尼亚犹太人却在没有参照任何其他任何作家和史学家作品的情况下，仅通过仔细研究马可的行记，就为14世纪后期的航海家们绘制出了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波多兰航海图和地图集。他们的地图集中，吸收了马可在行记中列举出的很多地方的特征。在他们的东亚地图上，“契丹”、“蛮子”、“行在”等就成了最常见的地名。在波多兰地图上的亚洲地区，还画着正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骆驼队。

其他欧洲制图者也发现，马可在书中提供的信息可信，纷纷仿效借鉴。在13世纪，马可提供的信息，与一些希腊、罗马作家作品中呈现的离奇内容相比，的确算是比较可信的了。弗拉·毛罗对马可在地理方面的才华给予了最高评价。他在1459年绘制的一幅著名的世界地图，还借鉴了从《马可·波罗行记》中收集而来的一些地形图资料。毛罗是一位天主教僧侣，他依然沿用了托勒密所说的东亚地名，即古希腊、古罗马人所说的“赛拉”和“秦尼”。但他也吸收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东方知识，在地图上绘出了“契丹”和“蛮子”，以及“契丹”的都城“汗八里”和“行在”。这幅图保存在威尼斯马尔西亚那国家图书馆内。几乎同一时期，威尼斯和罗马出版的世界地图，也从《马可·波罗行记》中得到了一些启示。绘制罗马版地图的约翰·勒伊斯称，他的地图中包括了很多东亚内地的地形图。“他没有按照马里纳斯和托勒密的理论，而是在吸收一些较新的报告内容的基础上完成了地图的绘制，尤其是借鉴了《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一些内容。”

哥伦布在他4次前往新大陆的旅程中，也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他一丝不苟地做了评注。在他带的那本《马可·波罗行记》的页边空白处，他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这些笔记表明，他特别关注马可曾提到的胡椒、肉桂、丁香等经济作物，梦想能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大赚一笔。他也对出现了黄金的地方做出了特别的标注。他还曾梦想去拜见“大汗”，递交他的资助人西班牙费迪南德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文书，告诉“大汗”有关西方的情况，特别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哥伦布读过的拉丁文本《马可·波罗行记》，现在还保存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博物馆里。书的边栏空白地，有他做的许多摘要和注释。保存的还有意大利人托斯加纳里（Toscanelli）给哥伦布的信，他引用《马可·波罗行记》，劝哥伦布远航。15世纪的黑色幽默是，哥伦布很可能并不知道，蒙古帝国此时早已不复存在了。自从忽必烈汗驾崩后，蒙古帝国很快瓦解了。中国西部一些小国的可汗们便宣布不再效忠元朝，转而信奉伊斯兰教。蒙古王朝及蒙古和平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丝绸之路”已不再像波罗一行当年通行时那样安全了。明朝政府对于欧洲商人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忽必烈汗统治时期建立的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从此中断了，马可笔下那个富庶的蒙古帝国已不复存在。蒙古帝国，最终成了汉人和蒙古人历史中的一段回忆。

除了哥伦布以外，受《马可·波罗行记》影响而东游的人还有很多。1496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过赤道，抵好望角，经印度洋而达印度西岸，其目的为访求《马可·波罗行记》的契丹国。1496年，英国人卡勃特由英国向大西洋西北方向航行，抵加拿大，其目的也是访求契丹国。1558年，英国人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兄弟二人，由俄国陆道向东旅行，直抵布哈拉城，其目的也是寻求通往契丹的商道。1576～1578年，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3次向西北航行，想绕道美洲北部，抵达契丹国。1602年，葡萄牙人本尼迪克特·高斯自印度阿拉城北行，越帕米尔高原，经新疆天山南麓而抵中国肃州。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寻访契丹国。马可·波罗去世后一个多世纪里，欧洲人开始了全球性探访。追本溯源，不能不说是受《马可·波罗行记》的影响。

随着时空的推移，《马可·波罗行记》也逐渐成为一部与后世所有的航海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探险家进行对话的作品。它的真实性渐渐飘散在风中，但它却越来越成为穿透深远时空的传奇文本。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作家都以各种形式，与马可·波罗对话。1797年，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由于身体原因回到了英国乡下居住。他有极度的抑郁，健康状况也很差，只能靠止痛药和鸦片寻求解脱。他在阅读塞缪尔·珀切斯写的编年史《珀切斯的朝圣之旅》时，在药物的作用下睡着了。这本朝圣之旅吸收了很多马可的行记的内容：“忽必烈汗在夏都修建了宏伟的宫殿”，“高高的宫墙围住了方圆十六英里的土地，宫墙内是葱郁的草场、沁人心脾的泉水和潺潺的小溪，还有各种可供狩猎的动物，中间有一座可以随时搬移的华丽的宫殿……”在睡梦中，他受到了伟大的蒙古帝国的召唤，毫不费力地创作出一些诗句，这就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忽必烈汗》：“在大都，忽必烈汗/修建了宏伟的宫殿/从这里，神圣的阿尔浮河/流过深不可测的岩洞/注入幽深的大海……”他的这首诗让忽必烈汗在西方人的心中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

到了近现代，人们越来越认可，《马可·波罗行记》虽然有些夸张，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但它不应被视为一部荒诞而虚幻的作品，而是有关亚洲大陆上一些人类难以涉足地方的可靠的信息来源。两位英国学者亨利·尤尔和亨利·科尔迪埃认为，马可叙事最大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内容或独特的叙事方式，而在于其中蕴含的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们如此评价他：“他记下了自己亲眼看到的所有国家的名称，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波斯沙漠、鲜花盛开的高原和巴达赫尚大峡谷，于阗生产美玉的河流、蒙古大草原，还有在大都建都并曾盛极一时的一个新的朝代。他不仅描写了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富庶……还为我们讲述了其他奇特的风俗和宗教信仰、西藏的佛教徒、缅甸的黄金塔和叮当作响的塔顶……”

在所有的世纪里，诗人与作家们从《马可·波罗行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幻想性的神秘异域获得了某种召唤一样：柯勒律治在他的名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在《一千零一夜》中……马可·波罗的记忆迷宫所引发的对“别处”大陆的想象，是否已在全球同质化的今天，逐渐消失？正是这些真实抑或想象的致敬，使得马可·波罗的文本，铺就出盘桓于往昔与今世之间的往返行程，成为穿透时间的传奇。 历史中国古代史马可元朝世界蒙古帝国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波斯传奇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