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形势与目标

(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

国际形势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提到一些国家进行了宏观政策的调整，新兴国家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全球的经济格局进入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相信，这种描述背后，一定有我们对全球经济形势宏观的、反复研究琢磨的判断。那么，它是什么呢？你如何看待我国所面临的长期和短期的外部形势？

宁吉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丰富，创新求实，有很多亮点。当然，报告受篇幅所限，分析经济形势不可能用很多的相关论述，所以文字是十分简练的，但是就像你说的，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因为现在咱们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首先肯定是要分析国际形势。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一个是从中长期看，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整个国际经济格局都在变化。这个变化，有人也说它是东西方格局的变化，或者说是南北方格局的变化。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亚洲、东方、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从长期看，它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重还是在上升的。发达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现在虽然没有完全走出来，但他们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复苏的过程。它们也提出再平衡，当然它的再平衡不仅是对本国说的，也是对世界说的。以美国为代表，它还搞再制造、再工业化，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绿色经济之类的，这四五年来都是这样，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所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大的格局变化还是新兴经济体在崛起，包括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然遇到金融危机，他们也试图走出困境。整个世界还是展现出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上，都在不断深化。

经济格局里面又包括贸易格局。这个贸易格局里面既有世界各国在一起谈的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WTO）下的，中国也是其中一员，是一个传统的贸易格局。但是现在发达国家又试图重组这个贸易格局，所以他们又提出TTP、TTIP，在太平洋和大西洋，试图对这个格局做一点改变，主导贸易规则的制定。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趋势，现在正在谈判之中。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贸易格局中起的作用还是越来越大，但是发达国家毕竟是引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力量，在主导着提出一些新的格局。这都是世界经济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喆 )

同时，世界金融格局在变化，世界经济治理格局也在变化。金融格局的变化更加复杂一些，可以说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都是金融问题引起的。所以世界各国也在一起试图完善和创新金融治理的结构，使得世界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增长，很多国家都在议论和研究这个事。另外，全球治理格局，“二战”以来，联合国当然是一个政治、经济总的治理组织了，另外就是负责金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贸易的世贸组织，负责投资的世界银行，主要是搞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这构成了国际治理的结构，这个结构应该说还是促进了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当然它对现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有不适应，也在调整。调整的方向，从我们来说，希望加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的作用，比如提高我们的投票权等等，现在也有这个客观趋势。

我们总的认为，这种深刻的变化里边，对我们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变化。

( 甘肃敦煌某太阳能发电厂排列整齐的光伏组件 )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长期的趋势，那么，短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宁吉喆：从近期看，虽然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非常艰难，一波几折，几次说要复苏都很艰难，但是确实近年来他们复苏的进程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美国，逐渐走上复苏的路了。欧洲也从欧债危机当中，从前几年很危险的情况、一些国家随时要爆发危机的状态，开始缓和下来。日本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经济也变成正增长了，所以发达国家有一个复苏向好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里面又存在着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比如美国，本来是希望尽快地看到失业率能降下来，但是失业率始终比较高，跟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是很高了，今年1月份还是6.6%。欧洲也还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不可逆转地复苏。日本主要是靠刺激政策，能不能持续，大家都有所怀疑，所以还是存在不确定。

比如美国政府，它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美联储来制定，去年就提出要退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它复苏，才要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慢慢转为正常的货币政策。它想退出，但是正因为形势还不是那么明朗，又延迟了，缓慢地退出。这两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美国如果退得慢了，就表明经济状况不好。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它的经济没起色，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我们出口不会好。另一方面，它要是退出得快了，资金就会回流国内，把一些本来应该是留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期给吸引回去了。这样就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印度、印尼、阿根廷等。所以说它一宣布退出QE3，就出现种种情况。这几个月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外汇市场都很不稳定。这就是报告中所说的，国际宏观政策调整会带来一些影响，指的就是这个现象，美国退和不退都有影响。这就是近期因素。

还有一个近期因素，新兴经济体国家去年经济表现不是太好，中国是个例外，是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最好的，虽然经济也有所放缓，但仍在一个很高的运行平台上。此外，无论是印度还是俄罗斯，或是其他金砖国家，都遇到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问题，这个趋势很明显。又加上世界金融市场不稳，发达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所以近期的一个国际形势是新兴经济体下滑，这跟长期趋势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长期趋势，新兴经济体还是潜力很大。基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形势既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长期的趋势，又要看到近期的影响，这样才能使我们对2014年提出预期目标、政策举措，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一个客观全面判断的基础上。

国内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国内形势，我们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有几个提法：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你怎么分析这种形势？

宁吉喆：国内形势也是从两方面看。从长期看，中国还是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的阶段，咱们综合要素存在的优势，从长期看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还是具备劳动力的低价优势，也具备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再加上宏观调控政策积累的经验。这些有利的因素从长期看都存在的，我们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长期看这个潜力是存在的。

也是从长期看，咱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一个是增长速度换档期，这并不是一个近期因素，而是一个长期因素。所谓换档，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1992年以前我们有一个低谷，就是在八九十年代交界时期，政治经济都不太稳定，经济发展掉下来了。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在10%以上。可是，随着长期的增长，总量增加，要素调节发生变化，像过去那样劳动力成本世界开放型经济中最低的优势，现在有了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和我们竞争。他们也开放了，劳动力比我们便宜，我们完全只靠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就变了。

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无非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技术。我们资源现在也是相当依赖国外了，资金的因素我们现在倒是比原来好一些，但是资金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综合来看，要素条件在变化，再像过去那样两位数增长，从客观上来看不太容易。当然你主观努力一下，短期、局部也是有可能的。咱们国家有的地方一定要追求GDP，拼资源、拼资金，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不符合客观规律。所以这个换档期是客观存在的，降低到一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在一位数的增长里也是比较高的。

第二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因为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存在着矛盾，在这个矛盾中，我们也在不断地调整、优化，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最近10年来，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这个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大，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个行业都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导致行业产能越积越高。那么目前在国内外市场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的矛盾就很突出，要调整结构的话确实要经历一段阵痛。

比如中国钢铁的产能是相当大的，9亿多的产能，一年产量也要7亿多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国的产能是1亿多吨，但实际只生产不到1亿吨。日本也是一样，最高的时候也没生产到2亿吨，当然它确实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建设规模。还有水泥，中国也占全世界40%的产能，全世界大概就是50亿吨的产能，咱们有20多亿吨。还有平板玻璃、电解铝，这些重化工的东西，咱们产能都过剩。产能过剩这个问题这几年格外突出，要想把它调整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确实现在处于一个阵痛期。而且产能过剩主要在重工业，除了产业发展，还有污染、资源浪费等很多问题，矛盾就更加复杂了。比如说雾霾问题，它还是跟烧煤、烧油有关系，汽车也是烧油的。当然也不光是生产方式，跟生活方式也有关系。所以这个结构要调到理想状况确实要下很大的工夫。这几年正好处在阵痛期，你得下决心调。你要是随波逐流，不调整，那最后问题更大，到时候再调整，就要有更大的代价。比如说雾霾，河北就加快了关停工厂，一关一个厂子就涉及几亿至几十亿的资产。还有职工的就业安置，地方的财税收入，都有问题。这就是结构调整阵痛期。

还有一些中长期矛盾一直没有获得解决，叫深层矛盾凸显期。文件上没用“期”，而是说“深层次矛盾凸显”，实际上我们有好多长期矛盾。比如，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这是一个长期矛盾，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不合理。过度依靠出口，内需不足，这也是个长期矛盾。这些矛盾现在都表现出来了。另外还有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平衡发展这些矛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都属于深层次矛盾。这些深层次矛盾长期存在，但是现在都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而改革呢，又正好处在一个攻坚期。改革30多年了，好改的改革多数已经推进了，再要改革涉及的人的利益就更多一些，比如说某一个措施，全民都受益的，这种改革越来越少了。也不是说没有，咱们要努力去找。总的来说，改革也是攻坚期。发展也处在调整期、转型期。报告用几句精练的话就把国内中长期的形势中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总结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上还有一句话：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宁吉喆：对，要解决这几个紧要矛盾，解决改革和发展的突出矛盾，现在就是要爬坡过坎，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些矛盾一下子解决也不是那么容易，缓解了矛盾，咱们就度过了这一关，中国这个经济航船就可以继续向前，平稳地行驶。过不了这一关，那么就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过的事，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甚至爆发社会矛盾。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有这种经历。你说重大矛盾，还有收入分配的矛盾、贫富差距的矛盾，中等收入国家到了这个阶段，都是经济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安全生产的矛盾，这两年国内外都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国内有重大交通事故问题、暴恐犯罪问题，国际上像现在的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这些矛盾都碰在一起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这都是中长期的分析，也是中长期的矛盾。

表现在当前，中国从去年以来，就和我刚才讲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遇到了很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从今年看，这个下行的压力还并没有缓解。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程度使得我们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存在。今年一、二月份的数字出来后，表明下行的压力还在，所以世界上又开始出现唱衰我们的声音，又开始对中国经济提出怀疑。这一切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我们要克服这些不利的方面，发挥有利的因素，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报告中专门有一小段来分析形势，目的就是在这，既看到有利又看到不利，既看到机遇又看到挑战，绝不能只看到一面。

战略机遇期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工作报告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定义性质的——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这一定义呢？

宁吉喆：这就是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还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没完成是从主观上讲的，客观上其实有继续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对经济会带来巨大的潜力。我前面讲的综合要素的条件，我们在世界上综合生产要素的优势也没有完全丧失，是有变化，但没有完全丧失。去年、今年，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数量是少了，但是投资额始终在增长，大企业反而来得多了。他们把工厂无论放到哪个国家，都不如放到中国沿海有这种综合优势。你放在东莞、苏州，都有综合的优势条件，打个电话配套就都来了，物流的、金融的、技术工人的，其他一些国家还是替代不了中国。虽然我们沿海的居民收入上升后，劳动力相对稀缺了，但是中西部劳动力还是很多的，中国还没有到人口红利完全丧失的阶段。

报告讲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就是要看到我们发展的长期基本面没变的这个情况，要主动地抓住这个机遇，如因势利导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会带来巨大的需求。所谓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城镇化就是会带来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它的劳动力就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农业、农村，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工业、城市，这个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所以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做的最大的一篇文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还有区域二元结构的转变，产业二元结构的转变，中国经济的动力就在这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核心做的一件事就是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二元结构，这是内在动力。

宁吉喆：对，这是大的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国外专门研究这些理论的学者也认为，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增长，增长的动力哪里来，只要不断地推进结构调整，它就有动力。当然最根本的一个动力还是调动科技创新的因素，中国应该说还是潜力很大。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利用一般要素比较多的阶段，劳动、资金要素比较多，但有一个趋势，不仅是政府，而且包括企业，开始花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到科技创新上，这个潜力就更大了。包括在信息领域，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在网络创新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科技潜力尤其大，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呢，特别是企业要把更多的资金用到创新上面来，它就会带来新的动力。

2014，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报告里提出今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7.5%的GDP增速，一个是3.5%的CPI增速，这两个指标的制定，我看到报告上说是“兼顾了需要和可能”。

宁吉喆：正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咱们历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这个预期目标以往是四个方面，今年提了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物价涨幅，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是新增就业人数和登记失业率，实际上是一类。还有两句定性的话，一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指的是外贸、外资等收支平衡，这是第四点。这个指标写在后面了，今年预期货物进出口贸易增长7.5%左右。另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预期目标——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从GDP看，7.5%的增长率，是一个综合判断后的目标，我们前面分析了国际国内、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就是实现它的“可能性”。其次，为什么说“需要”呢，需要主要是从就业和人民生活来看的，当然也是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就业，要保证基本的就业和人民生活收入不断提高，没有经济增长，没有就业，哪来的收入。

从物价上讲，CPI增长控制在3.5%左右的目标，要比过去连续两年的2.6%高一点，这是考虑到，农业还是我们物价的基础，但是农业受天气因素影响很大，我们已经连续10年丰收了，第11年如何？还是要创造各种条件争取丰收，但要留有余地。另外，我们还要推进价格改革，不能说价格改革就是涨价，但是有时候只能是增量调整，所以要留有余地。从物价上来说，要讲可能，我们是很有可能控制在3.5%以内的。同时从需要来说，咱们还需要有一定的物价涨幅。现在发达国家正好是相反，他们希望有一个较高的物价，但是涨不上去，他们是通货紧缩。

刚才讲的就是总理去年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增长要保持在7.5%左右，物价涨幅要控制在3.5%以下。美联储去年底也提出区间的概念。当然理论依据都是一样的，都是菲利普斯曲线。但美联储不提增长率，而是提失业率，只要失业率低于6.5%，他们就退出QE3。他努力了好几个季度也没有到6.5%以下，所以他不敢下决心，就差那么一点。另外他们希望通胀率在2.5%以上，他们就觉得放心，通胀率现在也没有达到。这是各国的调控经验。中国的合理区间论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从世界的宏观调控经验来说，大家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咱们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他们是发达的市场经济，调控经济都要有科学的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注意到总理在谈2014年的重点工作时，行政体制改革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改革跟我们过去的部门调整不同，简政放权看上去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是它又这么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目标是：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企业和个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你怎么看政府自身的这种转变？

宁吉喆：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30多年来一直面临这个问题。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么发展下来。从市场发挥调节作用，到市场作为基础，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咱们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那就要放开让企业、劳动者和创业者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我们毕竟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管理体制，虽然经过多年改变，还是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就是管得过多管得死。再说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也是我们的特色，当然政府为企业服务咱们搞得也是好的。搞得不好的方面就是对企业的限制也是比一般的发达国家要多。这里边潜力很大。

特别是投资审批这个环节。其实在一般的生产经营领域，这种限制已经少多了，就是一些许可证、资质认证，这也是要减少的。主要是投资领域，还比较繁琐。投资管理部门工作一直在改。几年前，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都需要国家批，后来都放到1亿美元了，但还是不能适应，因为咱们发展太快了。说实话，在20年前，一个小的投资项目都得到部委来批，大的都要到发改委批。但现在我们都发展得这么快了，与国际接触那么多了，企业投资还要多头审批。所以简政放权就下决心推动这个。从涉外这块来讲，这种繁琐的审批肯定会使企业丧失商机。他有时候需要抓住机遇，一两年内就要搞一个投资项目，有时候商机就这么几个月、一年的时间，你审批就批了三年，这就丧失机会了。所以这次改革是下了大决心，投资额要提升到10亿美元，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特别大的项目国家还是要管一下，以免重复竞争。这里潜力很大。

国内也是希望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审批大大减少，总理提出，5年内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其实去年新一届刚上任的时候审批项目是1700多项，三分之一大概就是600项，去年实际上就放了400项左右，这已经就放了一半多了。今年还要继续推进。经过这一两年的努力，争取把5年的任务提前就完成了。这样让企业不至于在审批上耗费太大的精力。下放权力还是不小的，比如说地铁、轻轨项目的审批权，过去在国家部委，现在都下放到省里了，宏观投资部门还是放了一些“真金白银”下去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工商登记，过去都是前置性审批，现在是先照后证，不需要一开始就认缴全部资金，资金可以逐步到位。认缴资金是所有办企业的人最头疼的事，刚办企业哪来的钱，就得找人借钱，借钱都要还人家，你注册之后马上还人家，就属于挪用资金，一查就是问题，因为规定不合理。你借用了500万元，马上要还人家，还了之后，一查一个准。所以工商登记的政策改变，一下子为企业减轻了很多的压力。在这方面下的工夫还是比较大，去年也看到一些效果，但去年就是广东一个省试点，真正的效果在今年，3月1日起全国推行。当然这些改革能不能落实到所有的基层，还有待检验。但中国有一个优越性，党和政府一号召，各级干部就会动起来，有的人可能思想上想不通或者有些其他的因素，但只要政府自上而下地加大推动，我相信是可以落实的。

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联生活周刊：报告中分析今年的政策取向时，提出了四个转变——推动发展从主要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从主要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向更多发挥综合竞争优势转换，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这种转变不是一年的，而是一届的，是四五年的一个宏观的要求。也就是说，前面所有面临的挑战和形势，我们要怎么破解，可能要依靠完成这四个转变。这几个转变，你是怎么看的？

宁吉喆：这是今年的政策取向。今年的政策取向，除了我们一般讲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报告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要着力“提质、增效、升级”，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产业升级。“提质增效升级”既是一个长期任务，又是从去年新一届政府就开始做了。“中国经济升级版”指的就是这个“提质增效升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四个转变正好就是“提质增效升级”的综合表现。

首先，从传统的要素向创新的要素转变。传统用劳动、资金，现在要更加重视创新、科技进步和管理，调动这些新型因素，这里面有巨大的潜力。第二个，我们过去发挥单一的优势、某一方面的优势，未来更多要向综合优势转变，我们综合要素优势还是有，要把劳动力成本、技术、发展潜力、体制改革带来的动力、宏观调控的经验积累，都发挥出来。第三个是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到高端提升。我们现在在全球产业分工上确实处于一个中低端，我们卖了很多轻工产品。美国卖我们什么呢，当然它也卖粮食，但是它的波音飞机，那是很值钱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朝这个方面努力。其实中国的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60%了。我们现在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也有优势了，比如说光伏，虽然说现在世界市场过剩，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优势了，这都是新产业，要慢慢地使这样的新产业越来越多。比如说高铁、发电设备、电信，还出现了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我们现在越来越有希望。当然跟发达国家比，咱们还有很大不足，但我们要向着高的方向转变。第四个转变，城乡和区域转变，因为我们的城乡、区域不平衡既是差距又是潜力，又是动力所在，我们朝着平衡的方向，继续推进城镇化，同时又农业现代化，继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沿海升级，中西部加大开发，这就会支撑住我们这个经济增长率。所以，经济增长为什么有可能达到7.5%左右呢，“可能”就在这里面，就在这些转变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请你详细讲讲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我是觉得这可能是四个转变中最核心的转变，它包含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我们的创新、要素重组等很多因素。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全球的格局也在调整中，这里有两个变量，一是我们在变化，一是全球在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我们从中低端往中高端过度，挑战和机遇相比，哪个更大？我们要完成这个转变，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力气？

宁吉喆：我个人认为，机遇挑战并存，机遇是大于挑战的。一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从一个出口很弱小的国家，到了今年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4.16万亿美元。这充分显示了咱们调动各种要素而且适应世界市场的能力。这个根子还在我们中国本身的一些特有的禀赋。我们的劳动力不仅是便宜，还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是体制、机制配置合理了，中国人的勤奋、适应环境的能力，在全世界是著名的，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因素在现代情况下的发挥。东亚国家都具备这个，而中国是其中的典型。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儒教文化圈，东亚国家的经济都上来了，这里面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经济的根本因素还在文化里。比如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也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因素。

我们过去出口大量的低端的东西，其实一开始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要往中高端去，应该说我们还必须迎接新的挑战。这些挑战的对手就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你的竞争对手是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竞争对手至少都是OECD国家了。在通讯、高铁领域，就要跟日美欧直接短兵相接了，这确实是挑战。只能调动我们有利的生产要素，适应国际市场，当然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我之所以认为机遇大于挑战，是因为相信我们国家的企业和我们的劳动者，只要我们的体制、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动得好，咱们在竞争当中，有一些企业已经胜过欧美企业了，比如说华为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在电力装备上也有胜过的了。光伏设备为什么总是被反倾销，就因为对手通过正常竞争方式竞争不过我们了，才使用非贸易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一方面是我们内在的动力之一，同时可能也是在未来表现为我们的升级，以及对方如何适应这种升级的一种对应关系。

宁吉喆：我们要适应，同时反过来这也在检验我们的企业。为什么总理在记者会上还专门对国内企业说一句话，说我们要把中国装备打出去，同时希望国内企业能够胜任。反过来，国际上的技术标准高，消费者要求高，它反过来会倒逼我们的企业，开放往往是倒逼改革。你看咱们的电子产品出口到欧洲，很严格的，里面有一点可能带来污染的材料都不行，我们企业都很适应。只要标准一致，公平竞争，相信中国的产品是可以的。这反过来倒逼我们的结构调整、生产要素调整。所以，我们要下决心开放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上跟人比拼。从政府来说要下决心为企业创造环境，别自己绊自己的腿，审批个项目都繁琐得不得了，跑多少天，制造很多障碍。我们取消了这些障碍，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更有利于他们走到外面去。

（文 / 李鸿谷     魏一平） 2014形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