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危机

( 大卫·朗西曼和他的著作《自信陷阱：从一战到现在民主经历的危机》 )

胆小鬼博弈

1926年，全世界只有26个民主国家，这些民主国家还在大萧条之后受到威胁。到1942年，全世界只剩下了12个民主国家。但是在希特勒被打败后，民主又复兴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出现了一股民主化浪潮。2000年，在联合国的188个成员国中，有120个国家被美国的智库“自由之家”认定为民主国家，占到了近64%。

到2008年，民主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2011年11月，BBC“新闻之夜”节目经济学编辑保罗·梅森在报道G20戛纳峰会时注意到：在欧元区发生危机、希腊和意大利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只有来自新加坡、俄罗斯、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的与会者笑逐颜开。梅森指出，这些国家除了口袋里有钱之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没有背负民主这一重负。

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朗西曼在《自信陷阱：从一战到现在民主经历的危机》一书中说，对民主来说，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历史表明，民主政府虽然不善于避免危机、不善于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但是善于从危机中恢复过来。民主面临的真正危机是它过于自信。因为民主政府适应能力很强并且知道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所以它们就允许问题升级。因为它们相信自己最终能够解决问题，它们就拖着不去解决。结果，“民主成了一场胆小鬼博弈。当情况真正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会去适应。但还没有真正变得糟糕的时候，我们无需去适应，因为民主最终是有适应能力的”。朗西曼称此为自信陷阱。

朗西曼通过民主经历的7次危机来分析其自信陷阱。1918年，民主国家面临一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1933年，全球衰退，美国退出金本位；1947年，“冷战”在酝酿；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1974年石油冲击；1989年柏林墙倒塌；2008年金融危机。他说，使民主成功运行的那些因素也正是使民主出问题的因素，如灵活性、多样性、民主社会的灵敏响应。它们造成了草率、短期行为、目光短浅。成功的民主有其盲点，导致它们陷入危机。你不可能只要民主进步带来的好处，不要民主放任自流的危害。民主过去一百年间的成功没有带来成熟、有远见、有自我意识的民主社会。民主胜利了，但是没有长大。它们经历的危机更有可能使它们变得洋洋自得：民主学到的是，它们能够在犯错之后幸存下来，所以它们等着系统自己纠错，所以危机不断发生。

(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 )

朗西曼承认：“成功和失败相伴而行，这不是民主独有的特点，人类的境况就是如此，这是悲剧的本质。人类的各种成就都会导致自大，最有天分的人往往不自量力。知识多不保证认识了自己：聪明人会干最傻的事情。对个人来说如此，对政治体系来说也是如此。但不能只把民主的困境化为一连串人类悲剧。”民主遭受的是一种特别的自大。在古罗马，获胜的将军身边会有一个奴隶陪伴他进城，这个奴隶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他也是肉体凡胎。民主社会不对他们的英雄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民主社会成功的政治家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也是凡人。在民主社会，最普遍的体验是挨骂，而不是被盲目崇拜。民主社会的政治家在当上领袖之前都会习惯听到人群的嘘声。民主社会的问题不是他们听不见有人轻声说他们是凡人，民主社会的问题是他们经常听到，以至于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话当真。

民主到底遭遇了什么危机？

( 大卫·朗西曼和他的著作《自信陷阱：从一战到现在民主经历的危机》 )

朗西曼剖析的民主基本上是美国的民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马佐尔说：“单单聚焦于美国的历史，不能解答民主在应对危机时是否更加成功。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国延续了600多年，如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而美国的民主刚持续了200多年。即使单论现代，法西斯主义有着更强的适应能力：墨索里尼政权保卫了收支平衡，实现了国有化和自给自足。击垮它的不是缺乏灵活性，而是军事上的失利。”

朗西曼对美国民主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他说民主在过去10年间在四个领域表现得很差：他们在打一场不成功的战争，金融管理不善，没有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面对中国力量的增长他们被吓呆了。但这些是所有政治体制都要面对的挑战：战争、金融、环境的威胁，以及一个似乎真实的对手。《经济学人》专栏作家菲利普·科根则悲观得多。他在《最后的投票：西方民主受到的威胁》一书中说，在欧洲和美国，投票率过低、极端分子党派兴起、不平等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都将危及民主的稳定性。互联网让组织和煽动一大群人变得更加容易。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人秀节目投票，或者点一下鼠标就可以支持各种请愿，这让每几年才举行一次选举的议会民主看上去越来越落伍。

《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多米尼克·劳森说：“大卫·朗西曼是全球学术界文笔最典雅的人之一。他之前的著作有《善意政治》和《政治上的虚伪》，观点都很新颖。他的新作远没有那么新鲜。本质上他是对托克维尔观点的重访：托克维尔19世纪访问美国时，发现这个国家很有活力，但是由于过于依赖对民意立刻做出反应，所以容易短视。朗西曼赞同这一说法，他补充了一点：正是在民主证明了它最成功的时候，它最脆弱，因为这造成了自满。这就是他所说的自信陷阱。没错，但一千年前人们就明白了这种倾向。如古希腊人所说，傲慢必遭报应，这是人性；而民主多多少少表达的是我们的欲望，所以它也会遵循这一模式。但它不只是民主的机制，独裁者更容易傲慢，所以他们往往会去入侵俄国。”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说，民主的危机不在于它太成功了，而在于它会跟自由发生冲突。“今天民主被认为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多元主义的体现，但这种关联很脆弱。朗西曼没有理会以赛亚·伯林等自由派对民主的批评，这些人指出，民主是当选的多数人的统治，自由是个人的自由，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密尔、托克维尔和贡斯当等人认为，民主是必然的、值得拥有的，但他们也担心，跟欧洲的君主政体和帝国相比，民主对自由的威胁更彻底。在他们看来，民主是一种民众的政府，多数人会跟过去的国王和王子一样专横，实际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民主政府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他们毕生都在设计防御这一危险的设施，包括选举和宪法上的约束。

朗西曼认为，独裁和民主是政体最重要的差异，非自由的民主只是尚未充分发展的民主，是成长和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总是会带来一个热爱自由的政府。但密尔、贡斯当、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发展法则。非自由的民主不一定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期。也许一旦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民主就是不可逆的了。朗西曼说，一旦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民主社会就不会变回专制统治。但自由民主并非不可逆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许多欧洲国家正在经历这种转变。朗西曼说，在意大利和希腊，民主都曾被短期搁置，让位给技术专家的统治。（文 / 薛巍） 民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