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求助记

（文 / 西安 姚秦川）

去年底，我所在的单位成立“为农民工讨薪”行动小组，我也很荣幸地成为该行动小组的一分子。为了方便农民工和我们联系，单位特意将每个记者的手机公布在报纸上。第二天，我正在忙着赶年底特刊的稿子，当接到那个叫王立的人打来的电话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我抽空给他回了句“我现在正忙，10分钟以后立即给你回过去”，就挂了电话。要命的是，到了晚上，当我再次接到王立打来的电话时，才发现自己忘记给人家回电了，心里有一丝的愧疚。

王立的语气很急，说他虽然不是讨薪的农民工，但也是一名急需帮助的农民工，希望我们能够帮他。我问他出了什么事。王立略带着哭腔对我说，他的妻子即将临盆，有大出血的征兆，已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不过院方让先交2万元的押金，不交就不办住院手续。王立称他手头只有3000块钱，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筹不来这“要命”的2万元。我一听，当即恨不得狠狠扇自己几个耳光，因为从我接到王立的第一个电话算起，时间已过去近3小时，也就是说，这3小时里，王立的妻子一直坐在医院的大厅里，孤立无援。想到这儿，我立即打车赶赴王立所说的那家医院。

到达之后，我看到王立的妻子痛苦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捂着肚子，王立在一旁焦急地走来走去。看到我后，这个年轻的汉子紧握我的手，语无伦次。我安慰他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之后，我立即找到急诊室，对方说医院有规定，不交押金不办手续。我给他出示记者证，希望先救人要紧，但对方说他拿不了主意，让找科室主任。找到科主任后，我再次碰到软钉子，主任让我找医院的主要领导。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知道，那个小生命随时有降生的可能，如果那位母亲得不到紧急治疗，后果不堪设想。我一路狂奔到值班医院领导的办公室，将事情大概讲了一遍，我说希望先让病人接受治疗。但我看得出，院领导也没有通融的意思。这时，我不知从哪来的一股蛮劲，忽然大声喊道：“医院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你们有责任救助危难病人，可你们的表现根本就不配做白衣天使，眼里只看到钱！”医院领导显然被我的话刺激了，他马上威胁我说要打电话给我们单位的领导。我将记者证狠狠地摔到他的办公桌上说，你马上打，如果这种事情我都帮不了农民工兄弟，我也算不上一名合格的记者。那一刻，我的的确确地愤怒了，那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在采访对象面前发如此大的火。

那位领导忽然从座位上冲了起来，直视着我的双眼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我想，对方一定会立即喊人将我架出去暴揍一顿，我也从领导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愤怒。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他忽然冲着我大喊，还不通知对方住院，愣在这里干什么！第二天凌晨1点多，王立的妻子产下一个重达6斤的胖小子，当母子平安的消息传出来后，王立这个刚强的汉子，忽然抱着我失声痛哭起来。

之后我想，在现今社会，当各种保障体系还没有丰满和完善之前，权力意志主导下的权利天平，应侧重于一个平民、一个卑微的公民的生存渴求。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需要被倾听、被关爱、被济扶和被“拯救”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王立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