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西格和美国的左派运动

( 1966年7月20日，皮特·西格在纽波特民间音乐节上给孩子们讲解他手中乐器的发声原理 )

2014年1月27日，美国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因病去世，享年94岁。西格是公认的“美国现代民歌之父”，他的作品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包括鲍勃·迪伦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内的一大批美国歌手。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悼词，称西格是“美国的音叉”，赞扬他善于发挥社区的力量，不畏艰险，勇敢地站出来扬善抑恶，坚信歌曲的力量能够带来社会变革。

“多年来，皮特用他的声音，以及他手中的锤子，为保障工人权利和公民权益、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保护环境作斗争。”奥巴马在悼词中说，“而且他总是鼓励我们一起跟着唱，提醒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会永远感激他所做的一切。”

奥巴马在悼词中特意提到皮特手中的锤子，本意大概是指他创作的名曲《如果我有一把锤子》（If I Had a Hammer）。这首歌曾经被很多英文老师用作听力辅助教材，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歌中唱道：

如果我有一把锤子

我将日夜挥舞，砸向每一寸土地

( 1965年7月，皮特的父亲查尔斯·西格（中）在美国罗得岛州纽波特小镇参加纽波特民间音乐节 )

我要警告人们，危险即将来临

我要用我的锤子，使兄弟般的爱充满人间

( 1932年5月1日，数千民众参加在底特律举行的“五一节”大游行，呼吁增加就业 )

这首歌的歌词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其实这是一首宣传共产主义的歌曲，锤子指的是苏共党旗上的镰刀锤子标志。西格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的一生都和美国的左派运动密切相关，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民歌与工人运动

( 1933年1月27日，美国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市的民间音乐家来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中）家中拜访 )

皮特·西格的故事必须从他的父亲查尔斯讲起。

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1886年出生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自哈佛大学音乐系毕业后，查尔斯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教授，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此期间查尔斯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在一位共产党员同事的影响下多次去贫民窟考察，亲眼看到了美国穷苦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很大触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查尔斯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把共产主义思想运用到了教学实践中，被公认为是美国音乐社会学（Musicology）的奠基人。这门学问把社会学和音乐理论结合了起来，重点研究民间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1966年7月，皮特·西格在纽波特民间音乐节上准备表演 )

因为政治信仰的缘故，查尔斯被学校解雇了，他举家搬到纽约，加入了一个名叫“作曲家集团”（Composers Collective）的组织。这个组织隶属于一个更大的音乐家协会，名为“狄盖特俱乐部”（Degeyter Club），这个以《国际歌》作曲者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显然公开了它的政治倾向，它的目的就是在提高工人阶级音乐品位的同时组织革命，而查尔斯所在的“作曲家集团”的任务就是写出更好的革命歌曲，以便让工人们在游行时和欢庆革命胜利的宴会上演唱。

这件事并不奇怪。20世纪初期的美国刚刚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大踏步向工业化国家迈进。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劳资矛盾逐渐升级，整个国家变得越来越腐败，人民怨声载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出现了所谓“进步运动”，这是由一些正义的地方官员和新闻记者发起的改革运动，他们要求政府打击腐败，消减大资本家的垄断，保障劳动人民的福利。许多学者也参与了这一广泛的群众运动，各式各样的学说和政治观点借此良机得以从地下走了出来，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 民歌手伍迪·格思里是皮特·西格的人生导师 )

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产业工人。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拥有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早期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工人阶级受到严重剥削为代价的，忍无可忍的产业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于1886年5月1日在美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大游行，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由来。这一时期各个行业的工人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同资本家斗争。那时美国有关劳资纠纷的法律极不健全，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唯一手段就是罢工。这种激烈的斗争需要很好的组织和顽强的斗志，于是群众集会就成了团结群众，向资本家展示力量的最好机会。资本家则使尽各种手段破坏群众集会，比如雇佣杀手暗杀工会组织者，或者雇佣打手在集会上扰乱秩序等。教会在这一时期扮演了资本家帮凶的角色，他们组织救世军，在工人集会的会场边吹着喇叭大唱进行曲，想让工人们听不清演讲者的讲话。为了与救世军争音量，工会也开始组织工人们唱自己的歌，这些歌多半用救世军自己的曲调，或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曲调填词而成。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民歌仍在乡间传唱，不为城市工人们所熟悉。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部设在纽约，党员大多来自东欧，据说只有七分之一的正式党员会讲英语。因为这个原因，那时的革命歌曲主要以欧洲式的合唱为主，无论是曲调还是演唱形式都非常复杂。比如“作曲家俱乐部”选用了大名鼎鼎的古典音乐作曲家艾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创作的《五一节我们上了街》（In the Streets May 1st）作为1932年“五一节”大游行的指定曲目，那是一首多声部合唱，伴奏甚至需要用到钢琴。查尔斯对此有不同的意见：“科普兰的那首歌从音乐上讲是最好的，可那复杂的钢琴伴奏有多少工人会弹呢？而且，总不能让工人们抬着钢琴上街游行吧！我写的那首歌旋律很好记，一定很容易学唱。”

( 1981年2月10日，“织布工”乐队成员再次聚在一起 )

可惜的是，查尔斯是“作曲家集团”里的少数派，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欧洲的学院派音乐家，深受德国作曲家汉斯·埃斯勒（Hans Eisler）的影响。埃斯勒是无调性音乐的鼻祖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学生，他认为既然共产主义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思想，其音乐也应该是具有革命性的先锋音乐才行。在他的影响下，这些作曲家创作了大量具有实验色彩的“革命性”作品，并试图用这些骚动不安的音乐来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

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改变了这种情况。那次经济危机给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开始同情共产党的主张，而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团结广大的美国工人，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宣传攻势，可这样一来就暴露了那些党内知识分子领导人本身的一个大问题：虽然他们穿着工人的衣服，努力和工人打成一片，可工人并不认同他们，不理睬（或者是听不懂）他们的政治主张。多民族的苏联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在苏联共产党的倡议下，苏联文艺界曾掀起过一股收集研究民间文化的热潮。苏联文学泰斗高尔基曾在1934年举行的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对此作过一个权威性的总结：“文学艺术的真正起源是民间传说，我们必须研究来自民间的艺术，让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 皮特·西格和妻子纪子（摄于1966年） )

虽然如此，“作曲家集团”仍然拒绝接受美国民歌。他们认为美国的民歌是粗俗悲观而又多愁善感的，不符合共产主义者的形象，他们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音乐应该是既有革命激情又有高雅的艺术品位的严肃音乐。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以“强力五人团”为代表的苏联作曲家们开始把俄罗斯民间音乐应用到古典音乐作曲中后，一些以苏联为榜样的美国左派作曲家竟然开始着力于把苏联民歌引进美国，而不是设法推广美国自己的民歌。

真正让美国民歌进入大众视野的是1932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他接手的是前任总统胡佛留下的烂摊子，任务艰巨。为了让美国迅速从经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罗斯福实行了“新政”（New Deal），即用政府干预的办法振兴经济。新政的实施使得政府机构得到的拨款大大增加了，其中就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附属的民歌档案馆。在政府的资助下，档案馆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歌采集活动。学者们不但深入南方山区，而且还第一次来到中西部的农民聚居区采集民歌。馆长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用政府拨款更新了录音设备，仅他一人就为民歌档案馆录制了700多张唱片，每张唱片录有2～12首不等的民歌，录音质量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罗斯福总统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首先他本人就是个民歌爱好者，经常和夫人埃莉诺（Eleanor）一起参加美国各地举办的民歌节，还多次邀请民歌手来白宫为政府官员们举办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歌演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罗斯福想利用民歌宣传爱国主义，给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美国人民提供感情寄托。比如他经常会鼓励民歌手唱一些反映美国人民勤劳勇敢品质的歌曲，帮助人们树立对美国前途的信心。

罗斯福对待民歌的这种功利心态恰好与当时民俗研究领域里新兴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学说不谋而合。以前的民俗研究者错误地理解了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他们把民俗的演变当作进化，认为当代的社会习俗要比过去的优越，两者是一种淘汰与被淘汰的关系。而功能主义则认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民俗和文化都有其实用价值，不存在好坏的问题。那些古老的民歌之所以仍然有人唱，就是因为它们仍然会给演唱者带来某种好处，因此它们仍然具有某种价值。受这种新理论的影响，新一代民歌学者不再把民歌当作一种需要拯救的古董，也不再对民歌是否“正宗”感兴趣了。他们第一次把目光转向那些在民间自发流行的歌曲，不管它们是不是受到了流行音乐的感染。他们还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工人阶级，转向了生活在城市中的那些新的民歌作者。这种转变和美国共产党的需求相吻合，得到了左派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

皮特·西格正是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城市民歌手。

美国民歌与共产主义

1919年5月3日，查尔斯和妻子康斯坦斯的第三个孩子皮特出生了。康斯坦斯是一位水平很高的小提琴手，很早就逼着皮特学琴，但他对小提琴不感兴趣，却喜欢摆弄一把孩子玩的尤克里里琴（Ukulele，一种很小的类似吉他的四弦琴）。查尔斯认为对孩子应该顺其自然，他不喜欢练琴就不要逼着他练。夫妇俩在其他方面也矛盾不断，最后只好离了婚，皮特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里，他从此多了份自由，却少了许多家庭温暖。

就在皮特上中学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的上台让苏联感到了压力，为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法西斯，共产国际于1935年发布了一个新的运动纲领，称之为“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在美国则称之为Popular Front）。这个新纲领的主旨就是摒弃过去的一些激进观点，把以前认为反动的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一切对现实不满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西斯。在这个新纲领的指导下，过去那种非常前卫的无产阶级艺术观被抛弃了，左派艺术家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民间艺术上来。这个纲领的颁布正值美国试图摆脱经济萧条，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罗斯福预见到了这一运动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运动，号召广大的左派文化人士去收集整理并推广美国自己的文化，这样做既可以在国际上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又可以在国内掀起一股爱国热潮，会对“新政”有很大帮助。于是，在共产党和美国政府的双重支持下，许多曾经讨厌过民间艺术的艺术家们纷纷走上了“重新发现美国”的征程。美国的左派力量也在这场划时代的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当时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布罗德（Earl Browder）就曾激动地宣布：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精神！

作为一个小有成就的作曲家和人民阵线的先驱者之一，查尔斯终于在这场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受政府之邀，他于1935年离开了“作曲家集团”，来到华盛顿主持建立了一个“移民重置计划音乐部”。“新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法安置因饥荒而到处流浪的难民，使他们迅速定居下来并找到适当的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让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能对新家有认同感，并且同邻里和睦相处是个很大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让这些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根，而没有什么比美国民歌更能使这些以农民为主的难民们产生这种认同感了。所以政府便成立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部门，查尔斯的任务就是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各个移民聚居区里举办各式各样的民歌节，让人们唱着自己熟悉的民歌，团结起来开始新生活。

就在查尔斯去华盛顿上任的那年，皮特读完了中学。在学校里皮特不仅有机会接触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杂志，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还发现了一种自己真正喜爱的乐器——班卓琴。1935年暑假，皮特来到华盛顿与父亲团聚，查尔斯找来一些国会图书馆里收集的民歌唱片放给儿子听，皮特立刻喜欢上了一首旋律优美的班卓琴独奏曲，可当他试着在他的四弦班卓琴上弹这个曲子时，却发现弹起来很不顺手。正好查尔斯要去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个民歌节，便把皮特带在身边。两人开车钻进山区，和村民们吹拉弹唱，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皮特尤其喜欢班卓琴手的演奏，那优美的旋律和复杂的技巧简直把他惊呆了。等他再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演奏的都是五弦班卓，比他自己弹的班卓琴多一根弦，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这次旅行改变了皮特的一生。他不仅从此改弹五弦班卓琴，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班卓琴手之一，而且这是他第一次真正领略了民歌之美。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

比起那些浅薄琐碎的流行音乐来，这些歌曲（指民歌）唱的却是整个生活。他们（指民歌手）唱那些英雄、逃犯、杀人犯和傻瓜，他们不在乎唱悲剧性的歌曲，而流行歌里只有伤感的小调；他们不在乎唱生活中丑恶的事情，而流行歌里只有傻笑和装腔作势；最重要的是，这些歌曲是诚实、坦率和直截了当的，与之相反，我觉得那些艺术歌曲太强调优雅了，而那些流行歌曲则总是自作聪明。

自那次民歌节之后，皮特一有空就练习弹琴，技艺有了很大长进。可他那时更想当一名记者，认为记者最有可能看到真实的生活。于是他中学毕业后凭借一笔奖学金进了著名的哈佛大学新闻系。可是象牙塔里浓重的学术气氛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不喜欢整天待在图书馆里研究新闻理论，自然他的考试成绩也不太好，奖学金因此而泡了汤。皮特在哈佛待不下去了，便于1938年离开了波士顿，只身前往纽约，他要看看自己能不能独立地找到一份工作，这一年他只有19岁。

可是，年轻的皮特显然把热情与能力搞混了。他在纽约待了一个月，什么工作都没有找到，最后只能借助父亲的关系在民歌档案馆里找到一份整理录音的工作，从此皮特便可以整日与民歌为伍了。他利用工作之便听了大量的民歌录音，还结识了一批出色的民歌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这段经历坚定了皮特把唱歌作为终生职业的信心，而且使他日后成为美国民歌史上最全能的歌手。

1940年，皮特认识了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民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此人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也是美国音乐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民歌手，他创作的《这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被公认为是美国的第二国歌，几乎人人会唱。交往了几天之后，皮特意识到格思里身上有他最缺的东西——生活经验，于是皮特拜格思里为自己的人生导师，跟着他在美国各地游荡了几个月，沿途依靠卖唱为生。后来西格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冒险经历时说，他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中有地道的工人、农民、小商贩、民间音乐家，甚至还有乞丐和流浪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了底层的老百姓，亲身体验了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贫富不均、种族歧视等丑恶现象，这些都是他在哈佛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当西格结束了这段冒险，搭火车回到纽约时，他终于脱胎换骨，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纽约的城中村——格林尼治村租了间廉价的房子，与志同道合的左派民歌手李·海斯（Lee Hays）和米勒德·兰佩尔（Millard Lampell）一起收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诞生的优秀歌曲，并把它们编辑成歌本。他们在生活上也实行共产主义，大家把挣来的钱放在一起，谁用谁取，用多少取多少。每到月底该交房租时，如果钱不够，他们就在门外贴广告，举办房租派对，由西格和朋友们唱歌给大家助兴，每个参加者交35美分，另外每杯啤酒收10美分。后来格思里也加入了这支松散的小乐队，他们给自己取名“年历歌手”（Almanac Singers）。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城市民歌乐队，或者按照格思里的说法，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成员最不固定的一支乐队。

乐队一开始唱的都是工会歌曲，但他们很快发现风向变了，美国共产党已经把工作重心从组织罢工转移到反战上来了。自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肆意屠杀犹太人，并扬言要把整个世界纳入纳粹德国的版图。这些消息传到美国后遭到了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国人一致谴责。可就在这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消息使美国共产党极为震惊，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所热爱的苏联会与刽子手希特勒成为盟友。震惊之余他们又极力想为这件事找个解释，当时最流行也似乎是最合理的说法是：这个条约为苏联赢得了准备战争的宝贵时间。但无论如何，这个条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共产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美国很快便利用这场战争使自己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一时间，军火工厂成倍增加，而且订单不断，这给共产党组织工会造成了很大影响。“二战”初期，德军在欧洲所向披靡，大有一举拿下欧洲大陆的趋势。美国人开始坐不住了，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出兵欧洲。这时美国共产党却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坚持认为这场战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狗咬狗，而美国出兵则会刺激德国与苏联开战，对苏联不利。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美国共产党发起了反战运动。

作为共产党员，西格自然要跟着党走。1941年3月，“年历歌手”的第一张单曲唱片《给约翰·多伊的歌》（Songs for John Doe）问世了。西格创作的这首标题歌曲带有明显的反战色彩，歌词中甚至直接点了总统罗斯福的名字，暗示他是被摩根大通银行收买了，企图大发战争财。

可是，欧洲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越来越明显，美国国内要求政府出兵干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西格虽然以热爱和平的角色自居，可内心却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公开反战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也就是那个“苏德和约”。1941年6月22日下午，“年历歌手”们正在院子里举办每月一次的房租派对，兰佩尔的一个朋友突然闯了进来，大声宣布：“纳粹开始进攻苏联了！”一瞬间，歌声停止了，院子里一片寂静。每个人的心里都极不平静，他们都知道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对西格来说这是个极为矛盾的时刻，一方面他开始担心苏联的命运，一方面又舒了口气，因为苏联从此肯定会站到反抗纳粹的战壕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战斗了。可西格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几乎等于宣告了“年历歌手”的死刑。从此之后，每当他们站在舞台上唱歌，台下总有人起哄，骂他们是懦夫，就连一些左派人士也开始对他们不友好，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和反战永久地联系在一起了。

“年历歌手”们并没有立刻放弃，他们迅速创作了一批反法西斯歌曲，还出了新唱片。也许你会认为他们都是些见风使舵的家伙，其实事实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首先，格思里绝不是个两面派的政治家，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游吟诗人，既不喜欢唱片行业里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不喜欢能说会道但心怀鬼胎的政治家。他一生痛恨形式主义，而政治在他看来是最大的形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格思里虽然一辈子都在为底层人民唱歌，但却从不愿别人给他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原因。他曾对别人说：“左翼、右翼、鸡翼，在我看来都一样。”

其次，西格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格思里，因此也从他身上继承了这种崇尚自由的精神，绝不是个唯利是图的两面派。不过西格毕竟是一位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位前辈。有件事很能反映出两人的不同之处，当“年历歌手”转向支持对希特勒作战后，格思里在自己的吉他上刻了“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这件乐器能杀死法西斯），而西格则在自己的班卓琴上刻了“This machine surrounds hate and force it to surrender”（这件乐器将战胜仇恨），这段话比格思里的更中性一些，立意也更高远，他始终认为自己以前的反战歌曲没有错，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他要反对的不仅是希特勒，更主要的是仇恨。在他的理想世界中，人们之间只有爱，没有仇恨。

这就是为什么西格被美国人民公认为是民歌界的“圣者”，他超越了党派之争，心胸极为宽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正式参战。格思里因为年纪稍大，又有孩子，所以美军暂时还没找到他头上，他便在美国海军组织的专门往欧洲运军火的商船上找了个洗碗的工作，他的船途中遇到了德军潜艇，侥幸逃过一劫。西格则于1942年6月应征入伍，因为会唱歌而被分到了文工团，派往对日作战的前线塞班岛，负责当地一家战地医院的宣传工作。出征前，西格和相交多年的女朋友纪子（Toshi）结了婚。纪子是日本移民的后代，她的祖父是第一个把马克思著作翻译介绍到日本的学者，她的父亲曾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是个有名的“赤色浪人”。这段异族婚姻曾遭到了西格家人的反对，但西格却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战事吃紧，格思里最终还是被征入美军预备队，并于1945年5月7日正式入伍，可就在当天却从欧洲传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二战”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美国民歌和政府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的结束，因为战后的美国很快就从对纳粹的战争转向对共产主义的冷战，具有左派倾向的美国民歌界自然不可能逃得过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历史上最喜欢民歌的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因病去世，接替他的杜鲁门则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从那时起，能有幸进白宫为总统演奏的音乐家就变成了清一色的古典音乐家了。

总之，美国民歌和美国政府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到此结束，双方很快就变成了敌人。

美国民歌与麦卡锡主义

“二战”结束后不久，西格回到纽约，立即召集了25位民歌手来自己家里开会，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左派民歌组织“人民之歌”（People's Songs），由西格担任主席。这个组织一方面为歌手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帮助他们从电台和唱片公司那里收取版税，保护歌手们的利益。从前这些民歌手在为左派工人集会唱歌时，组织者常常不给钱，他们忘了这些歌手是靠唱歌生活的。一次演唱会后组织者又不想给钱，还对格思里说：“你们这是为正义在唱歌，怎么还能要钱呢？”格思里答道：“我们从来就没有为不正义唱过歌。”

平心而论，最早发现并推广美国民歌的不是学者，也不是政府，而是唱片公司的商人们，但他们看中的是民歌没有版权的优点，不见得有多么喜欢这种来自乡野的音乐。西格等人试图把民歌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更是和商人们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人民之歌”只能在少数几家由左派知识分子开设的小唱片公司里找到合作者。

1947年，美国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其中思想左倾的一个派别组成了“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推举曾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出面与杜鲁门角逐美国总统的宝座。进步党得到了美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而美国几个主要的工会组织却因为它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而没有支持它。西格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了华莱士这一边，多次率领“人民之歌”的成员们用歌声为华莱士拉选票。

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这些左派民歌手们怎样努力，华莱士都不可能当选，因为美国的大多数老百姓都不喜欢共产党。华莱士的全美巡回竞选演说遭到了空前的失败，在许多地方不仅场面冷清，更是有很多人向他扔臭鸡蛋。那次竞选以杜鲁门大获全胜而告终，华莱士仅仅获得了不到100万张的选票。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人民之歌”元气大伤，最终宣告破产。为了谋生，西格不得不再次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唱歌挣钱，养家糊口。

1949年8月27日，西格接受了一个左派组织的邀请，去纽约城北的一个避暑胜地皮克斯吉尔（Peekskill）演出。这次演唱会的主角并不是西格，而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虽然不算民歌手，但因为肤色和政治信仰等原因，和美国的左派人士过从甚密。“二战”爆发前，罗伯逊因为演唱了一首热门歌曲《美国人民的歌谣》（Ballad for Americans）而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可是“二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美英等国开始联手对付苏联，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向世界宣告了“冷战”的开始。“二战”老兵们回到国内后惊讶地发现，欢迎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失业，前两年因为“二战”而开足了马力的美国经济突然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熄了火。美国舆论此时又敲起了边鼓，极力鼓吹所谓的“红色恐怖”论。在这种气氛影响下，美国的一些极右组织纷纷抬头，臭名昭著的三K党又开始活跃起来，把矛头直指非裔美国人，指责他们抢走了白人的饭碗，而那些失业的老兵在这一波新的种族歧视狂潮中当起了排头兵。

预定演出的那天上午，由三K党组织的老兵趁保安不备冲进了演出场地，高喊“处死共产党！”“交出黑鬼罗伯逊！”“希特勒没干完的事，我们接着干！”“醒来吧，美国，皮克斯吉尔已经醒来了！”等口号，一边喊一边动手砸音响设备。当工作人员为保护设备与这些老兵发生冲突时，当地警察以维护秩序的名义冲了进来，却反而警告工作人员不得扰乱秩序。这场骚乱的结果是，寡不敌众的演出工作人员有多人受伤住院，老兵们则唱着歌在皮克斯吉尔镇上举行大游行，欢庆胜利。镇上的老百姓也纷纷跑出来加入游行队伍表示支持，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万幸的是，罗伯逊和西格等艺人都因堵车而没能进入场地，否则他们的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此事见报后，大部分美国人的反应竟然是：打人不应该。仅此而已。美国媒体也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企图让人们尽快忘掉这暴力的一幕。音乐会的组织者却没有忘记，他们迅速决定音乐会改在下周末，也就是9月4日中午再次举行。那天上午，当罗伯逊等音乐家在保镖的护卫下进入场地时，那个圆形的露天剧场里已经挤满了两万多从各地赶来的工会和黑人民权组织的成员，几千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剧场周围站成一圈人墙，外面则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头顶还有几架直升机在盘旋，老兵组织的人被挡在很远的地方，听不见他们的喊叫声，只看见他们的旗帜在远处飘着。

这哪里是演唱会，分明就是一个战场！

就在这次演唱会上，西格演唱了他和海斯合写的《如果我有一把锤子》。这首歌是在“人民之歌”破产后写的，那时两人的事业都走到了最低点，西格要用这首歌提醒大家，自由受到了威胁，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

演唱会由于组织者精心布置的防范措施而进行得十分顺利。下午16点演出结束，人们陆续开车离开。本来这里有好几个出口可以让汽车通过，可突然几个路口上都出现了当地警察，他们以便于管理为名让汽车都改道从其中一条路口开出营地，局面一下子混乱了起来。西格等人的车开了很久才开出来，上了一条小路，突然从路边的灌木丛里冲出无数辆卡车，车子里都装满了棒球般大的石头。车上的人倒也不冲上来，只是向路中央的汽车投掷石块。西格大叫一声不好，连忙弯下身子，把两个孩子护在车座下。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车里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石头砸车窗的声音和被砸伤的人的痛苦呻吟。

就这样，美国爆发了“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了“冷战”时代，美国的左派民歌运动在经历了10年的风风雨雨后也就此宣告结束。

但是，就像《如果我有一把锤子》中唱的那样，西格没有放弃战斗，他坚信美国人民只是暂时受到了蒙蔽，总有一天他能用自己的歌声让他们明白过来。回到纽约后，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心彻底改变过去唯政治化的原则，试试商业化，把自己放到市场上和同行们来个自由竞争，看看自己在这个商业化的流行歌坛到底值多少钱。于是，他和另外三人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取名“织布工”（The Weavers）。他们把老民歌改成了大众喜欢的男女声四重唱，吸引了很多听众。迪卡唱片公司（Decca）看中了“织布工”的商业潜力，和这支乐队签下了一纸合约。

1950年5月4日，织布工的第一张单曲唱片上市了。A面是一首古老的以色列军歌《赞纳、赞纳》（Tzena，Tzena），B面则是一首美国老民歌《晚安阿瑞》（Goodnight Irene）。没想到B面这首三拍子的慢歌比A面的主打歌更欢迎，在美国热门单曲排行榜冠军的宝座上蝉联了创纪录的13周，销量也很快突破了100万张，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史上到那时为止销量最大的单曲唱片，“织布工”一夜之间成了明星，邀约不断。可是，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演出商突然在一夜间就消失了，广播电台也不播他们的歌曲了。又过了一阵子，迪卡唱片公司中止了与他们的合同，收回了货架上所有他们的唱片，“织布工”成了美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麦卡锡时代”最大的牺牲品。

1950年2月9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麦卡锡（Joe McCarthy）那天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发表演说，声称他手中掌握着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影响的人，据他说这些人要么本人就是共产党员，要么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正试图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之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这个演说震惊了整个美国，揭开了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的序幕。在惠灵演说之后，麦卡锡又在美国各地进行了多次演讲，每到一处都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群记者围着他采访。麦卡锡很会利用舆论来为自己造势，他最擅长在记者会上像和老朋友谈天一样对记者们侃侃而谈，却对具体的问题用各种外交手法左推右阻。比如当记者问他能否公布这些人的姓名时，他有时说名单忘带了，有时干脆胡编个名字充数。就是这样一个近乎无赖的酒鬼居然立刻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仅凭一己之力就把美国弄了个天翻地覆，使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之中。

这股反共浪潮还成全了几个想借机发财的家伙。三个前FBI官员自办了一份名叫《反击》（Counterattack）的杂志，专门登载据称是共产党员或者有亲共倾向的文艺界人士的材料。1950年6月，《反击》单出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红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的影响》。小册子中列出了据信是共产党员的演艺界人士共147名，这其中的许多人都不得不终止自己的演艺生涯。侥幸逃过一劫的大都是一些信仰并不坚定的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作证，以便能继续自己的演艺生涯。“织布工”乐队的四名成员当中只有西格在那个名单上，但因为他当时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HUAC在一时找不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便贸然对他下手，这就是为什么“织布工”仍然在美国流行歌坛活跃了一段时期的原因。可惜好景不长，《反击》杂志的那些人终于找到了一张王牌：哈维·马图索（Harvey Matosow），此人是FBI的间谍，在“人民之歌”组织里潜伏过一段。当《反击》找到他时，他正为缺钱而苦恼，当下双方一拍即合。1952年2月6日，马图索在HUAC作证说“织布工”乐队中有三人是共产党员，其中就包括西格。证词一出，迪卡公司很快便中止了和“织布工”的合同，各大电台、电视台也都立刻中止了原定的演出合约。就这样，一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卖出400万张唱片的美国最流行的乐队被麦卡锡主义封杀了。

此时西格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需要挣钱养家糊口，为此他不得不去参加一些超小型的演唱会，一次只能挣个二三十块钱，但有了这笔钱，西格一家就不至于挨饿了。西格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和幼儿园，他会唱很多儿童歌曲，而且还很擅长逗孩子们发笑。他试图把民歌带进大学校园，为此他自费印制了一批宣传材料，发给全国几百所大学，从中回收到不少演出邀请。那一年西格成功地举办了一次以大学校园为主的全国巡演，这种巡演方式后来被演出商们采纳，成为很多初出茅庐的另类摇滚乐队打开市场的重要手段。

就这样，西格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几年后，麦卡锡由于行为过火而被选下了台，不久就病死了，但美国的右翼组织仍没有放过西格。1955年8月，西格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收到了HUAC的传票，让他去作证。在他之前已有许多艺人去HUAC作过证，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作为挡箭牌。这一修正案允许证人只向HUAC汇报自己的问题，而不提及任何其他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在HUAC这里蒙混过关，免受法律制裁，又可以不必背上“出卖朋友”的黑锅。但西格却在听证会上选择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为自己辩护，即认定HUAC无权过问一个美国公民有关其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个人问题。西格做出这个选择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样做会无限期地延长诉讼时间，而且很可能进监狱，但他觉得此刻应该有人站出来向这个无理机构的无理做法提出挑战。

后来有人评价说，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非常相似，两者的黑暗程度差不多，但美国的民主体制让它很快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而苏联却在黑暗中徘徊了太长的时间，这就是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越拉越大的原因所在。

经过长达一年的法庭斗争，美国众议院以373票对9票通过决议，指控西格，以及包括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内的另外七人犯了藐视法庭罪，然而对这一指控的审判却一直没有进行。在此期间，西格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演出和创作。就在一次去校园的演出途中，他写出了自己最有名的一首歌曲。当时他正在读苏联作家米哈依·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书中摘录了一段乌克兰民歌，西格觉得很有意思，就在那首民歌的基础上写下了三段歌词，并谱了曲。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很久以前的那些花儿都到哪儿去了？原来是姑娘们把它们摘走了。那姑娘们又都到哪儿去了？原来都嫁了人。那些丈夫们又到哪儿去了？他们都参了军，一个不剩。这首歌的歌词意含蓄而深远，曲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忧伤。可当时西格只是把它当作自己创作的几百首民歌中的一首小歌，并没有太重视，录了一版无伴奏小样后就把它放在了一边。后来西格的一个律师朋友在老版本的基础上又加了两段歌词，为这首歌增添了一种轮回的意味，这就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的圣歌之一《花儿们都到哪儿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1962年5月18日，上诉法庭终因证据不足改判西格无罪释放，悬在西格头上长达6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被拿掉了。就在同一周，由“金斯敦三重唱”乐队翻唱的《花儿们都到哪儿去了？》冲上了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前40名（Top 40），西格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里。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西格作为美国民歌界的元老级人物，帮助了很多年轻的后起之秀，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鲍勃·迪伦。这些民歌手都称西格为“圣者皮特”，美国音乐史上则称他是“美国现代民歌之父”。在政治方面，西格逐渐淡出了共产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了。但他依然参与了左派人士组织的很多抗议示威活动，包括民权运动和反战游行等等。“越战”结束后他又投身于环保事业，为保护纽约的哈德逊河而努力。

纵观西格的一生，他是美国民歌手当中艺术生命最长、影响最大，也是最纯粹的一位。他是美国左派艺术家的代表性人物，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理想，用歌声代替枪声来捍卫正义，希望人类能永远地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干净的地球上。

2013年7月9日，也就是西格夫妇结婚70周年纪念日的前9天，西格的妻子纪子病逝于纽约，享年91岁。半年之后，西格随她而去，享年94岁。

（文 / 袁越） 美国工作民谣西格左派美国运动音乐反击皮特格思里战争电视剧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