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和里维拉：“既已如此，终将如此”

( 弗里达和里维拉 )

日记里的秘密

“迭戈 创始/迭戈 建设者/迭戈 我的孩子/迭戈 我的男友/迭戈 画家/迭戈 我的情人/迭戈 ‘我的丈夫’/迭戈 我的朋友/迭戈 我的母亲/迭戈 我的父亲/迭戈 我的儿子/迭戈 我/迭戈 宇宙/单一中的多重。”

这是弗里达写给丈夫迭戈·里维拉的诗，收在她那本著名的日记里，生前从未示人，包括里维拉本人。170页日记，写在她一生的最后10年——1944至1954年，也是她和里维拉离婚一年又再度复合后的那些日子，她写下对爱人的复杂情感，回忆童年，也记录自己的绘画。弗里达去世后，这些日记先是存放在墨西哥中央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后来被交给由弗里达故居改成的弗里达·卡洛博物馆收藏。

对于了解20世纪初这对天才艺术家不同凡响又令人迷惑的婚姻，这些日记非常重要。与写给朋友们的书信相比，日记显然更值得信赖：弗里达保持隐秘地书写和拥有，所以最有可能是她真实的心理，甚至偶尔的潜意识。1995年8月，日记被弗里达博物馆授权公开出版，在这之前，除了清理过她遗物的里维拉和极少数工作人员，可能只有美国艺术史家、传记作家海德·赫雷拉（Hayden Herrera）最早获允阅读过：20世纪70年代，海德专程前往墨西哥城的科约阿坎——城郊一个古老的居民区，弗里达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最后去世的地方——在弗里达博物馆里研读了这本日记，并在她1983年完成的《弗里达·卡洛传》里首次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传记因此而被视为了解弗里达生平和艺术的可信任的来源，2002年电影《弗里达》就在诸多传记中选择了海德的书来做改编。

从断续的诗句可以看到，弗里达心目中的迭戈，是她人生各种角色“单一的多重”，是她的宇宙，甚至就是她本体，却唯独不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丈夫——她为“我的丈夫”这个词加上了引号。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1949年，墨西哥艺术学院为他们伟大的壁画大师举办大展，弗里达在画册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我不谈‘我的丈夫’迭戈，因为那将是很可笑的事。迭戈从来不是，也将不会是任何人的‘丈夫’。我也不谈情人迭戈，因为他的成就超越性的界限。”人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弗里达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赞颂里维拉的伟大，但如果对其之前20年的爱情和婚姻经历有所了解，便会体察到在这几行字之下埋伏了难以平息的隐痛。他们绝非那一对在弗里达博物馆里展示给崇拜者的美满婚姻的拥有者。关于他们的生活情况，就算是最亲密朋友的描述也大相径庭。

( 弗里达画作：《摩西》（1945） )

在开始写这些日记之前，弗里达习惯以画自己来记述情感。1943年，她画过一幅自画像：《迭戈在我脑海里》，画家把自己包裹在一袭如新娘花冠一般的白色头巾里，露出无表情的坚硬的面部，而迭戈的半身小像被镶嵌在她的额头正中，蹙于眉心。1949年，弗里达又画了一幅自画像：《迭戈和我》，里维拉仍被嵌在她的眉心和前额之间，只是在丈夫的额上她多画了第三只“永恒之眼”，而在她自己脸上，多了三颗泪珠。新娘一般美丽的花冠不见了，她将一把乱发缠绕在画面之上。这是他们复婚后的第九年。弗里达希望迭戈用“第三只眼”看到什么？是她难以言语的内心吗？

在这两幅画之间，1944年她还画过另一幅《迭戈和弗里达》。在那里面，她将自己和迭戈的脸各取一半再合二为一，用缠绕的树根在两人脖颈处捆系。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理想的婚姻关系，她寄望于古老的阿兹特克神话：奥梅特库特利和奥梅齐特华尔男女合身为一体，成为所有生命的起源。

( 《迭戈和我》（1949） )

很明显，弗里达那些年自囚于极深的困扰之中，她没有一刻逃脱过对自己和里维拉之间的关系的索问，却永无答案。“我不能因为他的缺点而不爱他。”但她也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忠感到绝望。里维拉的传记作者玛奇（Gladys March）曾记录里维拉本人的口述，他回忆在1940年复婚的时候，弗里达提出两个条件：对他们共住的房子，她用自己卖画所得来分担一半费用；两人之间不再有性的关系。里维拉只在弗里达的脑海里，在她的婚姻契约里。

那么，他们重新开始第二段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或许，那是可以让他们在对方生命中担起最重要角色的唯一通道。他们试过关闭这条通道，但很快发现各自都不再完整，也难以再如此光彩夺目。他们生而就是戏剧化人生的沉迷者，是要一起面向外部世界的同盟者——他们终其一生追求重建印第安价值以及势必成功的欲望。这种婚姻关系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圈里并不罕见：它从令人晕眩的爱情展开，但无法以爱情为唯一，最终婚姻习惯了和背叛共处，一起成就两个人的传奇。

( 《破裂的脊柱》（1938） )

作为一名女性，传记作家海德·赫雷拉更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她写道：“从他们结婚的那一天起，弗里达和迭戈就开始在对方的生命剧情的展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穿上特旺纳服装是弗里达作为其展开迷人个性的自我创造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作为迭戈完美的伴侣和陪衬。优雅、风情万种、美丽无比，她即是其硕大而丑陋的丈夫的装饰品——他那斯泰森毡帽上的孔雀毛。然而，当她愉快地为迭戈扮演一位印第安女仆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地道的手段和技巧。她并不改变自己的个性来迎合迭戈的期望。相反她创造了这种高度个性化的风格来强化本来就是的那个自我，她知道迭戈也是喜欢的。最后，由于她的过度炫耀而使许多人都觉得这孔雀羽毛要比斯泰森毡帽更引人注目。”

从弗里达1931年陪丈夫在旧金山客居时绘画的双人肖像《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中——这是他们夫妇被人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幅画像——海德看到了同样微妙的东西：“里维拉被画成是一个挥动着调色盘和画笔的大画家，弗里达则扮演着其最钟意的角色，即这位天才最钟爱的妻子……她像是中国玩偶一样要飘起来的样子，由巨大的配偶牵着她的手。……这肖像描绘了一位年轻女人——也许看上去有点胆怯，但同时也得意于她对别人的掌握——通过对伴侣的掌握而达到对世界的掌握。这使人想起墨西哥所常见到的一种类型：故意假装柔顺的妻子，实际上熟练而灵巧地支配了家里的一切，包括丈夫。”他们拉在一起的手被弗里达放在画面最中央的位置，海德认为，这对弗里达来说意味着婚姻契约的重要性，“她生存的支点即是那种成为他的贤妻的动机”。

( 《迭戈在我脑海里》（1943） )

激情的开始

按照海德的推断，弗里达在第一次遇到里维拉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是，“也许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她；也许她掉入了古老的自欺欺人的希望之中：我将拥有他的爱，他将以另一种方式来爱我”。

( 《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1931） )

事实上，里维拉在墨西哥革命时代的巨大名气和领袖魅力对弗里达有着致命吸引力。在还未见过画家之前，国立预科学校的女学生弗里达就跟好友说，她一定会嫁给伟大的迭戈，为他生孩子。他们的年龄相差不止一倍：在弗里达出生的1907年，里维拉已经拿到政府的助学金前往欧洲学习艺术，他住在巴黎，与毕加索、斯泰因、阿波利奈尔、爱伦堡他们为伍。1921年回国后，里维拉开始为墨西哥城的公共建筑绘制巨型壁画，他将印第安传统放进纪念碑式的革命壁画里，很快，在这个被1910年那场民族革命激荡不止的国家，他成为了最有名的画家和政治活动家，印第安复兴运动就以他为中心展开。

关于里维拉和弗里达的相遇，有多个版本，来自他们各自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说法，多数时候都是为了让故事变得更加浪漫。其中里维拉在自传《我的艺术，我的生活》中写到的版本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23年在国立预科学校的阶梯教室里，伟大的壁画家站在脚手架上描绘人类起源，15岁的女学生毫不畏惧地闯进教室，要求待在那里看他作画。这个有着西班牙、印第安和德国血统的小女孩给里维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眼神中闪烁着奇异的火光”。第二次见面是1928年，里维拉在教育部创作壁画，他描述自己仍然站在脚手架高处，突然看到了一个少女，“浓密乌黑的眉毛在鼻子上方相接，像是乌鸦的一对翅膀，犹如两道黑色的弯弓，衬得那双棕色明眸秀美异常”。这是20岁的弗里达。不过里维拉此时还不知道，从15岁到20岁，弗里达在这5年里已经历了那场改变她全部人生方向的最惨烈的车祸：1925年9月17日，一辆电车撞上了她和男友乘坐的公共汽车，金属扶手从她盆骨位置贯穿身体并穿过她的阴道，脊柱断裂为三截，锁骨和两根肋骨折断，盆骨和右腿分别有3处和11处碎裂。她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活下来。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就变成了无休止地习惯痛苦，一生经历30多次外科手术。为了摆脱被石膏胸衣禁锢在病床上的苦楚，她开始画画，画画从此成为她唯一的天地。肉体上炼狱般的磨难让弗里达的内心成长得坚定而激荡，1928年最终带来爱情和婚姻的相遇并非邂逅，正是她有意的安排。那时42岁的壁画大师身边短暂地缺席女人，弗里达决心成为他的妻子。

( 《两个弗里达》（1939） )

不加掩藏的鲜明和炽热，独特绘画所透露出来的强大内心，让里维拉对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情感，这和从前单纯的爱欲不一样，里面混杂了对一个天才的赞叹和敬慕——在这方面，里维拉比罗丹和毕加索无私很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弗里达的才华的呵护、赞美和推崇。他们的恋情迅速发展，弗里达这一时期的绘画也被里维拉影响而逐渐找到方向，她说“迭戈给了我对待生活的革命的态度和对色彩的真实的感觉”。

尽管弗里达的父母对里维拉的年龄、肥胖的形象以及他共产党人的身份都不满意，觉得他们是“大象和鸽子间极不般配的结合”，但最终还是给予了婚事所需要的祝福。说服他们的并不完全是弗里达不顾一切的爱情，也包括古老婚姻的主要前提：他们期待这个慷慨而富有的男人能为家中解决经济困难。后来他也确实做得很好。

( 里维拉在墨西哥瓦哈卡州政府大楼内绘制的壁画 )

1929年8月21日，弗里达和里维拉在科约阿坎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我们在后来看到的那个弗里达，就“诞生”于这场婚礼之后。从那天起，她换上了里维拉喜欢的墨西哥特旺纳服装，就像她皈依于里维拉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墨西哥主义。服装在她的自我形象和革命之间，在她的绘画之间，甚至于她的婚姻，都从此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婚姻的短暂休克

( 电影《弗里达》剧照 )

墨西哥壁画20世纪20年代曾在美国艺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这个原因，1930年底到1933年底，里维拉获得机会前往旧金山、底特律和纽约，并在那里为福特汽车、洛克菲勒中心这些现代工业的象征之地创作巨型壁画。这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壁画家在美国西海岸的富有人群中成了明星，也包括陪伴在他身边的弗里达。无论到哪里，弗里达始终穿着她“异乎寻常的墨西哥服装”，而里维拉也为妻子受到关注而感到自豪，他记述弗里达在汽车大亨福特举办的舞会上，“穿着墨西哥服装，看上去非常抢眼，不久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人物”。但在旅行后期的那一年多，美国之行愉快的基调急转而下。因为坚持把列宁肖像画进壁画，里维拉被赶出洛克菲勒中心，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场政治旋涡之后，紧接着的是他们婚姻生活里的紧张关系：弗里达不幸流产，里维拉和女助手及崇拜者偷情，弗里达厌恶透了纽约，他们为要不要回到墨西哥而不断争吵。

在漂荡4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到墨西哥城。里维拉建造了一栋形貌奇怪的新居，似乎预示着他们之间即将开始一种奇怪的相处方式。那是两幢分开的房子，中间由一座天桥连接，里维拉住进粉色的较大房子里，弗里达选了那幢蓝色的，天桥从她房子的平顶处通向丈夫的大画室，中间有门隔断。“里维拉夫妇分住在两幢房子并由一架天桥连接，隐喻了他们之间那种独特和相对独立的奇怪的关系。两幢住宅都属于迭戈，但当弗里达对其不满之时，她就将天桥这端的门紧锁，迫使他走下楼，跨过院子去敲前门。有一半的情况是仆人告之其妻拒绝他。里维拉就会急巴巴地冲上楼，再过天桥，在紧闭的门外求她原谅。”

就是在这幢房子里，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了私情，这段关系持续到1935年，在这期间，他将克里斯蒂娜、她的两个孩子和弗里达一起画进了墨西哥国会大厦的壁画中。弗里达极其痛苦，她画了那幅血淋淋的作品：《只是刺了几小刀》，据说故事来自墨西哥城一个醉酒男人谋杀女友的社会新闻，但女人肌体上布满的伤口、无动于衷将手插在口袋里的凶手，无疑都是她自己心里伤痛的投射：床上死去的女人是一头短发的弗里达，男子则显现了和迭戈相似的面孔。她跟朋友说，自己几乎也要“被生活谋杀了”。她还说，自己一生中遭受了两大变故的折磨，其一是那场车祸，其二就是迭戈。

里维拉在遇见弗里达之前，他有过两次婚姻、四个孩子、无数情人，但当里维拉和克里斯蒂娜的背叛事件发生后，弗里达受到了最深的伤害。她崇拜迭戈，她的任性一直屈服于他的任性，但在这以后，她似乎想要改变自己和迭戈在婚姻中相处的方式，她试图放大自己当初征服迭戈的那种炽热和坚决，她放纵自己去获得性自由，变成一个随时随地都散发魅力的女人。1935年，她频繁和年轻英俊的雕塑家伊桑姆·诺古奇约会，直到里维拉暴跳如雷挥舞手枪威胁情敌。1936年，她和来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的俄国共产党托派领袖托洛茨基发生短暂的婚外恋情，也许仅仅出于报复心，因为托洛茨基是里维拉的亲密朋友和政治偶像。这段关系可能只维持了几个星期，但旁观者都认为是弗里达在主动引诱60岁的托洛茨基，她将托洛茨基的情书交给密友阅看，似乎很满足于被这个俄国伟人所迷恋。

( 电影《弗里达》剧照 )

对弗里达所面对的残忍的婚姻幻灭，法国诺贝尔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迭戈和弗里达》一书中有比海德·赫雷拉更深层的理解。他写道：“迭戈和弗里达的感情破裂，绝不仅仅是夫妻二人生活的一个插曲，它彻底打破了种种伪装的面具。”按照勒克莱齐奥的叙述，从新婚到美国时期，弗里达一直在迭戈身边扮演阿兹特克公主的浪漫角色，但墨西哥的现实其实一直存在。弗里达很清楚迭戈和其他男人并无不同，他不忠、和她亲妹妹偷欢，其实是墨西哥历史上那个时期的女性在婚姻中共有的痛苦厄运，这种厄运也曾在迭戈自己母亲的身上上演过。他不想失去弗里达，但无法停止游戏：他曾勾引过第一任妻子的好友，和第二个同居女友的妹妹偷情。勒克莱齐奥认为，迭戈无意间沿袭了墨西哥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一个男人同时与姊妹几个结婚，即所谓“左手的婚姻”。但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艺术家——比起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个时代的人更迫切地表达出对浪漫爱情、亲密关系和共同幸福的理想化愿望——他也渴求构成现代婚姻的最重要因素：爱情。弗里达是他最理想的爱情，但却不能因此束缚他性欲的自由。

“而最让弗里达痛心的，倒并不是因为嫉妒——她一直反对占有欲——而是因为她曾经笃信的恩爱夫妻的关系破裂。她和这个男人至此所经历的灵与肉的结合，在她看来应如血脉般强烈和持久，如今却烟消云散，消失殆尽。”她逃离那幢蓝房子，和里维拉分居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回到他身边。表面上生活重归轨道，但她在1938年画的《一个开裂伤口的回忆》透露了婚姻的深刻裂纹：遍布全身的可怕创伤，如藤蔓一样缠绕她的回忆，还有她脸上那种梦游一般的神情。

( 弗里达在画《迭戈在我脑海里》时，丈夫里维拉陪在身边 )

他们之间这种筋疲力尽的拉锯持续了4年。1938年后，弗里达以在纽约举办首次画展的机会再次离开迭戈，逃避必定到来的分手。1939年12月，在她从巴黎回到墨西哥城后不久，在里维拉的要求下，他们13年的婚姻关系宣告结束。

重启婚姻

( 弗里达的工作室 )

一场意外的政治谋杀事件，给弗里达和里维拉已经死亡的婚姻带来了复活的机会。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的办公室被人用冰镐刺杀。作为托洛茨基曾经最亲近的朋友，里维拉和弗里达都被警方调查询问。他们共同的朋友、旧金山的埃劳塞医生劝说因此精神抑郁的弗里达去他那里治疗，而里维拉正好也在旧金山，他们相见了。埃劳塞认为离婚对弗里达的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建议里维拉考虑复合，以免她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在这之前，里维拉在为旧金山城市中学绘制壁画时，已经把身穿墨西哥服装的弗里达放在了他的人物之中，证明爱情仍然存在。里维拉劝说弗里达重新嫁给他。这一年的12月8日，他们在旧金山第二次结婚，不久后一起回到墨西哥，住进科约阿坎的老房子。

( 弗里达的卧室 )

在《迭戈和弗里达》一书中，勒克莱齐奥将他们的复合称为“爱情革命”的完成。也许他是想说，弗里达对婚姻和爱情有了不同以往的态度。

复婚后的里维拉仍旧在社交生活中心，仍旧无休止地追逐女人，但也真实并深刻地爱恋弗里达，弗里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连接世界的图腾。而弗里达，表面上确实不再像从前那样表现出强烈的要占据迭戈全部感情世界的欲望，她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大半时间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除了绘画和迭戈，和这个世界少有联系。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她对迭戈全部的爱与痛仅仅诉诸画作，后来又有了日记。她最后解脱的方式，就是抹去迭戈的性别，将他们的婚姻回归于男女混合融于一体的古老墨西哥神话。以这样的方式，她的爱人将不再属于世俗的任何女人。

( 弗里达和里维拉回到墨西哥城之后居住的形貌奇怪的新居 )

“这个爱与恨的残忍游戏，弗里达与迭戈玩了很久，如今成了无止境的生命游戏。从虚无中夺取的每一分每一厘，都滋养了她，延续了她的实体，如同祭祀典礼中过于强烈的日光和血腥暴力。于是，弗里达成为一个女神，进入恋人的躯体并占有了他，分享他的一切索取。”

在看似平静的最后10年里，弗里达用绘画来说服自己和修补内心。她把婚姻变成了一种坚固的生活仪式和革命象征，她的身体却像在日记中自述的那样，“我四分五裂”。一年内被迫6次手术之后，1953年4月13日，弗里达在囚禁自己的钢制胸衣外套上华丽的墨西哥服装，被爱人和朋友用救护车护送到当代美术馆，在那里，她躺卧在床上，出席了全墨西哥城为她举办的盛大回顾画展。几个月后，弗里达再次接受残酷的右腿截肢手术。1954年7月13日，她在度过47岁生日之后的第七天离开了人世，留给身边陪护的爱人一个25周年结婚纪念戒指。日记的最后一页，她为自己留下遗言：我希望离去是幸福的——我希望永远不再回来。

( 在经历18 岁那场车祸后，弗里达一生做了30 多次外科手术，很多时候都只能躺卧在病床上绘画。图为1936 年弗里达正在画《祖父母、父母和我》 )

在弗里达心中，理想的夫妻所拥有的爱情，就应该像意大利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和墨西哥革命家胡里奥·安东尼奥·麦拉那样，“爱，将他们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也将他们的思想在革命的绝对中连在了一起”。她和迭戈的第二次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是她对这一种理想关系竭尽全力的接近。（文 / 曾焱） 弗里达壁画如此终将里维拉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