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市民，路有多远？

（文 / 苏州 马润强）

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关中一家有上万职工的大型国营军工企业。我是“有偿分配”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软磨硬泡，1993年在交了2400元的补偿款后，我终于脱离那家单位，来到苏南。如今，20多年过去了，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自谋职业，大学生不必“有偿分配”，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尤其是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令人欣喜。但是，前不久和家人的一次通话却让我陷入了沉思。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秦岭北麓的一个小山村，属于半山区。在集体经济时期，由于有果树、林木收入，村级经济状况不错，邻近村庄的村民很羡慕。然而，随着分田到户和果树逐渐老化，村民的收入每况愈下，尤其是前几年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没有了耕地，人们纷纷外出打工，就连老实本分的弟弟也连续几年在内蒙古和辽宁等地打工。为了孩子的就业，弟弟几年前就贷款在县城买了房，但他们没有住在县城，而是将房子租了出去。现在，县城的房子在出租，弟弟长年在外地打工，弟妹在家里种了1亩多猕猴桃。我很不理解：弟弟身体不好，猕猴桃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外面就业，为什么不搬到县城去住？

上个星期，我打电话给弟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哥，我们到县城怎么生活？生意我们没做过，不会做，再说竞争激烈，商铺租金那么贵，万一赔了怎么办？县城的花销高，工作不好找，没有稳定收入如何吃得消？我们没有技能，也不知道去哪里学，要学什么。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还是待在乡下，等着将来抱孙子吧！近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没有能说服弟妹，有些沮丧。我一直觉得弟妹是个能吃苦、泼辣又开通的人，没想到她会有那么多的顾虑。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我想，农民进城谋生，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必须有所作为。首先，政府和社会应该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进城农民改变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使他们尽快成为真正的“新市民”。实际上，对于2亿进城农民，改变他们的户籍身份或许容易，但要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确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在上月底，弟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在县城附近一所小学的食堂找到了工作，我为她高兴，也衷心希望他们今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市民路有三农农村农民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