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长孙健：损害，好多是看不见的……

（文 / 陈晓  周翔（实习记者））

( 护士长孙健 )

口述 孙健（北大医院原急诊科护士长）

我们这代人——我今年快五十了——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防治传染病，像五六十年代那些老大夫下乡见过的传染病，这代人也没有经历过。上到大夫下到一线护士，可能有的插队时曾经碰到过，但基本上都很少见过。那时候不让我们休假了，说之前请假的也先别休了，因为不知道情况的变化，怕人手不够。那时候国家还没怎么表态，我们就想怎么办呢？不能不上班，不能躲避它，但又没人指点去应对一个突发性疾病，很苦恼。我当时全在想工作怎么办，我们护士怎么保护，怎么去排班。一是病人多，二是要保护医务人员，他们才能去救治别人啊，要不一交叉感染就全乱套了。那一阵特别混乱，工作时间由8小时改为6小时了。我只能保证今天谁来上班，至于明天之后谁接着上班，不知道，只能明天来了再说。

后来国家采取措施，在郊外建胸科医院，那天夜里所有的病人突然就给拉走了，第二天上班，我的心终于落下来了，说那咱们也去照个片子吧。那天是4月25日上午，我们三个护士长跑到放射科去，说给我们照个片子吧。照完他们说，好像你们肺纹理都比较粗了，记住千万别感冒。当时出来我就觉得有点害怕了——做的事完了之后就开始想到自己了。我们就坐在大门口，觉得想哭。但是哭过后，工作不还得干嘛？下午我就去观察室——观察室的护士长发烧走了，钥匙放那儿，事全扔给我了——消毒，等到消毒完了，就晚上五六点了，但不能这样回家。

我们那时候回家，先敲门，老公先开门，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都脱下来，挂在衣服架上，拿到阳台吹风去。所有里头的衣服，脱光后直接进浴室洗澡，洗完澡换上家里的衣服，换下来的衣服全部打包不能动。孩子都送老人那里。我们买了东西上老人家，敲敲门，说东西给搁门口了。然后老人再开门，把包东西的纸反过来包好，装塑料袋里，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那天消毒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特别累，于是和同事去冲澡，完事后出来坐电梯时我跟她说，怎么那么冷啊。她说：你别吓我啊，千万别发烧。我说不会的，就回家了。但晚上回到家真的发烧了。一发烧我就跟老公说，你上那屋睡去，不要和我睡一个床。我说我有点害怕。一是恐惧，二是不敢相信，总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肯定不是，我可能就是今天着了点凉，明天就好了。然后我给得病的护士打电话，问她们发烧是持续的，还是一天发烧一天好的状态。他们都告诉我是持续发烧。我那天晚上是38度多，第二天早上又下来了，所以我就有侥幸心理。

( 2003年5月2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名医生正在为一名来自香港的旅客检测体温 )

第二天同事给我打电话，问我怎样？我说我发烧了。她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不骗你，我真的发烧了。那种心理，说不清的酸甜苦辣。我同事说，那你赶紧上医院来看啊。于是我自己就骑车过来了，也不好打车。到医院又开始烧，就输了些常规的消炎药什么的。在急诊输了一天，他们说你别走了，就开始给胸科医院打电话，满世界给我找床。我说我真的不想去，我万一不是呢。他们说你实在不想去就观察一下，回家去输几天液，于是我就带了输液器回家了。晚上我姐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受不了了，就哭，我说我真害怕了，觉得这种形势，你看不见头，每天从广播里听到多少多少人感染，没有头的感觉。前头忙活那么长时间我没有害怕过，等到所有的事弄完了，你又发烧的时候，想想自己就害怕了。我妈那时候70多岁，没敢告诉她，她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得这个病。我特别危险、快死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妈。当时隔离的病人挺可怜的，家里人见面都见不上；关进去，人没了，可能家里就接到一个通知。

我在家待了4天，一直烧会儿降、降会儿烧，没在正常范围内。我还是对自己是否得这个病心存侥幸。因为别人都是持续高烧，所以我想可能是普通的病毒感染，应该输几天液，不烧就好了。到了29日，持续高烧，到39度不降了，我就到医院了。照了张片子，他们这回一看肯定是了，就再联系胸科医院，他们给我挤了一张床。到我进医院的时候，老公也被隔离了，他没染上，因为我一发烧就让他去睡另一间屋子，我让他戴着手套和口罩。那是4月29日。

我开始进去时是烧糊涂了，第二天就上呼吸机了。倒不是呼吸衰竭，是人处在休克状态，表情比较淡漠。他们来查房，我只会跟他们说我没有尿了。无尿就是休克的最早表现，我那时血压就剩90/60。我住院后我们主任上病房看过我，跟我说，孙健，我一开始没觉得“非典”怎么样，可当我看到躺在床上的你，我才觉得“非典”这么可怕。他说你原来这么壮实的一个人，怎么像这样。

从我进胸科到能站起来大概快一个星期，之前那个星期就只能躺在床上，24小时输液瓶都吊着。胸科医院是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建成的病房，常规治疗的主要用药都能保证，比如激素，但像什么膏药啊之类的辅助用药得现要。我去的时候，好多病人都是我手底下的护士，那时候她们烧到39度多，为了降温，大半夜自己冲凉水澡去。我一听就哭，觉得真可怜。

当时会躺在病床哭，想我要是死了，我孩子怎么办？我家怎么办？我妈、我老公怎么办？就想这些。对死的恐惧还真是没有，主要是放不下家里的人，觉得家里还有好多事情。还听说好多事情，有一个人得“非典”住院了，老公就不理她了，也不来送东西，要离婚，觉得特别恐怖。

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医院里，都是自己的大夫、护士，那种感觉好多了，即使是不认识的大夫，他们都会叫你，觉得很亲切。我想，那些没在自己医院的人，恐惧感更多。那时候人是最脆弱的时候，一点委屈受不得。我们都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母。我跟我妈说我上一线了。后来跟我妈通电话，我妈说，你那儿累不累呀，我怎么听你说话喘不上气呢？我说我刚跑步回来。那种纠结心理，既不想让她担心，又特别希望她关心我，真的是特别难受。我走后，我老公就被隔离了。我上呼吸机也没告诉他。后来我老公说，你知道我在屋里干嘛吗？电视里全是“非典”，我不想看，一看就流泪，我就在屋里天天对着墙一个人跟自己说话。

SARS期间绝对是生命中最困难最难熬的时期。那个时候我做梦，梦见我爸。我爸是在我16岁时去世的，我得这个病是38岁，这期间我并没有怎么想过我爸，但是最重的那两天我梦见我爸了。我们病房有一个得病的老师，他也是从小父亲死了，后来能下地时，我们聚在一块儿，他说梦见他爸了，我说也梦见我爸了。他说梦见他爸在森林里，老远地冲他招手，他就过去了，跟着他爸走，走到一块大石头前，他爸进去了，他就没敢进去。他说连着两天做这个梦，都没进去。我说你进去你就死了。我没有像他那样梦见很清晰的细节，但我就是梦见我爸了，我后来给我姐打电话，说我梦见爸了，我想他。

我特别感激王广发和聂立功两个大夫。那时候王广发来了，说孙健你带着呼吸机血氧依然低，你得把呼吸机勒好了，让它保持在95以上，不然就得进重症监护室了。所以那一晚我一直没睡觉，盯着呼吸机数值看，看累了眯一会儿，醒了又接着看。第二天那个血氧就上去了。王广发那天来说这句话真是救了我一命，一旦漏气了，氧气不足了，血氧就会下去啊。那时候不能动，保命要紧。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聂大夫也特别好，他是管楼上病房的，但他经常看完楼上病房，脱了衣服后，再穿过消毒区，套上衣服再来看我。我那时候老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好啊？我的激素用量已经是最高的了，烧一直不退，上午用，下午好点，到晚上就越来越烧，疼，浑身没劲儿。他说，你放心，你不是很重，这个病熬过14天就见好。这是真的，SARS这病14天确实是个坎，过了14天，见好就开始好转，不然就越来越厉害。那时候我就天天掰着手指头数，也说不好是否有心理作用，当我终于熬到那天后，我就觉得喘气都轻松了。

我那时候最关心的就是死了多少人，每天听着很恐怖的消息，感染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那时候的生死和你平时看到的生死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死亡率越高，报的死亡人数越多，你越觉得前途很渺茫，这个病怎么控制不住呀？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了还死亡这么多，说明还没有有效救治方法，才会恐惧我会不会就是下一个死的啊。咱们说无知者无畏，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害怕，知道得越详细就越害怕。那时候人越单纯越好，我就信聂立功的话，熬过14天就好。我就是相信他这句话。而且我就信管我的那个大夫杨丽的话，她说孙老师你放心，你是最轻的，我就相信这个。那时候若是琢磨着是不是骗我的啊？那就完了。

我出院后，一个是血氧低，一个是冒汗，难受，疼。中医大夫说这是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导致的，上边身体热，下边身体寒，上边像火烤，下面像在冰里。他们得骨坏死的也是这样疼。随着日子越来越长只会越来越厉害。北京市很快就确定了“非典”工伤，工伤有一条就是不适合原岗位，单位要负责调离。我出院后那种状态，根本不可能回急诊干活，走路都喘不过气来，还怎么去抢救别人。咱们在干某项工作的时候会说，哎呀真烦我不想干了，但是在干了20多年，在不是我主动要求的情况下调走，那种感觉和自己走是不一样的。会对工作有不舍，那种对病人的了解、那种工作的成就感，全部都没有了。而且一场病下来生活质量全部都下降了。我出来10年了，从2003年到去年，我的奖金收入跟我在急诊室拿到的还一样。

如果你经历了地震，家毁了，亲人去世了，或者说我做生意失败了，那我可以重头再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持续地难受，你还能有挺过来后一切都很乐观的感觉吗？现在人们问，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的。10年了，谁还愿意听你说那些，难受不难受是你自己的事。我只能说今天我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了，我真的不愿意提这些事。但是现在你的身体在不停地提醒你，在身体难受的时候，疼的时候。2003年回来后，我们家没开过空调。我开不了空调，腿疼，肩膀疼。到夏天我们家孩子、老公等我上班后再开空调，我回来他们就关了。我现在到夏天都穿着秋裤，那种寒、那种凉没法散发。西药不能治，中药不能老喝。

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好，起码我没有骨坏死，坏死了怎么办？家庭谁管？孩子谁管？我花钱受限制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我又想到我们医院骨坏死的那些护士，你给她再多的钱，她根本玩不了，那又怎么办？我们现在的一个同事37岁还怀不上孩子。这种伤痛真的和别的不一样，损害好多是看不见的，是融在生活里的。

想开了，就有失必有得。我得到的就是一个比在急诊室相对轻松的工作，我节假日可以休息了。我在急诊室那么多年，节假日休不了。我能感觉到，我现在的想法、看问题的方法跟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了。以前我工作能力很强，原来的抱负很大，争强好胜，但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觉得我的家庭很重要。我们家姑娘就跟人说，我妈妈变了，不像以前那样老跟我嚷嚷，一下子变得脾气好了。

（注：本文内容仅代表采访对象个人观点） 护士长孙健损害好多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