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如何从负担到引擎

（文 / 谢九）

( 1月26日，昆明市2013年第一批城镇保障性住房泽惠园和子君村项目开始选房，86岁的杨琼芳老人欣喜地选定住房后办理签约手续 )

回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过去不同时期的经济引擎已经无法继续发力，重化工业、出口贸易、房地产等等，这些引擎在不同时期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未来已经无法予以更多的期待。只有从投资向消费模式转型，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共识，但是到底应该如何刺激中国的消费，却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归根结底而言，只有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的消费潜力，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民生不仅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民生不再是负担

长期以来，民生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担，在很多人看来，对于民生的过多投入，就意味着对经济发展的拖累。所以，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都将资源用于投资和再投资，对于民生的投入则一直不足，某种意义上而言，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民生代价是其成本。

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物品和资源具有稀缺性，社会必须采取最有效率的方式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来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在发展初期最稀缺的是资金，最有效率的方式是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再投资，集中有限的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所以在发展初期对民生投入相对不足尚可以理解。但在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最稀缺的已经不再是资金，而是民众的消费能力，这意味着旧有的模式对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具有效率，而将资源集中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的消费能力则成为最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际苦苦寻求新的增长引擎，其实最大的引擎莫过于改善民生，在转型的十字路口，对于民生的投入将不再是负担，反而意味着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注入更多动力。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面临消费不足的困扰，最核心的原因无非在于两点：一是民众的收入水平不高，即使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民众的收入增长水平也无法与之同步，在收入增长有限而通胀、房价高涨的背景下，民众的消费能力长期受到制约；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民众必须留出足够的储蓄，以便自己解决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问题，这使得民众始终不敢放手消费。

( 建设中的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工地现场 )

归根结底，这两大难题的答案正好和改善民生高度契合，前者在于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对民众收入的挤压，后者在于我国财政支出体系对民生保障的投入不足，在一收一支之间，中国的民生问题乃至经济增长的引擎其实已经清晰可见。如果解决了这两大民生难题，中国经济也就开启了最有力的引擎，完成了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

在中国经济以高投资驱动增长的时代，仅仅依靠粗放型的投资模式就可以轻松获得两位数的增长，所以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看上去并没有那么迫切，换而言之，中国经济的重点始终在于持续再生产，而不是发展民生。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投资增长模式迎来转折点，在投资驱动模式下，高投资必然带来高产能，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有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消化了中国的高投资带来的高产能，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中国高投资带来的高产能迅速沦为高库存。中国当时的应对之策是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后遗症。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能力迟迟无法恢复，加之上一轮“4万亿”带来的负面效应持续发酵，中国经济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当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消费的必要性也就迅速浮出水面，改善民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就不再是可有可无。

( 安徽肥东县梁园镇的蔬菜大棚遍布田间。这种蔬菜种植技术帮助农民提高了收入 )

最近几年来，我国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开始明显加快，养老保险和医保覆盖率快速上升，截至2012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亿多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4.8亿多人，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人数超过13亿，医保覆盖率达到95%以上，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5亿多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1.9亿人。除此之外，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继续深入，2011年全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1043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432万套，2012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781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601万套，连续两年都保持在很高水平上。

客观而言，我国最近几年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的确明显加快，但这种投入更多只是弥补过去长期积累的历史欠账，距离达到理想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国的社保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养老金的空账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依然很低；医保的覆盖率虽然很高，但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保障房建设虽然轰轰烈烈，房地产调控也始终没有放松，但房价依然持续上涨，远远超过大部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在养老、医疗、住房等压力面前，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被大大压制，这说明政府对于改善民生虽然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和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如果要将民生进一步打造成经济引擎，更是还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 这位上海老人在关注股市信息。增加民间投资渠道也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在转型已成共识的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短期的增长压力，依然继续沿用过去投资保增长的老路，尤其是在2012年，各个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各自的投资项目，投资规模之大甚至远超当年的“4万亿”。当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在短期内止住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但各种后遗症至今仍在困扰中国经济，如果新一轮地方版的“4万亿”计划任其蔓延，负面效应更是无法想象。

而从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来看，政府对于投资驱动的路径依赖越强，将来转型的难度也就越大，而在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政府对于投资建设项目的过多投入，势必会挤占对于民生领域的投入，通过改善民生驱动经济增长也就只能成为空谈。

( 近一两年，北京市场的菜价明显上升，通胀给低收入人群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压力 )

改善民生从收入分配开始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生落后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抑制了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改善民生的第一步，当从提高民众收入开始。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样的辉煌并没有最大程度地福泽民众，由于收入分配体制向政府倾斜，增长的福利只是形成了国强民不富的局面。从2003到2012年这最近10年来看，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2.17万亿元上升到11.7万亿元，大幅增长了439%，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72元上升到24565元，增长了190%，农村人均纯收入从2622元上升到7917元，上涨202%，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可谓一目了然。

如果仅以民众收入来看，过去10年虽然也有200%左右的涨幅，但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房价和通货膨胀等因素，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长其实相当有限，尤其是如果以房价作为参照指标，民众的实际收入更可以视为负增长。所以，如果希望以改善民生来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快速增加民众收入，否则一切改革和转型都无从谈起。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思路一向是以发展解决矛盾，以做大蛋糕作为首要任务，分配蛋糕则退居其次，但是未来中国面临的不仅是要继续做大蛋糕，分配蛋糕也要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不仅没能弥合收入差距的鸿沟，反而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也长期处在接近0.5的高水平线上，远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如果继续恶化甚至会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发展并不能包医百病，仅仅做大蛋糕还远远不够，重新合理分配蛋糕已经刻不容缓。

在重新分配蛋糕的改革中，政府让利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过去10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超过400%，远远超过同期GDP和民众收入增速，只有使政府财政收入放缓，民众收入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在近期公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虽然也提出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但在最引人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若干意见》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减税方案，只是强调“要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等，和此前人们期待的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所得税率等存在不小的落差。

减税不仅只是意味着降低个人所得税，同时还意味着全民的税制改革。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消费潜力一直无法真正释放，商品价格过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物价水平过高除了货币超发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商品的含税价格过高，尤其是看不见的流转税，在相当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过高的物价也是对民生的伤害。和个人所得税相比，流转税改革或许更具有迫切性，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占比不过7%，而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占比超过70%。

除了政府减税让利之外，国企利益如何分配也应该被重新审视。本质上而言，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其收益也应该为全民所享，通过上缴利润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众之间显然不存在如此亲密的关系。在相当时间内，我国的国有企业只是和大多数普通企业一样，除了正常缴纳税款之外没有对民众做出应有的回报，直到2007年我国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才开始上缴部分利益，上缴比例从5%到20%不等。最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每年实现利润总额都在2万亿元以上，每年上缴的收益也不过500亿元上下，可谓九牛一毛，即使是上缴的利润，大部分也通过各种财政补助回流到国企，只有极少部分真正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领域。

近期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继续对国企利润的分配做出改革，计划“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提高5个百分点显然距离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收入分配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快速提高民众收入，二是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如果说对政府和国企的利润蛋糕重新划分有利于提高民众收入，那么打击腐败则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思路是“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这种对于打破大锅饭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我国经济活动中存在太多的权力寻租，很多人通过接近权力获取了难以想象的收入，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原意是通过鼓励能者致富的“初次分配重效率”的思路，其实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由于大量寻租腐败的存在，大量的致富机会并不是通过能力和智慧创造，而是通过权力寻租而来，这使得初次分配领域充斥着巨大的不公平，仅仅依靠政府的再分配已经很难扭转，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由此越来越大。近期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对于我国“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的思路做出了调整，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这种分配思路的调整能否切实有效地改变贫富差距的现状，只能等待时间的验证。

民生领域的四座大山

如果说增加民众收入是改善民生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则应是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打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将资源集中于发展经济，对于民生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无论以怎样的口径对比，我国对民生的投入在世界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将社保支出和GDP相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左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重都在10%以上，欧盟发达国家高达20%～30%。如果将社保支出和财政支出相比，我国这一比例为10%，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20%以上，福利国家的比重高达40%以上。在最新公布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目标是将“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即便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通常而言，养老、医疗和教育被视为最重要的民生领域，这三个细分领域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我国财政的投入不足，无论是养老、医疗还是教育，这三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历史上长时间投入严重不足。最近几年的财政投入开始向民生倾斜，但是总体投入依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养老、医疗和教育的压力成为民众头上的三座大山，极大地挤占了正常的消费支出。

从养老来看，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科目分类下，养老和就业被合并为社会保障支出一项，这一项占我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约为10%和2%，在世界范围内明显处于中下水平。目前我国养老金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养老金缺口问题，二是替代率过低问题，相比之下，缺口问题或许只是一个伪问题，而替代率过低才是养老金的真问题。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仅仅只有40%，这意味着人们退休之后的收入将骤降为退休前的40%。40%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如果考虑到很多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并未以职工的实际工资为基准缴纳养老保险，所以很多人的养老金替代率甚至连40%都达不到，这无疑将使得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消费能力严重萎缩，养老金也很难真正担负起养老功能，对大多数人而言，指望现有的养老金水平实现老有所养都只是一个太过遥远的梦想。如果说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无法真正解决人们的养老问题，那么人们还是会通过压缩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来解决将来的养老问题，所以，如果养老金替代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指望现有的养老金制度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缴费率在世界上已经处于很高水平，继续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已经没有太大空间，想要解决养老金替代率过低的问题，除了提高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水平之外，更现实的路径还是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尤其是上缴更多国有企业利润来补充社保，或者划拨国有股股份补充社保基金等等。在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提出要“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提高5个百分点和人们的期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显示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进一步破除利益集团的阻扰。

从医疗卫生事业来看，2009年新医改启动以来，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快速增长，财政支出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从2008年的2757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6429亿元，医保覆盖率也高达95%以上。但即便如此快速增长，我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水平也依然偏低，医疗卫生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6%左右，占GDP的比重不到2%。

国家财政的投入不足，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看病贵的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如果以个人卫生支出这个指标来衡量个人的医疗负担程度，我国的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约为35%。按照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期，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将降低到30%以下。在今年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坦言：“近年来尽管采取多种措施，但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医疗费上升较快势头仍没有得到扭转，直接影响医改效果，必须加以解决。”陈竺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已达75%，但由于报销目录外用药未得到有效控制，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居民用药费用负担仍然较重。

我国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长期不足，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是这一目标直到20年之后才首次实现。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达到4%，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2012年的教育支出2.1165万亿元，对应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万亿元，占比4.08%，首次正式实现这一目标。但即便是实现了4%的目标，对于教育的投入也只能算是达到了及格线，民众教育负担沉重的压力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在中国，除了养老、医疗和教育这三大传统民生领域之外，住房问题也在最近10年成为不容回避的民生话题。由于住房价格持续上涨，远远超过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住房问题甚至超越了三大传统民生领域，成为民生领域的第四座大山。过于高昂的房价极大压缩了民众的其他正常消费支出，房地产行业的高利润，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虽然表面上看来房地产对于经济具有重大的拉动作用，但如果综合考虑到其他负面因素，这种引擎作用值得重新审视。

虽然我国对于房地产进行着经年日久的调控，但由于政府对于房地产经济引擎的倚重，以及对于土地收益的依赖等等，每当国内的房地产行业面临真正压力之时，总有政策在有意无意间拯救房地产市场。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房地产市场陷入一片低迷之中，很多城市的房价下跌30%左右，当时出于保增长的需要，对于房地产调控全面松绑，大幅降低首付款和房贷利率以刺激房地产需求，结果2009年成为房地产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分水岭，从此房价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歌猛进，直到2012年，国内房地产迎来第二次考验。由于欧债危机爆发，加之国内经济主动减速，国内房地产市场再次降温，虽然没有出现大幅降价的现象，但是成交量持续低迷给开放商带来巨大压力。不过，2012年6月开始，央行连续两次降息再次拯救房地产行业于水火之中，央行降息不仅降低了购房者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预期，由此开始，房地产行业开始新一轮上涨。“十八大”之后，城镇化被视为新的经济引擎，虽然本轮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是为了释放消费潜力，但是城镇化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房价上涨，同样还是值得担忧，果真如此，住房问题更将成为民生领域不可承受之重。

自我改革的勇气

通过改善民生来刺激消费并非多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但这样的道理之所以知易行难，中国的民生改善多年来进度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改革方案的设计者需要主动切割自己的蛋糕，如果没有足够的外力推动，改革很难一蹴而就，民生对经济的拉动就注定了只能缓慢推进，经济转型也就始终面临千难万阻。

中国经济虽然名义上是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拥有很高的财政收入，才能使得大政府的模式运行起来得心应手，否则，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减弱。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西方国家束手无策之际，中国政府可以迅速推出“4万亿”计划，在去年中国经济减速之际，甚至连地方政府都有推出“地方版4万亿”的冲动。

这种大政府模式从本质上决定了政府对税收的需求，因此，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大规模减税让利来刺激消费，近年来中国虽然也在大力推进减税运动，但中国的减税注定了只能是“结构性”减税。在政府和民生的收入分配上，政府的财政收入很难真正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年年超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统计数据显示，2000到2005年，中国财政超收收入规模合计为1.0006万亿元，2006年为3920亿元，2007年为7239亿元，2008和2009年的超收规模略有下降，大约每年超收2000多亿元。在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财政超收开始高速增长，2010年为9172亿元，2011年更是首次突破了万亿大关，超收规模高达1.402万亿元，2012年被定义为中国的减税之年，但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实现公共财政收入11.72万亿元，仍然比年初11.36万亿元的预算超收3600亿元。

财政超收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我国的赤字率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和深陷债务危机的西方国家相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财政政策一直定位于“积极”，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意味着突破3%的赤字率，但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大规模超收，所以2009到2012年的赤字率从未超过3%，即使是大规模实施“4万亿”计划的2009年，赤字率也仅为2.3%，2010和2011年的赤字率分别只有1.7%和1%，最新公布的2012年的数据显示，去年财政赤字为5190亿元，对应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万亿元，赤字率更是不足1%。由于财政赤字率看上去还相对安全，这就容易诱使政府产生新的投资冲动，进入无休止的投资扩张之中，距离转型之路也就越来越远。但事实上，我国相对较低的赤字率只是体现在全国财政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安全，尤其是在上一轮债务风险尚未化解的背景下，再次展开新一轮的投资热潮，风险叠加的概率正在升高。

除了在税收上很难真正做到减税让利，在财政支出上，由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高企，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就始终受到挤压。在我国的主要财政支出项目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这一科目始终占据相当大的分量，按照财政部的定义，所谓公共服务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人们熟知的“三公经费”——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正是分属这一科目。

从最近几年的财政支出明细来看，2010年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为933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0.4%，大大超过当年对社保和医疗的投入，当年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9130.62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为4804亿元；2011年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10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772亿元，增长19%，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为1.1144万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为6367亿元，这一年的公共服务支出略低于社保支出，但仍大大高于医疗卫生支出。在最新公布的2012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中，尚未公开公共服务支出的具体数据。

除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之外，在全国财政支出科目中还有公共安全支出一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也高达6%左右，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如果将此类也归于行政管理费用，我国财政支出中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之高可见一斑。在财政支出总额有限的背景下，如果要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是必要压缩政府行政费用，其难度自是不言而喻。

无论从财政收入还是支出来看，政府在其中占比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政府模式。如果全能型大政府的定位不能得到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就将成为常态，只有从源头上改变这种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生领域的快速发展，即使最近几年政府显著加大了对于民生的投入，也很难将民生提升到经济引擎的高度。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更需要政府具有自我改革的勇气。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遭遇挑战，“华盛顿共识”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不过，西方传统自由市场原理跌落神坛，并不能成为我国政府规模膨胀的理由。中国在2009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实现短期保增长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房价飞涨等超出预期的负面效应，这也说明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同样会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小政府或许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大政府模式的道路同样充满危险。

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一场洗礼，世界各国都在危机之后重新反思，中国也不例外。去年的“十八大”报告对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出总结，报告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放在相当显著的位置，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而具体应该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大”首次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客观而言，“十八大”报告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先进性，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样的论述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纸面之上，才是对新政府的最大挑战，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除了需要足够的智慧之外，或许最需要的还有勇气。 经济经济学宏观经济养老民生财政制度如何财政学财政支出引擎中国模式消费投资国内宏观政府支出赤字率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