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山村的危局

（文 / 庄山）

( 2月20日，凯里市龙场镇渔洞村发生山体崩塌，坍塌处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

山体崩塌

“轰隆隆”一声巨响令坐在堂屋火炉旁烤火的张勇龙从矮凳上跳了起来，透过窗子，他看到一块巨石顺着山体滑落下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塌方，跟这间房差不多大。”站在他家的院子里，他指着下面一间9座面包车大小的房子说。

张勇龙的家在崩塌山体正对面紧邻凯施公路的山坡第三层，两次崩塌掀起的灰尘一下子就让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一时刻，住在张勇龙坡下第一排的杨锦翠刚刚跑出家门，猛扑过来的灰尘让她直接又蹦回家里，赶紧关上了屋门，听到第一声巨响的时候，正在洗姜准备给妈妈熬姜水的她以为是门口公路上轮胎爆炸的声音。“房子上都是白白的，我晾在院子里还没干的衣服都成泥巴了。”

12岁的杨锦翠看到崩塌山崖下小溪旁煤矿工棚里的人们张皇地向公路跑上来，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住在工棚区的自己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刘春燕，她赶紧打电话，无人接听，再打，还是无人接听，又打，依然无人接听。

( 2月19日，在山体崩塌事故现场，失踪人员家属悲痛万分 )

此时的刘春燕正在和9岁的弟弟一起忙着把自己从废墟中扒出来。

山体滑坡的时候，刘春燕正在睡觉，弟弟刘俊刚泡上方便面，跑去跟大黄狗玩了。刘春燕说她没有听到巨响，她迷迷糊糊感觉是“又落石头了”，但地的震颤、房子的摇晃让她迅速把自己裹到了被子里，她听到了弟弟“姐、姐”的哭叫，但下半身已经被木头、砖、瓦压住。“我还有被子盖着呢，我不痛，我也没哭。”她颇有些小得意地说着，“我叫弟弟进来，我们俩一起搬，看外面天地都不认识了。”她刚刚能够脱身，就赶紧叫弟弟快跑，她顺着铃声找到了爸爸留在家里的电话，这已经是好朋友第四次拨通的电话了，电话里传来焦急的催促：“快跑，快向上跑。”

( 2月21日，救援人员在堰塞湖中安置水泵进行抽水作业 )

刘春燕家居住的是紧邻滑坡位置的平山煤矿的工棚，与山脚的煤矿隔着一条小溪，跟公路还有大概接近10米的落差，整个工棚区有3条大家踩出的小泥土路通向公路，她拉着弟弟跌跌撞撞向上跑，赶过来的杨锦翠的爸爸把他们救了上去。

杨锦翠也跑到公路边等着自己的好朋友，她看见开小卖部的老奶奶跑出来又跑回去不肯走，她的孙媳妇一边拉着她跑一边喊：“再不跑就没命了！”

( 在崩塌事故中受灾的当地居民刘小平带着儿子住在临时搭建的救灾帐篷里 )

“矿井下没有听到响动。”滑坡时，金德农正与十几名工友一起在井下挖煤，直到外面的工友进去通知，他们才匆匆从矿洞跑出来。

山体崩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记者在公路边向下看，滑坡的堆积已经几乎与公路相平，恰好壅塞了公路与山体间几十米的沟谷。除了被滑坡埋掉的6间工棚，砖墙、石棉瓦的工棚仅有两三间还完整地在水面之上，有两间半截被淹的，还有两间仅能看到屋顶。“我们家房子淹了一半，淹着我爸的衣服，没淹着我的。”坐在临时安置点龙场中学男生宿舍楼的值班室里，刘春燕和杨翠萍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叽叽喳喳数着刘春燕家的邻居，“养狗的保安家、老爷爷家、负责管理的爷爷家、金老头家。”两个小姑娘突然低头停顿后，声音一下子变得黯然：“阿姨和两个小妹妹都没跑出来。”

张勇龙对这次滑坡感到后怕，他17号上班挖煤，18号正好休息。“过了正月十五，住在工棚的那些外地工友就都该回来了，要是那时候出事，那就太可怕了。”

救灾

灾害发生之后，各级政府的应急举措都很及时到位，但正如一名现场救援人员所讲：“这样的灾害没什么救，只是帮助别把灾情扩大了。”

记者在赶往灾害现场的路上看到，为了给救援提供最大的便利，从凯里市向龙山镇方向的道路在岔口就已经封闭，而龙山镇到现场又设置了两道警戒线，消防车、军车、救援车、救护车、通信保障车、电力保障车、警车在道路两边排出了长长的行列。

12台水泵不停歇地把堰塞湖中的金黄色的水抽向引水渠。“当天就没有探测到生命迹象，这两天依然没有。”救援指挥部的一名军人说，“18号、19号两天连续崩塌有20多次。”救援指挥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贵州省凯里市龙场镇渔洞村岔河组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高约250米，宽约70米，厚约10米，崩塌堆积体约24万立方米。

现场正在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监测的国土资源部应急处置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滑坡属于剪切破坏，“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而他们还需要进一步勘察评估的是山顶形成的一个贯穿性洞穴的危害性。

“继发灾害探查清楚后，还得等堰塞湖的水排干，然后才能清运这20多万米立方的土石方，怎么也得十几天吧。”工作人员说。

逼仄的生存

记者一边采访，一边仔细观察，近两个小时，刘春燕的表情和言谈话语没有一丝劫后余生的紧张慌乱，当看护老师要她去吃饭的时候，她软软地抬起胳膊，做出一副恹恹的神态。“我手脚发软，您帮我打回来吧。”说完冲着老师做着鬼脸。

包括宿舍值班的两个阿姨，过来探望的老师，本刊记者，每一个跟刘春燕和杨锦翠接触的人都会被她们张扬的乐观情绪所感染，但是，在了解了她们的生活之后，按照常人的看法，这乐观却难免有几分酸涩。

刘春燕今年13岁，在渔洞村小学读六年级，她的老家是重庆云阳县。“我5岁的时候，妈妈跑了，跟我爸离婚了。”她语调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她的爸爸很早就在凯里打工，后来去广州做小生意，妈妈离开之后，她跟弟弟都是奶奶照顾。2008年，奶奶去世了，她便挑起了这个小家庭的半边担子。“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都是我干。”她说，前几年，把爸爸的衣服洗干净、拧干，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一年多前，爸爸又回到凯里来当挖煤工，爸爸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进矿洞，有时候下午两三点钟回来，有时候晚上七八点钟回来。“他说要多赚一点钱，供我和弟弟读书。”她跟弟弟从来都不吃早饭，上学要走几十分钟的路，中午时候就在学校买饭吃，多数时候就是每人5块钱买一碗粉。“不上学我们就去爬爬山，散散心，周围的山水我们都玩遍了，太阳出来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爸爸告诉她，现在的矿洞只能再挖几个月了，他接着要去下面的矿洞干活，但为了上学会在现在的地方租一间房子。

相比之下，杨锦翠家情况要好一些，至少，她家里是一座砖瓦房，她家属于龙场镇老山村，她的爸爸帮人盖房子，妈妈打一些零工，而她只负责放牛和洗衣服。

按照张勇龙的说法，村里各家的生活都差不多，他们这挨着渔洞村的21户老山村村民，是从他家房后大山上面的老山村搬下来的，从这里走到老山村村部，还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张勇龙今年40岁，从20岁起，他就开始在矿洞挖煤，他双手手掌都满布着黄黄的老茧，摸起来厚厚的，硬邦邦的。他现在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龙场中学上初二，姑娘也快上中学了，小儿子刚上小学。张勇龙一家五口只有他自己分到的几分地，一年种一茬玉米，大概也就能收四挑，每挑七八十斤，“靠这些粮食是没办法活的”。

挖煤的收入成了这个家庭的生活支柱，张勇龙三个兄弟和他的妹夫也都跟他在同一个矿洞干活，这次滑坡让他们不得不暂时失去了每天的收入。这个矿是下面平山煤矿的一个分矿，一共开了五条主巷道，每个主巷道有20多条分巷道，分巷道之间相隔只有三四米，每个挖煤工会分配一条分巷道。这里的煤层一般厚度也就是60厘米左右，所以挖煤的时候都不可能直着腰的。挖下来的煤用手推车送到输送带，一车煤大约200斤，会领到一张支票，这一张票的价值是10元，这样多卖点力气一天就能干到20多车，一个月20天到25天的工作日，张勇龙每个月就能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

但龙场镇开“摩的”的小张却宁愿挣每个月1000多元而不愿继续挖煤，“太危险了”。据小张介绍，每天自己工作面挖不动之后，就要去领雷管炸药，自己装好，等都收工了之后统一爆破。而矿上经常出的事故让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仅仅坚持了两年就彻底放弃了。

推开张勇龙家那扇颤悠悠的、下面已经磨出几条裂隙的房门，由于电力中断，屋里显得黑糊糊的，堂屋靠门边有一个不足30厘米高小火炉，边上摆着几把简易的小木凳，靠里墙搭了一个摆着锅碗的木架子，再向里是隔出的一间搭张单人床就不剩什么空间的小屋。与堂屋并列的里屋是张勇龙两口子的双人床，床边有一条3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矮几，这是孩子晚上趴着做功课的课桌。靠窗的木凳上有一台陈旧的21英寸电视，这间屋子的里间隔出了一间搭着小号双人床的小屋。

客观地讲，要是抛开那台电视，这个家也实实在在称得上家徒四壁了，上中学的儿子还没让住校，就这样，张勇龙说他们家每个月基本剩不下什么钱，孩子上学的学费、饭费、一吨8元的水费、一度0.5元的电费、去一趟镇里来回就10元的交通费、一吨400元的煤费等等，张勇龙掰着指头一项项算着，他每月的收入就已经被剥得所剩无几了。

张勇龙已经在盘算着没有煤挖了要去干些什么，毕竟这个家他是必须要撑起来的。对于记者提到的贵州省去年开始的生态移民工作，他说：“我们都愿意搬出去呀。”

“这是我们村173户、750人都有的愿望。”老山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杨云对本刊记者说，对这个人均不到半亩地、新人口没有“田土”，还要靠天吃饭的山村，他这个村带头人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以前每年1万元的村运转经费，刨去常规花费，每个村干部误餐补贴没有多少，而煤矿搭工棚占的村里的地，每年也仅仅给村里带来2000元的收入。从今年开始，他才有了每月1000元的工资，他自己还要跟人合作时不时拉点小菜到凯里去卖，以挣得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来补贴家用。

最令杨云头疼的是村里吃水的问题，村里在小溪边开了口井，要用两台18.5千瓦的大功率电机车把水抽上去，“吃水代价很大，到每户一吨水就要8块钱”。而现在，这口机井也被滑坡埋在了山石下面。

地灾预防如何破冰

60岁的渔洞村村民刘中伟向记者介绍说，他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以前就没见过有山体崩塌这种事情，但最近几年总有崩塌，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挖煤把山脚都挖空了”。其实，已经形成的共识是，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水利工程、矿产开发、公路、铁路等建设速度的加快，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扰动越发强烈，导致地灾频发，有愈演愈烈之势。2010年，全国地质灾害达到了3万多起。

因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而停滞建设开发的速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有点痴人妄言，但是，国土部的专家一再强调：“为了灾害区域内的生命安全，加大预防的力度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张勇龙向记者指点着房子周围山体上一处处崩塌留下的印迹，粗略的计算也有十几处之多，并且山体上几处明显的大裂缝也是这两年才出现的。

刘春燕都已经习惯了山上落石头的声音，而这样偶尔落一些石头是没有人在意的，就在这次塌方的地方，过年前就有泥巴小石头塌落，把运煤的路都堵了，当时矿上动用了挖土车。这次灾害发生前几天，一直都在落石头。

对于明确灾害先兆的忽略终于还是用鲜活的生命做了代价。

国土资源部组织勘察过全国地质灾害重点的1640个县，明确过24万个地质隐患点，并且，2009年，在全国开展以县（区、市）为对象的群测群防“十有县”建设，“十有”是指有组织、有规划、有经费、有预案、有制度、有宣传、有预报、有监测、有手段、有警示。但是，记者询问现场的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人听说过地质灾害“十有县”的说法，在崩塌山体对面一间房子里蹲守的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提到，这个崩塌的地方是地质隐患点。

但凯里市国土资源局地质矿产环境管理科的董文否定了这一说法：“我们是去年通过的‘十有县’验收，但这次崩塌的只是灾害预发区，不是隐患点。”凯里市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原有地质隐患点55个，2012年省国土厅委托地质勘察101大队进一步排查后，地质隐患点增加到了164个，按照明文规定的制度，隐患点是必须设村级监测员的，并且隐患点内的每户居民都会领到“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有任何可疑迹象出现都有明白的上报通道和完善的紧急预案。

董文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是“宣传不到位”，他强调的是政府认识的不到位，还不是对于群众的宣传而言。

董文拿出一份2011年黔东南州下发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黔东南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层级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记者看到，这份长达15页的文件方方面面规定堪称完美。“政府其他部门和乡镇没人重视，都认为这是国土部门的事。”按照董文的说法，一个乡镇国土所两个人要负责国土矿产环境几十个方面的工作，而他所在的地质矿产环境管理科也就是三个人，按规定，要对全市164个地质隐患点，汛期每10天督查一次、非汛期每月督查一次，“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山村董文凯里刘春燕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