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的诗人

（文 / 薛巍）

( 列维－施特劳斯 )

短暂的田野调查

列维－施特劳斯主义者在英美大学已经几近灭绝，远没有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追随者多。但他留下的印迹可能更深。跟他在四卷《神话学》中剖析的神话那样，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思维。从乱伦禁忌的意义，到我们烤或煮食物的原因，到自然和文化之分，我们思考行为与心灵的方式都受到了施特劳斯的影响。

毕业于伦敦大学戈德斯密学院的帕特里克·威肯把列维－施特劳斯称为“实验室里的诗人”，意思是他既是社会科学家，也是诗人，他的诗人气质帮助而非损害了他的科学研究。他把艺术与观念、审美与科学、理性和神秘结合在了一起。列维－施特劳斯在巴黎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以及他位于巴黎十六区的豪华公寓搞研究，他喜欢一边听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一边阅读其他人类学家的著作，他认为那两部作品借鉴了古代神话的结构。

列维－施特劳斯的曾祖父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他父亲是一位肖像画家。他本人喜欢绘画、摄影，还作过曲。艺术趣味有助于他的科学研究。无数人类学家在原住民的遗迹搜寻，其中很多人的田野工作经历比施特劳斯更丰富。但他们缺乏施特劳斯的感受力：发现文化模式的敏锐眼光，对故事轮廓小说家般的感知，把数据整合成有意义的整体的耐心。

20年代末，施特劳斯放弃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转而选择了人类学。他说：“有时我在想，人类学之所以吸引我，大概是因为它研究的文明跟我的思维方式有结构上的相似性。我没有慎重地在一个领域耕耘，然后一年又一年地收获的天资：我有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智力。跟土著的野火似的，它有时会照亮一个未知的地区；它给它们施肥，然后拿走一些果实，接着就继续前进，把烧焦的土地抛到身后。”他没接受过人类学的正式训练，这也许成了他的一个优势。他出生得晚，没有赶上法国人类学家在北非的第一次大调查，他也没听过法国民族学家马塞尔·莫斯关于礼物交换的课程。

( 《实验室里的诗人：列维－施特劳斯传》 )

1934年，年近30岁的他终于有机会做田野考察了，他在巴西西部旅行了9个月，他的目标是沿着废弃的电报线路，调查南比克瓦拉部落，但种种不顺导致他只在他们中间待了几天的时间。列维－施特劳斯克服了多种困难：资金不足、物资匮乏、记录设备损坏，妻子眼部感染后他立刻把她送回了圣保罗。施特劳斯的探险队伍其实很庞大，“更像一个移动的乡村节日，而非科学探险”。当局担心他们遭到袭击，给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本土人类学家当保镖。但从他后来的回忆录《忧郁的热带》中看不见这些配角的踪影，施特劳斯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卢梭式的独自在土著中穿行的人，一个文明边缘的忧愁的旅行者。他在回忆录中用精确、生动的文字掩饰了他的田野考察研究之薄弱。他的田野笔记杂乱无章，散落着一些简短的笔记、涂鸦，画得很孩子气的美洲豹、鸟和鱼，他更像是一位艺术家在寻找灵感而非学者在做研究。

施特劳斯余生都在书房里研究人类学，但在丛林中也展现了他的坚毅。在经过800英里的跋涉后终于抵达南比克瓦拉后，他看到的景象粉碎了他的浪漫想象。“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最简单的社会，但南比克瓦拉太简单了，能看到的只有人。”部落里的男人用笑声迎接他，女性则试图在他洗澡时偷走他的肥皂。

跟萨特和德里达的论战

施特劳斯用他搜集到的不多的资料粉碎了人类学界的一些共识。功能人类学派认为，原始人的生活被性和饥饿之类的基本需求所决定，施特劳斯认为完全相反，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条件下，原始人最大的冲动也是去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印第安人挑选动物作为他们的图腾，不是因为它们好吃，而是因为它们便于思考。唯一重大的区别是，野蛮人的思维有一种野心，认为如果你解释不了全部，就什么也解释不了。

“二战”期间，施特劳斯流亡到美国，在新学院任教。在那里，他认识了对语言做结构分析的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雅各布森以为，施特劳斯是一个可靠的酒友，但他失望地发现他是一个不喝酒、早睡早起的人。施特劳斯从雅各布森那里学到，语言可以分解成简单的音素，但决定词语意义的不是音素，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研究单个对象转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施特劳斯用这种方法研究神话，他认为神话是另一种形式的语言，是认知混乱的自然的努力。我们把环境分解成容易处理的二元对立，从而适应这个世界。把自然界的生食变成熟食，我们就把它们变成了文化。施特劳斯认为，土著人的神话是一种美学上的创造，比西方单个艺术家含糊的表达更高级，因为以个人为中心的意义跟整个群体创造的神话的力量相比，总会黯然失色。“南比克瓦拉人也许没有出现托尔斯泰，但他们创造和共享的语言和文化比《战争与和平》更加硕果累累。”威肯说，施特劳斯对神话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神话反映了心灵的自发创造，那种情况下的心灵没有受到现实的束缚。在神话中，心灵临时解决了对立，实现了跟不可接受的现实的和解。

1949年，列维－施特劳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写出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革新了人类学家对亲属关系的理解。他不是以线性的血缘关系为中心，而是展现土著家庭如何发展出了在水平面上的交换关系以避免乱伦。他分析了乱伦禁忌，他之前的学者认为，乱伦禁忌是为了防止近亲繁殖，或者亲戚之间很熟悉，导致相互之间没有性吸引力。施特劳斯把禁忌看作确保从自然转向文化、从同族结婚到族外通婚的通道。通过把女性分为禁止的和可能的配偶，强迫男人娶外族的女性，乱伦禁忌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交流。

研究之余，施特劳斯在纽约过着波西米亚式的快乐时光。周末他逛古董店，寻找廉价的、博物馆藏品水准的印第安人工艺品和陶器，跟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起搜寻纽约最迷人的场所。在他写的回忆作品“纽约1914”中，他回忆了在布鲁克林大桥下听京剧、考察火岛、在自由法国电台播送罗斯福的讲话等活动。

战后，列维－施特劳斯回到法国。学术生涯一度受阻的他出版了《忧郁的热带》一书，回忆他在巴西等地的旅行。10年之后，施特劳斯成了著名思想家。1962年他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书，结尾用20页篇幅批评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威肯说：“权力从左岸咖啡馆里不停抽烟、嗑药的幽魂转移到了第十六区的审美分子手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认为，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限的可能性，但个体具有能动性。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这种结合是有问题的。首先，它把个体置于历史过程的中心，而施特劳斯认为，社会结构给人留下的空间很小；其次，萨特仍在宣传旧欧洲的历史在不停进步的观念，而施特劳斯认为土著文化组织人类经验的方式更加诱人。在60年代，从世界各地的土著那里学习的施特劳斯比萨特显得更加宏观。“公交车站的排队、罢工、拳击比赛，萨特构建其哲学的例子跟结构主义的全球范围相比显得很偏狭。”

列维－施特劳斯走红的另一个原因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准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会受到经验验证的损害。它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在拉康看来，结构主义解释了无意识映射到现实的符号体系。对福柯来说，结构主义指出了疯狂等概念是变化的社会价值观随意的建构。罗兰·巴特用结构主义的技巧揭露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伪装，赞同没有主体的小说。

后来，施特劳斯的理论又遭到了德里达的批判，后结构主义者赞颂历时分析而非共时分析、变化而非不变、事件而非结构、例外而非规则、边缘而非核心。施特劳斯对他人的批评无动于衷，退入他自己的神话世界。到60年代末，他变成了秩序和传统的维护者，包括不同意接纳女性（尤瑟纳尔）进入法兰西学院。他很少离开他的实验室，尽可能地躲避世界，认为人群变得太大了，土著文明之所以美，就是因为人们都是面对面生活。他更喜欢人类的规模跟它居住的世界成比例的时期。他喜欢孤独，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孤独，不让后人给他办萨特那样隆重的葬礼。他的死讯公布前，他已经被安葬在了他家乡的一个城堡。 神话萨特艺术诗人文化结构主义施特劳斯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