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债

（文 / 小贝）

( 大卫·格雷伯 )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格雷伯说，在历史上并非如此。“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同样，在过去5000年里，叛乱在时间上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销毁债务记录，取消债务。”

格雷伯把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分为三种：共产主义、交换和阶层。他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的人类关系。由此说来，共产主义并非神奇的乌托邦，它是现在就存在的一种东西，它存在于任意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中。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共产主义者。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是在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基石上建立的，即使如资本主义一样的经济体系也不例外。如果某个人在修理损坏的水管时说把扳手递给我，一般而言他的同事并不会问能因此得到什么回报。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如果你真的希望做完某件事，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按照能力分配任务，然后给予人们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会社交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才得以存在。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几乎在每笔交易者都占据一定的位置。一个商店店主在他长大的地方几乎不可能赚到钱，因为他经常面对压力，需要免除穷亲戚或同学好友的账款，至少给予他们宽松的赊账期限。

人们都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分享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原始社会的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野蛮人”对外来者不同寻常地慷慨，但同时他们应该把陌生人默认为潜在的敌人。格雷伯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一个陌生人被认为是危险的潜在敌人时，克服危险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慷慨的姿态。慷慨的力量将把他们置于互动的社交性中，而这正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

共产主义关系不能包含记账的行为。仅仅考虑一下记账，都会被认为是无礼或奇怪的举动。而在交换关系中，双方都存在记账的概念。交换的核心是平等，双方的付出与获得都是对等的，但不存在精确的对等，而是持续地追求对等。比如送礼，为了实现对等，收礼的人很费脑筋。尼日利亚的蒂夫族会给新来的邻居送去玉米、鸡、花生等作为礼物，收到礼物后，不回礼的话别人会认为你是剥削者或寄生虫，如果用完全等价的东西回礼，则意味着你不希望再和邻居有任何联系。所以，邻居之间会处在礼物的无尽循环之中，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创建自己的社会。

送出礼物是表示敬意，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回礼需要无穷的技巧，挑战更富有的人就会受到羞辱。一个叫纳斯列丁的人被国王召见，他带了一些萝卜当礼物，但别人说萝卜是农民吃的食物，他应该送葡萄，于是他换了葡萄。但结果国王还是不满意，要卫兵把每颗葡萄都扔到他身上。这时他跪下感谢上帝。卫兵问：“你正在遭受屈辱为何还感谢上帝？”他回答说：“感谢上帝我带的不是萝卜！”

在某些情况下，表扬某个人拥有的东西，可能会被解读为索要那件东西。在18世纪的新西兰，英国移民很快就发现，赞美毛利族勇士脖子上的玉坠不是一个好主意，毛利勇士会坚持把它赠送，不许对方拒绝，然后过一段时间，他会回来赞美移民的大衣或枪。

在交换关系中，交换双方是平等的，要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对等。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遵循的则是习俗或先例。比如，在封建时代，给上级送礼三四次后，送礼就有了先例、成了习俗。

在债务关系中，双方在真正重要的方面是平等的，但双方当前处于不平等状态，一旦债务偿还，债务人恢复平等的地位。交换隐含着平等，它同样隐含着分离。债务清偿之后，双方就没有理由继续保持关系。在债务没有被偿还时，债主和债务人彼此面对时，就像农民遇到了地主，阶层的逻辑将发挥作用，如果农民从园子里给地主送去西红柿，他绝对不会回赠。

有了这个三分法的框架后，格雷伯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推论，比如中产阶级把一切关系都看成交换关系，认为共产主义的每一个细小举动都是交换，所以他们要像蒂夫族女性那样不停地重建人际关系。为什么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维持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格雷伯看来，这种做法是“极为明智的”，维持债务关系就会产生阶层之分，这就像古代中国给附庸国的回馈多于其接受的朝贡品，这样能换取他们对皇帝的认同。 共产主义社会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