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产业与政务消费

（文 / 吴琪）

( 2009年8月27日，众多顾客来到宁波和义大道的路易·威登旗舰店选购商品 )

实习记者 王玄

奢华年底

北京郊区以及周边的河北廊坊、霸州等地，一些占地几千亩的高端酒店和特色会所，每到岁末年初便迎来了爆发式的消费旺季。这些高端消费聚集之地有高尔夫酒店、城堡酒店、温泉度假酒店等，基本定位于适合高端商务宴请、养生休闲与娱乐。与北京市内的高端场所相比，郊区的酒店多选址在环境开阔的水系、湿地、温泉边，将高尔夫、窖藏红酒、马术、温泉等项目结合起来，有些酒店直言自己的特色是“装潢豪华犹如到了一个皇宫般的殿堂”。

挂着“中央党政机关会议定点酒店”、“市级政府采购会议定点饭店”名义的北京昌平某酒店号称自己是世界50大私人城堡之一，除了高尔夫、马术、红酒之外，还有私家葡萄园，酒店会员资格在3万元以上，高尔夫或马术俱乐部的入会门槛更高。本刊记者咨询酒店的预订情况，这家酒店为“北京市2012～2013年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协议单位政府采购项目”中“具备大型会议接待能力的单位”的中标酒店（中标单位共45家），每年接待的政府部门数量众多，今年春节前宴会厅大部分已经预订。

北京的年底消费有多狂热？如果看一看城内变本加厉的交通拥堵、城内外高端消费场所的火热，便能知道这个重合了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功能的首都，集中了什么样的消费能力。

( 奢侈品协会会长欧阳坤 )

城内适合高档商务宴请的场所，同样进入旺季。有些位于时尚的CBD，餐厅却是四合院格局，古色古香，名人字画和古董点缀其间；一些餐厅直接开在名胜古迹里；有些专门打造一栋造型独特的大楼。本刊记者致电几家繁华地带五星酒店里的餐厅，得知春节前接待能力已近饱和。这些宴会厅价格从3万～18万/天不等，人均最低消费从600～2000元不等，上不封顶，另收15%的服务费。

除了装潢的奢华之外，鲜鲍、花胶、辽参、松茸、鱼翅、顶级的白酒或红酒，几乎是基本配置，手艺超群的厨师烹饪各地高级的土特产。花费更大的酒店，主厨会向客人推荐菜单上没有的顶级菜品或是好茶好酒。一些以商务宴请为主的酒楼，还有一个国外餐厅少见的特点，即豪华包间多，有些全是包间，满足客人的私密性要求。

( 奢侈品牌“萨尔瓦托勒·菲拉格慕”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店铺，该集团计划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进入中国8个城市的市场 )

“越是顶级的消费，商务宴请越是难以与政务宴请分开，这在北京尤为明显。”一位常年主持高档宴会的行内人告诉记者，品尝美食是中国人永恒的相聚理由。公开的高档宴请适合相对一般的官员，如果是高官，基本不会去公开的场合。但就只是公开宴请这一块，消费力已经相当惊人。“请客吃饭也是需要号召力的，平日里官员未必给你面子。一年到头了，表示一下对人家的尊敬，这显得非常自然。”这就像行内流行的一句话：“越在寒冬，越需要为下一个春天投资。”

年底的宴请和礼品市场，既有各个企业或单位日常性地维护关系所需，也有目的性更直接的跑关系。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的创始人张小鹏向本刊提道：“礼品有两个特点，一是交流情感，二是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如果礼品或宴请消费大大超出你平日的生活水平，它背后肯定是有比较功利性的目的，超出了单纯的礼品或礼尚往来范畴。”

( 奢侈品牌BV（宝缇嘉）在沈阳一家销售商场的橱窗展示 )

这种季节性极强的消费爆发力，在海南也特别明显。每年从12月初至春节，海南的高端酒店、别墅、游艇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的生意持续走高。经营者总结出规律，越是临近春节的消费越贵，来者非富即贵。一家在海南投资200多亿元的国企负责人告诉本刊：“中国不方便出国的人群往往是特别有消费力的人，比如政府官员、金融、银行、保密系统的人。富商阶层虽然出国方便，可是语言、饮食都可能不习惯，这些人群冬天就像候鸟般地聚集到了海南。这个交际圈越来越有规模。”

再加上各级财政到了年底的突击花钱，害怕今年没花完预算，明年的预算就被削减了。都使得中国每到年底，消费场所和各式商品水涨船高。在欧美国家，到了圣诞新年假日往往是各大品牌的打折季，可在中国各大品牌到了年底推出新车、新系列奢侈物品，或是高档白酒的价格，不少是“逢年必涨”。一位品牌经销商告诉本刊：“奢侈品或是高端酒如果能做到价格不断上涨，才能体现其身份的高贵，送礼和收礼的人都有面子。高端品牌就得抓住高端人群的心理。”

奢侈品的中国时刻

“自2013年1月1日起，中国内地主要城市的奢侈品商业销售额递增迅速，平均增幅为36.5%；2013年元旦、春节、情人节将形成三节消费高峰，部分二线城市门店已出现断货。”长期关注奢侈品行业的欧阳坤告诉本刊，奢侈品的国际大品牌不仅没有受到“十八大”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影响，反而出现近年来未遇的销售高峰。他所在的世界奢侈品协会预计，2013年“两会”前可能有人事调整因素，高档礼品市场会异常兴奋，2013年春节期间国内奢侈品消费将超过120亿元人民币，同期境外奢侈品消费可能突破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点。

中国官员的集中调整期，与奢侈品的消费高峰期重合。一方面是这个阶段企业找熟识的官员办事相对容易，企业害怕人事变动之后，多年维持的关系不再。另一方面，一些人希望在人事变动中有竞争力，高端礼品必不可少。

“各大奢侈品牌感觉到，在中国的重要时刻来临了！”根据欧阳坤调查的大牌奢侈品门店反馈，国际奢侈品牌已经将中国春节作为年度销售的重要周期，大多品牌系列商品都备货充足。

“但根据往年的奢侈品销售状况来看，备货充足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因此多数品牌是通过订单和涨价来调整供货压力。今年各大奢侈品牌价格涨幅平均都在10%～35%。”欧阳坤说，奢侈品的涨价通常是全球高定位加区域销控策略的手法，以此来提高品牌地位及补充亏损期利润空间，而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奢侈品涨价并不是一个消费阻力，高价格并没有影响各奢侈品牌的在华销售，因此奢侈品牌在华每年涨价已经成常态化发展。

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的张小鹏告诉本刊，他们应用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行业数据，对礼品行业进行了个体与团体分类统计测算，得出的数据是，中国礼品市场需求非常旺盛。个体的年礼品需求在5055亿元，团体的年礼品需求在2629亿元，相加得出目前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礼品产业链也开始逐渐细分，产生了制造商、分销商、终端服务商、采购方、收受者、礼品回收方这一整条产业链。但张小鹏所说的只是大众化的礼品，价值极高的礼品不再他们研究之列。“一方面这种高端礼品与贪腐关系比大，送礼和收礼的人都会很隐秘，我们很难掌握数据。另外，有特殊功利要求的送礼，个性化差异很大，并不会形成固定的产业。”

而在高端消费品这块，熟悉奢侈品的人知道，高端奢侈品牌的营销策略是——我要当最贵的。国际品牌发现中国市场跟欧美市场大不一样，奢侈品的价格在中国是第一位的，越贵的奢侈品卖得越好。名车在中国也是加价才卖，可是销量依旧非常好。欧阳坤说：“欧洲的人均收入是1200欧元，中国的人均收入是3000多元人民币，你说是哪些人是购买奢侈品的主流？肯定不是老百姓。”

从一些纪检部门的数据来看奢侈品小件已经取代传统的高档烟酒，成为最受青睐的行贿物品。这也与今年一些二线城市奢侈品门店出现的断货物品相吻合。一位谙熟送礼之道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送LV小包或爱马仕围巾显然更合适，一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比烟酒更高，二是它代表国际品味，比较不俗。再一个奢侈品的价格比较明确，收礼的人知道这个东西价值多少，自己如果不用，拿去二手店流通也非常方便。所以，奢侈品的单项产品非常适合送礼。

欧阳坤说：“送礼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尊敬和问候，可是你怎么表达呢？只说两句话并不合适，需要礼品作为表达。但是礼品的边界非常宽泛，自己做的手工卡片也是礼品，高端奢侈品也是礼品，到底值多少钱才超出了正常礼品的边界，这里边并没有明确界定。有些送礼人想送大礼，又怕官员知道了价值不敢收；有些官员对价值不清楚就收了，一旦收了，再想退给送礼人，几乎不可能。早年那些官员哪里知道，一副眼镜就值几十万元？”

收到奢侈品的人，大部分又变现进入了流通市场。欧阳坤提道：“我认识的地方上一位厅级官员的女儿，前段时间她生日，仅仅是爱马仕的围巾，就收到了40多条，还不谈其他奢侈品，你说她能用得了吗？”二手奢侈品店对回收的物品比较挑剔，比较新的物品以原价6～8折收购。但是出手的官员等也不在乎价格，反正是作为礼品收进来的。近年来极为兴盛的奢侈品二手店，大多数也因此而生。

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于2012年10月1日起生效，根据其中第32条的规定，“采购奢侈品”的官员将“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可见政府部门的奢侈品采购并不少见。

“去logo化”趋势

今年北京的奢侈品门店销售没有那么旺盛，可能是在新政的风口浪尖上，北京的消费看起来有所顾忌。其他的比如东北三省、浙江、江苏、广东、河南、安徽的奢侈品消费依然非常旺盛。中国二线城市对奢侈品的消费力，也是让国际品牌出乎意料的。比如宁波和义大道，集中了卡地亚、LV、迪奥、巴宝莉等奢侈品牌，这些品牌表示，“生意好得超乎想象”，都不需要市场培育期，和义大道开业第一年累计销售额近8亿元。在宁波的国际品牌店，很多规模超过一线城市门店，比如宁波的LV专卖店是浙江首家拥有男女时装和珠宝在内的旗舰店，迪奥与卡地亚均是该品牌的全系列店。凡在和义大道落户的奢侈品，中国区负责人肯定会亲自光临，很多落户和义大道一楼的奢侈品品牌销量在全国市场排在前10位以内。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刊介绍说，国际奢侈品牌进驻二线城市占尽优势。请他们进驻的商家一般几年内不收租金，还白送装修。比如LV进驻某市，他们提出门店需要1000万元的装修，邀请方会按这个标准装好后送给LV。原本国际品牌新开一家店，欧洲总部会拨出一笔资金的，但是他们并不熟知中国的操作规则。所以二线城市的这家新店，既不用租金和装修费用，又能拿到欧洲总部的拨款，他们一般把拨款用来专门做公共宣传。

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的涨价尤其厉害，虽然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全球性的，比如原材料上涨，人工费用上升，但实际上“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和对价格的迷信，才是最重要的”。

奢侈品牌BV（宝缇嘉）在中国的走红，出乎很多行家的意料。BV虽是欧洲一线奢侈品牌，但是外观低调，品牌标识很不明显，所以不算顶级品牌里的主流。但是BV进入中国以来，这几年迅速成为礼品市场的宠儿，与LV等系列拉开了差距，直接成为爱马仕的竞争对手。

奢侈品专家、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提到，BV在中国的增幅很高，全球的增长是37%左右，中国市场则可以实现50%以上的增幅，其赢得的品牌美誉度已经后来居上，高端消费群体也很认可这个品牌。BV带给其他大牌一个启示：标识不明显的奢侈品，卖得更好。比如BV卖得特别火的一些包，它的logo在包内，并且可以手工摘除。

于是一些原本标牌极为明显的品牌，在中国开始推出“去logo”的产品，产品标识只是在拉链上，或是在包内，甚至看不出标识。欧阳坤说：“没有Logo的包，任何部门拿到了，没有办法去核实它的价值，那么它就是安全的。”送礼的人也希望达到这种效果，“它看上去很贵，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证实它的价值”。所以LV、古驰在中国推的新款包，大大改变了以往满包包都是标识的做法。

一些中国商人也嗅到了“去logo化”趋势的商机。比如国内某家著名的家电企业，最近投资做起来奢侈品私属定制的生意。这家投资公司市场部的人员告诉本刊，无论是自用还是赠送，很多官员和其他高端人士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logo的定制奢侈品，以免被人辨识。“国内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如‘表叔杨达才’等，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事，没有品牌的奢侈品更安全。”这家公司会找欧美顶级设计师为客人定制产品，包括豪华汽车、定制腕表、黄金珠宝、私窖以及高端会所等多种高端产品和服务。

私密空间规则未变

高端洋酒是观察中国灰色产业的另一个角度。根据葡萄酒行业顾问陆江的判断，送礼加上宴请，占到中国高端洋酒消费市场的90%以上。他将这两种用途归为一类，因为宴请本质上与送礼是一个特质，宴请就是一种当时消费的礼品。为什么对数据如此肯定？“在中国真正做顶级洋酒投资和收藏的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而顶级葡萄酒能够风行中国，与它的送礼功能唇齿相依。主持过多次高档晚宴的张伦深有感触，中国送礼人的心态是“喝到了一定金额，才能上这个档次”，这样才能体现诚意。张伦向本刊记者多次提到“体现诚意”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诚意分为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礼品要值钱，另外送的东西必须是对方知道的、认可的，这样才够面子。相比于茅台等中国白酒来说，洋酒的价格量级更高，也似乎带着一种优雅的西方生活观。如果送的礼物对方不认同，不能引起共鸣，那么效果就达不到。如果礼品能给对方带来惊喜，那更是最高境界。

前几年国内刮起的拉菲崇拜之风，始于2008年。以往美国是高端葡萄酒最主力的消费市场，2008年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让各大酒庄非常担心期酒的价格，结果发现高端酒的价格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些品牌价格还上涨了，因为中国富豪刚好接上了这一棒。“这对中国高端葡萄酒消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之后中国市场一再发力，一直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富人对拉菲的消费甚至影响了拉菲在国际市场的定价。对于每个个体的酒商而言，由于顶级洋酒的销量有限，他们依靠零散的买卖渠道就能生存。但是这些零散渠道集中起来，在中国已经相当规模化了，总的需求量在近几年暴涨，假拉菲的数量也相当巨大。

2010年是高端洋酒在中国消费最疯狂的时候，“拉菲”品牌在中国一枝独秀，这一年内这个牌子不同的酒平均涨幅在50%以上，个别种类甚至达到70%以上的涨价。但是拉菲在接下来很快被抛出了一线城市的富贵圈，“风潮变化之快让人吃惊，它太流行了，顶级人群开始不屑于饮用，在社交圈再喝拉菲好似一个笑话”。但是中国还有广大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的富豪阶层又接住了拉菲消费的接力棒。

胡润百富传讯经理潘小英提到，目前中国已有102万个千万富豪，6.35万个亿万富豪。这些富豪消费大大提升了奢侈品的价格。比如陕西拥有的千万富豪数量达1.4万人，亿万富豪数量达8300人。其中，西安有千万富豪7000人，亿万富豪300人。由于富豪人数逐年增加，再加上富豪们热衷于高端产品的消费，致使富豪钟爱消费的豪宅、汽车、手表和珠宝、烟酒、教育、旅游等九大类62个与高品质生活方式相关的商品价格因此飙升。比如劳斯莱斯加长版汽车从2008到2012年涨了近100万元。瑞士伯爵手表从2008到2012年从19.6万元涨至28.2万元。

海通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赵勇告诉本刊，中国富海阶层对政务人士有极强的追随心态。茅台红火是因为它是政府接待用酒，我国驻各地大使馆也是用茅台招待各国政要，那么商界人士自然把它看作最高级的白酒。而拉菲在中国的走红，与我国高层领导人参观过酒庄有关，高端政界人士喜欢追随领导人的喜好，商界人士除了迎合之外，自己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认为喝拉菲就是有面子。

但是从2011年底到2012年初开始，顶级洋酒在中国的消费开始下滑。陆江最近接触酒商后发现，2012年底红酒订单单价下滑了，过去定几千甚至上万元一瓶酒的客人，现在只消费一两千元一瓶或稍高一点的酒。

这种红酒消费走低的趋势，一方面整个经济形势低迷，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过去了，工程项目少了，送礼或消费需求也就相应下降。另外，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红酒消费者，逐渐往理性方面变化。加上政府打击腐败的声音增强，微博等网络力量出现，都使得过去集中在个别酒庄或品牌商的消费力，发散了开来，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

但是在极为私密的高端交际圈里，对各类顶级物品的消费力丝毫没有降低。

熟知北京高端会所的刘力（化名）告诉本刊，北京的这种私密交际场所，官员非常低调谨慎，但是奢华消费是一样的。有些会所甚至设有私密车道，你看不到客人是开什么车进来的，这样更有隐蔽性。会所为了吸引高端人士，会想各种办法找噱头。比如找了个特别有典故的宅子，或是餐食上极为独特，或是收来了罕见的古董等等，这些都成为把高官请来的噱头。

北京的交际讲究文化味儿，所以好茶好酒或是音乐等话题，都成为聚会的噱头。可是作为想结交高官的企业家来说，一个噱头用一段时间也就不新鲜了，他们可能会放弃掉这个会所，再去弄个新的会所，找到更独特的噱头。美食、好酒这些是永恒的主题，他们可能会弄出美酒搭配音乐、请国学大师来讲座、请西方某音乐家来开个私人音乐会，请欧洲著名酒庄的庄主来等，使自己搭建的平台更有吸引力。

一些开发商准备做大项目之前，可能提前一两年就和相关官员交往了。一开始是送送礼，交际一下，并没有提出直接的要求，让对方很放松。比如邀请官员品尝，这个茶可能就是天价茶，如果对方喜欢喝，就趁势送上一些，这“来一点儿”已经值很多钱了。等熟络之后，再办事就容易。一些高官退下了，被民营企业请过去，看中的就是这个高官的资源。

有些企业家为了获得资源，会长期投入来搭建自己的平台。比如某企业家多年前投资办学校，“从当时的投入和回报来看，这个生意是不值当的”。但是一些年经营下来，这所学校的名声打出来了，大家都想挤进去却名额有限。“官员也有子女上学的问题，这样这名企业家就有了操作空间，不用他主动去求，很多利益就送过来了。”

腐败与奢侈品的关系

如果回溯2012年著名的网络反腐事件，会发现官员的名牌穿戴，成为他们受到查处的导火索。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想了解官员的工资收入、家庭财产或日常消费，面临的门槛相当高。那些穿戴高调的官员，直接成为人们产生质疑的对象，奢侈品成为最直接的反腐证据。

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受贿是高官落马的最主要原因。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教授张涛提到，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以前，因为受贿罪而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一个没有。第一个因受贿罪受到刑罚的省部级政府官员是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1987年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78年之后共有82名省部级政府官员受到刑事处罚，其中76人因受贿罪入刑。

而因受贿罪入刑的省部级政府官员，受贿金额愈来愈大，特别是贪腐进入金融领域以及房产领域，受贿金额十分惊人。在受贿事件中，“以官求财”比“以财求官”更普遍。受贿罪案高发部门在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案发职务最高的依次是地方党委的市委书记、地方政府的副省长、市长、厅长、副厅长。官员边受贿边提升的现象十分普遍。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向本刊提到，腐败是“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牟取私利的行为”，换言之，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获取非法的个人利益。“十八大”确实把反腐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是历届党代会之后，反腐力度最大、风格独特新颖、反腐理论高度最高的一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腐败的程度依然很高。如果不改革，腐败会搞垮我们的党，并且为时不远。反腐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个生死考验。

腐败中的“奢侈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李成言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前30年是政治腐败，用公权来实现个人权力的最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腐败行为越演越烈。在政治斗争时期，“权力”是最稀有的政治奢侈品，只有最高领导者一个人能够解读，其他人拿到也可以用。现在大量腐败是借用经济上的奢侈物品。它们表现在：信息化时代，谁能获得第一手信息，可能这一个关键信息就能带来上亿甚至几十亿的利益。

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物质奇缺年代“官倒”现象严重。用政府公权插手经济上的稀缺品，彩电、汽车在当时就是奢侈品。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腐败大量出现在资本运作领域。工程项目、土地买卖、股票证券运作等。

从2010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就能看出贪腐空间的变化，比起之前1997年颁布的相关准则，一些新的贪腐活动被禁止了。比如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以交易、委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牟取利益；违反规定多占住房，或者违反规定买卖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等。

反腐新高度？

“从1949年到现在，光是限制公款吃喝的文件就有500多个，可是管住了这张嘴吗？”李成言说，2012年中央连续出招打击腐败之后，高档烟酒现在被政策控制下去了，但是同期马上出现国际奢侈品牌的涨价，这个领域没有划拨在打击腐败之列，它们的价格马上被抬高，也是到年关送礼之时，价格越高。说明这种贪腐交易只是更隐蔽了，而不一定有多少下降。“权力市场需要，这些物品就涨价。”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台规定，提到官员收受的礼品如果价值在200元之内，可以自己处理；200元以上的需要交公。公务宴请是“四菜一汤”之类的。但是一些官员会拿出不值钱的企业纪念品之类的交公，真正值钱的不会暴露出来。“四菜一汤”也很快演变成豪华版的“四菜一汤”。

各省市驻京办也曾是容易制造贪腐的机构，李成言在2009年曾收到一个省级的驻京办人员写给他的信。这名驻京办人员说，据他经验，驻京办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这么多年所做的就是为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和领导家属迎来送往。招商引资和信息沟通简直是微乎其微。2010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了625家被撤销的驻京办名录。但是曾任《驻京资讯》社长的李罡告诉本刊，驻京办的数量现在比过去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很多是转入地下了。因为中央集权的制度没变，各地财政受制于中央，再加上高压的维稳截访任务，这些地方对驻京办有很强的需求。

而中央反腐的严厉，也正说明了腐败有多普遍。有人大致估算了一下一个县委书记逢年过节收受“烟酒”的情况：一个县一般有25个左右的乡镇，有20个左右局委办。如果只算每个乡镇的书记和乡镇长往上送礼，每个局委办只算局长和书记送上送礼，再假设一年其他干部给地方送两次礼，每次送礼2000元。那么县委书记一任5年，即使没有其他贪腐，为官一任也能成为百万富翁。

这种极为普遍的公款烟酒消费，从白酒厂家的角度也有体现。2012年12月18日，茅台总经理刘自力对经销商说，不要幻想“三公消费”再回到以前的水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茅台年底的经销商大会上，广东经销商在发言中透露：去年“三公消费”，大家还能喝茅台。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想喝但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于是地方官员接待，把茅台酒倒进地方产酒瓶里喝。

李成言说，一方面要看到中央此次反腐决心之大，一方面也要看到反腐工作的艰巨。“选择王岐山来带领中纪委，已经是中央决心的表示了。按常态王岐山应该抓经济工作，但是我们的政治现在处于非常态，派他来抓更为紧迫的腐败问题。这个人要具备几种特点：一、他自身的背景干净；二、有思想；三、懂经济，因为现在大量腐败出现在资本运作领域；四、性格果断。”

现在一些纪检部门也在对人员进行培训，怎么鉴别奢侈品的真假、档次、价位等。因为贪腐不断出现新的形势，纪检部门也得跟上时代变化。李成言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以前，纪检部门查出贪官，一般都盯着该官员收了多少金钱，对礼品的处理不重。这就导致送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送的礼品越来越贵重。有官员就直接说：“你送我钱，我一分都不要；你送我礼物，我什么都敢收。”有权势的人一般都喜欢炫耀性的生活，追求生活的奢侈化。这种炫耀暗藏着一种心理：钱我不敢收，可是我拿到的东西与你不一样，我能戴什么样的表，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你就做不到。这里边还是一种对权力的炫耀。

李成言还提到，当前的反腐工作在各种利益博弈中有了新的表象。随着反腐的法制化加深，官员内部的举报也变多了。大量资源被极少数人占有，这种官场内部也会引发不平衡。比如有的贪官在忏悔书里提到对同僚的不满：“哥们一起干了这么多年，应该利益共沾，他不能吃独食啊。”所以，“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当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所以反腐工作十分艰巨，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

（实习记者周翔对本文亦有贡献） 消费产业政务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