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保八”

（文 / 谢九）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温家宝总理将201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5%，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我国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于8%以下。从以往各年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为了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一般在确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目标之后，多年内都不会轻易变更，这意味着我国基本上告别了持续多年的“保八”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虽然引发广泛关注，但在市场上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股市在“两会”期间表现平稳，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而下跌，这显示出市场对此已有预期。去年初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其实早就透露了玄机，“十二五”规划中已经确定了GDP年均增长7%的目标，相比“十一五”规划下调了0.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十二五”规划，其实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应该要做出相应调整，不过由于2010年的GDP增速高达10.4%，如果2011年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会有硬着陆之忧，选择在今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更多体现的是平稳过渡。

除此之外，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并未表现出恐慌，更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每年实际经济增长目标通常都远远高于预期目标，以“十一五”来看，我国规划是GDP年均增长7.5%，但实际增速是年均11.2%。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虽然下调至7.5%，市场普遍预期实际增速会远超于此。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既有外在压力，也有自身需求。从自身调整需求看，“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5年，年均GDP增速高达11.2%，大大超过“十五”时期年均8.3%的经济增速。如此高的经济增速，在将中国经济推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在资源环境制约等因素下，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边际成本将越来越高，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经济的增速必须减速，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外在压力看，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很大动力来自对外贸易，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0%左右上升到50%以上，净出口成为中国净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随着海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疲软，短时期内没有改善的迹象，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2月我国累计贸易逆差42.5亿美元，中国经济过度依靠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必须转向以内需尤其是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动调低增长目标，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转化成实际的行动。

政府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这同时还意味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活动将很难再次重现，微调预调将是今后很长时间内的主流。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仅为6.8%，2009年一季度仅为6.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拉动经济迅速回升之后，负面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尽管新一轮的欧债危机仍在继续发酵，但中国经济还没有消化上一轮经济刺激的后遗症，再次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概率极低，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也基本上宣示告别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以年均11.2%的速度高速发展，在大幅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的负面效应，即使不考虑对资源环境的破坏等难以考量的因素，最显著的负面效应就是通货膨胀。虽然我国的通胀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恶性通胀的程度，但长时间一直处于负利率状态，不仅对很多中低收入人群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导致了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对中国经济如何在增长和民生间获得平衡带来重大挑战，并由此引发周而复始的房地产调控。如果今后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对于通货膨胀以及各类资产价格泡沫将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政府可以将更多的关注重心从增长转移至民生。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在于就业。按照普遍经济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就业率成正比，我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的就业率，尤其和一些发达国家接近两位数的失业率相比，我国4%左右的失业率还是相当难得。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的压力可能会慢慢浮出水面，按照奥肯法则的描述，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如果相对潜在GDP下降1%，失业率就会上升0.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下调就业目标，今年的就业目标依然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与前几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从过去几年看，我国的实际就业目标基本上都超出年初目标，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2011年城镇新增就业11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中国经济过去一直保持较低的失业率，主要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是否还能保持较低水平将形成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批农民工纷纷提前返乡，一度给当时的就业带来很大压力。通常而言，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保持8%左右的增速，基本上不用考虑就业问题，但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速如果跌破8%，就业就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经济过去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吸纳就业的能力并不强。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中国的就业弹性反而一直下降。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大概保持年均9.5%的增长，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4.3%，就业弹性为0.45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200多万人就业；上世纪90年代，我国GDP保持10%的增长，就业弹性下降至0.11，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100多万人就业；而从2001年至今，就业弹性更是下降到不足0.1，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的就业不足百万。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弹性约在0.3%左右，发达国家在0.5%以上。我国就业弹性为何不断下降，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日渐向重化工业等大企业倾斜，就业弹性也就逐渐下降。

反过来看，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所以必须维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才能确保足够的就业率。所以，即使过去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带来很多负面问题，但至少确保了每年1000万人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较高的就业一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主动下调增长目标，除了经济转型的客观需求和外围市场的现实压力之外，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可能在于，现在的中国经济开始逐渐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就业市场的压力可能不如从前那么紧张。所以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对于就业问题的冲击力度远远小于前几年。

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是大势所趋，不过，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显然还为时尚早。虽然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常在春节之后出现民工荒，但沿海劳动力的短缺可能更多是受到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影响，并非完全是劳动力绝对数量的短缺。以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并非想象中的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2009年度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亿人，2010年为2.4223亿人，2011年为2.5278亿人；而且，其中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也是逐年增长，2011年外出农民工增加数量为528万人。农民工仅仅是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大幅增长，成为一个日渐庞大的就业群体，近年来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的数量已经接近700万人。

在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对于就业的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这大致对应着每年新增就业900万人，如果仅以新增外出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数量来看，每年的数量已经超过1200万人，每年新增900万人的就业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指标，尤其是在GDP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 告别经济经济学宏观经济失业率保八国内宏观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