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改变的日本

(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附近发生8.3级地震 )

1891年浓尾大地震——从“西化”到传统

1891年10月28日，日本近代史上最为强烈的地震——浓尾大地震爆发。这场里氏8.3级的大地震彻底震撼了以名古屋为中心，从东京到大阪的本州岛广大地区，在这场灾难中受损严重的，不仅仅是名古屋邮电部、银座饭店等被认为坚不可摧、象征着日本“文明开化”的欧式砖石钢铁建筑，更是明治维新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全盘西化”路线。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曾充满禅意与敬意地将浓尾大地震称为“开天辟地之一动”：“在此之前，日本建筑，乃至整个明治政府，社会精英与民众只知在各个领域狂热而盲目地模仿西方，亦步亦趋。”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说：“这种匆忙的前行脚步却受到了日本自然环境惯常、周期性的惩罚与警醒。”

浓尾平原遭受的灾难被看做是自然秩序被人为破坏所产生的警示与惩罚。栃木县日光东照寺五层宝塔、名古屋城堡等日本传统建筑的安然无恙，似乎预示着彷徨浮躁的日本亟待从传统中获取力量。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来说，被大肆鼓吹的“明治梦想”实则是苦难的深渊：浓尾大地震发生后，大阪纺织公司的工人宿舍在倒塌后发生了致命的火灾，由于被插满竹签和碎玻璃的高墙环绕，每个宿舍间只有一扇窄小的门和被铁条封死的窗户，超过100名年轻的女工失去了生命。作为日本40万新兴产业工人的中坚，这些大部分出身佃农世家的工人从本能上厌弃冷冰冰的工厂制度，每天多达18个小时的无休止劳作和充斥着噪声、污染的工作环境，和幕府村社时代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

身为天皇侍讲的哲学家元田永孚攻击伊藤博文等明治领导人试图“将日本人变为黄皮肤的欧洲人复制品”，强调“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并公开谴责那些在明治维新初年私有化工业改造中一夜“成金”的财阀巨头与政客败坏了政府名声，并导致人民难以管束：1889年的《大日本宪法》虽然依据日本国民传统的信仰和习俗确定了“立宪君主”体制，但包括山县有朋在内的许多军政要人看来，它仍嫌不足。按照文部省的指令，诸如《伦理学要素》等一些曾在明治维新初期广受好评的西洋译作被无情地摒弃，日本的儿童必须通过这个机构亲自审批的教科书学习日本传统价值观与风俗习惯。最终，在1891年，一部阐明日本国民基本道德与责任的“教育敕语”在当年的帝国议会中被通过，内阁制建立后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则更为直接，宣称它的原则首要是“培养帝国所需之忠勇臣民”。

1923年关东大地震—— 经济危机与扩张国策

( 1993年7月12日，北海道奥尻岛发生7.8级地震 )

如果说浓尾大地震标志了自1862年开创的“明治体制”彻底难以为继的命运，那么1923年几乎毁灭了整个东京的“关东大地震”，则标志着充满动荡的“大正年代”的到来。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战争制造的出口需求枯竭和西方国家重新夺回亚洲市场，日本经济骤然受到重创。由于朝鲜和中国台湾廉价谷物的竞争，日本农民赖以生存的稻米收入开始下降，而世界范围的农业繁荣，促使蚕茧、丝绸与原棉的价格猛跌。在1920～1923年，一共发生了大约1.8万起佃农要求地主减租的抗议与暴动，受到欧洲和苏联革命思想鼓舞而成立的日本劳工总同盟已经在要求8小时工作制、工伤赔付和享受企业津贴，工人平均罢工时长已经从1910年的11天激增至30天；而幸德秋水和菅野正须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已经在号召彻底推翻整个政府乃至天皇制。“一夜风雪，使世界银白。”1911年1月的一个雪夜，获悉自己将被处死的幸德平静地在日记中写道，“继续下吧！盖住东京，这个罪恶之城，犹如大地埋入灰烬。”

幸德的绝笔诗句仿佛是对于1923年9月1日，东京整个下町区命运的不祥预言。在几天之内，剧烈震动和大火夺去了10万以上居民的生命。

( 1995年2月18日，日本神户市发生7.2级直下型地震 )

这场里氏7.9级的地震摧毁了首都60%以上的房屋，将东京和横滨的无数工厂车间夷为平地，而这里正是日本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了刺激工业基础的重建，政府匆忙指令银行向工厂企业大肆贷款，然而数年后，纽约股市崩溃引发的大萧条却彻底摧毁了这一复兴梦想。在《伦敦每日电讯报》的头条版面刊登了一张照片：3名惴惴不安的吉原艺妓仍然化着款待客人时的夸张妆容，身着富丽堂皇的传统和服蹲在已经成为废墟的艺妓馆中，共用一条政府临时派发的毛毯依偎取暖。这张繁华落尽后的灾难写照似乎成为当时日本尖锐矛盾的缩影：地震后，关于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和朝鲜移民在井水中投毒，伺机劫掠的谣言开始迅速蔓延，在东京警视厅的残酷镇压中，上千名嫌疑人陷于羁留。两年后，政府出台了《治安维持法》，宣布任何以颠覆国家体制、废除私有制度为目标的团体，或者任何有意参加者，都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少数诸如社会民主党得以借助“大正民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表达自己激进的想法，最终导致政府和企业家不得不在各个领域做出让步：钟纺集团开始向遭受工伤和肺结核的女工派发赔偿金，建立了出售廉价日用消费品的工人合作社和为已婚女工开设的幼儿园，三菱与川崎造船厂则公布了稳定的加薪制度，并开始用红利派发来挽留熟练的技术工人。然而，对于另一支迅速主导日本政局前景的力量——军人来说，这些修补性措施无疑是杯水车薪。多数军人出身佃农与城市平民家庭，他们在震后救灾中表现迅速，大部分中下级军官把民众遭受的苦痛归咎于腐败的金元政治，激进的军人秘密组织“天剑党”与“樱花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他们看来，日本意欲摆脱苦难，只有组织军人政府并且对外扩张，在遥远而富饶的“满洲”与东南亚攫取并保卫自身的利益，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1995年阪神大地震—— “55年体制”的终结

( 3月1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交易员密切关注日本地震新闻 )

与被关东大地震放大的“大正危机”截然相反，1995年阪神地震前夕的日本正处于20世纪后半叶最为繁荣奢靡的年代：1985年2月“广场协定”使日元在3年内升值了一倍，自信满满的日本政府开始出台降低税收、利率和扩大信用等一揽子方案，试图维持日本经济炫目的增长率：“昭和晚期”奇迹使得整个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索尼和松下分别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与美国音乐公司；本田和三菱汽车在底特律开设了规模浩大的生产车间，每当假期来临，满载日本游客的喷气班机就频繁起降在欧洲与美国度假胜地。在3年内，日经指数从1986年的13000点暴涨至39000点，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工业国家经济的下滑，以及来自东南亚、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更为廉价出口产品的竞争，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动，日本过热的“泡沫经济”终于在阪神地震前后破灭了：日本金融界发现它们手中至少有1万亿美元的不良贷款，经济增长率骤然跌至1%以下，大型企业与银行不得不通过拆分、裁员乃至宣布破产度过危机，并惊奇地发现在人工智能、新材料能源等传统日本工业引以为豪的领域落后于美、韩等国。地震发生后，《朝日新闻》首先痛斥官僚们“可耻的不作为以及优柔寡断的惰性”；这些谴责随着公众对于灾难恐慌的增长而浮出水面。3个月后，当全日本的民众通过NHK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惊诧地得知，中小学生仍然被迫背着饮用水、食品盒和救生靠垫上学，被毁损的铁轨使大阪至神户的新干线铁路仍然不能通行，而“利库鲁特”与“佐川急便”等丑闻案使得日本更引发了对于“55年体制”的总体批判：“阪神地震所摧毁的不仅是东京与神户，更是日本国民对于昭和晚期整个社会体制的狂信与乐观。”岩男寿美子在《日本现代文化与社会》中说。

日本如何能摆脱亚洲经济实体日趋严重的同质化趋向，重新在其他后起追赶者面前重拾信心和增长率，直至今日也仍然缺乏明确答案，这种恐慌造就了大众文化表达上的深刻虚无与充满末日感的恣意。“地震、海啸和1945年原子弹爆炸一道，共同造就了现代日本文化性格中挥之不去的安全性惊恐现象。”美国塔夫斯大学日本研究专家苏珊·纳皮尔在《日本对于灾难的想象：从哥兹拉到阿基拉》中这样说，“社会政治缺陷与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互为表里，将某种焦虑深刻锚定在日本民众的情绪中。无论是清水崇的《咒怨》，还是大友克洋的《阿基拉》，都深刻地描摹了被激怒的自然与情感力量不分畛域的复仇行为。”■ 日本东京地震改变日本日本地震地震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