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与囚犯的人生交汇线

( 杨斌 )

“这种开庭总是有一些记者跟。”杨斌当时刚刚从花都区调入广州市检察院，第一次经手这样的人伦惨案。她一贯不喜欢在公诉词里讲废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她强调的是真正的平等。“周模英的起点不一样，条件、背景、原因不一样，处理要有区别。”“求情”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模英“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11年，二审改为6年。当时媒体“口诛笔伐说让弱者逃避法律制裁？”杨斌没有做任何反应。6年过去，2010年底周模英出狱，杨斌迎接她的，不仅是城市户口，儿女在县城学校免费入学，还有一套廉租房。“杨斌姐你好漂亮。”周模英低着头，和杨斌在一起几天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直到她上火车后隔着玻璃才小声喊了一句。

生母溺婴案

杨斌的办案风格很狠，别称是“最无情的人”。她在花都区检察院做了6年基层公诉人，到2004年全市遴选6人进入市检。杨斌今年40岁，正科级，经手的没有大案要案，大多是应对广州大熔炉里底层的现实痛苦。“一个农民工因为怀疑老婆被老板娘挑唆与自己分手，在工厂宿舍纵火，烧死4个人，烧伤很多，全是无辜工友。但是他只想死，不认罪，说就是要报复。”杨斌站着，把一沓烧死烧伤的照片摆在他面前，一句话不说，直到对方看完照片有点难受。“从接受案子第一天我就知道，死刑对他是毫无悬念的判决，法律程序上虽然也有‘教育’之类的章程，大多都流于表面，我想让他明白，自己究竟干了什么。”

能打动杨斌的是另一种情感。“我刚看到周模英溺婴案子的时候，第一印象是这孩子真漂亮！”那个孩子还没有起名，穿着红色兜肚，眼睫毛很长，就那样漂浮在水面上，几个保安说“谁扔了一个洋娃娃……”用钩子推过来才发现不对劲。警察来他们居住的城中村调查，那天早上熊墨得刚报案说女儿丢了，怀疑有人偷孩子，警察没有发现撬门痕迹，却看到周模英在拼命地洗衣服，“头也不抬，一句话不说”。熊墨得夫妻带着3个孩子，当时和妹妹熊六妹夫妻住在广州密密麻麻打工者居住的村子的半地下平房里。“房子很小，几乎没有光，中间拉个帘子。”

从江西老家到广州来，周模英本来是有点兴奋的。已经有了一女一儿，她从没坐过火车，第三个孩子是丈夫家一定要生的。“在农村生5个生3个也没区别。”熊六妹说。熊墨得上过两年小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广州市各工地打工流连，哪里有活就去哪里。他对杨斌说自己一个月有1000元收入，但其实很多时候只有几百元。孩子们到了广州整天生病，周模英把钱都花在这上头了。“小女儿去一次正规医院就300多块。”这是熊墨得和周模英都最心痛的一笔“巨款”，此后就是奶粉钱和医药费此消彼长。熊墨得还埋怨周模英不会带孩子，“我辛苦挣的钱，都给你糟蹋了”。

( 周模英（左）出狱后到广州感谢杨斌（右）  )

7月20日，这个月的生活费只剩下30元在摇篮里。已经发了几个月烧的小女儿通宵不绝地哭号和蹬腿，周模英不断被惊醒。午夜零点，她第三次起身抱起孩子。身边做了一天苦力的丈夫已经惯于对孩子们不闻不问，连翻身都没有。没有药，没有奶粉，给孩子喂了点米糊，又抱出门。“几步之外就是一个广州市最常见的排水河沟。”周模英哭了一会，“心一沉，手一松。孩子掉出去，饿，还在叼手指吃”。

杨斌没法接受这样的母亲。杨斌的儿子很小，一回家小男孩就扭在妈妈身上撒娇。“要多么蛇蝎心肠的女人才能杀自己的孩子。我只想狠狠地骂她。”没想到提审周模英时却被震撼了。“我问她女儿乖不乖，她瘫软在地，只求一死，她说‘我没脸见我的女儿，我不配做母亲’。我那时觉得不对啊，周模英很清秀很软弱啊，一点也不像能下毒手的样子。”这次见面只让杨斌觉得，“她很绝望。她爱她的女儿”。她说：“这时代高速运转前行，我们在一艘大船上颠簸，谁能保证自己不被抛下呢？底层的犯罪陷阱太多了，他们犯罪太容易，偶发性很大。”

杨斌决定提请法院“酌情量刑”，是在见到熊墨得之后。“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他抱着两岁的儿子，小孩子穿了身很脏的唐装，味道很大，我把他抱在怀里，给他个梨子，他就捧着，不搭理我，还死死咬着嘴唇。”孩子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我问怎么回事，熊墨得随口说：‘他自己不小心摔的，我哪能管得了。’”杨斌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么小的孩子，父亲都能把责任推在他身上。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行为一定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她什么也没说。熊墨得干完活就喜欢在街边看人下棋，回家就是吃和睡。即使后来妻子被捕，他还想知道“她疯了吗？钱放哪了？”答案是妻子连结婚的金项链和戒指都当了。“早知道是她就不报警了，打一顿算了。她进去谁带孩子？”生母溺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典型案例。“过去县官代替司法，都会轻判。在中国传统特别是农村观念里，这种行为虽然不被认可却也时有发生。”杨斌说，“《刑法》实际上是成本最高、副作用最大的救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不动用。”可是在法律惩罚之外呢？“周模英对我说，即使法律给她一条活路，她都不想活了。”

乡村到城市，生存法则之外的他们

杨斌对这一家人的判断是：“儿子长大一定会像父亲一样，又进入底层的循环。”后来她去江西农村的熊家，“见到了熊墨得的父亲，他父亲虽然瞎了，但是对人冷漠，我第一次去他一个字不和我说”。熊家并不是那种抱着“出门挣钱、回来安家”思维的农村家庭。2004年1月，周模英还差两天才出月子，就带着3个孩子坐上从江西到广州的火车。她不识字，只知道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嫁入的熊家是江西新建县金桥乡最穷的一家，“基本结婚都是换亲换来的”。

熊六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眼中的上面的哥姐全不中用。“下雨大家都把自己的排水沟垫高，故意把水往我家冲，我哥的鸡跑到别人家，人家拿个铁锨到家来把鸡当面拍死。”熊六妹的记忆全部是从这些细微的欺辱开始，可是“没有人愿意听”。“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家一被欺负，那些叔叔伯伯哥哥们就逃走了。”虽然都似乎是些不足道的小事，然而熊家的传统就是“反抗失败”。“我哥哥被狗咬了，打针花了200块，他去要钱人家不给，他就要杀狗，反而要被养狗的一家人追到家里来打。”熊墨得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年龄居然差20多岁，中间的二哥最怯懦，大哥只是激动却不够凶狠，老三平时看着很老实，一旦被欺负到家就会反抗。“兄弟几人谁也不帮衬谁，父母那辈也是，从来没有为了自家的事去和人争抢，就是麻木和冷漠，再被欺负得厉害就跑路。”

在乡村里，人多团结才是力量。熊家没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栽在那些“兄弟六个”的家族手里。周模英之所以要到广州寻夫，正因为熊墨得此前的又一次“反抗失败”。“我拿扁担，对方拿镰刀，他说我放水把他已经上的化肥冲掉了，我说他没有插个棍子做标志。”混战的结果以熊墨得左手大拇指被劈两半，对方头破血流告终。熊墨得立刻远走广州，留下怀孕的周模英和孩子们，“每天晚上被砸房顶”。“对方在乡派出所开了伤情证明，我哥哥去派出所，派出所却始终刁难。”所长摆出各种说法，熊六妹说：“对方已经要我们赔4500元的医药费了。”此后层层加码，达到1万元。

在乡村鲜明的弱肉强食逻辑，在城市只是不再表现得那么明显。杨斌在周模英服刑之后才知道了熊墨得一直留在广州的理由，她说：“我只知道，你不回去，孩子怎么办，没想到还有这个背景。”这些叫天天不应的事情发生了许多年，这一家人实在没想到能得到杨斌的帮助。“我只是觉得熊墨得必须回去，把事情处理好才能开始新的生活。”杨斌说。而对于熊家，“就差让孩子去要饭了”。熊墨得见到杨斌也很意外，他说：“她问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开庭时孩子不能进去，她让周模英的车出来时开慢一点，看看孩子。”这让熊家异常奇怪，“这个检察官怎么会这样？”

“强者欺负弱者，弱者欺负更弱者，更弱者虐待动物毁坏公物报复社会。”杨斌轻声细语地说。她平时爱穿着旗袍和披肩，说话直爽但在单位几乎不大主动说话。记者见到她时，她已调入反贪处，埋头写字。“如果一个人的专业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没有资格保留个性。”她是一个“专业很好”的人。用她父亲的话，“学习太刻苦用功，从来没放松过”。杨斌的办公桌虽然乱，书架上却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书，那些大部头的法律书籍前面，是一本《悲惨世界》。“我不想做沙威那样的法律人。”她说。

杨斌并非法律专业出身，1988年考入重庆大学社会主义建设专业，“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专业，都已经取消啦”。毕业时不再想回到湘潭父母的老国企，“生老病死全在里面”。湖南人杨斌在“南下热”的时代里选择了广东。杨家家庭经济拮据，但在80年代培养出三个大学生。即使受过良好教育，杨斌也是吃过苦的。“我想去广东，可专业不好没人要，也没任何关系。好容易有个农药厂要我，却因为前一天我为了省10块钱，在厂里找了个办公室留宿，受到了保安的辱骂，那天晚上他一直踢我的门，我不敢开，早上出门已经被贴了封条。”这样“违反纪律”的人，农药厂不要了。“那时广东人比较排外，我坐在厂里的走廊一直哭。有一个扫地的阿姨看我实在可怜，到下班时把我领回她家吃了顿饭。”杨斌“忘记吃了什么，却一辈子记得这顿饭”。她几乎把那些以举手之劳给自己温暖的人都说了一遍。“每年过年我都去看他们。有个局长已经退了很多年，十几年里，我就从挤不进门，到现在能单独和他聊很久。”

为什么是周模英

如果只是当时一时希望法院“酌情量刑”，周模英案对于杨斌也就是无数案件中的一个。“和这个家庭的联系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杨斌那年35岁，她觉得自己应该有新的成长。“那个时期我走到了一个瓶颈，如果停留在老单位按部就班，我已经被列入后备干部名单，案子也都处理得很轻松。对领导甚至可以叫外号。”可是她希望“从零开始”。“进市检是来干活的，我想历练，因为基层检察院着手的案子很有限。”干了很多年司法工作，杨斌觉得：“法律是有竞技性的，律师想赢，如果法院判败诉则公诉人就失败了，公安机关也想赢，他们花了那么多心血抓人，我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平衡与不平衡。越来越觉得只追求竞技性并不是法律的本意。”

“2003年我经手过一个案件，律师骗被害方钱，他替一个开厂的老人打官司要债，债要回来他去领，却给老人造了假收据。”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案子，杨斌觉得“律师造假太低劣，水平太差，把收据空白处撕下来重新写而已”。却因为法院追求“无罪判决率”，导致律师无罪释放。这件事使她越来越追求“我还能做什么？”“去年有个朋友告诉我，这律师因为劝诱被强奸者改口供，被判刑入狱，也吊销了执照。”她开心地大笑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我们总是强调不漏，疏的时候呢？疏的时候该怎么办？反过来说，不漏呢？不漏就一定是全部了吗？”

2006年杨斌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去探望周模英，“她很意外”。杨斌正式地开了介绍信，以检察官回访的身份去。“你还认识我吗？”这是提审、开庭之后，两人第三次见面，周模英还是不敢抬头。杨斌和熊六妹保持着电话联系，孩子们回去了吗，该上学与否，熊墨得在哪儿打工，情况都知道。“熊家的人都不识字，也没法写信，东西可能寄错地址，也没有寄到。”杨斌觉得判处6年徒刑引起了巨大争议才很奇怪。“当时的社会舆论是非常强势地指责周模英，我也因为经办这个案子受到很大质疑，我开完庭第二天就有一位同事过来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她坚持认为贫穷并不是犯罪的借口，很多人也说，这样会引发以后更多的穷人‘养不起孩子就杀’。”杨斌说自己是城市人，受过好的教育，难道穷人都傻了疯了要杀自己的孩子？那我给你10万、100万，你身为城市人也不会杀孩子啊？当然她有时也迷惑：“我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是我杀自己儿子，我肯定该判死刑，我有好的教育背景、职业、家庭，我的生活和周模英的不一样，可是周模英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杨斌说，“正义女神为什么蒙着眼睛，她提醒我们，眼睛看到的只是表象，我想用心去看。”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江西，她说：“第一次去什么人还没联系上，我发了点烧，不然可以一起去庐山。”丈夫对杨斌是平实的支持。“我们第一次去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帮熊墨得解决伤人的事。”那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说是“广东来的大领导！”村里人议论纷纷。“原来都没有人和我家人说话，可是杨斌姐来过一次，好像他们就觉得，他们家还有这样的人！我大哥在外面多年，也就搬回村子了。”熊六妹说，兄弟三个凑钱起了二层小楼。

杨斌找自己在女检察官协会的朋友，联系了江西新建县检察院。“我也想过打电话去，可是我去，真的效果不同，每个事都是说了半年到一年才有眉目，我不去甚至很少有人能相信这件事。”新建县检察院的刘检察长有时在县里吃饭，会带杨斌去，本来是应酬的酒席，一说起这个女检察官，不容易啊！广州市检察院，无亲无故素不相识的，到这里来，就为了帮这一家人，每个人表情都变了。杨斌说：“我其实每次只待5天，可是我好像触动了很多人。”刘检察长一再叮咛记者：“人家都做到那一步了，我只做点力所能及的，不要写我啊。”实际上熊家姐弟俩都进了新建县城最好的小学读书，就是杨斌和刘检察长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些事情，都是办好了之后才告诉周模英的，连孩子们去广州过暑假，周模英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杨斌很开心，她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周模英的救星。“如果没有周模英案，我也不是今天的我。”从经手了周案之后，杨斌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不再在乎别人的议论，甚至不再在乎名利得失。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从没扪心自问，对社会做过什么事。我什么也不讲，我有一个信条是，不辩解。”她不大细说她对周模英做过的事，但是默默做到了现在。在广州从来不吃饭局，任何说辞都拒绝，熊家也从来没有请杨斌去饭馆吃过饭。“有次杨斌姐来我们这，我硬拉她往饭馆走，她说好，要一碗炒米粉，我说啊？她说你啊什么？快点别让我生气。”熊六妹说。

此后几年里杨斌也改变了这一家人。“杨斌姐让我一定要用法律手段保护全家人，我就把哥哥的事告到了县长那里，县长真的派人来调查。”多年刁难她的乡派出所所长“傻眼了”，熊六妹激动地说：“我求了多少年，流了多少眼泪，所长一直说我哥跑广东也没用，一定要放上网抓他。县长的人一来，他马上把我哥打伤的人叫来，说：‘4500元，你要不要？不要我不管了！’就把钱摔给那个人。”

2006到2010年，杨斌一共去过4次江西。信件不多，写过十几封，都不长，道理不多讲，总是汇报，我去你家干什么了，孩子们来我家干什么了，再有就是鼓励：“农村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盼着你回来。”而周模英的一女一儿，在杨家度过了3个暑假，每次一个月。“添两双筷子，一点不麻烦。”熊意明现在上二年级了，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特别机灵。6年过去，他对广东阿姨家的每样事物都熟悉极了。“刚来的时候既不叫人，也不讲话，我在花都的房子小区里有游泳池，3个孩子每天去玩，熊家姐弟学会了游泳。玩一个月熊意明都不叫我，有天我下班晚回家，居然是熊意明跑来给我开门，大喊‘阿姨我们在吹泡泡！’3个孩子蹲在地上正玩肥皂水。”杨斌终于觉得欣慰了，“孩子改变好大啊！”“第二次来就是去珠海我哥哥的房子玩，那里离海很近，他们第一次见到大海，每天早上跟我父亲去海边散步。我父亲一直拉着他，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呀，要说话呀。孩子也就慢慢熟悉了。”无论杨斌家还是周模英家，现在提起对方家的哪个亲戚朋友都非常熟络。

一套廉租房

对于还在服刑的周模英，2007年自家的伤人案得到解决，意味着熊墨得不必再远走他乡，而大女儿熊意媛也经过联系可以在新建县城上学了。当时熊六妹也怀了孕，于是决定从广东回到江西老家的新建县里，帮哥哥带孩子。熊墨得在江西各地的工地上做事，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全家都从农村进入了县城这个新环境。新建县离南昌不远，然而经济落后，县城破旧，几乎没有工业。只有一个很小的广场给孩子们玩耍，然而这个地方对于一直生活在农村的熊家老小已经是天堂。周模英看着孩子们围着喷水池追赶，露出很羞涩的笑。“我以前觉得我活不下去，也回不去家。”“有个记者来问，你是不是给了杨斌什么好处，她凭什么这样对你？嫂子当时哭得晕了。”熊六妹气愤地说，“我拿我全家人的命发誓，我们有什么可以给人家？！”

虽然这姑嫂俩也意见不合，这些年过去反而感情极深。六妹对于周模英一直怀有一点愧疚心，她说：“那天（案发）我本来要从深圳回来的，因为发了工资了，有1500多块，我想回来买点奶粉的。可是老板临时要我加班。我嫂子一个人对着我哥和我丈夫，他们俩都是一句好话不会说的。”周模英不是一个会算账的人，她是另一个村一户人家的小女儿，“虽然穷，却没吃过什么苦”。周模英想象了很多次怎么面对家人。但是杨斌很早就开始给她铺路。“我让孩子们给她写信，熊意明说不知道写什么，我说你写考试多少分，他就写了，姐姐也写得很好，连我儿子都写了自己考多少分，阿姨欢迎你来我家玩。”两个孩子还是在学校被人认出来了，因为有媒体用了照片和真名。周模英对杨斌放声大哭。“你已经赎了你的罪了，现在谁也没有资格审判你了。”杨斌还是轻声细语。周模英在牢里表现很好，杨斌希望她减刑，可是周模英自己坚持服完刑，她说“我要还给我女儿”。

2009年杨斌再次找到新建县的小学校长，希望让熊意明入学。“当时是真的困难了，校长只是听我说说，但也要考虑，到处都在塞条子，教育资源非常匮乏，那件事是最难办的。”杨斌还是以自己的坚持不懈，为熊意明争取了入学名额。姐姐熊意媛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名，从一年级就当班长了，弟弟熊意明却总也算不出那些数学题，个位十位地乱算。杨斌有次在家里教他算数，被邻居们看到，都问熊六妹：“你们哪里请的家教好严肃啊！”虽然一家人都在县城里租房住，熊六妹还是觉得有人对自己指指点点。“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她现在越来越想得开，也劝嫂子要坚强。“我们不能太脆弱了，还有那么多人对我们好。”

然而更引发议论的，是2010年新建县检察院的刘检察长，居然帮助熊家申请了一套廉租房。“户口怎么办的，房子怎么批的，我都不知道。办户口的时候嫂子还没出来。”熊六妹说，“刘检察长只是说试试吧，你们也太苦了。”本以为没了音信，却得到了县领导的特批。杨斌也不太清楚具体办理的过程，她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做什么了，那些绿灯不是为我开的”。

一开始熊家还犹豫要不要，打电话问杨斌。杨斌说：“当然要啊，这是领导的好意，多好的机会啊！”这套房子在县城很偏远的地方，3个小时一趟公交车，是一个顶层的40多平方米的小屋，层高很高，上面是一个尖顶，可以自己做一个二层。周模英从去年底出狱就一直全家在县城租房子住，他们还没有能搬进新房，因为房子“要做最简单的装修也需要钱”，他们还在攒钱，希望快点住进去，“如果能做成二层，简直就是天堂了”。

从村子里来到县城生活，周模英被帮忙安排去环卫部门做临时工。她特意把头发染烫了，戴着帽子和大口罩，早出晚归细细地打扫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一个月600块。”熊墨得每天都去劳务市场等活，变得好勤快，一个月居然挣得比广州还多。“有1500块左右了。过年时他也不休息，江西很冷的冬天，他半个身子站在泥水里填沙袋，一站一天。”周模英说着又羞涩地笑了。2010年底杨斌和周模英在广州的事终于被媒体报道了。杨斌家里有一副很可爱的感谢锦旗，写的是“你像国宝大熊猫”，市民送到检察院的花、信和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当时杨斌刚刚调离了公诉人岗位，她说：“12年公诉人生涯，我是没什么遗憾。”熊家小姐弟一开始被媒体报道也很害怕，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同了，孩子说：“可是后来看见杨阿姨上了电视。老师第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熊意明，下礼拜春游你去不去，同学们决定凑钱让你去，不用你出钱好不好？’”■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周模英的孩子系化名） 交汇人生囚犯检察官